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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这一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生育的权利。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确保了人们的生育权，并且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
本文旨在从宪法视角下探讨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宪法中找到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
我国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
”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在生育政策上的立场。
宪法第33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育等各个领域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这一规定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剥夺妇女的生育权利，而是要求男女平等地履行生育责任。
宪法并没有绝对限制人们的生育权利。
宪法第4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结婚和生育的自由。
”这一规定保障了公民基本的结婚和生育权利，没有对生育次数或者时间做出具体规定。
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生育自由的原则。
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的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荣誉，实现国家的统一。
”这一规定明确了公民的义务，其中包括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宪法并没有将计划生育视为剥夺生育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公民的义务，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进一步来说，从宪法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人口资源均衡、人口素质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宪法明确了保障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性，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宪法还规定了保护儿童权益的原则。
宪法第51条规定，“国家保护儿童、年轻人的正当权益，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权益，避免因超生而导致的资源紧张和社会问题。
这符合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儿童权益的原则。
从宪法的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违反公民的生育权利。
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社会保障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作者：罗语初来源：《经营者》2016年第09期摘要社会保障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水平和保护公民权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社会保障分为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险中的女性享有的部分和女性专属的福利政策，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性别平等，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
本文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瑞典、德国和美国在女性专属的福利政策方面的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女性社会福利的优点和漏洞，最后通过与中国的女性社会保障政策的对比，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女性社会保障生育保险就业保障一、前言（一）背景截止到2012年，全球人口总数已超过70亿。
女性数量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但在弱势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远超过50%。
她们要承担大部分养儿育女的责任，在劳动力市场上和男性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在工作中更易受到伤害。
同时，二战后妇女运动不断发展，女性权利得到重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和呼唤。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本制度，有义务保护女性的合法权利免受侵害。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同时，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的、体现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责任，在纠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女权运动和社会保障制度都起步较晚，也存在一些漏洞，而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起步较早，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保障女性公民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因此，本文将采用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方式，从社会民主主义、保守社团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三个资本主义的福利世界分别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瑞典、德国和美国，通过了解这三个国家中的女性社会保障基本情况，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发现它们对中国的启示。
二、西方生育保险制度的基本情况（一）产假产假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而哺乳假和儿童照料假则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
美、德社会保障分析及对我国之启示作者：王金菊来源：《商情》2008年第01期【摘要】美德的社会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率都已很高。
美国实行的高度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实施的社会保障号码制度均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德国社会保障中变被动失业保险为就业积极保险的做法，都是值得我国学习的。
【关键词】美国德国社会保障启示一、美国社会保障之浅析美国社会保障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由联邦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其对象主要是低于社会贫困线的低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和照顾这些未成年人的母亲。
