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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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穆勒《功利主义》目录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功利主义的含义第三章论功利原则的最终约束力第四章论功利原则能够得到何种证明第五章论功利与正义的联系术语对照表第一章绪论行为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争议不断,却始终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就目前的人类知识状况来看,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加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了,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加能够表明,自哲学诞生以来,“至善”[1]的问题或者说是道德基础的问题,始终被认为是思辨领域中的主要问题,使得多少聪明才俊为它苦思冥想,因它而分成各个门派,相互攻讦,争论不休。
两千多年以前,青年苏格拉底在倾听了老年普罗塔哥拉[2]的见解之后,就主张功利主义的理论而反对当时所谓智者的流行道德(假如柏拉图所著的“对话”是根据真实的谈话撰写的),可是到了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同样的讨论却仍在继续,哲学家们仍然分列于同样的战斗旗帜之下,无论是思想家还是一般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来都仍然没有更加接近于取得一致意见。
[1] 原文为拉丁文summum bonum,英文的意思是“highest good”或“good at the top”。
——译者注[2] Protagoras(前485一前410),古希腊哲学家,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名言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译者注诚然,各门科学的第一原理都存在着这类混乱的情形和不确定性,有时还存在着类似的争议,哪怕是它们之中最确定无疑的科学亦即数学也不例外;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严重地损害各门科学的结论的可信性,一般来说确实毫无损害。
这看来有悖常理,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一门科学的详细学说通常并不是从它的所谓第一原理推演出来的,其证据也并不依赖于它的所谓第一原理。
假如科学的详细学说都是从它的所谓第一原理推演出来的,其证据都要依赖于它的所谓第一原理,那么就没有比代数更不可靠的科学了,也没有比代数的结论更不充分的科学结论了;因为那些由最杰出的教师写下来的代数基本原理,就像英国法律一样充满了随意性,并且像神学一样神秘,而代数的可靠无疑,没有一点是来自平时教给学生的代数基本原理的。
约翰穆勒伤害原则
约翰穆勒的伤害原则是: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就应该按照自身意志自由地生活,除非那人同意被伤害。
伤害原则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提出的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它是在社会与个人之间所划定的边界,也是合法和非法的边界。
伤害原则的内容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预,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简单地说,伤害原则就是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会伤害到别人时,社会才有权力干预他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只影响他自己,那么他就应该享有最大的自由,不受社会的约束或压迫。
《论自由》作者:约翰·穆勒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
人类若彼此容忍各自按照自己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个人都按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
......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
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一个人往往在受到某种未能逆料的不幸或失望的创痛之后才想到他一生中一直习闻的某些谚语或常谈,对于这些谚语或常谈,他若能老早就象事后那样感到其意义,就会拯救他免遭这场灾难了——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
所以有这种情形,诚然除开缺乏讨论而外还有许多理由:有若干真理非至个人亲身经验到时便不能认知其充分的意义。
但是就是对于这种真理,一个人只要经常听到懂得它的人们就它进行赞成和反对的辩论,对其意义也会了解得多得多,而所了解到的东西也会深刻得多地印入心中,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
现代一位作家曾说到“既定意见的沉睡”,这话是说得很好的。
......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更少有逃避的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的细节更深;由于它奴役灵魂本身。
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做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任务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要加以防御。
76人与事·域外档案域外档案敢于说话是诗人的责任“诗人反战”网站发表声明称,作为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诗人反战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著名诗人萨姆·哈米尔曾身体力行“诵读对抗枪炮”。
2003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要攻打伊拉克。
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反战游行队伍,人们举着“不要用鲜血换石油”的标语。
小布什总统的夫人劳拉当过教师和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她曾在白宫举行美国文学系列座谈会,邀请作家、诗人围绕专题漫谈,讨论的专题有马克·吐温、哈莱姆和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
她决定在2003年2月12日举行座谈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诗人反战:诵读对抗枪炮文·图/姚虹聿随着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陷入僵局,结束这场战争眼看无望。
由美国著名诗人萨姆·哈米尔创建的“诗人反战”网站,发起“诵读对抗枪炮”的倡会,主题是“诗歌与美国之音”,着重谈论三位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兰斯顿·休斯和埃米莉·迪金森。
她发出热情的邀请,并相信诗人们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到白宫来热议畅谈。
第一夫人显然没有意识到此举不合时宜。
她的丈夫正在白宫与国防部长一起部署向伊拉克派兵、发射导弹,她却要请诗人到白宫来品茗诵诗。
显而易见,这位爱好诗歌的第一夫人根本不知道诗人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萨姆·哈米尔是接到第一夫人邀请函的诗人之一。
当时他在给诗人朋友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当我收到邮件,看到‘白宫’字样时,我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反感。
