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人物品读

竹林七贤的思想特点

【摘要】魏晋年间（220-260），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这场斗争彻底改变了两汉以来的学术思想面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文人朝不保夕，惟纵酒佯狂，挥麈谈玄，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精神庇护所。这一时期，“竹林七贤”成了文人代表。“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任情放达，脱略礼法；饮酒服药，发言玄远。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竹林七贤人物品读

【引言】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

七人的政治思想大都“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祀为宗师。但“七贤”在司马氏的政治恐怖日益严重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处事风格逐渐有所分化。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我们不妨来品品七人的味道：

一、嵇康刚肠嫉恶曲终人尽

嵇康，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

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其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部乐曲，合称“嵇氏四弄”。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拜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但是嵇康的命运却是不济的，甚至说是悲哀的。在“七贤”中他是被迫致死的唯一一个。

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与魏王室关系密切，更由于当时司马氏以维护名教者自居，学术已堕落为血腥政治的杀人工具，嵇康对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更加否定的态度，所以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而他的这种性格更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他的《太师箴》、《管蔡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檄文。其中《管蔡论》则从历史就按提起：管叔、蔡叔与周公同为周文王之子。武王死，成王立，周公辅政，管、蔡怀疑周公将篡位，合同武庚叛乱。周公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管、蔡为“顽恶”、“凶愚”，遂成定论。但鞠康却在文中为管、蔡叫屈。这就不是翻旧案的问题了。季刊又有《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不仅以“必不堪着七，甚不可者二”，拒绝为司马氏做官，更公然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如此“与旧说相反对”的言论，在当时已属惊世骇俗，更何况“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而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办法，在这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影响，因此非死不可。而他的这种悲剧命运只要一个导

火索便会发生。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

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他认为“善将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也，安用富贵乎？”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自己素有“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忧愤诗》)的志向，又不改“抚心希古，任其所尚”的秉性。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终于不免“谤议沸腾”“频致怨憎”的厄运。而他在临刑前的《广陵散》演奏，曲终人散，千古浩荡之气刺越历史长空。

二、阮籍隐而不显世教所容

阮籍（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其人“才藻绝艳，倜傥放荡，以庄周为模则”。为人则“旷达不羁，不拘礼数。性至孝”。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写的《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在

这篇作品中，他把“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礼法之士与裈中之虱的形象联系起来，造成绝妙的讽刺效果，非切近事物本质，不能如此。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阮籍的这种行为与他的思想性格和处世方式是分不开的。

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目睹过汉魏易代之际曹魏势力的巧取豪夺，又目睹了司马氏以同样的手段谋取曹魏政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由于他对两派政治势力，均无太深的瓜葛，其敷衍行事，较能做到“应变顺和”；立身为文，也自然趋于含蓄，他以大醉抵制司马炎为其子求婚，一大醉敷衍郑冲请作《劝晋王笺》。但是，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