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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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二十世纪是美国华人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代,华人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丰富多样的中国形象。
这些作家以各种方式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及人民,同时也谴责了虚假的刻板印象。
本文将深入探讨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首先,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通常与祖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早期的华裔作家如莫言和柴静以恢复传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通过小说、散文等形式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瑰宝。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中国的细节和氛围,使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文明。
这些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深吸引了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探索感兴趣的美国读者。
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华人作家同样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环境提出了批评。
例如,在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前,莫言通过他的小说《红高粱》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
他用言辞凌厉和尖锐的幽默以及生动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以及贪污和腐败的现象。
这些作品使人们了解到,中国既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此外,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涉及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和挣扎。
在《失乐园》中,华裔作家王安忆描绘了她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以及作为一个异乡人所面临的困境。
她鲜明地展现了华人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让人们深入思考和反思美国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
不仅如此,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华人作家开始关注黑人的权益问题,并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
通过与黑人的合作和交流,华人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再次扩大了对中国形象的视角。
他们着重揭示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团结,同时也为美国华人争取了更大的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总之,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多样化且复杂的。
它们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传统的魅力,又对中国社会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93文学评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女性尤其是母亲的生存状态,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母亲形象。
文章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小说中母亲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和探析,从这个时期母亲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及时代变化等方面来探究母亲的形象。
一、理想化、诗化的母亲形象在郁达夫的作品《血泪》中,母亲是拯救人类苦难的英雄形象,这是在理想化、诗化前提下塑造出来的美好母亲形象。
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游子因饥饿而晕倒在江边时,其脑海中浮现出如下母亲形象:“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把一块米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闭上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
”简短朴素的文字描绘了“母亲”柔情、慈爱的形象。
在鲁迅的作品《补天》中,母亲是有着外在美和内在美的形象,母亲不仅崇高伟大而且活力四射,她敢于为民请命。
探究这一时期理想型母亲形象出现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新思想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较大的觉醒,因此在内心深处对理想母亲有了渴求、盼望和呼唤。
此时母亲是国人于无助、痛苦、彷徨、迷茫、觉醒时寄托安全感的港湾和依靠的力量。
从现实较深层面挖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作家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与他们的理想有落差时,当他们困顿迷茫,甚至苦闷时,母亲这一光辉形象便横空出世,由此母亲便成了作家们诗化情感中永远的童话王国。
此外在女性作家作品中母亲的形象还具有模糊性,林丹娅曾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讲道: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母亲在某些女性作品中成为一种载体,这其实是作家社会使命感的体现,在这类作品中,母亲是慈爱、温柔、圣洁的化身,但这一形象是抽象的,而不是一个具体可感知的真实母亲形象。
如冰心《超人》中的圣母形象,是主人公寄托情感的载体,石评梅《母亲》则是她青春苦闷的载体。
以上作品中对母亲的描写,完全远离甚至脱离了母亲喜怒哀乐这一复杂情感的视野,因而母亲形象具有模糊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实这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关于女性文学创作的的必经之路。
•一、概述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30年代文学•30年代文艺的基本特征:•(1)五四时期相对思想自由氛围消失,文学主潮政治化•(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左翼文学之外,自由主义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共同发展•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国民党的党制文化和党制文学•占主流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革命文学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一)倡导•主要团体:创造社(后期),太阳社。
1926年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一文可视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宣言。
•人物: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
