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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９日法函〔１９９５〕１４０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粤高法刑二〔１９９５〕５号“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一、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或者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并已构成犯罪的，不应实行数罪并罚，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
二、对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只查明其贩卖了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被告人吸食的，应当按已查明的销售数额确定其贩毒的数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2000年4月4日法[2000]4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现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毒品犯罪案审判工作经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交流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研究探讨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问题，对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提出了具体意见。
现纪要如下：一近年来，人民法院始终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从重从严惩处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为国家禁毒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日趋严重的国际毒品犯罪对我国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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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访谈，我们试图揭示这位律师在从踏入这一行业到成为一名专业人士的旅程中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
职业选择：这位律师为何选择法律职业？是出于对法律的理解与兴趣，还是其他原因？他们的职业规划是如何形成的？学习与成长：如何从一名法律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学习过程中有哪些挑战和收获？执业经历：这位律师从事的是哪一领域的法律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过哪些难忘的案例和挑戰？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节奏？行业趋势与展望：他们对律师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年轻律师的建议是什么？（一）访谈背景与目的为了深入了解律师职业生涯的实际操作与系统性知识，本项目特设计了系列人物访谈，旨在收集不同类型律师的职业经验、工作方法、行业洞察力以及他们对律师行业未来发展的个人见解。
洛阳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孙瑞红：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案标准
传销活动，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在没有出来此罪名之前，是按照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总结，对传销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单列一个罪名，即组织、领导传销罪。
根据罪名我们就可以确定，该罪的主体是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其他参与人员若没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话，则不予刑事处罚。
直接的法律依据就是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
即：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
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本条所指的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
检察院抗诉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重被告人刑罚？孙瑞红，男，河南淅川人，系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洛阳市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专业兼职讲师，洛阳市青少年儿童六.五普法讲师团讲师，森合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这两个条文是新旧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相比之下就会发现，新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了对发回重审加刑的限定。
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那么，如果是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发回重审的案件能不能加刑？首先，我们看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规定，显示出立法层面是在防止司法机关在被告上诉时，二审不加刑，但办案机关为了限制或者威慑被告的上诉权，发回重审，在没有新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让一审法院加重对被告人加重刑罚。
其实发回重审，没有新的犯罪事实也不加刑是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应有之义。
如果仅仅上诉不加刑，发回重审还可能加刑，就会限制甚至严重损害被告人的上诉权。
其次，新的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第一款规定了两种程序，即第二审程序不加刑和发回重审程序不加刑。
那么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是同时针对两种程序的，还是仅针对第二审程序不加刑的？我认为是仅针对第二审程序不加刑的。
洛阳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孙瑞红：死刑案件辩护探析一、案件性质，确定案件罪名，根据此罪名确定是否可能判死刑。
所有规定的死刑处罚的刑法罪名，只要触犯了，都存在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之所以说存在可能，而不是绝对的，是因为有量刑情节。
最终宣告是死刑，死缓，还是更轻一点的处罚，都要取决于量刑情节。
罪名前提，也是基础。
二、案件情节，确定量刑情节，根据此情节确定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根据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于因7种具体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具有以下情形的，可以限制减刑。
第一，实施7种犯罪之一，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自首、立功是常见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应依法体现政策，从宽处理。
例如，《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对于自首的被告人，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也强调：“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但是，对于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的被告人，并非一律要从宽处罚，关键看犯罪的严重程度与自首、立功之间的对比情况。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特别是对于立功，因其所体现的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不同于自首，更要注重衡量功是否足以抵罪，对功不足以抵罪的，则不应当从宽处罚。
