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具理性与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

在西方,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

福柯是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而哈贝马斯却是现代性最著名的辩护者。

对于这次论争,前人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而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进行了分析。

总体上说来,主要是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最终见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仅仅是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比较,而没有发现二者论争的实质,更没有解决二者为什么会争论的原因。

福柯和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今人无法给现代性一个确定的界限和定义。

对于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丰富的而又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从不同的方而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要真正分析清楚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还必须回到现代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

在前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二者在所指上具有一致性。

前现代时期,没有统一的计时工具和可见的机械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时间和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参照地点空间才会分清楚与自身相关的时间。

事情总是和某个地点相联系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

随着现代机械钟的出现,时间逐渐变得精确,人们在辨别事物的时候不再是以地点作为基点,空间逐渐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对象。

空间变成一个不确定对象,时间也逐渐变得虚化。

每个人都确信有着自己的空间,但无法从流动、变化、转瞬即逝中的事物中找到依靠。

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现代同传统的决裂,传统的稳固性在时间里支离破碎,时间由零碎逐渐变成统一,空间迅速地膨胀,这是现代性出现的重要标志。

康德现代性批判的四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作者：王平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05期摘要：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我们忽略了康德哲学的贡献。

康德不仅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维护现代性的哲学家，相反，他是最早开启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家之一。

反对理性主义对超验领域的侵蚀，抵制功利主义道德的冲击，反对艺术是对自然的机械模仿或人的本能流露的低俗主义艺术观，反对盲目乐观主义历史观等等，康德从四重维度对现代性展开了批判。

康德的现代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抗击虚无主义、遏制生态危机、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不尽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康德；现代性；现代性批判中图分类号：B51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018-07在工具理性不断危及人们的安身之所并逐步侵蚀人们的精神家园的今天，批判现代性成了当前哲学的主导倾向。

可是当谈及现代性批判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揭露了现代资本所造成的多重“异化”现象，尼采发现“上帝”这一最高价值的化身在现代社会缺场的事实，海德格尔指出了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

遗憾的是，当我们念念不忘这些大师在现代性批判上的价值时，却遗忘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康德曾经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可以说，如果我们要追溯现代性批判的开端，我们必须要提及三位思想家的筚路蓝缕之功：休谟、卢梭和康德。

休谟的现代性批判是消极的，他只是主张人的理性能力有限，而没有展开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卢梭的现代性批判是表层化的，他只看到了理性主义的负面性后果，而没有深入对理性主义本质的批判；康德基于两位思想家的启发，在启蒙运动浪潮高涨的时代窥见到了现代性的逼近，并向人们抖露了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历史观等领域正在蔓延的现代性趋势，从而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遏制现代性的扩张。

不管康德的批判和尝试成功与否，康德的成功和失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现代性问题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209美眉 2023.01下教研与美育观点交流对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审视冯炜（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0）马克斯·韦伯曾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己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价值，己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了个人之间的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在当下时代，社会的发展陷入自由与理性交织的矛盾，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却深陷“铁笼”之中，工具理性不断蚕食价值理性的世袭领地。

如何摆脱这一窘迫而焦灼的局面成为时代的命题。

因此，审视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文明中的进步与危机，摆脱无意义的官僚体制与理性的狡黠，更好地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世界的祛魅“祛魅”一词该作何理解，德国诗人席勒在他的《希腊的群神》一诗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在他的诗中，神话中的诸神管控世间万物，世界因爱而美，万物彰显神迹。

但当基督上帝成为唯一神后，神迹消退，人类迷茫，美丽的世界变得无情。

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可以认为是对世界祛除了魅惑性、神秘性。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 “祛魅”是指一种把对人的终极关怀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

世俗化的理解认为“祛魅”就是人们不信宗教，但实际上，真实历史要比这个复杂一些。

我们传统社会习惯性将“宗教”和“迷信”当成一个概念。

但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和迷信有这明显的界限。

对应到理性化的发展过程，祛魅其实分为两步，首先针对迷信，在针对宗教。

韦伯认为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叫“宗教的理性化”，我们必须要驱逐原始宗教当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高呼的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让宗教理性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来。