•文章: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刊物:《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等。
•革命文学观点受当时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左”倾机械论•“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组织”拉普”•(一)、革命文学内部•革命文学派与鲁迅、茅盾等人的论争。
•革命文学派: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全面否定五四文学,就“中国浑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了全面的批判”。
称叶绍钧“最典型的厌世家”,郁达夫“悲哀者”。
•《文化批判》4月号出版了“批判鲁迅”的专辑,批判茅盾专辑。
•鲁迅反击《醉眼中的朦胧》《革命时代的文学》,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一切宣传并不是文艺。
”•机械论-简介••拉普-拉普•RAPP(三)主张•1、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2、文学是宣传武器。
•3、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一定要获得阶级意识。
•(四)左联成立及经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参加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柔石、沈端先、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蒋光慈、钱杏邨、田汉等四十余人。
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都参加了左联。
•主要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十字街头》《拓荒者》等。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大地三
部曲》为例
连成亮;师静
【期刊名称】《科技风》
【年(卷),期】2009(0)3X
【摘要】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由一系列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截然相反
的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特征构成,这些印象特征像保留剧目一样,是基本固定的。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像在不同的演季中一样。
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挑选其中一
个侧面的精神特征,将其表现出来。
【总页数】1页(P265-265)
【关键词】美国文学;中国形象;大地三部曲
【作者】连成亮;师静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赣南师范学院科技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712.074
【相关文献】
1.论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的"中国形象" [J], 周小英
2.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大地之子》为例 [J], 鲍同;姜毅然
3.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r——以华裔美国文学小说《大地》为例 [J], 陈孝柱;张芳;李欣月
4.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以华裔美国文学小说《大地》为例 [J], 陈孝柱;张芳;李欣月;
5.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变迁——以《大地》和《寻路中国》为例[J], 赵文; 曹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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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造的潮流与趋向(叙述性的增
强)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主要表现为叙述性的增强。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动荡与变革,这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作家们开始更加注重叙述,通过精细描写来展现社会现实。
他们以独特的观察力和真实感受,将人物形象和情节描述得更加生动鲜活。
这种叙述性的增强,使得文学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叙述性的增强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和解读上。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时期,许多作家通过叙述来展示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抵抗。
他们通过描写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精神,唤起了读者的爱国情怀和反抗意识。
同时,他们也通过叙述来批判社会现象和揭示社会问题,呼吁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除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还表现出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作家们开始关注人性的探索和心灵的痛苦,他们通过叙述来展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变化。
这种叙述性的增强,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富有情感和思考,引起读者共鸣和思考。
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主要体现为叙述性的增强。
作家们通过精细描写社会现实、历史事件和个人内心,使文学作品更具有生动性、感染力和思考性。
这种叙述性的增强不仅展示了时
代的特点和社会现实,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20世纪美国诗歌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论作者:赵小琪周秀勤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05期关键词:美国诗歌;中国形象;再造性想象;互文性想象;相反性想象摘要:20世纪美国诗歌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呈现一种异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国形象的风貌,与诗人们想象中国的方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大致而言,20世纪美国诗歌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再造性想象、互文性想象、相反性想象。
运用再造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再造中国器物表征与再造中国化视觉空间,旨在通过“发现”中国来言说自我。
运用互文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文体、句法结构、立意进行仿拟,对中国字和句进行直接粘贴,意在通过“师法”中国文學和文化来丰富自我。
运用相反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将混乱、称霸的美国与和谐、友善的中国进行对比,意在通过“正视”中国来反思自我。