坦白原是一种常见的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坦白作了规定，从而使之成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孙贤宝刑法案例辩论摘要：1.案例背景a.孙贤宝案件的基本信息b.案件涉及的主要人物2.刑法规定a.刑法中关于故意杀人罪的相关条款b.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相关条款3.辩论焦点a.孙贤宝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b.孙贤宝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4.案例分析a.针对故意杀人罪的辩护观点b.针对正当防卫的辩护观点5.法院判决a.法院对孙贤宝案件的审判结果b.判决依据和理由6.案例启示a.对刑法相关条款的理解和应用b.对正当防卫行为的正确把握正文：孙贤宝刑法案例辩论源于一起发生在某地的故意杀人案件。
孙贤宝被指控在争执中杀死了一名被害人，而孙贤宝则坚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此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在本案中，孙贤宝与被害人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孙贤宝用刀刺死了被害人。
从这个角度看，孙贤宝的行为似乎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然而，孙贤宝的辩护律师提出，案件中存在正当防卫的情节。
正当防卫是指在面临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害时，为了保护国家法律所保护的个人、他人的权利，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侵害行为的行为。
在本案中，孙贤宝的辩护律师提出，被害人曾对孙贤宝进行过威胁，并在争执过程中率先动手。
孙贤宝是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于自卫才用刀刺死被害人的。
因此，孙贤宝的行为应属于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针对这一辩护观点，控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控方认为，虽然被害人曾对孙贤宝进行过威胁，并在争执过程中率先动手，但孙贤宝用刀刺死被害人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此外，控方还指出，孙贤宝在案发后并未立即报警，而是选择逃离现场，这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行为特征。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孙贤宝故意杀人罪名成立，但鉴于案情中存在正当防卫情节，将孙贤宝的刑期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虽然孙贤宝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在案发过程中确实面临被害人的非法侵害，因此对孙贤宝的判决予以减轻。
什么是正当防卫？孙瑞红，男，河南淅川人，系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洛阳市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专业兼职讲师，洛阳市青少年儿童六.五普法讲师团讲师，森合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
正当防卫，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是指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正当防卫是一种违法阻却是由。
在我国分为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两种情况。
正当防卫行为，实际上也侵害了法益，但是正当防卫保护了更为优越的法益，刑法也名为规定允许正当防卫，这便从实质上最终地否认了正当防卫行为符合违法构成要件，就是说正当防卫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正当防卫一般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必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行为。
1、行为的不法性；2、行为的侵害性；3、不法侵害行为的现实性。
二、不法侵害必须正在发生（紧迫性）。
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时，才使法益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才使得防卫行为成为保护法益的必要手段，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
三、关于防卫意识（主观的正当化要素）。
防卫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
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志是指防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
防卫意识的重点在于防卫认识。
刑法条文“为了保护。
”的表述，可以理解为正当防卫是客观上排除不法侵害或者保护法益的行为。
即不要求正当防卫必须是主客观相统一。
亦即，即便是没有防卫意识，只要在客观上符合了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就应当成立正当防卫。
四、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
在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下，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不能对无关的人进行。
具体包含两种情形：1、针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2、针对不法侵害人的财产。
对第三人防卫的话，视情况不同，做不同的处理。
律师刑事辩护获得四大保障来源：检察日报作者：王敏远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在1979年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就已经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都应进行复核。
其后，虽然法院组织法等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实际运行有过变化，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未发生变化。
在我国仍然保留死刑的前提下，死刑复核程序对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统一适用法律等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然而，这么重要的特别程序，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却过于简单，“死刑复核”一章仅有四个条文，且内容主要是死刑复核中法院的权力配置，基本缺乏对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的规定。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使该程序更充分地发挥保障死刑案件质量、减少死刑案件数量、防止死刑案件的错误裁判的作用，十分必要。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此对原有的死刑复核程序作了相应修改完善，增加了两个条文，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39条和第240条的规定。
死刑复核程序究竟应当是司法程序还是行政性的审核程序，学界存在意见分歧。
然而，学界对死刑复核程序具有什么性质的争论，并不影响对其功能的共识，即死刑复核程序应在现实中发挥保障死刑案件质量、减少死刑案件数量、防止死刑案件的错误裁判、统一适用法律、保障死刑案件的司法公正等作用。
如何认识新刑诉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新规定，司法实践在贯彻这些规定时应当特别注意哪些问题?以下是基于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的认识，我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研究。
一、对不核准死刑的，发回重审抑或改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
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
”在我看来，理解该条内容的重心是所增加规定的“对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改判”的内容。
之所以说这是“增加规定的内容”，这是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以前的相关规定而言的。
王某敲诈勒索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王某亲属的委托，指派孙瑞红律师作为其辩护人，现依据本案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王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所以，辩护方向为无罪。
首先，王某在本案中没有敲诈勒索行为。
王某在本案中主要行为就是信访行为。
