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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避免“拉美陷阱”
佚名
【期刊名称】《城市住宅》
【年(卷),期】2013(000)001
【摘要】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中必然出现的过程。
经济学专家称．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在这期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遇到各种问题与矛盾。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也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反而制约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被学界称为“拉美陷阱”。
【总页数】2页(P147-14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U984.2
【相关文献】
1.吸取部分拉美国家发展教训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J], 陈彩娟
2.拉美借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J], 彭刚
3.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J], 杨忻仁
4.拉美城镇化陷阱及其对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借鉴 [J], 陈厚义
5.拉美城镇化陷阱及其对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借鉴 [J], 陈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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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拉美过度城市化问题作者：李月来源：《大经贸》2017年第05期【摘要】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十分高，2011年达到了79.1%，仅次于北美的82.2%。
平均起来，4 个人中就有3个人居住在城市。
本文首先概述了拉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化，结束于20实际末。
其次，重点剖析了拉美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城市问题：住房、失业、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贫困化、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治安、环保问题。
最后，介绍了拉美的城市治理经验以及对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城市问题启示20世纪30到7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ISI进程迅速推进，引起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疯狂涌入，城市化加速发展。
尽管拉美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越欧洲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与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并且不匹配，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20世纪以来拉美城市化的进程关于拉美城市化的进程，国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并且自有其道理。
其中，我比较同意程洪学者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造就的一种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与现象。
因此，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必须放在现代化进程的视域内进行。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现代化，结束于20实际末。
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拉美城市化的起步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拉美城市化的辉煌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拉美城市化的新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二、拉美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化程度显著地超过了经济水平，招致过度城市化，以及严重的城市病。
过度城市化给拉美社会带来了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1.住房问题随着乡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设正规住宅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很多贫困家庭采取非法手段强占公用土地，自行搭建住宅，贫困人口利用此手段来解决住房问题，但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非正规住宅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缺乏自来水、电、公共卫生设施、垃圾回收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导致贫民窟环境恶劣，成为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分析及启示摘要：拉丁美洲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困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文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城市化中贫困问题出现的原因，对比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相似问题，提出解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拉丁美洲；城市化；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步伐也大大加快。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
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人口的持续增加和“贫民窟”现象极大制约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解决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贫困问题，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速发展背后的问题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1945 年城市人口比重为39%，1970 年为57%，1985 年为68%，1995 年为73.4%。
目前，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城市人口比重已接近或超过80%，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2000 年拉美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最高的乌拉圭为92.6%（郑文晖，2008）。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其结果是大大改变了拉美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
1900年拉美地区总人口为7000万，2000年达到4.8亿，增加6倍多，城市化水平由25%提高到7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世纪初增加4倍；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到10%提高到25%，人均预期寿命由40岁提高到70岁，成人识字率由35%增加到85%（张家唐，2003）。
《城中村问题_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篇一城中村问题_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一、引言城中村，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大城市之中。
这些区域往往由于历史、政策、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与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不相符的特殊形态。
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城中村的形成、存续及改造进行深入分析。
二、城中村的形成1. 历史背景城中村的形成源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政策相对宽松，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农村地区被纳入城市范围，但由于政策限制和土地权属问题，这些地区并未完全实现城市化。
2. 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导致城中村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城市规划中，往往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脱节。
此外，土地征收政策、户籍制度等也影响了城中村的形成。
三、城中村的存续1. 经济利益驱动城中村之所以能够存续，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经济结构。
一方面，城中村的房屋租金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低收入人群聚居；另一方面，部分居民依靠出租房屋获取经济收入。
这种低成本的聚居方式在经济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城中村得以长期存在。
2. 社会网络支撑城中村作为一个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网络支撑。
居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交关系，互帮互助，共同维护社区秩序。
此外，城中村还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满足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城中村的改造1. 改造的必要性尽管城中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其存在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形象、治安、环境等。
因此，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2. 改造的经济学分析城中村改造需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综合考量。
