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中变迁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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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描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描绘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演变。
从19世纪到21世纪,
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变迁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断变化。
19世纪初,中国在西方人眼中还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国家。
那时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往往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马蒂诺的《夏威夷丛林图》、梅
尔维尔的《白鲸》等作品,都曾对中国进行过描写。
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往往被描绘成一
个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国家,中国人被描绘成善良而又神秘的民族。
而在这个时期的文学
作品中,中国的形象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异域风情,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而又诱人的色彩。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变迁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断变化。
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经历了从神秘和诱人到政治和苦难再到革
命和英雄,最终到现代和全球化的变迁。
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反
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西方文
学作品中的形象能够越来越真实和多元,能够真正反映出中国的丰富和多彩的一面。
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中国,在13到18世纪这段时间内,成为了西方世界极具吸引力和神秘的对象。
这些年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陌生和神秘,到后来的迷恋和崇拜,再到后期的失望和不满。
通过深入研究这段时期内西方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西方在观察、解读和评价中国时所持有的心态和观点。
在13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首要来源。
波罗的描述中充满了对中国的神秘和陌生感觉,他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奇特文化的国家。
这种对中国的陌生感觉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并引发了对中国物产和文化的期待和渴望。
到了16世纪,随着旅行家和探险家们的到访,西方社会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了欧洲国家争夺的目标。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开始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评价中国,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高度集权制度表示敬佩,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对中国的体制持批评态度,觉得这是一种专制。
到了18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
中国文化和思想开始渗透到欧洲社会,西方世界开始迷恋中国的艺术、哲学和文化。
许多欧洲人开始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
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代表了一种另类和超凡脱俗的文化形式,这种迷恋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
然而,18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政治交流的失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迷恋渐渐褪去。
中国被视为一个无法与西方平等交流的国家,在各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产生失望和不满,批评它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和社会结构。
总体而言,13到18世纪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动态变化。
最初的陌生和神秘感觉转变为渴望和迷恋,然后逐渐消退为失望和不满。
这种形象演变的原因包括信息的有限性、文化差异、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变化等多个方面。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列强入侵中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被西方视为落后、腐朽和不文明的国家,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和刻画上。
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英国在华贸易的兴起,中国成为了英国文学作品中的热门题材。
大部分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往往被西方观念主导,主要以“异域他者”和“东方神秘”的视角出现。
中国人被描绘为服从和依赖性强的对象,被西方人看作是“野蛮”的代表。
这种描写方式在当时广受欢迎,成为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主流。
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和对西方文化的接触,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对中国的新视角。
中国人逐渐被描写为独立、机智和勇敢的人物,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客观存在,而是可以主动参与和影响情节发展的角色。
1957年出版的詹姆斯·芬蒂摩尔的小说《金瓶梅传》中,主人公李夫人被描写为一个聪明且有决策能力的女性,她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情感来控制和操纵男性。
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再次发生了转变。
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强大和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被描绘为自信、有能力和有权势的人物。
西格尔·维廉姆斯的小说《卢沟桥日记》(2012)描写了一个中国女性如何在英国高等教育中取得成功,并成为学界的权威人士。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被西方观念主导的“异域他者”到独立、勇敢和自信的演变过程。
这种变迁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对中国形象的刻画的变迁,不仅是英美文学作品中的题材和风格的变化,更是文化交流和认知的深化和发展的体现。
西方的中国形象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知识与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与本质的投射与反映。
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于是就以幻想的形式将该文化本质投射到一种未知或一知半解的异域形象中去。
西方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形象:美化的中国形象——乌托邦化与丑化的中国形象——憎恶与意识形态化,以想象或表现的方式构筑一种西方文化系统内的中国形象,在这个形态中,西方既可以“认识”中国,又可以认同自我。