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信访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制定本条例。
”即信访是我国《信访条例》赋予每一位民众的合法权利。
第三条第三款更是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王某实施信访行为，是行使《信访条例》赋予的权利，如果硬要说行使权利的行为是敲诈勒索行为，试问，还有谁能行使权利？还有谁敢行使权利？辩护人认为，使用法律，应当根据法律的目的去使用，使用法律，应当符合公平和正义。
把信访行为定性为敲诈勒索行为本身就不符合法律的目的，更不符合公平和正义。
因为，王某的石料厂被违法强拆，王某本人及其老伴还受到了报复，人身损伤达到轻伤标准，他不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吗？！所以，辩护人认为，没有敲诈勒索行为，就不可能有敲诈勒索犯罪。
如果非要把王某的信访行为指控为敲诈勒索行为，就不要讲是在依法行使公诉权力；如果最终判决王某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就不要讲是在依法裁判。
其次，本案所谓的受害人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不应当基于王某的行为而产生恐惧。
本案中，起诉书称王某敲诈勒索了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
敲诈勒索是指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受害人基于恐惧而交付财物。
公诉人应当搞清楚个人是否能够恐吓到政府和村委会？王某的信访行为会不会使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恐惧？如果说王某的信访行为让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产生了恐惧，那么就应当搞清楚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到底恐惧什么？为什么恐惧？辩护人认为，王某的信访行为不可能使得曹某乡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恐惧，因为如果该行为真的能够造成政府和山某村村委会恐惧，我们早就向恐怖活动投降了。
死刑复核律师的辩护要点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
死刑辩护要点有以下几点：第一、被告人是否有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这是一个辩护律师在接案时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
比如自首、立功、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未遂等。
但特别要注意，因为现行的法庭审理很少有公安机关的人参加，因此公安机关的到案证明也就成了认定自首的关键。
另外未成年的问题，因为有些农村是按照农历上的户口，这时认定未成年时要注意这方面的证据。
第二、被告人是否有酌定从轻或减轻的情形。
主要有退赔赃款、民事赔偿、悔罪表现、积极坦白罪行、初犯等;
第三、伤害类犯罪的被害人是否有过错;
第四、口供是否有刑讯逼供的情形;
第五、证人的证言之间的矛盾点;
第六、是否有必要对鉴定结论进行重新鉴定;
第七、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办案程序是否违法。
洛阳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孙瑞红：死刑案件辩护探析一、案件性质，确定案件罪名，根据此罪名确定是否可能判死刑。
所有规定的死刑处罚的刑法罪名，只要触犯了，都存在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之所以说存在可能，而不是绝对的，是因为有量刑情节。
最终宣告是死刑，死缓，还是更轻一点的处罚，都要取决于量刑情节。
罪名前提，也是基础。
二、案件情节，确定量刑情节，根据此情节确定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根据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于因7种具体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具有以下情形的，可以限制减刑。
第一，实施7种犯罪之一，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自首、立功是常见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应依法体现政策，从宽处理。
例如，《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对于自首的被告人，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也强调：“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但是，对于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的被告人，并非一律要从宽处罚，关键看犯罪的严重程度与自首、立功之间的对比情况。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特别是对于立功，因其所体现的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不同于自首，更要注重衡量功是否足以抵罪，对功不足以抵罪的，则不应当从宽处罚。
坦白原是一种常见的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坦白作了规定，从而使之成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考虑被告人坦白主要罪行时对案件侦破具有重要价值，故也将会是影响对被告人量刑的重要情节。
对于具有自首、重大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的被告人，虽然因所犯罪行极其严重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因这些法定从宽情节对量刑影响较大，也能较好说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一般可以考虑不限制减刑。
但是，如果被告人犯罪手段十分残忍（如捅刺被害人几十刀，活埋被害人，杀人后肢解尸体等），情节十分恶劣（如追杀被害人，被害人求饶后仍杀人等），体现了较大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限制减刑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可以限制减刑。
因此，对于这类案件是否限制减刑，关键看犯罪情节本身体现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在司法把握上有必要将“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作为对此类案件适用限制减刑的重要条件。
第二，被告人一人犯数罪或者多次实施同种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对于一人犯数罪，其中一罪系刑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7种犯罪之一，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时，该数罪之间虽不构成累犯，但被告人多次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必要时可以限制减刑。
同时，有的案件中，被告人多次实施7种具体犯罪中的同一种犯罪，如多次强奸、抢劫、绑架，因有自首、重大立功或者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虽不实行并罚，也不属于累犯，但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也可以限制减刑。
第三，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仅次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主犯，且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
当前，为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对于二人或者多人共同犯罪致一人死亡的案件，要进一步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大小，仅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有的案件中，主犯之间罪责差别不大，罪责相对略小的主犯虽然被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但其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恶劣，甚至还是累犯或者有前科。
对于这样的被告人，如果所犯罪行系刑法第50条第2款所列7种具体犯罪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考虑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可以限制减刑，以更好实现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犯之间的量刑平衡。
第四，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限制减刑有利于化解矛盾的。