可以说,这三种想象中国的方式,在20世纪美国的不同历史情势下,都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诗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批判性武器,它们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对美国现实进行了社会和审美等方面的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5-0016-10O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hinese Image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ryZHAO Xiao-qi,ZHOU Xiu-qin(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Chinese image; reconstructed imagination; intertextual imagination; opposite imaginationAbstract:The reason why the Chinese image of American poetry in the 20th century presents a styl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image of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has a ver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ay they imagine China. Rough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of imagining China in American poetry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 is reconstructed imagination,intertextual imagination and opposite imagination. Using reconstructed imagination, American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recreat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rtifacts and the Chinese visual space,aim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by “discovering” China. Using intertextual imagination, American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imitated the styl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nception of Chinese poetry, and directly paste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entences, aiming to enrich themselves by “learn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Using the opposite imagination, American poets in the20th century compared the chaotic and hegemonic America with the harmonious and friendly China,intending to reflect on themselves by “facing” China. It can be said that these three ways of imagining China,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become a positive critical weapon for American poets in this period. They use Chinese culture as a reference frame to criticize the re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ocial and aesthetic aspects.——————————————————————————————————————————当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末期浪漫主义华丽繁冗的陈旧话语在美国文坛进退维谷时,20世纪的美国诗人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崭新的世界图式与美学范式。
革命与政治的激情舞蹈——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表时间:2010-10-27T15:32:12.763Z 来源:《学园》2010年9月上期供稿作者:李登科[导读] 试想,身处时代漩涡之中的瞿、茅等即便能跳出文学的藩篱又怎能跳脱时代的笼罩呢?李登科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摘要】五四以后,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成为文学的主导性思潮。
本文试图探讨现实主义在三十年代的风貌。
【关键词】现实主义三十年代革命政治利弊【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0)09-0071-02 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现实主义逐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变。
在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三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革命激情的鼓噪下,可以说艺术性(从审美立场上看)上缺陷多多,即它的政治和社会有效性以及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利弊究竟何在。
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背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建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但事实上民众对于它的反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左联的成立及其纲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现实主义潮流的文学主张和追求。
左联成立后,文学与政治①的关系郑重地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几乎是一致的观点:即文学反映政治,政治是文学的主要内容并且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和质量。
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被抬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后来在较晚的年代里出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著名的“两结合”的现实主义的典范创作程式在此时已然露出了面目。
革命文学的最初的卓有成效的实施者是鲁迅、茅盾、蒋光慈等,而尤以茅盾、蒋光慈为突出,后期创造社在理论方面的横空出世也是震撼一时的。
钱理群等用开创了新的文学范式来指称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贡献。
②而茅盾对于其创作和革命历程有着清醒认识,所谓“我是没有成为革命家,才成为文学家的”,他对于革命或曰政治的关注是契合其一直以来的思想追求的。
20世纪300年代的文学【实用版】目录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概述二、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特点三、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流派及代表人物四、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正文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概述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与此同时,文学也在这十年间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在这个时期,文学成为了反映社会变革、传播新思想、唤醒民众的工具。
许多文学巨匠在这个时期崛起,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