西方将中国形象乌托邦化,是为了否定西方现实秩序,达到西方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反思与超越。
而在启蒙运动之后,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他者”,一个否定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感。
在19世纪之前,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将其乌托邦化。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和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一个地大物博,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契丹,这对于处于黑暗时期中世纪的西方来说,契丹就是一个天堂,是其理想向往之地。
除此之外,中世纪西方文化中需要借助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来寄托他们的经济与政治需求,来超越基督教文禁欲文化而强调世俗欲望,为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契机。
《曼德维尔游记》是作者在既定的基督教视野和西方传说文化下,融合获得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虚构而成。
书中同样赞叹契丹城市繁荣,政治清明,物产丰富。
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对财富欲望的向往投射到了契丹传奇中,黄金与丝绸的神秘乐土的传统构筑起西方人的远东神话。
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契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欲望的信息,也表达了西方人对世界与西方文明自身的识别与认同意识。
13-15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物质化,是用金银和钻石的世界看东方世界,而在17世纪,西方再一次对中国形象进行乌托邦化——中华帝国,将视野转向了中国的文明,构筑了一种独特而优越的政治伦理与文化制度。
启蒙时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改造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利用中国形象。
高中历史创新题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4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分))【考查点】不同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主观认识【试题解析】本题是一道开放性试题,从古代、近代、当代三个不同时期,表述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观点都带有个人的主观目的,不完全正确。
做答时,可任意选择两个时期进行评论。
先列出观点,然后结合史实进行论证、说明、总结。
【参考答案】(1)古代:观点伏尔泰高度赞赏中国文化,但有失偏颇,美化的成分很大。
论证:①中国古代制度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有鲜明的特色,如科举制度、世俗政治、重视教化等。
②但实行君主专制,皇权凌驾法律,是人治而非法治;③儒家宣扬纲常伦理的等级秩序和重理轻欲的人性禁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宗教迷信。
④伏尔泰美化中国制度文化,其目的在于借中国文化来宣传其改造法国社会的启蒙思想。
(2)近代:观点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片面的,有故意丑化之嫌。
论证:①近代中国,统治者固然愚昧腐朽,政治经济落后,但中国人民是勇于反抗外国侵略,也顺应潮流追求进步的: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都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则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③西方人丑化中国,是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也是美化其对华侵略的需要。
(3)当代:观点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但冷战思维明显。
论证: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②面对被中国赶超的现实,某些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或渲染中国威胁论,挑唆周边国家与中国对立,或宣扬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企图制造中国内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每个时期各6分)。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在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本文将从19世纪到21世纪,通过对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探讨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19世纪初期,中国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往往是被浪漫化和神秘化的。
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殖民和贸易,英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洛思号事件等事件使得中国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
在英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往往被描绘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古老的文化和神秘的仪式。
伦敦作家马里昂·兹克劳奇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中国形象往往被描绘为神秘和阴暗的,充满了不可知和难以琢磨的特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形象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也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聊斋志异》的《聂小倩》、《鉴湖记》等作品,在英美文学中广为传诵,其中《聂小倩》更是被改编成了不少电影和话剧,成为了西方文学作品中一个经典的中国形象。
在这个时期,中国形象逐渐从神秘和浪漫转变为真实和现实。
很多文学作品开始描绘中国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命运。
美国文学家路易斯·艾默里·洛姆的小说《解放》中,通过描绘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的故事,呈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愈发地受到西方文学家的关注和赞美。
英国文学家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贫困,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共鸣。
这些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的命运,使得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更加丰满和真实。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不断变迁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不断深化,其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也逐渐走向多元化、真实化。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一、中国形象由“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到“文化冲突”的现代主义在19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热潮,人们对东方文化充满了神秘感和好奇心。
这时期的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多是“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珍珠花园》中,奥斯卡·王尔德将中国想象成了一个被禁锢、神秘而低调的地方,书中对于中国式的爱情和友谊十分推崇。
