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文本间性〞。
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莉斯蒂娃提出的术语。
克莉斯蒂娃受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影响，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文本，而必然卷入文本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之中；文本中的语义元素在构成文本的历史记忆的其他文本之间，建立起了一套联接关系，一个网络。
美国批评家费拉尔解释说：“来自文本各种网络的这种语义元素超越文本而指向构成其历史记忆的其他文本，将现时的话语刻入它自身辩证地联系着的社会和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中，用克莉斯蒂娃的术语来说，这样一种关系网络就叫做‘互文性’。
〞〔?克莉斯蒂娃符号学?〕法国学着蒂费纳·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一书中详细阐说了这一术语的衍生和开展过程，以及诸多理论家对这一术语的阐释。
“互文性最初是一个语言学的抽象概念，是转换分析的一局部〔语言次序的重新分配和代码的转换〕，以期将社会和历史考虑在内。
〞“是朱丽娅·克莉斯蒂娃在刊登于Tel Quel杂志的两篇文本中正式创造和引入了互文性这个术语，继而在她1969年的著作?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中又重新提到。
〞她认为“互文性是研究文本语言工作的根本要素〞。
在该书中克莉斯蒂娃推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和定义：“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
在巴赫金看来，这两支轴代表对话〔dialogue〕和语义双关〔ambivalence〕，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分别。
是巴赫金发现了两者间的区分并不严格，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
〞继而克莉斯蒂娃在?文学创作的革命?中说：“互文性一词指的是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系统中。
但是由于此术语常常被通俗地理解为对某一篇文本的‘考据’，故此我们更倾向于取易位〔transposition〕之意，因为后者的好处在于它明确指出了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能指体系的过渡，出于切题的考虑，这种过渡要求重新组合文本——也就是对行文和外延的定位。
名词解释实用说：从功能的角度界定文学，认为文学是道德和政治教化的手段.实用说肯定了文学的工具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
结构：是指先于个体存在的、体现了某种文化规范的语言形式,如语言规则、叙述模式、文体等。
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的形成都与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文学：是作家借助于虚构和想象，通过语言形象来表现他对人生的审美感受和理解的一种艺术样式.文学形象：凡是能够将审美意识通过语言外化为使他人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审美想象或联想的感性对象,都可称之为文学形象。
文本:文学文本是文学存在的现实形态，文本以书面语言或口头话语的形式使文学成为一个可以感知的实在对象.现代文论把它理解为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一个有待解释的开放对象。
诗歌：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
意境：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种重要艺术境界或审美境界，具有“境生于象而超乎象”的特点.小说:用散文形式写成的、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叙事文体.戏剧冲突：是指表现在戏剧中的、因矛盾双方的意志对抗或人的内心矛盾而造成的、能够推动剧情发展的矛盾冲突。
戏剧冲突是戏剧艺术表现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是戏剧性的集中体现。
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社会变革和艺术创新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想潮流。
文学流派：是指一批作家因为在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上有相近的见解，在创作实践上有共同的艺术追求,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显示了相似的风格特色而形成的创作群体。
典型：即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蕴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或人物性格。
浪漫主义：是一种以充满激情的艺术形象来表现理想追求、主观情感和某种社会心理的文学类型。
自然主义：是19世纪后期以左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思潮，它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种片面、扭曲的延续和发展，主张以自然科学方法来观察和表现社会人生。
中学古诗文教学中的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在中学古诗文教学中，互文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古诗文的互文性指的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
通过对古诗文的互文性进行深入的文本解读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古诗文的内涵和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古诗文的意境和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本文将对中学古诗文教学中的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对相关教学实践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一、互文性概念的引入互文性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兰波达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语言学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表面上的相似，更多的是深层次的共性和内在联系。
互文性的概念在文学批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古诗文的解读分析中，互文性的概念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古诗文的互文性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古诗文的内涵和意义，而且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古诗文的情感和审美趣味。
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方法1.找出相关文本在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时，首先要找出与所要解读的古诗文相关的其他文本。
这些相关的文本可能是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也可能是其他作者的作品。
通过找出这些相关文本，可以更好地把握古诗文的语境和内在联系。
2.比较分析文本找到相关文本之后，接下来就是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异同之处，可以更好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性。
在比较分析中，要注意不同文本之间的主题、情感、意象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这些共性和差异性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3.挖掘深层次内涵在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时，要注意挖掘不同文本之间的深层次内涵。
这种深层次内涵可能是在主题和情感方面的共性，也可能是在意象和隐喻方面的共性。
通过挖掘深层次内涵，可以更好地把握古诗文的意蕴和审美境界。