二、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特点1.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在这个时期,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主流。
作家们关注现实生活,通过作品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民众疾苦,以此唤起民众的觉醒。
2.抗日救亡主题: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主题。
许多文学作品都以抗日为背景,呼唤民族觉醒,激励人民抵抗侵略者。
3.左翼文学的繁荣:在这个时期,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推动了左翼文学的繁荣。
左翼文学主张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倡导革命文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战斗性。
三、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流派及代表人物1.现实主义文学:以茅盾、鲁迅、巴金等为代表。
他们的作品如《子夜》、《阿 Q 正传》、《家》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力作。
2.左翼文学:以郭沫若、张天翼、冯雪峰等为代表。
他们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华威先生》等,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战斗性。
3.抗日救亡主题文学:以郁达夫、田汉、老舍等为代表。
他们的作品如《故都的秋》、《义勇军进行曲》等,呼唤民族觉醒,激励人民抵抗侵略者。
四、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此后,现实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
其次,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表现手法。
30年代文学1、总体特征;意识文学思潮的空前郑智化,二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文坛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多种文学倾向的文学彼此对立竞争,有共同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
此外对本时期的多种文学思潮的兴发竞存情况也有知识性的了解。
左联的贡献: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以理论的研究。
二、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
三、加强分别是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三大派别(潮流)之间的对峙与互渗。
大体说来,"海派"是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
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念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而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也即非职业化的作家。
他们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
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
而"左翼"作家则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
三大文学派别(潮流)创造了不同的文学景观,但又统一生存于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因而在整体文学的张力场上又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向。
1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30年代,形成了以左翼文学为主流,多种倾向文学竞相发展的多元格局。
蒋光慈、丁玲、叶紫等人的小说,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的诗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勃勃生机。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作者:逄增玉孙晓平来源:《北方论丛》2014年第05期[摘要]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
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空间表征;京海结构[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01-07[收稿日期]2014-06-25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受制于民族救亡、启蒙、革命、战争和解放等语境,开始不断地描写和叙述有关中国、都市和地区的文学形象和空间意象。
这些形象和意象既构成与客观环境紧密相关的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文学特有的母题和形象系列,也再造了现代中国的国家和地域的政治、文化、社会、道德与性别地理,成为赋予各种意义的符号化表征空间,以至于一提起现代中国的某个地方和地域时,许多人首先浮现于脑海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作品对其的描绘和“形象定位”,而非从政治、经济和地理类书籍获得感知与知识。
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p.40),而是以文学手法和形式创造了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及其表征空间,并构成了一套文学的、文化学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空间的知识系统,其中掺杂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多种价值取向和功能意义,并由此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空间地域与文化地理的多重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塑造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具有政治与文化地理学意义的中国。
一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少数经济与文化发达的都市与内地广大农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治革命、民族危机等时代激变的刺激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愈发突出,作为时代产物并对之予以反映的文学,由是出现了与社会结构同步的文学型构,即都市文学和乡村文学成为现代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文学题材和类型。
如果说这两类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出现双峰并立的局面,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已成为最显著的文学题材与主题内容。
而乡村世界、乡土中国的描绘,在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有了更为广大和丰富的视域与风景。
多元丰富的内地和边地乡村世界的描绘与叙事,构成了文学化的空间中国的形象化表征,一言以蔽之,写乡村和地方,都是为了说中国,说出同一时空里的不同性状的多个中国形象。
鲁迅曾经认为,同一个时空里的中国,其实是具有不同内部时空与景观的,“几乎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2](p.344),20世纪30年代乡村文学描述的就是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思想状态上呈现出多元景观的中国。
“鲁迅风”式的以现代性目光透视和描写乡村世界的启蒙主义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文学中仍然是普遍性现象。