首先，改造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改造可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后，改造还可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然而，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包括拆迁成本、建设成本等。
中国城镇化发展需警惕“拉美陷阱”作者：刘宁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4年第09期“拉美陷阱”又称“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但在这期间出现，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不利，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归纳而言，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特大型企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由于规划和监管不利，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四伏，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现象和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
从拉美几个国家上世纪发展的进程来看，“拉美陷阱”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随着中等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根本性调整和转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如经济停滞不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贫富分化严重、腐败问题加剧、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等，另外有的国家还出现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人口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严重延缓了现代化进程。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掉入“拉美陷阱”的风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连续保持GDP年均增速超过9%，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人民币38499元（已经超过6200美元）。
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是否存在陷入“拉美陷阱”的风险，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现实问题来看，这种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
（一）经济层面我国投资、出口比重过高，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状况依然较为严重。
外贸依存度超过60%，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没有改变。
拉美国家低质城市化问题论析a范和生 王 燕内容提要： 拉美国家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城市化发展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拉美国家城市化发展水平，首先提出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低质城市化，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失衡；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失调；大中小城市人口分布不均。
其次，本文重点分析拉美国家低质城市化主要存在房屋资源短缺、就业形势严峻、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明显、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保障覆盖面低等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
最后，本文吸取拉美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四条启示：一是实事求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二是以人为本，注意城市化过程中的协调发展；三是优化管理，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四是健全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 键 词： 拉美国家；低质城市化；社会问题作者简介： 范和生，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王燕，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社会学。
（合肥，230601）中图分类号： D7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1)03-0005-11一、问题的提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步入21世纪，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高低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标志。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以下简称“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限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进口，在拉美国家市场内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品为替代品进行流通与销售，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于拉美国家的工业主要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9BSH140）、安徽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S030164001/005）的阶段性成果。
贫民窟”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还在拉美等国家与地区一直蔓延 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城中村”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城市被城中村”和边缘杂乱的建筑所包围，是我国城市的真实写照， 我国的“城中村”是一种拉美式的贫民窟。
在国外， “贫民窟” 是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的不 同，其持续的时间有所不同， 目前广泛地存在于比较典型的拉美、 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种“城中村”或“贫民窟”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城市居住区， 为农村人口转移和吸纳到城市 带来了便利化， 像城市化率很高的拉美地区就是基于此， 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自 19 世纪以来，在先行的西方发 达国家，“贫民窟”问题也曾严重地困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 一个世纪之久。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 也再现了传统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 其中就出现了类似于国外城 市“贫民窟”的“城中村”现象。
蓝宇蕴（ 2007）将这种人口聚居区称为“类贫民窟”， 认为从城中村聚落的空间结构状态和社 会结构特征看， 具有类似于国外城市贫民窟的基本特征。
本文试图对这两类城市病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描述，进行两者的对比分 析，并从空间正义的伦理视角来阐述城市化发展应坚持的价值取 向问题。
、对我国“城中村”问题的认识城中村， 有学者称其为“都市里的村庄”， 是中国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 是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转型 发展，城市数量快速增长、粗放型城市空间拓展，城市近郊、边 缘农村区域，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 逐步演化为既非农村又非城市 社区的风貌， 它是在城乡二元社会城市化问题透视： 中国的城中村与拉美的贫民窟之类 从空间演变的角度看， 在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病”城中村问题，也很凸显，尤其是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同时也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一种被动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其次，城中村改造与规划建设中，还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政策与法规相对缺失，且城中村村民意愿不够统一等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由于村民身份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保障福利等的转变，再加上其缺乏较为统一健全的政策规范进行有效引导，而上述直接影响着城中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导致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较为突出，其复杂性十分显著。
3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问题的建议
结合上述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现实困境分析，为有效解决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下转第71页）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月生，男，籍贯：广西桂林，本科学历，研究方向：造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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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之，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对策进行解决和改善，促进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与城市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Array参考文献
[1]陈薇薇,钟声河.城市化进程下广州城中村的再生设计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19(07):5-7.