三、实例分析以下以杜甫的《登高》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互文性是什么？_现代诗选粹互文性是什么？编者按：互文性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本理论，其继承了了结构主义的优点，并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于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其理论符合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方向，故受到了普遍重视。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是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重要术语，直接启发巴特提出了“文本”理论和“作者之死”一说。
互文性概念打破了结构主义文本的孤立性和封闭性，是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反拨。
它提出任何文本都与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并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
克里斯蒂娃是在对巴赫金（MikhailMikhailovichBakhtin）的对话概念和狂欢理论的研究中得出的互文性概念。
她自己曾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也说，“互文性”其实就是巴赫金“对话主义”法文翻版。
1966—1968年，克里斯蒂娃连续发表了《词语、对话和小说》（Word，DialogueandtheNovel）、《封闭的文本》（TheEnclosedText）及《文本的结构化问题》（TheStructureoftheText）探讨和定义互文性：“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叫做互文性。
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
在一个确定的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
”“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
”互文性强调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文本交互存在的，是对其他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文本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之中。
互文性不仅存在于文本之间，更存在于文本与文本产生的文化话语空间。
互文性与儿童文学翻译
互文性：指的是文学翻译中所保留原著中的文体特征、文化习俗以及情感色彩，使原著和译本之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的翻译理念。
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原著的风格，又要传达原著的内容和思想，这就是互文性的概念。
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它将原著中的文学气息与翻译效果相结合，使译文充满文学色彩，表达出趣味性和通俗性。
同时，儿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突出原著的精神内容，而不失真传达作者的创作思想。
因此，儿童文学翻译的重点在于把握原著的气氛和文学色彩，同时保留原著的互文性。
【修辞手法】互文（参互互辞互言）【修辞手法】互文（参互、互辞、互言）互文性（互指、互语、互语）互文是参互见义的方式，也称(参互)、(互言)、(互辞)、(互文相足)、(文相互备)。
也就是说，把一个完全的意思拆开、分置;形式上是在连贯的语言里本当连在一起说两个词语，高低文各呈现一个而省去一个。
说明时要把两个词语合起来讲。
也可以说，在连贯的话语中，两个本应该一起说的词自上而下出现。
它们是彼此写的。
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他们看到了意义，这被称为互文性。
互文分连类互文与对反互文两种情势。
例如：[1] 秦朝的月亮和汉朝的月亮。
（王长岭走出要塞）[2]申舟以盂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逝世。
)(《左传宣公十四年》)[3] 法默舅舅很早就出门了，但很晚才回来。
[4]主人下马客在船。
(白居易《琵琶行》)例[1][3][4]属于关联互文性，这是由（秦）与（汉），（星）与（月），（马）与（船）之间的同类关联引起的。
这首诗的原意是（秦汉的月亮和秦汉的风俗），其中（秦）和（汉）都有（月亮）和（关）。
（星星）和（月亮）同时照在头部和身体上。
不能机械地解释为什么戴着星星和明月；原意是主人和客人都立即下船。
句子的后半部分被省略（下马）。
由于诗中的字数有限，它们只保留了一个侧面，保存了文本，形成了互文性。
在解释时，双方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例[2]属对反互文。
孔颖达《正义》：(郑昭)言其目明，则宋不明也;(宋聋)言其耳暗，则郑不暗也，线人各举一事而对以相反。
互文性既经济又简洁，因为每一方都持有一方，并保存文本；因为文本是为彼此准备的，意义是为彼此看到的，但意义不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必须上下打量，找到彼此，仔细思考，才能理解原意，所以（旋律的含义）。
有的修辞书把改窜中的避复，也叫互文。
因为在统一语言环境中交替应用同义词，如：《毛诗正义》中的(感天地，动鬼神)的(感)和(动);《诗经巷伯》中的(岂不尔受，既其女迁)的(尔)和(女)。
互文性名词解释互文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者说文本之间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其他的作品或者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语言材料与这部作品相互穿插，而在其他的作品中这些穿插了其他语言材料的部分，就被称之为互文。
1、以不同的句式、同样的词语或相同的词语在两种语言系统里进行转换和翻译。
例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用心一也”（《论语·为政》）“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当然，在汉语中“乐”和“心”这两个字的功能不一样，但是都能表示喜悦之情。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里面的“子”是对你说话的人，“安”则代表的是对方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是他（她），怎么会知道他（她）内心深处的快乐呢？“用心一也”也是如此，别人做事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何况我们，不能用别人的想法来衡量自己，要懂得自己的内心，才能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2、以某物为主，从旁边引出跟它密切相关的事物，让它们的内涵相互渗透，彼此交融。
例如：大石化小，小石化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等。
3、文学创作中用互文手法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叫“互文性”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互文手法表现为如下几种类型：1、同形异义，即同一个词语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就具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例如：《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两句互文见义。
苏轼这两句诗写的是一件极普通的小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它却具有了丰富的含义，使人感到既平凡又新鲜，既简单又深刻，因此就显得特别的美。
2、异形同义，例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其中“粪土”“当年”“万户侯”均属互文，互文指把一个句子中互不相关的词语，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新词语，这种临时的“组合”往往可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述几种“互文”类型是互文性的主要类型，在实际运用中应该灵活多变，以实现更好的表达目的。
互文性视角下《桃花扇》中典故的翻译研究摘要互文性是指每个文本都与其他文本之间具有相互联系，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具有互文性。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其中蕴含着许多典故。
典故用词简练但意蕴深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翻译中的难点。
将典故中的互文性翻译出来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体译文的质量。
关键词：典故；《桃花扇》；互文性一、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是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Kristeva)提出的，后多位中西方学者的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了现有的理论体系。