福利内容有现金补贴、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
第二部分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同承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
主要有养老、医疗、失业、残疾、工伤与职业病保险等。
实施对象是所有劳动者和退休人员。
政府只对这些项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项目上体现了社会供给再分配原则，不同收入群体的替代率是不同的。
这些项目的实施不分区域，不分行业，以利于劳动力流动和平等发展。
第三部分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团体退休金(美国人称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
对这一层次的保费和保费投资收入政府实行免税鼓励，企业和职工自愿参加。
美国社会保障的筹资方式是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方分担，个人和企业缴费为主要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社会保障制度强调权利和义务以及收益和缴费的结合，即社会保障的受益者首先应该是缴费者。
美国实行对每个劳动者发放社会保障号码的制度，从1989年开始，每个刚出生的孩子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
美国社会保障署为每个劳动者按号码设立档案卡，用计算机储存，记录职工个人历年的工资收入和保障的缴纳情况，为适应劳动者的流动和工资收入的变动，在全国设立计算机网络，对每个劳动者的情况进行追踪纪录。
社会保障署委托财政部国内工资局按社会保障号码按月向退休人员邮寄养老金支票。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首先，宪法赋予了人民计划生育的权利。
在宪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鼓励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的家庭应当受到保护。
”这表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法定的政策，但是并没有限制人民的生育自由。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育的时间和数量，但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方针进行生育，以确保国家以及个人的利益。
其次，宪法保障了人民的生育权。
生育权在宪法中被视为人权之一，表明人民拥有生育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的权利和利益，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妇女和女性在生育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国家保障妇女的健康和权益，提高妇女的地位和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的侵害。
此外，宪法还规定：“受害人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如果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妇女权益受到损害，妇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些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和侵犯生育权的问题。
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令人们的生育自由受到限制，同时，也会给卫生部门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影响卫生体系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此外，女性在生育和育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的压力和不公平待遇，比如在工作、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的歧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进行解决。
因此，为了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和保障人民的生育权，我们需要推进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的计划生育意识和生育自觉性。
二是建立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质量。
三是积极加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督导和监督，防止侵犯生育权和过度干预人民的生育自由。
四是加强妇女权益保护，规范生育相关服务和行业，制定有关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妇女和女性的地位和权益。
总之，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是国家权利和人权的平衡表现。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法律手段，创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推行更为合理和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民的生育自由和权利的平衡发展。
宪法解读宪法与生育权利宪法是一国的最高法律法规，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的行为准则。
宪法不仅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其中，生育权利是宪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将对宪法中关于生育权利的规定进行解读，以及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宪法对生育权利的规定我国宪法中关于生育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出生人口控制20世纪70年代，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为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宪法第18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这意味着国家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推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并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观念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也在逐步调整与改革中，确保国家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
2. 保护生育权利宪法保障了公民的生育权利。
宪法第49条规定：“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妇女的权益和福利。
”这一条款明确了妇女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并强调国家的责任是保护妇女的权益和福利。
生育权利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也是家庭的重要权益。
保障生育权利，不仅是维护家庭幸福和稳定的基础，也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