[2]郝晓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管理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9(13):113.。
城市化=贫民窟拉美经验必须重视（转）2013-9-14 城市化=贫民窟拉美经验必须重视（转）城市化=贫民窟拉美经验必须重视作者：孙光英来源：红旗文稿拉美国家的城市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却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并最终危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教训值得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引以为戒。
拉美是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据联合国人居署2012年8月发布的《拉美城市发展报告》，在这一地区，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然而，拉美国家的城市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却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并最终危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拉美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许多情况相似，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教训值得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引以为戒。
一、导致拉美“过度城市化”的因素拉美城市化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始于3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得多，但其速度进展较快，到2000年，拉美城市化率达到75.3%，甚至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是全球六大地区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因此，被公认为“过度城市化”。
二战后，拉美国家大都片面地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工业的发展应优先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办法，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采取了重工轻农的政策，加剧了农业的衰败和落后。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大地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失去在农村的生存基础。
由于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就被过早地挤出农业和农村而盲目地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爆炸，粮食供应不足，城市贫困加剧，国内购买力难以提升。
二、城市过度发展带来的难题城市化速度过快为拉美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
城市化问题透视：中国的城中村与拉美的贫民窟之类比从空间演变的角度看，在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贫民窟”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在拉美等国家与地区一直蔓延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城中村问题，也很凸显，尤其是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城中村”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城市被“城中村”和边缘杂乱的建筑所包围，是我国城市的真实写照，我国的“城中村”是一种拉美式的贫民窟。
在国外，“贫民窟” 是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的不同，其持续的时间有所不同，目前广泛地存在于比较典型的拉美、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城中村”或“贫民窟” 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城市居住区，为农村人口转移和吸纳到城市带来了便利化，像城市化率很高的拉美地区就是基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自19 世纪以来，在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贫民窟”问题也曾严重地困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我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传统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出现了类似于国外城市“贫民窟”的“城中村”现象。
蓝宇蕴（2007）将这种人口聚居区称为“类贫民窟”，认为从城中村聚落的空间结构状态和社会结构特征看，具有类似于国外城市贫民窟的基本特征。
本文试图对这两类城市病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描述，进行两者的对比分析，并从空间正义的伦理视角来阐述城市化发展应坚持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对我国“城中村”问题的认识城中村，有学者称其为“都市里的村庄”，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转型发展，城市数量快速增长、粗放型城市空间拓展，城市近郊、边缘农村区域，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逐步演化为既非农村又非城市社区的风貌，它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一种被动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城中村” 作为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个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社会空间”，它最初是从开放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北上广”和西安、昆明等较大的中心城市。
关于城中村形成机理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同：“城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
其中，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个体理性选择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同时并认为，这是村民对政府管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行为，但也必须同时看到违章建设也是农民在失去土地保障之后寻求生活来源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王新（2005）认为城中村的存在是“城乡社会结构二元化、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化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和法律法规滞后与不健全的同时并存、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以及城市管理的疏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吕宏芬、王积瑾（2005）关于“城中村”形成的内在诱因，指出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
张京祥、赵伟（2006）指出：地方政府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承担转换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成本，它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制定趋利性的土地征用政策，绕过居民点较多的地段进行建设，是“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加剧了城中村的“孤岛”效应；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刺激了对城中村的空间需求。
总之，认为城中村并不是原住居民主动地获得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的“趋利性”与政策制度的“二元性”导致的结果。
陈柳钦（2008）从社会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宗族血缘和地缘观念很强，安土重迁，这种定居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
赵常兴（2011）认为宗族文化抑制了乡村聚落向都市社区的演进，传统封闭观念的文化土壤、城市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牵引是城中村得以存续的条件。
二、拉美的“贫民窟”问题分析在西方，“贫民窟”又称“贫民区”，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给出的定义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它一般被看作绑架杀人、抢劫盗窃、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城市犯罪行为高发区；还有人将“贫民窟”看作为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的“毒瘤或顽疾”。