在《符号学》一书中，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引文拼嵌而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因此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或“文本互涉”。
[1]这一理念强调文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文本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
从这一理论内涵可得出，要想理解某一文本，那么其他文本中的相关知识也要用到。
事实上，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活动，译者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起着桥梁般的连接沟通作用，使两种文本能够相互对照、达成相互吸收和转化的效果。
二、典故典故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现泛指具有教育意义且大众耳熟能详的公认的人物，事件。
典故虽用词精炼但含义深远，适当运用典故可以增大诗词表现力，在有限的词语中展现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增加韵味和情趣，也可以使诗词委婉含蓄，避免平直。
在《桃花扇》一书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来借此表达深层含义或抒发感情。
由于“目标语读者缺乏与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类似的文化认知，典故成为他们的阅读障碍，也成为翻译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陈瑞玲，2009）。
如何将典故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准确地传达出来并让读者理解和接受，则是译者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桃花扇》中典故的翻译策略《桃花扇》是我国四大名剧之一，由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以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现国家兴亡。
互文性分析上一篇/ 下一篇 2008-04-26 23:52:00查看( 336 ) / 评论( 0 ) / 评分( 0 / 0 )一、概念（intertextuality）巴赫金认为，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语言意识或语言追求。
一种是私人语言，它追求表达的奇特化和个性化特色，语言使用者寄希望通过语词的巧妙配合与搭配传达出他对社会独特的体验与感受，这种语言的最终发展趋势是走向朦胧与模糊，其传达的内蕴可能只有语言创造者自己明白。
诗歌语言就是在该语言意识的影响下形成的。
“诗歌风格满足于一种语言和一个语言意识。
诗人不能把自己的诗思和自己的诗旨同他所运用的那个语言对立起来，因为诗人整个地生活在这个语言之中，所以不能在这风格的范围内把语言变成思索的对象、反省的对象、对之采取某种态度的对象”。
另一种是社会语言，它追求语言的明晰性和可理解性，最终达到交际目的。
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语言，它所运用的词语、句式和表达的意义是清楚的，能够为一般公众所理解。
但小说语言的透明性并不影响其传达意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由于语言除表现自身外，还表现社会现实及作者对社会的看法，其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
巴赫金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纯净语言，具有独白性；而小说语言是杂语共生的语言，具有奇声喧哗和对话特征，这种语言能为文本释义的多种可能性提供客观基础。
巴赫金提到的中世纪的“引用”现象，如今我们称为“互文性”。
“中世纪文学史和拉丁文学史就是一部独特的侵吞史、再创作史和模仿他人作品的历史。
”（巴赫金）互文性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提出的。
“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认为文本是复数的，文本的生产性导致“文本不是意义和平共处的场所，而是一个通道，一个意义纵横交叉的十字路口”，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不同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所以文本永远不会是原创的。
互文性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已经大大突破了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评术语的范围，它以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注重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取代了传统，自主、自足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被打破。
互文性理论将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合理因素都纳入了其体系之内，从而也使自身在阐释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具体而言，互文性理论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论也成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过它结合了自身诞生于结构主义文论的特色，将之改换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
所以，互文性理论所遵循的思维模式也能清晰的窥见，它不是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否则它也将落入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
互文性理论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也可称之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
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研究的层面，而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
而互文性理论的对话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下面本文就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互文性理论多重对话特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本网络“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
”[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3]。
“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
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互文性”概念更偏重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层面，这正与它脱胎于结构主义是相一致的。
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即“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
”[4]所以对文本间的踪迹，即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文本的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都是文本间踪迹的表现，互文性批评也正是在文本的细节中获得批评可成立的前提条件。
对于这种文本间的踪迹，从狭义的范畴学上讲，它是一个文本和另一个它进行吸收、改写的文本，二者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构成一种互文性；而从广义的角度看，互文性注重的是在文本的海洋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折射关系，罗兰•巴特贯之以网络学的新名词，“文本就意味着织物……主体由于全身在这种织物——这种组织之中而获得解脱，就像蜘蛛在吐丝结网过程中获得解脱一样。
”[5]也就是说，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毋须其他的自我了，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
解构主义者米勒就此曾谈到，“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