就在前一天,我读到一篇关于总统提议对伊拉克实行‘猛烈而可畏’的攻击的长篇报道,他要求以二战时对德累斯顿和东京进行的饱和式轰炸来轰炸伊拉克。
可想而知,这一定会杀害无数无辜的伊拉克人。
要对付这种道德沦丧和可耻言行,唯一的正当途径就是发起‘诗人反战运动’。
”他还写道:“诗人是我们文化的良知。
读一读惠特曼写的关于奴隶制的文章吧,他站出来反对奴隶制比谁都早。
一、背景:19世纪上半期西欧各国在理论界和政界时断时续地关于政府干预限度,以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可以或者应该扩大到什么范围等问题的讨论。
一派倾向于应扩大政府的权限;一派主张尽量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并对政府干预本身有抵触情绪。
约翰·穆勒则以折衷调和的态度对这场论战作了总结,系统地阐述了折衷主义的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穆勒站在自由放任的立场上,强调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和一般原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但同时又站在干涉主义者一边,反对放任学派过分限制政府职能的见解,主张政府对经济应有适度干预。
二、约翰·穆勒拓宽了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干预的范围。
他把政府职能区分为“必要职能”(或“一般职能”)与“任选职能”。
前者具有很广的范围,而行使这些职能所依据的共同理由是增进普遍的便利,亦即政府在所有社会都行使的,并且大家都赞成政府行使的职能。
主要包括税收、财产和契约、司法和执法等制度。
后者是指跨越公认职能界限之外的政府职能,其特点是“政府有时执行这些职能,有时不执行这些职能,而且人们对于是否应该执行这些职能,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种政府职能是无关紧要的,政府行使不行使这些职能纯粹出于任意的选择。
”无疑,约翰·穆勒比他之前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大大扩展了政府干预的权力和范围以及政府职能的作用。
他强调政府最必不可少的职能是“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明显侵害他人利益,并惩罚这种行为”,在他看来,政府最理想的职能是采取措施把人类现在用来相互侵害或用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力量用于正道,即用来征服自然,使其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日益造福于人类。
三、约翰·穆勒对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的分析约翰·穆勒批判了六种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将其排除于政府任选职能之外。
在他看来,政府对于干预的对象抱有错误的看法,因而干预或多或少地对经济带来有害的结果。
其一,是保护本国工业。
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约翰⋅穆勒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是19世纪下半期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
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一书奠定了其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穆勒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少年老成,跟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交往甚密,从中吸收了很多思想,也塑造了其包容、乐观的性格。
穆勒的经济理论主要由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社会发展论和政府论等五个部分组成。
本文将从穆勒五个方面的经济理论出发,以书本内容为依托,探讨穆勒经济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其中重点评述穆勒的生产理论,其他四个理论只做简单的框架梳理。
(本文中宋体小四号加黑部分为学生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一、生产理论生产要素理论穆勒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将生产要素归纳为土地、资本、劳动,并论列了劳动和资本的存在方式、性质和条件。
首先,劳动方面,穆勒提出了两种劳动分类标准,按劳动的方式,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前者是指直接生产对人类游泳的物品的劳动,后者是指为直接劳动作准备的劳动,其中,对于间接劳动,穆勒又进一步细分为用于生产原料的劳动、用于制造工具的劳动、用于保护劳动的劳动等,但这种细分并无太大意义,很多劳动会被这种分类标准重复划分,例如,生产劳保用具的劳动,即是制造工具的劳动也是保护劳动的劳动;按劳动是否生产效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只有生产效用的生产才是生产性的劳动,但是生产效用的生产并不都是生产性劳动,只有生产了体现在物质对象中的效用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而提供服务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
在此基础上,穆勒又提出生产性消费者和非生产性消费者,只有生产性劳动者才是生产性消费者。
在这一划分标准下穆勒同其他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只重视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而不重视精神、服务等无形产品生产的劳动,他们普遍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这其实是对那个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大机器生产已经普及,物质产品的生产带来大量财富,劳动者忙于工作糊口,只能消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资本家忙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社会的消费仍停留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消费尚且不足,所以精神资料的生产、服务类产品的提供并不能带来像棉毛纺织品那样的实际利润,不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中的美德伦理摘要:功利主义在伦理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至今影响着当代伦理学的发展。
约翰·穆勒作为西方早期功利主义主要奠基人物,在论述自己的功利主义的过程中,却将美德伦理的思想纳入功利主义之中。
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在丰富着伦理思想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功利主义;美德伦理;约翰·穆勒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个重要分支,自诞生之初,就不停地受到外部的攻讦,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不道德的,甚至可鄙的。
而约翰·穆勒作为早期功利主义的先驱性人物,为对功利主义进行辩护,发展批判边沁功利主义所做的理论,极大地影响着后世的功利主义,也推动着伦理学的发展。
一、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思想发端于晚期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发挥和改造了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昔兰尼学派的“善即快乐”的思想,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人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追求和获得快乐。
