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戴笠如何襄助宋子文归国重掌民国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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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历史论文宋子文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宋子文并不知道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发泄对他的不满,此时的宋子文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一心想作出一番成就特约撰稿郑会欣图《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吴景平郭岱君著宋子文自踏上仕途,官职便一路攀升,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相继出任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并连续担任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算得上是民国时期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不受待见的小舅子宋子文虽然与蒋介石、孔祥熙都是至亲,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复杂。
由于理念、性格各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涉及权力和利益,他们三人既相互利用,又存在诸多矛盾。
1933年10月,宋子文由于在理财方针上与蒋介石发生重大冲突,继而辞去财政部长,他的所有职务均由孔祥熙接替。
1935年3月宋子文担任增资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并参与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但毕竟与政坛高层的距离还是远了些。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主要在香港活动,其间一度想重新出任财政部长,但他要价太高,最终被蒋介石否决。
直到1940年6月,蒋介石为了寻求美国的援助,再次超用宋子文,让他作为蒋的特别代表前往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但并没有任何官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虽然并未返同重庆,仍在美国活动,但总算是重新回到政治舞台。
1945年6月1日,宋子文正式担任行政院院长(在这之前的大半年只是代理),终于登上他在政坛上的最高峰。
然而蒋介石起用宋子文的目的主要还是利用他与美国政经界的关系,对宋本人其实并非完全信任,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就经常出现责骂宋的文字。
1942年1月4日,宋子文刚出任外交部长还没有几天,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子文对财政无自立方针,始终受英人之迷惑,不能脱离之羁绊,而且执迷不悟,殊可叹也。
应善导之,使之觉悟。
”当蒋介石得悉美国欲通过借款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意图后更是十分恼火,并立刻将这种愤怒的情绪记在宋子文的头上。
他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英美以借我军饷,且每月分拨,尽用心之鄙吝与侮辱中国已极。
国军特务头子戴笠简介戴笠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为此被号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戴笠一生神秘无踪交友广泛,杀了很多日本人,汉奸,为此对于抗日战争有着不小的贡献。
但是,因为他的立场忠于蒋介石,也残害了很多民主自由人士和共产党人。
最后因飞机失事,落下机毁人亡的悲剧。
此外,对于戴笠的情史传闻也有很多,关于他的美女特务队,以及在当时引起相当大关注的与民国美女胡蝶的情史。
所以传闻他对漂亮女人相当贪婪,所以才会幽禁民国影后胡蝶三年。
戴笠的资料中文名:戴笠别名:戴春风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浙江省江山市出生日期:1896年5月28日逝世日期:1946年3月17日职业:军统特务毕业院校:黄埔军校第六期信仰:三民主义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
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
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戴笠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
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
欠下血债累累,本书作者通过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细致比较、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和评析,揭示了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活动的内幕。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
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
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
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
一代护主救国奇才戴雨农2017-04-06啸西风“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左派文人章士钊的这幅挽联反映了人们对这个“旷世奇才、时代英豪”以及“混世魔王、政治杀手”的认识反差。
中国军统局局长戴笠死后,举国悼念,很少流泪的蒋介石几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
”后来蒋公还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周恩来在会上也说:“戴笠之死,我们的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日本人、汉奸和地下党都把他视为“催命恶魔”,普通民众说他是“抗日勇士”,朋友称他是怪物,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让我们来看看一代奇人的奇才、奇遇与奇功。
一代护主救国奇才从小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戴笠,年届30岁才考入黄埔军校。
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大路。
从戴笠30岁给自己取的名字就能窥见他早年生活的起伏。
“戴笠”取自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
”人们常用“乘车戴笠”来比喻不因为富贵而改变贫贱之交。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一个殷实家庭,原名春风,字雨农。
小时候母亲蓝太夫人找人算命,说他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父在母先亡”。
戴笠4岁丧父,6岁读私塾,14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因勇于自承过失,三个月后就被学校开除。
很快他以第二名考入联合师范,但未入学即投效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充学兵,后部队作战失败,流落宁波,蓝太夫人闻讯亲往接其回家,18岁时娶毛秀丛为妻。
为了找寻救国救民的良方,戴笠20岁时重新外出闯天下,那时他在江浙一带小有名气,有“苏杭第一才子”的美誉,因其年少侠义,曾与帮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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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孔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疏远近