同样,亚瑟·金斯莱在《逆境逢生》中,也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描写了一个中国青年映入他们眼帘的场景。
他们所描述的中国,似乎更多是一种西方人对于“异域风情”的虚幻想象,而非真实的中国。
直到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一些作家开始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更真实的认知。
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中,西方读者终于可以读到一些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故事。
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在认知上的转变,中国也从一种虚幻的形象逐渐变成真实有形的文化。
二、中国形象从“孔夫子”到“战争国家”在《智者的石头》中,邓肯·麦克拉伦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描述了孔子的教诲和民间信仰,表现了孔子的智慧和人民对于回忆的珍爱。
这样的刻画,在当时的英国读者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对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敬意。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社会的告诉变革带动了西方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再认知。
美国诗人艾略特提出了“东方性”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转向一种强势的品牌形象。
在约翰·史坦贝克的《东海》中,中国的形象开始变成了一个战争国家的像征。
小说描写了日军侵入中国,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死亡和沉重的磨难。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一、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也使中西方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抱着与中国人结盟反对穆斯林这一想法,欧洲开始试探向中国派出使节。
1245年和1253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和鲁布鲁克先后两次带着教皇写给大汗的信函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
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们在游记中第一次将“契丹”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视野,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
而此后的200年中,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都出现了契丹和蛮子的描述,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波罗行纪》,这部分的内容李时学老师在课堂上已经说明的相当清楚了,就不多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波罗行纪》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二、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5-17世纪)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它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起点,而激起他冒险远航的灵感则是来自马可·波罗所打造的充斥着财富和世俗享乐的“中国神话”。
西方的外部扩张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征服,同时也体现为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这项使命则是由传教士们担负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以外最大的异教国度,自然吸引了和商人、水手一样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们。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26日,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文系教授、华裔博士黄运特做客华中师范大学,带来“陈查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偶像”讲座。
陈查理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家创造的中国警探形象,出现在多部电影、电视和卡通片中,是“美国观众最熟悉的5个中国人”之一。
陈查理电影上世纪30年代被引入中国。
许广平曾说,当年只要上海有陈查理电影放映,无论影院多远,鲁迅都会去看。
黄运特花了10年研究陈查理。
他的纪实文学著作《陈查理传奇》2010年出版,从陈查理的原型写起,交叉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美国早期电影史、好莱坞的东方热、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寻找陈查理踪迹的经历和感受。
本书曾获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11年普利策奖提名,并获2011年爱伦坡奖(最佳评论/传记类),被《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今年又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奖。
昨日,记者对黄运特进行了独家专访。
黄运特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陈查理,这个中国胖子的美国式幽默让他彻底地迷进去了。
他讲了段陈查理的经典情节:“陈查理抓了几个白人嫌疑犯。
老美们很瞧不上地说:‘你不要冤枉好人,我可是美国公民。
’陈查理回答:‘哦,巧得很,我也是美国公民。
’”黄运特解读,美国社会存在隐形的种族歧视,波士顿来的人很难接受一个华裔侦探办理他们的案子,可是檀香山当地人都知道陈查理的名气,也对他十分尊敬。
作者是将他与他周围的白人同等对待的。
“不同于第一代移民,陈查理代表的是在美国出生、已建立身份认同的新一代华人。
老美毕竟给予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自由”。
“陈查理符合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爱把‘孔夫子说’挂嘴边,说着‘洋泾浜英语’,语法错乱,可深刻入理,耐人寻味。
总是神秘兮兮,对白人有种刻板的、保持距离的恭敬,而且非常有智慧。
”黄运特告诉本报记者,这反映了山姆大叔对中国人“又爱又恨”的一种复杂情结,一方面觉得中国文化富有神秘的魅力,一方面又对东方世界感到排斥。
老美现在还这样看中国吗?“客观地说,没有彻底改变。
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之我看请下载后阅读:)现实中,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一种文化内或两种文化之间,同时存在着相似点和不同点,如何解读完全视乎你从什么角度出发。
法国学者Francois Jullien 声称研究中国就是回到自己本身,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可以给予欧洲人不同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的问题。
1虽然Saussy质疑他这样的预设已经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真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只能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去认识别的文化。
就像是Zhang Longxi和Wittgenstein共用的一个关于阶梯的比喻2:Wittgenstein认为在用阶梯爬到高处后就应该把阶梯彻底丢掉,把自己曾经使用阶梯这一事实忘掉。
然而现实真的可能是这样吗?相反,我更认同Zhang Longxi 觉得那个阶梯是丢不掉的看法,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爬上现在的高度。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我们就得先了解他们认识中国的阶梯是什么。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鸦片”、“条约”、“赔款”、“战乱”“落后”等字眼,至今仍能够刺激中国人的神经。