在这个哲学的批判过程里，祛魅没有让宗教消失，而是让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

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无可否认，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可以说得上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则毫不吝啬地赞美福柯“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福柯于1984年因艾滋病在法国病逝。

在福柯所处的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三大思潮在欧洲风起云涌。

福柯受到了当时活跃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但又脱离与它们作出了思考，运用并批判各种思潮的核心观点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体系。

福柯通过对“身体”、“规训”、“性”、“非理性”等进行探究，从这些范畴出发，思考了人类自身、人类知识以及，提出了知识是被权力所产生的、身体是被规训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入等，从而以一种力求平衡理性与非理性，打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

福柯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性经验史》等。

福柯认为生活也是艺术，因此生活是被创造的，如同艺术品一样是创造者所创造的。

而创造者就是生活的主体——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地创造生活。

然而福柯认为可悲的是人的本质长期以来是在一种规训被确定的。

在近代，现代性的“理性”拥有了一种劳动动物的话语，人在如此规训下必须处于时刻的劳动中，人也成了会劳动的动物。

福柯认为要复归人的本质，就必须打破“理性”的牢笼，把人从规训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人应该改变自我，创造自我。

福柯认为这种艺术的生活是与快乐、死亡、性与非理性相联的。

“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通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福柯所认为的快乐的本质。

福柯更把性的快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服饰的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的体内。

现在的服饰的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

最终这位“疯子”哲人最终浪漫地死于艾滋病，而其艾滋病的得来与其沉淀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现代实验场”不无关系。

何为教师：教师存在的伦理内涵摘要：从教育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教师”的界定说起，重新思考教育之根之本。

由勒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引出教师存在的伦理内涵，由师生相遇引出本真的教育时间，由教师机智引出指向学生的实践。

教育是由一个个伦理事件构成，把学生纳入教师的存在之中，学生的成长促成了教师的伦理成就。

教师不仅是主体，而且是主体间性中的伦理存在。

最后，给出一个新的教育命题：“师者，德也”。

关键词：教师；伦理；他者哲学；相遇；教育时间教育哲学专著或教材中都有“价值论”一章，但都过于抽象，远离了教育生活体验，远离了教育现象，让读者有一种“高处不胜寒”和不接地气的感觉。

我们深知，教育是由一个个伦理事件构成，自然少不了价值判断。

然而价值判断是以哲学反思为前提的，而最根本的伦理反应则是勒维纳斯所说的“面对面”的“当下即是”。

当我们面对他者时，无论是人还是物，如果以客观的态度把他们当成认识或研究的对象，那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其关系中没有任何伦理内涵；如果把他人仅仅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主体，那就是主体与主体的存在关系，各自展开自己的存在，达至自我实现，这种自我的完成同样缺少伦理关怀，只对自己负责依然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如果把他人纳入我的存在之中，他人的成长促成了我的伦理成就，这才形成了主体间性中的伦理关怀，教育就是这样的伦理事件。

这也是最为本源的责任意识。

如果教师之教缺乏这样的本源的责任意识，那么教育就成了一种知识传授，而真正的教育并没有发生。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中是否存在伦理的自觉，这决定着教师与学生能否真正相遇，能否进入真正的教育时间。

教师机智离开了这种伦理维度，也就蜕变成了“小聪明”。

勒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启发我们去思考他者教育学和本源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德高为范”从口号回归教师的行动。

“教师责任”概念清思的真正目的在于“知行合一”的行动。

“德”是“行”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

当教师面对一个个学生的面孔时，能否当下生出这种伦理意识，这是教育能否发生的根本前提，也是教育智慧的本源。

查尔斯·泰勒三个隐忧分析及反思作者：王秀君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08期摘要：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这本书中勾勒了现代社会中的三个顽疾：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至上、工具理性宰制以及自由的丧失。