而早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物,如边沁,约翰·穆勒等,都从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汲取了思想,认为幸福与快乐相关,幸福就是获得快乐,因此具有快乐主义的倾向。
边沁认为人类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所以快乐是全体人类所应当欲求的,而人们的义务就是使行为功利最大化,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幸福。
当一个行为能产生最大化的快乐或减少最大化的痛苦时,那这个行为就是正确的。
同时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可量化的,边沁从快乐和痛苦的强度、幅度、纯粹性、持续时间等进行了分析,理论化地为功利主义提出辩护。
作为边沁学生的约翰·穆勒,沿袭了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并发展扬弃了边沁的伦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对功利主义进行了修正。
约翰·穆勒同边沁一样,将“功利”同“幸福”结合起来,认为幸福就是快乐的得到和痛苦的丧失,不幸就是快乐的丧失和痛苦的得到,[1][1]而人都是追求幸福的,人们应当按照“最大幸福原理”办事,使人们的幸福得到最大化,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
约翰穆勒论自由的名句在思想的浩瀚星空中,约翰·穆勒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关于自由的论述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试图打开人类通往真正自由境界的大门。
“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
”这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道出了自由的一个核心边界。
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社区里,就像住在同一栋公寓里的邻居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呢,喜欢在晚上大声唱歌,我觉得这是我的自由。
可是,如果我的邻居是个早睡早起的人,我的歌声吵到了他的休息,那我的这种自由就有点变味了。
这就好比我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花,我可以种我喜欢的玫瑰,可我不能让玫瑰的刺伸到邻居的院子里去扎伤人家。
这就是穆勒所说的,我们的自由要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这个框架内。
我的朋友小李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他在宿舍里打游戏,声音开得特别大,同宿舍的小张要复习考试,被他吵得心烦意乱。
小张就对小李说:“你玩游戏是你的自由,可你这么大声影响我学习就不对了。
”小李一开始还不服气呢,觉得在宿舍想干嘛就干嘛。
后来他明白了,自己的自由不能建立在干扰别人的基础上。
还有一句“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
”这就像捂住了真理的嘴巴。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大的课堂,每个人都可能有独特的见解。
假如有一个人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比如说,在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子里,小王提出了一种新的种植技术。
可是村里的长辈们觉得这是离经叛道,不允许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那可能这个村子就会错过一个发展的好机会。
这就好比是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突然有个人看到了一丝光亮,可其他人却蒙住他的眼睛,不让他说出光亮在哪里。
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读书小组,大家对一本书的理解各有不同。
有一个成员的观点很新颖,可是一开始却被其他成员打压,觉得不符合常规。
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不让他表达,我们就失去了从新角度理解这本书的机会。
“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有其父必有其子:约翰·穆勒作者:杨皓来源:《检察风云》2019年第20期穆勒还是密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么一个疑问。
初入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科的学子,至少对其中之一非常熟悉。
穆勒的著名作品《论自由》,在很多文章中,会被署名为密尔,以至于很多人心怀疑问:密尔和穆勒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是说穆勒和密尔是两个不同的人,恰巧都出版了名为《论自由》的著作。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会。
从英文发音来看,Mill的读音与密尔甚为相近,之所以翻译为穆勒,是缘于严复在1903年把《论自由》(《群己权限论》)介绍到中国来时,就把作者名翻译为穆勒,因此译本流传甚广,穆勒之名也就深入人心了。
1949年之后,把Mill翻译为密尔之风渐起。
针对这个问题,李河先生翻译威廉-托马斯著《穆勒》传记译后记中提到,“在翻译这本传记时,首先遇到的是传主名字的译法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把这位英国思想家的名字译为‘密尔’,这与英文的发音显然是接近的,近来一些学术译著中也的确采取了这个译法。
但对于学术界内外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新的译名听起来远不如‘穆勒’这一传统译名响亮,它很难让人一下子联想起该思想家就是那个老伯特兰-罗素的教父,那个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语世界中名气极大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那个对清末民初乃至后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自由》和《穆勒名学》的作者。
因此,我们仍沿用‘穆勒’这个译名。
”对穆勒影响最深的人之中,一定会有他父亲詹姆斯·穆勒和著名经济学家边沁的名字。
1806年.穆勒出生于伦敦,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的长子。
詹姆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贫困家庭,通过苦学,17岁便被选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之女的家庭教師,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
詹姆斯是功利主义代表边沁的密友,其最著名的著作为《英属印度史》。
1805年,詹姆斯与布洛结婚,1806年产下一子,为感谢爵士之恩,以爵士之名约翰·斯图尔特命名了长子。
约翰·穆勒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神童的造就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也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James Mill (1773-1836)的长子,James来自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且视基督教为进步的最大障碍。
1802年爵士在伦敦提供他一栋房子,从此就在伦敦以作家及编辑为业;1805年与Harriet Burrow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