这是需要通过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限制减刑来确保案结事了的重要案件类型。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在死刑政策的把握上不同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指导文件中均对此作了强调。
例如，199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也强调：“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自2007年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以来，严把死刑案件政策关，积极开展民事调解工作，对相当一部分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作出了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使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得到更好贯彻执行。
但是，由于“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念在我国人民群众中有长期的深刻影响，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对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死刑政策的做法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
由此造成，一部分本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因被害人亲属反应强烈，不断上访、闹访，甚至采取自残、自杀等过激行为，法院难以有效开展民事调解工作，不得已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即使最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也耗费了大量司法成本。
《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对于这类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论罪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如被害人亲属强烈要求判处死刑，民事调解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方法，缓和被害人亲属的报应情绪，以减少此类案件的死刑适用，促进死刑政策的进一步严格执行。
当然，对于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在适用限制减刑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对于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依法判处。
即使系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如果犯罪后果过于严重的（如一人杀害三人以上或者制造灭门案），一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
二是对于通过认真开展民事调解工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能够做到案结事了的，不能简单地适用限制减刑，尤其不能造成滥用限制减刑的现象，否则，就违背了立法本意。
除上述情形外，实践中还存在着其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的情形。
例如，被告人不具有自首情节，但系亲属协助抓获归案的，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量刑时对该情节应当充分考虑，尽量给予适当从宽处罚，对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能够做到案结事了的，则不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再如，有的案件中，被告人多次杀人、抢劫或者绑架，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客观原因或者取证不力，认定主要罪行的证据存在一定瑕疵，不得不留有余地，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鉴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就有必要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由于实践情况较为复杂，审判中遇到的案件往往并不只符合上述某一种情形，而很可能同时具有多种情节，甚至同时具有从重和从宽处罚情节，形成情节冲突的局面。
例如，被告人因婚恋、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果特别严重，但作案后投案自首，或者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亲属也积极代为赔偿，但被害人亲属强烈要求严惩。
有的案件中，被害人对案发有一定责任，但被告人又系累犯。
对诸如此类的案件，如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限制减刑偏轻或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的，就可以考虑对被告人限制减刑。
四、关于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限制减刑。
刑法第50条第2款规定，对于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定，关键在于准确界定“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范围，这将会是今后适用刑法第50条第2款的一个难点。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创的一个术语，修订前的刑法没有规定。
刑法原第81条第2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暴力性犯罪”的含义相对明确，理解上争议不大。
但对于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则存在一定困难。
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组织化严密程度角度可划分为6种类型：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
对于应如何界定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范围，理论上有最广义说、广义说和狭义说等诸种学说。
国外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也很不一致，除学者的观点外，还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意见，界定的着眼点也不一致，有的注重有组织犯罪的行为特征，有的注重其功能特征，有的注重其结构特征。
国际组织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一般较宽。
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条（a）规定：“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b）规定：“严重犯罪系指构成可受到最高刑至少4年的剥夺自由或更严厉处罚的犯罪的行为。
”可见，这种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集团犯罪，较为宽泛。
鉴于《刑法修正案（八）》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一词的立法目的，是在刑法第50条第2款所列7种具体暴力性犯罪之外增加适用限制减刑的犯罪类型，同时又限定适用的范围，故在理解和适用该规定时，宜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
从刑法分则和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制发的有关文件看，典型的有组织犯罪仅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
对于这三种组织成员实施故意杀人、伤害、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的，应当依法认定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考虑这三种有组织犯罪社会危害大，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对于其中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的，除个别情形外，一般应当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但是，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上述狭义理解，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会对司法工作造成被动。
因为，实践中还经常出现由其他犯罪集团尤其是恶势力团伙实施的故意伤害致人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的暴力性犯罪，在一些聚众性暴力犯罪中，也可能有恶势力团伙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