因此，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公民的生育权益，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生育权利和利益保障。
二、生育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生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与其他权利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宪法的框架下，生育权利不应与其他权利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协调和平衡。
1. 与人身权利的关系宪法保障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自由、尊严、健康等权利。
生育权利作为一项人身权利，必须在保护其他权利的前提下实现。
例如，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尊严，确保生育权利不受侵犯。
生育权利的宪法规范研究摘要：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权利观念得到了迅速普及，在法规范层面关于“生育”的表征语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将人口作为资源消耗部分，赋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生育的义务，不断转向将人口作为红利，赋予“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权利面向。
但在生育权的行使过程中，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不同群体是否具有宪法上的生育权，各国立法和实践对此也态度不一。
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民生育权保障体系，同时考虑“公共善”的维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重新理解与适用。
关键词：生育权；保护；基本权利一、问题的提出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育活动在其中的作用。
从人口的功能性角度而言，我国在世纪之交完成了人口的转变过程。
在转变之后的人口时代，我国迎来了低生育率社会。
自2015年以来全面推行二孩政策，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开启的计生政策的频繁调整，国家人口率并没有得到大幅提升。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社会更多的是从义务层面，即放宽生育政策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避免“低生育陷阱”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整个古代法的历史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化过程，生育也随着主体的独立而逐渐从生育义务演变成为生育权利。
[1]但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过程中，公众对生育自由的观念仍然匮乏。
生育自诞生伊始就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宪法第25条规定公民有计划生育的义务，但却并没有明文规定生育的权利性质，生育权究竟能否作为宪法上的一项权利，其在法律上的实现路径为何？本文将从生育权性质的界定着手，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探寻我国宪法文本中生育权的存在，并依照基本权利三阶层体系，厘定生育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对我构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育权的性质界定生育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生育概念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育包含结婚、生育和抚养整个过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将生育制度概括为结婚、生殖与抚育。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摘要】本文从宪法视角出发，探讨了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相关议题。
宪法保障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国家能够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依法实施的计划生育权利保障了每个公民的生育自主权，避免了强制性的干预。
宪法视角下的生育自由体现了个体的选择权和尊严，使得生育政策更加人性化。
宪法保障下的生育权益保护了妇女和家庭的合法权益，推动了社会的平等和公平。
合法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成为宪法视角下重要的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在宪法保障下实现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尊重和保护生育权利，才能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宪法视角、计划生育、生育权、宪法保障、政策、权利、生育自由、权益、平衡、重要性、调整、完善、尊重、保护1. 引言1.1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是指在国家宪法框架下对人口生育进行规划和保护的体系。
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对计划生育和生育权利的规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凸显，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在宪法的框架下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和保障。
依法实施的计划生育权利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守和支持的基本原则。
宪法视角下的生育自由也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前提下，保障了人们的生殖权利。
宪法保障下的生育权益包括了对于孕产妇和儿童的保护，以及对于家庭生育的支持和帮助。
宪法为每个公民的生育权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保障了每个家庭的生育权益。
合法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是宪法视角下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协调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才能实现人口问题的有效解决。
2. 正文2.1 宪法保障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宪法保障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指国家依法制定并实施的用于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
２９中德新三国生育保障制度比较及启示程艺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 郑州 410000 )【摘 要】我国政府将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两个险种合并运行对缓解财政压力、保障妇女权益、鼓励生育从而改善人口结构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本文结合三个国家生育保障制度特点对中国、德国、新加坡生育保障制度进行比较以得到促进我国生育保障制度良性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生育保障；特点；启示一、三国生育保障制度特点（一）中国生育保障制度特点首先，我国生育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比它的参与群体规模小、缴费率低且保障项目单一……一直以来依赖于政府管理，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其次，我国生育保障制度从建立之初的巩固政权目的过渡到稳定社会，保障女性权益并不断完善。