吴组缃的《菉竹山房》和《X字金银花》等小说,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并由此转化为小说的叙事者的目光和态度,叙事模式仍然是游子回乡,即让在都市谋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担任叙事者回乡省亲,从现代都市进入和回到内地乡村,通过这个叙事者的观察与接触,看到和感受到乡村世界并进行具有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意味的文学描述。
在小说叙事者的视野中,故乡皖南的自然风景和地理依然秀美,但社会与文化构成的人文地理环境依然是前现代的和中世纪性的,传统的封建性纲常名教依然依托于司马第府宅等陈旧空间和事物,继续压抑和束缚妇女并“吃人”,换言之,鲁迅在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小说中揭示的那种“吃人”特别是吃妇女的“陈年流水簿子”和“老中国”的礼教道德,依然作为传统和现实的力量继续“造恶”,由此小说描写和揭示的乡村中国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现状,呈现出“停滞性、压抑性和封建性”空间的特征,其中“道德压抑”和“性别压抑”是这个空间的主要内涵和色调。
这种历史停滞和道德压抑的乡村世界,与作为小说背景的叙事者来自的有柏油马路、电车、电影院、跑马场和霓虹灯的外部世界,二者在自然物理时间上是“同时”的,但在社会发展阶段、文明道德范畴等构成的价值时间上却是异质的,即同一个中国呈现时空分延、多元多态的形象和性状。
这种停滞和压抑性的内地与乡村中国的描写和叙事,在沙汀、周文等人的描写四川和川康地区的小说中,得到更多样化的揭示。
沙汀小说对川西北地域则着眼和定位于阶级与社会性的极度黑暗和暴戾的——一种中世纪性的政治、经济、军阀、黑道等社会结构和关系构成的地狱性质的社会空间。
他的小说很少描写那里的自然风景,其着眼点都是社会视域下的社会景观,而这社会景观的意义,沙汀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思想行为的方面予以揭示的,在这些揭示和描写的视野里存在和隐含的,是叙事者代表的作者的左翼化的政治和阶级压迫的视角与立场。
《堪察加小景》《兽道》等小说描写的四川地方军阀官吏、黑道缙绅构成的关系结构和压迫环境,不仅将“出格越轨”的妇女予以骇人听闻的“点牌牌”(轮奸),而且将全体百姓乃至压迫势力内部都作为残害和倾轧的对象,甚至连灾荒年月外出逃荒的灾民都要巧立名目予以盘剥敲诈。
这个地方社会仿佛根本没有进入现代而一直停滞和倒退,仿佛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更与现代文明脱节的被抛离正常社会轨道的“人间地狱”,只有社会性的黑恶势力和混世魔王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20世纪40年代,沙汀小说一直如此冷峻冷嘲地扫描和定位四川形象、特别是川西北的社会构成和整体形象,也是沙汀小说在叙述和表达中,努力揭示和制造出那个令人恐怖和作呕的地方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定型”。
另一位以描写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区见长的左翼作家周文,其小说叙事背后的思想视野和立场也是左翼的“阶级”意识,与沙汀一样,致力于描写川康地域和社会的“无道”与魔兽状态,为揭示这一状态的视野聚焦仍然放在地方统治阶层和军阀,但不同的是,更着重揭示这一由统治阶级行为构成的黑暗无道地域的“荒唐”与可笑,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
乱世怪异、荒唐可笑、民不聊生成为地方性社会的主色调和特色,是一种左翼作家视野中的四川内地的“区域文化”和“地方社会”,这种被描绘出来的地方社会的“特色”,几乎成为当时得到中国社会共识的四川景观和“共相”,以至于改编于四川作家马识途小说的当代电影《让子弹飞》,也强化和强调这一地方特色。
与此相似,20世纪30年代云南作家马子华在小说《他的子民们》里,也以这样的笔调描写大西南边陲内地世界,不过描写的是一个更为特异的边地世界——云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及其统治地域。
这是一种更具特色的地方社会和地域文化,小说在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的交错中,描写和揭示的焦点和视点是这一云南边陲土司统治的地方社会和区域的原始性与中世纪性,在这种地方社会景观的特色和“意义”描写与揭示的背后,依然是身在上海都市的作家,以现代性目光对地方边陲社会“落后性”的聚焦和思想透视,一种异于现代的边陲文化地理和由原始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组成的地域性社会空间及表征。
这类对西南内地边陲腐朽或落后情形的描绘,不仅制造了有关地方社会和区域的知识与景观,也表达了作家们对地方社会描写与讥讽中的立场态度:对故乡的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而没有对故乡与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达出社会批判性之下秉承五四和鲁迅传统的精神潜流。
另一位四川作家艾芜,却以对西南边陲社会的地方性特色的描写,而给20世纪30年代以写实为主调的左翼地域乡村小说带来一股奇异的、不乏浪漫色调的叙述。
艾芜小说运用的是另类的“游子回乡”的模式,以一个受过五四教育、具有现代意识、自愿到边陲考察和历练人生经历的知识分子担任叙事者和小说主人公,通过他在云南和中缅交界地区的漂泊流浪,凝视、考察和探究那个奇异的地方世界。
由是,艾芜小说将流浪汉小说与文化地理探险模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了与“鲁迅风”的启蒙主义和沙汀等人的内地黑暗世界写实迥异的边地风情。
在小说流浪兼探险的叙事者的视域中,提供了西南边陲亚热带雨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奇特景观与结构:自然风景多姿多彩又险峻狰狞,社会风景则是与内地世界脱节的死角和夹缝,它收留和包容了那些在内地因自然灾害、社会情仇、特别是残酷阶级性压迫而无法谋生的农民以及反抗复仇铤而走险的所谓罪犯们,让他们可以在统治者鞭长莫及的边陲有生存的机遇和空间,演化为形形色色的赶马帮人、私烟贩子、烟土种植者和盗贼匪寇,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
同时这里自然的险峻和社会的丛林法则,也使得这块社会裂缝和边缘地带的谋生者的生存充满艰险磨难和暴力残酷。
但尽管如此,险峻边陲的自然与人生也是浪漫而潇洒的,艰难求生的各色边缘人和流浪者在苦难煎熬中,却依然保持底层劳动者和游侠者的无私、勇敢、正义和豪侠,与西方流浪汉文学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具有相类性。
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流浪汉的仗义豪侠,使得他们可以在边地艰险中生存下去,也不断帮助和教育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生考察和探险者,使其知晓和懂得人生的苦难中依然有高贵和正义。
艾芜小说的如此有意凝视和意义发现的描写,使得奇异的西南边陲世界的自然风景和人生社会景观,都充满了独特的文学、文化地理学的价值和蕴含。
对边陲地方社会和特色的描写更具有浪漫主义成分的,是小说家沈从文。
早在20世纪20年代对“乡村中国”予以描绘的乡土文学中,与鲁迅代表的揭示中国乡村落后和衰败,“荒村”世界的现代性缺失为指归的写实批判的叙事异质,废名的抒情浪漫主义的乡村描绘,则充满了前现代的礼俗乡村世界的自然与风俗、道德与人心的美善和温情,是“唐诗绝句”里的乡村,也是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的文学化表征。
这样的乡村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以边地湘西为背景的乡村叙事中,有了更广泛和集中的展示与描绘。
以《边城》和诸多湘西系列的小说为代表,沈从文是以所谓最后的浪漫主义的“造希腊小庙”、在其中供奉真善美人性的追求,在宗法制乡村边地与都市现代性文明对峙、赞美前者而批判后者的“质疑现代性”的视角和视域中,展示和揭示边城世界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地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价值,边城苗乡、地方生活与文化第一次以如此积极正面的形象和价值出现于文学中,再造了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田园诗世界——它们不仅没有被离弃,反而具有强大的归属感和感召力,应当倍加珍惜,永世长存。
为了揭示这一主题,作者或者如《湘西散记》那样,采取直接的游子回乡模式记录见闻,或者如《凤子》那样,让城市人、工程师到苗乡采矿被乡野生活折服的模式,或者像《边城》那样,作为精神的还乡者和叙事者叙说边城的几乎纯净如水的真善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