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时间表达的两个维度
作者：王耿曾李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5年第02期
时间是什么？这是一个引发无数哲人深思的问题。
时间弥漫在我们周围每一个角落，却又无法触摸，想要言说，却难以表达，于是中国古代先哲只能借助各种比喻来描摹、刻画。
（1）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
孔子将时间喻为奔流不息、日日夜夜永不停驻的河流，从而指明了时间的方向性和流逝性。
（2）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庄子从人的生死中感悟时间，认为人生相对于天地而言太过短暂，“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指出了时间长度的相对性。
（3）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於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管子》）
管子把时间比作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天地，天地里又装着万物，很形象地说明时间管控着一切，是大自然的主宰。
战国时期《墨经》尝试不借助比喻直接解释时间：
（4）久，弥异时也。久，合古今旦暮。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墨经》）
墨子称时间长度为“久”，“弥”是弥漫、充满的意思，“异时”意为各种不同的时间。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早晨、中午、黄昏等各种不同的时候共同构成了“久”这一延绵不息的时间长度。
时间问题同样引发了古代西方哲人的思考，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有一段关于时间的名言：
（5）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
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忏悔录》）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时间是天球本身，柏拉图认为时间是天球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运动的数”、“是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将时间与运动联系起来，越来越接近时间的本质，但运动本身并不是时间。究竟什么是时间？时间是人的观念还是一种客观实在？时间从何时开始，又将到何时结束？持不同哲学观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吴国盛（2006）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指出，历代西方哲学家对时间的态度有二，一是认为时间的流逝有着绝对的意义，是某种终极的形而上学[1]，二是认为时间并不是什么最终的事实，甚至都不是真实，而是假象，它是附属于世界万物之中的某种关系，或是描述运动的一个参量。
时间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将时间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所以西方哲学界对时间问题争论千年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所以吴国盛（2006）感慨：“对时间的探索岂有尽乎？大概只有取消时间，我们才能走到时间的尽头。”诸多关于时间本质的思索并没有完美地解释什么是时间，但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没有纠结于这些深奥飘渺的哲学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感知并运用着时间。
我们认为，古今中外对时间的认知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维度，一是“时位”维度，一是“时量”维度。
“时位”即时间位置，人们的观念里存在一根不断流逝的时间轴，确定人的活动处于时间轴上什么位置非常重要，因为一切生命的存在和延续都需要与时间协调，人类也不例外。先民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过程中产生了“时机”意识，即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比较合适。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一切都是自然规律的安排，“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不要做违背时宜的事情。
（6）子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机）而作，不俟终日。（《易·系辞下》）
（7）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
（8）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
“君子见机而作”指君子为人处世要懂得把握“时机”；“不违农时”指农业生产活动要符合“时机”；“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指成就一番事业要懂得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人们观念中的“时机”意识其实就是对人们各种行为活动的时间定位。“时机”后来演化出了“时间”的意义。中国是农业社会，按时间安排农事非常重要，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人们积
累了丰富的物候知识，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都与气候条件相关。春秋时期的历法《夏小正》就是人们与自然时间相协调的产物，以下的文字就摘选于这部古老的历书：
（9）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夏小正》）
《夏小正》全文有四百余字，涵盖十二个月（也有说十个月）的情况，古人通过各种物候、星象、气象的变化状况来确定时间位置，从而安排农业生产。
后来到了汉代，历法进一步完善，形成“农历”（也称“夏历”），俗称“阴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农历用天干地支搭配来纪年，六十年周而复始，并在一年中设置二十四节气来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据统计，从黄帝纪年到清朝末期启用西历，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过一百零二部历法，这些历法对中国文化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
古代西方人同样也在努力确定着时间位置。古埃及人根据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水位上升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制定了三个季节：泛滥、生长和收获，后来又根据天狼星与日共升的循环现象确定一年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埃及的“阳历”。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征服埃及后，埃及的历法传入欧洲，并设置闰年，修改后的历法以凯撒大帝的名字命名，称为“儒略（Julius）历”。但是儒略历还不十分精确，因为该历法以365.25天为一年，比实际回归年要长0.0078天，所以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对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历法称为格力高里历，也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公历”。东西方历法的发展表明确定时间位置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时位”是人类感知时间的一个重要维度。
人类对时间的体验不仅仅体现于时间有早晚、先后，还体现于时间有长短久暂，于是形成了“时量”观念。《墨经》曾说：“时，或有久，或无久。”久，就是较长的一段时间，时量较大，“无久”可理解为稍纵即逝的一瞬间，时量极小。印度佛教典籍中也有“刹那、腊缚、弹指、食顷、劫”等大小不一的时量观念。伴随着时量观念产生的是各种计量时间的单位。在古代，太阳是测度时量的首选参照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的东升西落指示“一天”的时间；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提供了一个更长的计时单位，即“月”；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循环所导致的物候变化为人类“年”的观念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古埃及人对于“年”的感知更为直接，即尼罗河的周年泛滥，尼罗河泛滥的同时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人们耕种、收获，然后又迎接新的一轮河水泛滥。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小的时间单位来等分一天的时间，从而更加精确的安排生活，于是发明了日晷、沙漏、香钟、灯钟以及近代的机械钟表等计时工具，随之出现了时辰、时、刻、分、秒等时间单位。到了现代，人们把“秒”定义为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阶间跃迁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现代科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