（二）德国生育保障制度特点德国的生育保障从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起就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措施为国民服务；此外，德国作为经济发达国家出于对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的目的，它的生育保障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三）新加坡生育保障制度特点一直以来，新加坡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它的经济水平虽然较高但是它对于社会保障方面支出却较少，它推行以自我缴费进行自我保护的方式，政府在保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小，所以新加坡的生育保障制度的社会共济程度不高。
二、中国与德国、新加坡生育保障制度比较中国人口基数大，需保障的生育群体是三国之中最大的；德国是发达国家中较早确立生育保险相关制度的且生育群体规模小；新加坡相比中国经济水平较高，相比德国是需保障的生育群体较大的国家。
三国的生育保障制度各具特色，拟从以下三方面对三国的生育保障制度进行比较。
（一）资金来源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员工工资总额的0.7%缴纳，个人不缴费。
德国作为社会保险型国家它的生育保险资金来源强调责任共担：雇员、雇主按比例缴纳，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新加坡的生育保险则与中央公积金相关联，政府定期从雇员工资中划拨一定比例的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保管储蓄，待员工生产时再给予挪用。
一、国外生育产假制度的发展历程1.1 美国的生育产假政策美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生育产假政策不完善的国家。
根据《全球母性与儿童健康政策指数》的数据，美国在政府补贴生育产假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只有一些个别的州实施了较为慷慨的生育产假政策。
在美国，员工通常可以通过《家庭及妇女病假法案》(FMLA)获得12周的非带薪产假，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大型公司雇员以及在公司工作满一年的员工，而且只是非带薪待产假。
1.2 欧洲国家的生育产假政策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在生育产假政策上表现出较为慷慨。
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实施了较为慷慨的生育产假政策，其中包括芬兰、瑞典、丹麦等国家，这些国家通常给予新妈妈至少20周的带薪产假，并且还有一些国家将生育产假的时间延长到了一年甚至更久。
一些国家还设立了父亲专属的产假政策，鼓励父亲参与到家庭生活中。
二、国外生育产假制度的取得成效2.1 促进女性就业的国外生育产假政策效果在欧洲国家实施较为慷慨的生育产假政策之后，女性就业率有所提升。
由于有了更充裕的产假时间和获得报酬的保障，女性更愿意积极参与到职场工作当中，这也促进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平等发展。
2.2 促进家庭和谐的国外生育产假政策效果除了促进女性就业外，国外较为慷慨的生育产假政策也对家庭和谐产生了积极影响。
父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婴儿健康成长。
2.3 促进人口稳定增长的国外生育产假政策效果由于有了较为慷慨的生育产假政策，很多国家的生育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尤其是在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政府通过优惠的生育产假政策，鼓励年轻夫妇生育，以维持人口的稳定增长。
三、国外生育产假制度的启示意义3.1 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从国外生育产假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政府在生育产假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需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合理平衡劳动者和雇主的权益，同时也要注重家庭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3.2 积极落实父亲产假政策国外一些国家在生育产假政策方面还设立了父亲专属的产假政策，这对于促进家庭和谐、培养父亲亲子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理论基础1.自由意志理论揭示了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的必然性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个人不能拥有绝对自由，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他认为人的自由与人的意志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自由与意志的关系中，自由作为意志的核心而存在。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以人的意志为起点，每个个体与他人相比都有他人不会拥有的特性，这些不同的特性使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的潜力和能力，任何人的自由发展能力都应当得到尊重。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力得到尊重，是一个人的尊严得到维护的体现。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自由意志理论也体现出了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
德国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任意与动物的任意虽然有些相似性，但是这些相似性掩盖不了二者的根本不同特性。
因为人的任意具有自由性，可以说人类的自由任意里面包含实践理性。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有自主决定性，他的行为不一定符合纯粹实践理性所要求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体特性，在自由意志意志理论中，法律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以使个人自由得到切实保障。
根据上述观点，单身女性虽然是少数群体，但是她也是独立的权利主体。
在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前提下，单身女性实施的合法行为都应当得到尊重，在行使生育权时不应当被歧视。
单身女性同已婚女性同样具有自由意志，她们的生育活动应当得到有效保障。
在单身女性行使该项权利的过程中，不论单身女性是否选择孕育子女，任何人以及任何行为都无权干涉。
在行使生育权的过程中，单身女性面临两个选择，选择生育或不选择生育，即单身女性对是否生育有决定权，她可以选择一直保持单身状态，不步入婚姻关系，也有权采取避孕措施。
如果单身女性选择生育，那么她就有权选择采用自然生育或者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生育诉求。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单身女性对自己的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有自主决定权。
