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马克•吐温的夏威夷书写与美国殖民空间生产郭巍《夏威夷来信》中的“明确使命观”王建平
心得：
这两篇文章分别来源于“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两本期刊中，但是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二者都是关于马克•吐温对夏威夷殖民化问题这一主题的，因而本论文将对二者进行整合分析。
马克•吐温的夏威夷书写与美国殖民空间生产一文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置于国际视野中分析资本主义美国在海外的殖民过程，提出“殖民空间生产”概念。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生产并再生产社会关系，缓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以国家领土边界为限可分为国家内部空间生产与国际化空间生产。列斐伏尔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领土边界稳定后的国家内部空间生产策略，尤其关注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市化过程中的空间问题，但并未涉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领土范围形成时期以领土拓展和资源侵占为目的的殖民性空间生产过程。根据列斐伏尔所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具体过程是国家统治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权力规划者将国家原有的自然和社会空间进行抽象化，将百姓的“生活空间”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构想空间”。
本论文将列氏理论置于国际视野中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的殖民过程，指出这种殖民过程运用权力和知识改造他国原有的社会空
间，将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与宗教思维方式植入他国，将他国人民的生活空间抽象化为遵循本国国家空间原则、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所控制的构想空间，以便对他国的土地、资源、文化进行掠夺和殖民，这种空间生产方式可称为“殖民空间生产”。
马克•吐温通过他的书写和言说以文学的方式推进了这一过程，这遵循了美国政治统治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权力规划者的思维逻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满足了美国读者的期待，为美国的民族性记忆缺失提供了合理化阐释。在吐温等众多美国人的不懈努力下，美国最终在19世纪末兼并了夏威夷领土、霸占了夏威夷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建立“太平洋帝国”做好了准备。
吐温也坦承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经为美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擂鼓呐喊，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帝国主义者”。
马克•吐温早期作品中“明确使命观”的形成和演变与１９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文化观念和种族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夏威夷来信》作为吐温创作初始阶段的作品，所涉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夏威夷兼并问题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等观点为探究吐温在民族、国家、帝国、种族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吐温频频回归夏威夷题材这一事实本身以及前后三十年间的态度变化也说明，这段“无法释怀”但又“令人不安的经历”所掩饰的文化矛盾和情感张力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时代表征，隐然呈现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切线
１８６６年的夏威夷之行是马克•吐温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次
旅行不仅是他的第一个重要写作任务，还为他日后成为职业作家奠定了基础。
吐温的成长经历与１９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他进人文坛早，创作时间跨度大，其作品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1８６６年的夏威夷之旅不仅成就了他的作家职业，也让他成为纪之交美国在太平洋扩张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信》创作于１９世纪太平洋迅速美国化的时期，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夏威夷兼并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等问题，为我们探究吐温在民族、国家、帝国、种族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应该说，吐温对美国西进和海外扩张的观察延续了１９世纪美国人关于国家、领土、种族的“明确使命观”，反映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关于这种特殊关系，艾米卡普兰说得很直白，土温从一名土里土气的地方作家一跃成为具有大都市品味、全国瞩目的作家，靠的就是“帝国的媒介”。
吐温对１９世纪美国海外扩张的态度呈阶段性变化，从１８６６年积极主张兼并夏威夷、推进美国的亚太战略，到美西战争前后对美国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严厉抨击，他走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历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者”？。应该说，吐温较早地注意到美国的民主共和理想与帝国海外扩张行为之间的矛盾，也认识到他早年乐观的进步主义理念的幼稚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到了９０年代，他的确注意到“明确使命观”的复杂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并对美国的西进运动、海外
扩张以及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所隐含的侵略性和殖民暴力有所警觉。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期间，吐温发现，指望美国民主去拯救菲律宾人不过是幻想，因为他的国家“并没有如其承诺的那样去解放菲律宾人民，而是去征服她”。此时，吐温已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美国之鹰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张牙舞爪。”最终，他警醒到，夏威夷不仅是美国的新边疆，而且还是美国奴隶制的海外翻版，因为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奴隶制和历史命运在这里被重演。
吐温发现了夏威夷殖民定居地与美国南方奴隶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夏威夷的迅速美国化以及美国在南海扩张的加剧也引发了吐温对新型海外殖民关系的思考、对地缘政治背景下奴隶制问题和种族关系的重新考量以及对１８６６年他的夏威夷之行所见所言所感的深刻反思。这些内外因素恐怕是导致吐温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变为“反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原因。美西战争后，美国公众和知识界反对美国海外扩张的声音已不绝于耳，但在美西战争到美菲战争前后，吐温的确是当时美国最著名、最活跃、最坚决的反战知识分子，并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０年间担任“反帝联盟会”的副主席。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吐温对他早年的言行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吐温在夏威夷问题上前后三十年间的态度转变，映衬出作家与国家政治的复杂关系。因此，吐温文学生涯的起步与１９世纪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学界近年来的关注点，也是因为夏威夷是吐温早年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来信》反映出其作品中的文化张力和矛盾，而这对于
探究吐温的创作与１９世纪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演变，有着特别的意义。
他对夏威夷的憧憬是锁定在美国人的南海想象和“明确使命”情结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吐温乐观的历史进步观携带着时代的印记，《来信》则反映了美国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矛盾和焦虑，而吐温对夏威夷岛国文化所持有的矛盾态度也是美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时代表征。不过，这种对比在１８８４年之后逐渐消失了，让位于感伤、怅惘的眷恋情思，夏威夷呈现为纯净、永恒、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国之梦。当吐温在三十年后有机会重返夏威夷，当时岛上爆发症疾，游船无法登陆海岛，旧地重游的愿望未能实现。其实，他已经无法回到从前，夏威夷已成为他永远的梦随着美国兼并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以及美西战争之后在中南美洲和美国南部海域采取一系列帝国主义行径，新型帝国的面目开始暴露无遗，吐温对“明确使命观”造成的后果也愈加感到失望和沮丧，他批评美国海外扩张的言辞也愈加激烈，这些都反映在吐温后期略显沉重、富于悲剧性主题的作品之中。
马克•吐温对待夏威夷问题态度的转换，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即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侵略之箭，可能会为政治目的而写作，但同时这又是政府达到通知目的的一个有力武器。然而，肩负着文化责任的作者最终还是醒悟了，认识到夏威夷问题殖民侵略的本质，故而最终转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