他认为现代性的隐忧问题只是在于现代文化常常采取了这一理想的堕落或低级形式：柔性相对主义和中立的自由主义，导致本真性理想沉寂。

本文试图简要分析泰勒的这三种隐忧以及最终我们如何走出隐忧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

关键词：个人主义工具价值本真性对于泰勒指出的“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它们分别是：其一，基于“生活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伦理的缺憾；其二，基于“人生的意义”层面的工具理性的宰制，也就是相应的由目的的晦涩而导致的人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其三，基于“存在的意义”上的自由的丧失，在社会层面指工具理性的铁笼和政治层面的监护性权力的无用和丧失。

一、个人主义——意义的丧失泰勒从现代自由的产生入手分析了现代性的第一个隐忧：个人主义。

它导致了以自我主义为中心，以及人们面对的是更大的、自我之外的事物的封闭和漠然。

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衰退现象，也是目前造成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根源所在。

对自我的过度使希腊时代的“荣誉”也失去了原有的面貌，人们“生命的英雄维度正在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渺小的和粗鄙的快乐”，生命中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泰勒在《本真性伦理》这本著作中的后面篇章，说到了一个词：“自恋文化” 。

就是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

自我实现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有“自恋主义”一说。

他提出，在这种文化下使本真性滑向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可用社会科学解释。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是金观涛先生为他的作品《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所作的导读，读后收益很多，通过本书提纲契领的解读，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有了一种大而化之的观感。

这本书结合了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通过作者本人提出的系统论用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当前大势，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本书可以分为已下的这些方面来进行细读。

1、工具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通常的解释就是指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

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金观涛认为这样的解释等于是把工具理性理解为对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精密计算，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

他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工具理性中之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指不包含人生的终级目的和意义。

因此，工具理性可以理解为终级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状态。

也就是说人的终级关怀与理性思考互不干扰。

2、个人权利。

什么是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可以定义为个人的自主性为正当，它可分为两层含义，第一，个人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人，人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去做他想做的事；第二，正当并不等同于道德，但具有道德含义。

虽然说个人权利具有正当性，但由于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可能不同，而这些价值都具有正当性，所以现代社会主张多元价值。

3、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一起建立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那么是哪些人同意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并让部分个人权利给该共同体呢？也就是说如何规定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即哪些人属于同一国家？或何谓“我们”？这在政治哲学上就称之为认同，所谓认同，就是关于自我之思考。

也就是去问：我是谁？我属于哪一类？什么规定了“我们”“他们”、“他者”的区别？传统社会的是有机体社会，虽然生活在不同的轴心文明中，但终生属于某一固定的社群，我属于哪一个类别有现成的明确的答案，故很少发生认同危机，即“我是谁”的困惑。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李承儒（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摘　要：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遇到的瓶颈已经为许多哲学家所批判和反思，但仅从否定启蒙理性的角度批判现代性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不再存在论基础上去消解理性中心主义的做法也是流于表面。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思、重构和超越，从异化劳动入手，提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由人共同体，才能使人回归本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反思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４４－０４作者简介：李承儒，（１９９０—），男，汉族，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统战理论等研究。

现代性理想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基础，人的主体自由为标志的思维意识的转向，也是确立理性权威，重新建构人类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拐点。

正是启蒙理性为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体系，创造了新的世界秩序。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人类所能企及的范围内，人的因素已经超越了自然因素，可以说，人成了世界的“主体”。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１］（Ｐ５６１）当资本逻辑伴随着启蒙理性主导人们的思想之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便不断被推向前进，但全球问题却逐渐凸显，并不断扩大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这使得许多人对启蒙理性重新进行反思，以求解决现代性问题。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现代性已不再作为支配和衡量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标准，反而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但仅仅通过全面否定启蒙理性从而解决现代性问题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宣告告别现代性而步入后现代更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