作者:杨雨青
来源:《百姓生活》2016年第02期
宋家亲兄妹之间,有走得近的,也有互相看不顺眼的,情感疏密间,夹杂着政见的分歧和利益的竞争。
宋家兄弟姐妹分两派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等职的吴国桢,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回忆采访时对访问者谈起过:宋家共有6个孩子,三男三女,却分成两派,这一点连外界都知道。
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良是一派,宋子文、宋庆龄和宋子安是另一派,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有不和。
在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时,宋子文在家里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当蒋介石进入这个家庭以后,蒋夫人宋美龄总是听她大姐宋蔼龄的,所以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成了家里实际上的头。
宋蔼龄与弟弟子文的关系一直不好,对妹妹宋美龄的影响却很大。
吴国桢说,她用一根小指头就能让她最小的妹妹宋美龄团团转。
宋美龄与大姐一家的关系一直很近,这一点从她对孔家4个孩子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大家都说她太喜欢孔家的子女了,以至于他们都被宠坏了,在她的保护下尽做坏事。
宋子文和宋庆龄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他们的思想比较接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相近之处。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子文在节假日会从哈佛前往威斯里安,看望两个姐妹庆龄和美龄。
回国后,正是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才得以步入政坛,得到孙中山的重用。
“战时外交家”宋子文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尽力作者:杨菁来源:《领导文萃》2016年第03期宋子文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他的一生却与中国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从事财经而涉足外交,是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一大特色。
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更有一段以非外交界人士而跻身外交界5年的经历。
在1940~1945年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宋子文先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全权负责美国援华事宜,进而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综揽外交事务,时间达5年之久。
5年,在宋子文26年(1923~1949年)的政治生涯中,并非一短暂的时期,而且这5年的工作内容,牵涉至广,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也相当深远。
这一次,宋子文是以纯属私事事由赴美。
抵美后,他以非官方身份继续为蒋介石效劳。
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他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中国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所说的“国家”无疑是指失败的国民党政府,他的尽力就是向美国求援,为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输血打气。
因为没有官衔,纯以个人身份至美,宋子文自然不便与美国政府官员直接接洽,他的求援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政府驻美人员向美方传达,要求的援助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两方面。
当时,宋美龄也在美国积极活动,呼吁援助。
这是宋氏兄妹自1942年以后,再次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事同样的活动。
不过,这一次的影响与收获与抗战时期的活动却是大相径庭。
关于军事援助,宋子文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商议后,决定请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并想请美国派遣一个正规军队代表团,以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为加强中美间的军事合作,他们甚至商议不惜以牺牲国家主权来换取全面的美援和合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要得到美国人充分的关心和心甘情愿的支持,就必须让他们分享控制权。
他们以菲律宾为例子,天真地认为“毋需害怕美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因为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或暗示我方意图,他们就会随时撤离”。
宋、顾二人的爱国心是无疑义的,而为了挽救他们所服务的政治派别,此时党派利益考虑超越了战时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蒋介石犯了错,谁来承担?作者:方子来源:《百家讲坛》2015年第05期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同盟国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推选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对罗斯福的提议,蒋介石非常高兴。
为了投桃报李,蒋介石致电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让他请罗斯福委派一位“亲信之高级军官”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蒋介石嗜权如命,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做个顺水人情,并非真想给予美方参谋长什么权力。
而美方后来任命的参谋长史迪威也让蒋介石非常失望。
史迪威虽然多次驻守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他个性强硬,说话直率,喜欢认死理,加上他对国民政府与军队的腐败极其不满。
看不起蒋介石的独裁,两人因此彼此看不上眼。
1943年,蒋介石多次密令宋子文在美国政界游说,要求撤换史迪威。
宋子文的工作是有成效的,白宫高层已经默许将史迪威调回美国。
但宋美龄与史迪威来往非常频繁,她反复劝说蒋介石不要撤换史迪威,甚至亲自陪同史迪威向蒋介石表忠心。
在宋美龄的强势干预下,蒋介石只好改变主意。
蒋介石这样出尔反尔,自己倒是无伤无损,却害苦了宋子文。
宋子文为了让美国同意撤换史迪威费尽口舌,动尽关系,甚至不惜得罪一些朋友,最后却被弄得进退两难。
1943年10月中旬,宋子文飞回重庆,在向蒋介石汇报工作之后,对蒋介石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大表不满,甚至说:“像你这样朝令夕改,我以后实在没法与你共事。
”蒋介石最初觉得理亏,还忍了一会儿,后来终于大发雷霆,两人因此大吵了一场。
与宋子文吵架后,蒋介石将其晾到一边,什么事都不找他。
蒋介石这样做,其他的人也有样学样。
宋子文刚回来时,他位于重庆牛角沱的宋公馆车水马龙,可没过几天,其门庭就冷得像结了冰一样。
外交部部长不是个小官,要让宋子文放弃,跟要他的命差不多。
但棋已经下死,怎么破局呢?宋子文的亲信建议他找宋美龄说情,宋子文坚决不干。
亲信又建议他写信向蒋介石认错,宋子文无奈,就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认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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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政治生涯简介宋子文民国时政治生涯回顾