自从那时起,中国人给全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也就是说,中国人妖魔化的世界形象基本上是在19世纪形成的。
正是由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对抗,西方国家有意抹去了中国人的某些优秀品质和中国人所受的屈辱,而有意放大了中国人、中国文化阴暗的一面来制造舆论。
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实体经济衰退,进而引起了美国经济大萧条。
经过罗斯福政府的救市政策,经济慢慢恢复,以及中国因民族保卫战而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之一。
于此同时,西方国家极力想了解东方这块既神秘又不解的国家,因为中国国内民族意识高涨,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而好莱坞则抓住了种种商机,1Zhang Longxi “The Fallacy of Cultural Incommensurability” P.122拍出了引导西方认识中国的影片。
如《大地》(the golden earth)和《残花泪》(Broken blossom)两部影片一改往日美国电影中从未有过的中国人形象,他们不再是丑陋的嘴脸和狡诈的形象。
西方图片上中国形象变迁[组图]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历史映像室发布时间:2011-01-20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随着交流的日渐加深,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
反而是中国内部自身,由于隔阂日久,未能意识到这种进展,依然将西人投来的注视和观察,研判为一种误读,从而激起强烈的反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则是这种反弹留下的例证,而时下流行的《中国不高兴》则证明这种反弹,历经十多年不仅仅没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渐扩大的趋势。
数百年来的东西方对视,就是在这样相互误读中演进,而要达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则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
图为漫画《中国蛋糕1897》。
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那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的国度,陷入一种停滞与衰落之中,但自己却茫然无知,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德国人拍摄的1900年的中国。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更使这种形象得以巩固,深化。
从此,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
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
与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当时中国上层人士大多对西方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挟器物之利,行强盗之实,这也使得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更是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图为《诡计多端的中国人走“后门”,鬼鬼祟祟潜入美国北疆》(19世纪末美国出版的讽刺中国的政治漫画)。
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是这种形象认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
真是沧海桑田,睡狮醒来,世道已经大变。
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歧视到认同走了多远? 第一批赴美的华人多是劳工阶层,在白人眼里,他们是被买来的劳动力,虽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但过江猛龙也要吃饭,出售廉价劳动力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手段。
此时的在美华人在电影中的形象也大多是苦力、仆役等下等人。
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视角持续了几十年,美国人歧视的有色眼镜戴得无比结实,黄飞鸿系列的《西域雄狮》拍得再明显不过,片中黄飞鸿因失忆混进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英气十足的黄师傅一朝沦为美国版花纹武士,不光打猎抢劫还差点和部落公主喜结连理,但在美国人眼中黄师傅最多也只是个耍把式卖艺的。
片中阿苏和小伙伴去镇上酒吧交货,点了一杯啤酒就被一位牛气哄哄的牛仔开枪打碎了手中的酒杯,牛仔说了,不能卖酒给中国人,而本该是伟大、光荣的镇长到了酒吧第一件事儿就是让阿苏、阿龙滚出去,阿龙还被打破头,反观闹事儿的牛仔却什么事儿都没有。
之后中美在二战中结盟,既然已是自家兄弟,每天歧视兄弟总归说不过去,中国人的形象开始改变。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已经经历了诸多大事,尤其是新中国在东方的强势崛起,让美国人不得不重视中国。
这一段时间直到本世纪初,欧美电影中的中国人除了特别能打,和其他国家的人并无不同。
在电影《尖峰时刻》当中,中国人的身份就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
影片中中国大使馆领事的女儿被绑架,这件案子立即成为了FBI 的重中之重。
成龙大哥扮演的警察李甚至可以在黑帮的基地调侃黑人同伴和白人大反派。
随后我们的中国警察就与美国黑帮展开了一场混战,如果给成龙上半斤二锅头,可能要打的他们怀疑人生。
美国人在电影里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近几年,在美国影片里中国人甚至开始成为救世主,要么是内心淳朴善良又能及时解救主角的中国大妈。
当然,这个大妈不跳广场舞。
要么是英姿飒爽在地球面临外星入侵危机时英勇奋战的战士,在2012这个末日电影里,中国干脆承担了制造人类文明的最后孤岛诺亚方舟的重任。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随着近代英美文学的发展,其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写也在变迁之中。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既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变化,也受到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偏见的影响。
19世纪初,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红楼梦》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神奇国度,强调了其秦汉文化的独特性和奇异之处。
而《碧血丹心》则描写了中国妇女的忠贞和勇敢。
这些作品使西方读者产生了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逐渐陷入危机和衰落,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负面。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尔摩斯的敌人——中国人“东方巫师”傅利叶(Fu Manchu)的形象。
在《中国谜案》系列中,傅利叶被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大毒枭和阴谋家,对西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种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恐慌和对中国移民的偏见。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浪潮,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龙五》和《故事新编》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英勇和坚强的国家,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拼搏精神。
这种描写使中国成为了西方读者眼中的英雄民族,赢得了他们的敬佩和喜爱。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和内战的年代,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巴山夜雨涨秋池》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暗和腐败的社会,充斥着贪婪和欺骗。