”[6]这样，互文性批评最终就必须要在文本和文本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追寻的踪迹，从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群的整体认识。
当然，这种文本踪迹的追寻似乎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互文性批评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那么是否会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互文性理论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在文本的网络中，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
而与文本的间性直接相关的就是创作互文本的主体，在文本的互涉性性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传续与变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样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文本和主体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文学要素了。
主体的创作活动由于无法逃离文本的网络，因此也必然被其支配和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要从文本的互射关系的分析中，获得文本网络对创作主体影响的认识，这也就进入到了互文性理论的第二个层面——主体间性的层面。
主体间性文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互文性”理论之于结构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它从纯文本的形式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对创作主体的关注。
文学本身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也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
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
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
主体间性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它在语言和传统的运作中所具有的历史性。
互文性理论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又是与以往的作者研究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互文性理论从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语言形成了人类对文学艺术的先在理解结构，主体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是文学具有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体对语言先在结构的不同认可度正反映出了不同主体对传统的不同历史性选择，从中也可以见出主体间性在文学的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
而文本作为最表层的证明，正是表现出了语言以及传统对作者的当代影响；同时，文本之间的互射关系和对话，其实就是更深层次的主体的对话。
互文性理论以主体间性入手，将文学的理解、阐释、再创造的过程视为双向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观，使文学交流实践同文本研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对于这种主体间的理解与接受问题，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中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
”[7]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
布鲁姆从心理学角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心理依据。
他认为：互文性阅读的产生源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当代诗人或作家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在受前代伟人影响与压抑的焦虑中，只能采取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达到树立自己形象的目的，他说，“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8]。
受这种影响之下的主体在文学创作时会极力突出个体在文学流变中的地位，而刻意忽视或者反叛诗的传统的影响，在他们的印象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错觉——仿佛某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
由此，影响意味着误读，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可以发现，互文性理论在主体间性这一问题上，不仅看到了主体间接受与传承的一面，更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先在影响的反叛效应。
当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接受与反叛是同时存在的，不然文学也就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流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也即主体究竟采用何种姿态去面对文学史上的交流，这也是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层次之外关注的另一个层面。
文化视野从文本到主体，显示出了互文性理论已经开始逐渐放弃了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而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
在对文本和主体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论关注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通过文本对主体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
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
”[9]罗兰•巴特一方面是强调从文本的形式层面探讨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而另一方面则暗示出文本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文本间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本内容得以形成。
互文性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即“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
前者更偏重于历史的维度，从历时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时间的文化对该作者创作产生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对文化传统具有什么样的认可程度、采取何种接受方式等；后者则更偏重于现实的维度，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间的、与此文本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本对此文本的影响，所以它更偏重于跨地域性的文化交流问题。
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主体（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
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化与前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从统一面来讲，互文性理论注重研究当代文化蕴涵的前代文化的影子，反映出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延续性；而对立面则反映出了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时间的层面则为文化的背离与叛逆，也即与文化传统的冲突。
文化冲突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后现代强调削平深度、消解传统正是一种文化叛逆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