导语:1917年,宋子文学成归国,先在盛宣怀经营的汉冶萍公司工作,一干就是6年,直到1923年南下广州,才真正步入人生的坦途,宋子文到广州后,被
1917年,宋子文学成归国,先在盛宣怀经营的汉冶萍公司工作,一干就是6年,直到1923年南下广州,才真正步入人生的坦途,宋子文到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不久,又任命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并委以筹备中央银行的重任,1924年8月,中央银行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子文出任第一任行长。
出任行长不久,宋子文面临了人生一次严峻考验,当时,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筹划商团叛乱,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在危急时刻,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并迅速将国民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为粉碎商团叛乱做出了贡献。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病危,宋子文侍病床侧,并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两份遗嘱上签名,随后参加治丧,使之在国民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职务,在此期间,宋子文为争取关税自主、改革盐税统税、建立国家预算、货币废两改元等积极推进,可谓尽力尽责,与此同时,他为建立新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也立下汗马功劳。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制定抗日经济计划,争取美援,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策划币制改革,更是意义重大。
“西安事变”之后,宋子文积极参与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生活常识分享。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1943年“倒蒋军变”疑云主谋为何会是宋蔼龄?导语: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
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
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
作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
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
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
作为一个惯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为了一个孔祥熙而失去那么多的支持值不值。
而最终促使蒋下决心搬掉孔的直接原因,却是宋蔼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携来美龄前去出席。
就在蒋介石身着陆军上将的高级呢套装,带着雪白的手套,面带微笑和罗斯福,丘吉尔握手会谈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
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舍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
这些军官秘密地同为国民党军队做军事顾问的美国准将延伯曼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猛击蒋介石一掌,使蒋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
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正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
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介石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
但政变还没有进行就流产了。
就在蒋介石出访后的第3天,也就是政变者们秘密聚会商讨最后行动的那天晚上,事先得到情况的特务头生活常识分享。
中国抗战国际军运的幕后推手——宋子文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7年第4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光辉一页。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日双方的实际状况下,国际军事运输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对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作出了有力支撑。
作为中国抗战国际军运的幕后推手,宋子文不仅参与和影响了军运全程,而且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发起西南运输总处抗战爆发,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奋起抗日。
但随着战事的大规模展开,各个战区都面临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严重不足的困境。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在1937年8月1日报告说:“国内弹药库存等尚敷6个月作战之用,而各兵工厂产量有限(如步枪弹约为所需之八分之一)。
”他因此提出:若要坚持抗战,就必须争取军械弹药、汽油汽车等军事战略物资的外援,并提出“以海外输入为主”“保存利用最后国际交通线”等加强抗战国际军运的战略建议。
宋子文十分赞同俞大维的建议。
早在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前往热河前线视察时,就曾痛感中日军队之间武器的差距与军械弹药的缺乏。
叫嚣“半年灭亡中国”的日寇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到抗战全局的关键所在,于1937年8月20日悍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
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通道,突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
但要强化抗战国际军运,存在着一系列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解决的难点:一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军品采购及运输以兵工署为主,但还有一批同样涉及军运的单位如航委会,卫生、交通部等,这些部门各自分购分运,常发生争抢运输工具的情况,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加以协调统管。
二是当时国内的运输能力及装备远不能适应抗战前线的需求,而增加装备、设施,修建改建国际军运公路水道,都需要大量资金。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际军运的接运前端大多在国(境)外,除苏联外,在美英法等国尚未对日宣战的情况下,由中国军事机构或军人出面并不方便,需以民营机构出面为妥。
戴笠用人有一套:“官”、“管”、“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阴险、狠毒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了,其实,他还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是很得用人之道的。
我们知道,官场上,最能把握好用人尺度的人,才是高手。
如三国刘备,有的学者竟然骂其百无一用,可他就是会用人,文,能让聪明如孔明者,为已出谋划策,武,能使张飞、赵云和关云长舍命为已冲杀打拼。