这种形象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困境和动荡,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失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转变。
在《追风筝的人》和《白鹿原》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复杂多样的国家,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的努力。
这些作品既呈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揭示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这种描写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西方眼中变迁的中国形象
在几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游览、评价中国的人物身份的不同与价值观的差异,以致流传入西方的有关中国的认知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加入了西方人自己判断的不全面的或者理想化或者丑陋化的中国形象。
因此西方视野意义上的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因为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乌托邦形象,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通过对中国形象的肯定与向往表达对本国现状的不满,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二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否定甚至丑化中国形象进而同化中国,强化和肯定本国。
正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存在,使得中国形象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西方人中不断变化。
在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充满了梦幻和传奇色彩。
这源于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其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
尽管《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接着,十七到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这使得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肯定有加。
启蒙主义哲学家竭力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
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
比如在启蒙时代的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德行推崇备至,把中国人看作最优秀的民族。
这些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印象和态度。
事实上,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等,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称的。
同时,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描绘是和他们对“理性王国”的设计紧密粘连在一起的。
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恰恰适合了西方社会和文化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对中国的憧憬不仅是欧洲人的美好想象,更是欧洲现实发展所驱动的意象所然,是西方已有知识体系的延伸,是为改变欧洲的现状并促进其发展服务的。
然而,这股中国热于十八世纪中期到达顶峰后发生了转折。
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国内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在欧洲的威望严重下降。
其中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缘于鸦片战争。
因为东方帝国变得不堪一击,而更多亲临者的所见所闻更是打破了以往的高大全形象。
黄色的容貌,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不讲公德,爱赌好嫖,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官员甚至作家们描绘的中国标准像。
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欧洲的中国化热潮结束了。
中西之间的位置根据国际角逐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倒置,而西方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扭转。
比如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都不约而同地抵触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贫困黑暗的蛮荒之地。
1794年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指出,中国虽是泱泱
大国,但已停滞不前,危机四伏。
随着东西方接触的广泛和深入,关于中国人民族特征和生活习惯的陋习披露多了起来。
在一片排华声中,曾经在西方人眼中无比辉煌的中华民族被视为人类中最低等的一支,中华民族被视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
至二十世纪中叶时期“文革”的爆发给了西方传媒又一次对红色中国“再妖魔化”的机会。
“破四旧”、“喷气式”、“红海洋”以及“打砸抢”等等词汇充斥西方媒体,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国的混乱狂暴景观,中国形象被定格在“荒谬”、“无序”、“自闭”的基调上。
直至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外国记者们进入了与世隔绝20多年的中国,才又开始撰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田园诗般的文字:“没有失业、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所得税、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色情”等等。
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
目睹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富裕,社会愈来愈民主,在许多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赶超世界,其神奇文化和当今的经济发展令西方人深感惊讶,有人感叹“东方雄狮”苏醒了。
中国的巨大市场吸引着西方,同时又令西方感受到潜在的威胁,中国形象又再一次在西方人眼中变得高大而不可估量起来。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论一小而强的时代》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并认为,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经济体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将要缔造一个“龙的世纪”。
这么长远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在变化,西方在变化,中国在探索,西方也在探索。
在不断探索与变化的过程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理想王国——不道德与堕落的民族——苏醒的雄狮,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从落后的制度不断完善自身,以致与中国力量的差距渐渐发生变化,观望中国也渐渐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最后又归于平视。
由此可见,我们再看西方中的中国形象是要借鉴历史背景,在分析中方中的西方形象是也应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态,追寻历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