这种强烈的社会排斥，使这些贫民窟“污名化”的同时，也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隐患。
在巴西，贫民窟又称为“法维拉”，即“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是一种非正规的住宅和聚落。
韩俊（2005）对巴西地区的“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土地占有严重不公，导致大量无地农民流离失所于城市；城市产业发展不充分，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公共政策不够完善，使地区差距拉大。
贫民窟的数量反映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城市的贫困和贫富分化程度，从历史、文化、政治的视角可以看到拉美城市贫困化的成因：其一，殖民主义的封建残余。
首先，作为早期拉美的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是封建制的国家，带给拉美的是封建主义的酵母，而不是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酵母。
同时，拉美独立运动只是以土生白人取代殖民者的统治而已，基本上保留了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既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又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与开拓国内市场，仅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而非像北美洲那样彻底的民族独立革命，拉美在19 世纪由于受内外环境的约束，走上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
其次，拉美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大地产占有制度，使得生产资料分配的严重不公，在拉美国家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占有又进一步集中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
其二，从文化层面看，拉美受传统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在海地，有个“伏都教”，其教义就是“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才去劳动，只有那些层次低的人才去劳动”。
海地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女孩子不需要真正的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男孩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
这些殖民时代的传统深深植根于拉美社会，长期以来人们养成了好逸恶劳、鄙视劳动的心理，向往和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城市富裕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大力宣传城市的美好，使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
其三，政治动荡。
拉美国家大多是在19 世纪独立后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而是军人与文人交替统治。
上世纪50 年代前后，美方势力渗入拉美地区，支持当地军人独裁统治，以达到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目的，这使得该地区频繁出现恶性循环的军人政变和政权更迭。
从而导致了政府官员的腐化，社会贫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这种分配不公反过来又助长了社会犯罪活动的猖獗。
政府的腐败，使得公信力下降，合法性逐步丧失，没有足够的威信和力量来治理邪恶、维持社会的正义，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城中村”与“贫民窟”两者的类比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角度看，由于其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缺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工资收入极低，而贫民窟和城中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进入城市的切入口。
因此，贫民窟和城中村都是部分“资源缺乏型”流动人口的“迂回生存”的战略选择，城市贫民群体的存在和增长决定了对贫民窟的需求的存在和增长。
两者外在的都表现为居住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劣，放到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中来看，都是以不协调的“孤岛”型方式而存在，而“孤岛”中的这些居民的社会融合度差，受到社会歧视等社会剥夺，他们都是社会贫困的化身和载体，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贫困的反映。
拉美的这些贫民区经常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种族制度给拉美文明社会带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遗迹至今依然存在。
“城中村”与“贫民窟”既是一种居住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
中国城中村的存在是咎其城市化没有瓦解原农村社区的居住结构和社会结构。
而后者客观上更多的是因为农村土地生产资料分配高度集中于少部分农场主手里而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寻求生机。
但当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岗位不足，农民被迫流向非正规部门，这造成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加剧了贫富分化，贫民窟应运而生。
两者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忽略低收入人群的需求。
城中村和贫民窟都是一种非正轨的聚落方式，没有被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是属于规划外的城市住房模式，这种非正规聚落通常表现为无序与混乱。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单向流动一方面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但城市经济发展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加上进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工作技能缺乏，使得进城农民面临着高失业风险、非充分就业和就业质量差等问题，使他们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贫民。
总之，蓝宇蕴（2007）认为，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贫民窟”很接近，既有空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即体现为空间结构与景观上的种种问题，也有社会层面的相似性，即我国“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跟国外“贫民窟”一样代表了一种不怎么为城市主流社会所容纳的生产、生活方式。
因此说，城中村或贫民窟是城市、社会、经济的“塌陷带”、市民社会中的“农民村或农村社区”。
四、空间正义：城市化的伦理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贫民窟”或“城中村”是“一些想融入区别于传统的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进入城市但又缺乏相应的资源条件的人们理性地做出的经济化选择”。
不管是贫民窟还是城中村，都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正常的、不可跨越的、很难回避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对它漠然视之，而应树立空间正义伦理，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现状，逐步消除城中村或“类贫民窟”。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表明，贫民窟问题难以避免，但贫民窟问题又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城乡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一体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以以牺牲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利益来满足城市部分社会精英的个人私欲，否则就扭曲了城镇（市）化的本质，空间正义伦理的扭曲，使得“城市像纽约，城中村像非洲”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演变格局。
从逻辑上看，贫民窟与城中村的出现，是城市政府住房供给政策的缺位。
从城市发展伦理的角度上看，是空间正义的缺失。
因此，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责，致力于最贫困的公民融入主流社会，推进住房正规化。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角度看，城市化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不管是拉美的贫民窟，还是中国的城中村的出现，实际上都源于城镇化偏离了空间正义伦理，政府应当制定和实行良好的城镇化公共政策来持续推进中国城镇化走向空间正义，实现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