与刘备类似,汉高祖刘邦亦有自己的用人法宝,使一个臭名远扬的无赖,成了九五之尊者。
而戴笠的用人原则,却是聪明中透着阴毒。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看看,先给官,再管,管不好,就让你进棺材!其实,严格点说,他这一套也是没什么新鲜的,无非就是先人们总结并常用的“先礼后兵”而已。
但,此招在官场中好用,不能说是屡试不爽,也是屡见不鲜的。
同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一样,戴笠也好行使威慑的手段用人的。
他的做法就是“押人”,这其实就是他所说的“管”了。
而且,为一件小小的事,也能把人给押起来,只要自己高兴。
在管的时候,如果有必要,他就杀人,就是那个所谓“棺”。
真可谓是“官”、“管”、“棺”,三管齐下!举个实例。
戴笠生性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追,烦了,扔。
且喜嫖妓。
有知情者回忆,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想法躲开。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可以说,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
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有一个副官对戴笠这种好色喜嫖的生活很反感。
有一次,夜深时,戴笠突然来了“性致”,就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
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没好气的副官就当着女人的面骂了起来,骂戴笠半夜三更叫自己到处找“破鞋”。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它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
戴笠与他的军统局因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所决定,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不受多数人欢迎的对象。
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蒋介石的派系,多亦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
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
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内各派系大员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
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
对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国人物与政治活动研究的深化。
这一课题内容涉及面较广,且缺少档案可资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先行初探,敬请指正。
一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人际关系首要的公关对象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
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极力攀附,以便获得蒋的内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
戴笠平时在宋美龄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不时送些贵重礼品以维系良好的关系。
1928年6月,第十二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
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
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的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266页。
在戴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蒋介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试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美龄是不敢冒犯的。
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路线,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对这位国母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
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
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
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第127页。
在与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
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会例外。
宋子文早年为蒋介石理财,他本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伤,秘书身亡。
戴笠为他提供了保护,并卖力地追捕凶手,给宋子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此改善。
其后,宋子文对军统一直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拨付事宜与蒋发生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
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并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办事。
在戴宋的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
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蒋介石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No:43,FolderID:2。
以下简称胡佛研究院,并直接标注箱、卷号。
)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的事宜。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
)8月间的电文中,戴笠又报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投蒋情况、蒋介石视察西北、外交部所办训练班进展等,并托宋在美为军统代购无线电台、手枪及别克车。
9月电文中,戴又谈到军统对美合作的顺利进行,以及他对美方海军代表梅乐斯中校其人颇热诚的良好印象,并告知梅乐斯在印度遇刺受伤情形;他请求宋子文对美交涉,将对华情报工作统交由梅乐斯统一指挥,与他合作进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给他无线电器材、手枪、轻机关枪、特种手榴弹等,并派爆破、技术人员来华支援军统工作;戴笠还报告说他的对英情报合作已停止,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藉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
戴笠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
(《戴笠致宋子文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4。
)戴笠还指示军统人员、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对中美情报合作等事宜应时时请示宋部长多予指示。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
最后连戴笠与美方的合作协议都是由宋子文代为签字的。
(《戴笠致宋子文来往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4-2。