James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之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sense-experience)(经验论)的积累,而密尔就是James的那张白纸,于是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像,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
父亲对密尔的教育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当作伦理学的基底,源自于James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效益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Whig party)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以及托利党(Tory party)的《季刊》(Quarterly),他并且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进行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
经典理论1.否定商品供给的一般过剩.穆勒重复萨伊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说法.2.继承稳定状态的论点.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的尽头就是稳定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延缓了稳定状态的来临..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或者资本不在此哦能够富裕的国家流向未开发的国家,由于利润率的降低,富裕国家很快就会达到稳定状态.3.国际价值法则. :“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适足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
这一国际价值法则只是更为一般的价值法则,即我们称之为供给和需求方程式的延伸”穆勒的国际价值学说是对古典学派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4.提倡工资基金说,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工资基金就是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穆勒指出,工资主要由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也就是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决定的工资基金说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供求均衡理论所代替.5.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约翰穆勒:一个思想家的成长约翰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
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
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
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
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
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
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
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
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
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
“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
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
……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
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
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
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
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
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
“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
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
……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
……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
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
”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
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
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
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
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
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
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
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
……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
”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
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
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
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圣西门学派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找新的理论基础。
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
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
“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
”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
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
“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
”(五)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哈丽特·泰勒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
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
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
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