)这些史料说明当时戴宋关系之密切。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中,他的连襟孔祥熙与戴笠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戴笠及其军统采取比较疏远和抑制的方针。
特别是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军统局曾在侦破孔祥熙宠信的爱将、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案中,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走了亲戚后门,告到宋美龄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先挺后贬,使他吃了大亏。
因此,戴笠与孔结下了怨恨,但他拿这位皇亲也无可奈何。
后来,在孔祥熙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奥迪南(Audient)共做一笔经云南运河内的烟土生意时,为防止云南王龙云截获,找军统帮忙,戴笠为他负责运输和交货,双方关系有所改善。
(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942年宋子文自美归国,戴氏时正为某权要(指孔)所扼,(良雄:《戴笠传》(下),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12页。
)因过去受过戴笠的破案之恩,宋子文对戴与军统自然不同。
后来,宋子文在香港私产广东银行的经理邓惟仁,于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庆充当和平使者。
军统人员知晓后,于宋的公馆内将邓逮捕。
戴笠想卖人情给宋,极力化大事为小,而孔祥熙插手,将邓移交军法部门处死。
宋子文对此极为不满,最后直到搞清楚是广东银行内部人员向孔告的密,这才与戴笠释嫌。
(良雄:《戴笠传》(下),第512页。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以外,戴笠对于蒋介石的亲信,一贯持拉拢态度,竭力巴结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走眼和被忽悠的时候。
如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文胆、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说戴的客厅中一个古玩瓷瓶被偷,要沈快速破案。
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员去调查,结论是内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捣鬼。
这种案子是说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后决定给副官一笔钱,不了了之。
后来,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请他题字,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讨好一下,但戴季陶指着桌上说:这个瓶子一直放在这里,从来没有丢过呀。
随即找副官来问,他支吾其词说早上不见过,中午又有了。
沈醉这时才知道可能被人忽悠了。
但无论如何,戴笠及其军统局对蒋介石身边的人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李炎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84~185页。
)戴笠对军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贯的,他认为力量的扩张必须靠武力来支撑,因此十分注意结交蒋系亲信武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其中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与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对陈诚,虽然或有争斗,但在戴的苦心经营下,总体保持了友好关系的局面。
关于陈诚与戴笠的关系,在国民党内素有两雄不并立之说。
陈诚得宠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蒋之威,以气自豪。
两人难免发生争斗。
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大力发展军统武装,在敌后拥有数万忠义救国军,包揽战地情报工作。
陈诚对此极为不满:军政部将取消若干游杂部队,如忠义军之类,某战区情报单位,将取代军统局。
戴笠闻此,以为他二人如果火并,将两败俱伤,于是决定主动向陈诚示好。
1943年底他致电驻美武官萧勃说:辞修(陈诚)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吾人自应多多接近,余对辞修先生素甚钦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
(良雄:《戴笠传》(下),第511页;《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台北,国际部情报局编印,第855页。
)他想通过陈诚亲戚谭伯羽的关系,化解矛盾。
这种曲线拍马,表明了戴笠的苦心钻营,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戴二人得以和平相处。
戴笠死后,陈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则更是非同一般。
早在戴笠还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他就结识了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中有了共事的经历。
胡宗南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
戴笠得到胡向蒋介石的推荐,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
后来他们在抗日与反共作战中也曾有过许多合作经历,互相帮助,戴笠对有关胡的情报一概亲自过问,隐恶扬善,二人在蒋介石面前互为对方捧场。
戴胡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历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功劳。
戴笠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12页。
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洛阳有过一次秘密会面,三人结下了政治联盟,胡宗南为此写过一首《盟誓诗》,发誓要危舟此时共扶持。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2页。
)即使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分彼此。
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直到194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甚为满意。
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的纪念。
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
戴笠说过:琴斋是有恩于我的。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辑,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389页。
)这句话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戴胡二人在特军两界互为照顾,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至于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担负对付中共的任务。
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
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与日伪间的货物来往运输车队也得到了汤的武装保护。
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买过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