2.生育权的基本人权属性体现了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的正当性如果一项权利在宪法文本中没有被明确列举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不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
余军：生育自由的保障与规制——美国与德国宪法对中国的启示〔作者简介〕余军，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摘要: 作为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与实践机制的两大典型，美国联邦宪法与德国基本法在生育自由的保障与规制方面呈现出诸多共性与分殊：前者将生育自由纳入隐私权的保障范围，后者则以自我自决权涵盖生育自由的保障，但均以个人的“自治”与“自决”为基本内涵；在生育自由规制方面，尽管两国宪法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起点存在分歧，但均主张生命权优越于堕胎自由。
这为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生育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系。
在国际通行的生育权观念早已为我国以缔结国际公约方式所肯认，人权保障、依法治国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价值共识的背景下，重塑生育制度的基本价值立场，建构一个以生育自由保障为根本逻辑的生育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关键词: 生育自由隐私权自决权人格权一、问题之缘起：权利抑或义务从人口学等功能主义的视角看，中国自2015年推出的“全面二孩”政策，在“避免我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以及“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等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吴敏，2016：85-87)，这一生育新政也因此成为学界和公众舆论的热议话题。
然而，讨论的热烈却难以掩饰其中权利话语的缺失——论者大多基于这一功能主义视角展开讨论，而鲜有从生育权利保障的视角对其作出思考与省察。
不可否认，“全面二孩”政策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生育活动的放松管制与权利保障水平的提升，但从法治主义的立场考察，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经二十余年紧缩型“一孩”生育政策以及政策宣传后，社会公众意识领域生育权利观念匮乏。
与这一现象相一致的是，我国现行法制亦主要将“生育”置于“义务”的语境中予以表征，“生育”作为“权利”的规范属性遭致极大的矮化。
首先是在宪法层面，“生育”被置于“基本国策”与“公民基本义务”的语义脉络中，《宪法》文本中并不存在生育作为权利的直接规范依据。
尽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设的“人权条款”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开放性提供了可能，国际人权保障领域亦奉行“基本权利的保障并不以宪法的明文列举为限”之准则，但生育权能否被作为一项我国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保障，在当下中国的宪法实施机制中仍然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
其次是在法律层面，法律规范中虽出现了“生育权”之表述[3]，但从生育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生育权利保障”之法规范目的并未得到充分的彰显，使得法律文本中的生育权利在实践中被转换为“计划生育义务之下的自由”，即义务优先于权利；晚近推出的“全面二孩”新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生育制度的法治化水平，但生育审批制度仍然存在，生育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经审批后方能行使的权利”之现状。
无论从制度或是实践的角度观察，生育权观念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仍然任重而道远。
然而，生育权作为一项不证自明的基本权利，乃是当下社会的基本共识与法治实践的基本准则。
这首先体现在国际公约等诸多国际性文件对这一权利的确认之中，其中最为完整的定义是“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权利”。
据此，生育权的核心涵义是指个人(无论结婚与否)所具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生育子女数量、生育间隔的自由。
这一权利亦体现在各国的宪法实践中，并被赋予了人之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之属性，即这项权利并非是法律赋予、基于公民资格身份而享有的法定权利，而是一项“先于国家”、基于人的本质属性所应享有的权利。
实际上，国际人权保障领域的生育权观念源自于各法治成熟国家的宪法实践，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已通过缔结国际公约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对上述国际通行的生育权观念予以肯认。
然而这种生育权观念并未在国内法制体系中得到充分实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限制生育自由、控制生育数量之显著特征。
这与各法治成熟国家承认个人广泛的生育自由、仅将关注焦点置于妇女是否拥有堕胎自由(选择不生育的自由)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法规范层面关于“生育”表征语境的不同——是以权利为本位抑或以义务为主导，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不同生育制度的基本价值立场与内在逻辑的差别。
国内部分学者强调“生育自由”与“生育权”概念的区分进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自由权”与“请求权”乃是权利最为典型的规范形态，广义的生育权主要由“作为自由权的生育权”(生育自由)与“作为请求权的生育权”(狭义生育权)构成；在宪法层面，前者的功能在于防御国家，即国家对于个人的生育自治与生育自决具有消极的不予侵害的义务；而后者意味着对应于国民的请求，国家负有采取积极行动而对个人生育自由予以救济、保障的义务。
在权利的生成与保障逻辑上，生育自由无疑处于核心环节，因为“作为请求权的生育权”，其本质在于通过国家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的设置，为生育自由的实现提供保障；相对于生育自由而言，它实际上处于一种派生的、附属的地位。
对于生育自由保障机制的阐释，往往能够准确地揭示特定宪法秩序中权利保障的核心机理以及各种相互竞逐的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笔者将研究内容聚焦于生育自由的保障与规制方面。
笔者意欲对当代西方宪法的两大典型——美国和德国宪法上的生育权保障机制进行概括与梳理，以期展示一个与我国截然不同的权利保障规范系统。
二、生育自由的保障：保障范围上的分殊与耦合（一）美国：纳入个人隐私权的生育自由美国联邦宪法关于生育自由的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关于隐私权的判决之中。
在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美国宪法上，“隐私权”并不仅限于对个人隐私与私密领域的保护，其要旨在于强调排除政府干预的、个人生活领域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即“每个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主宰者”精神的体现(曼弗雷德·诺瓦克，2003：286)。
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被赋予了“私人领域保护”与“个人事项自我决定”之双重功能。
作为隐私权的重要内容，生育自由在美国宪法上主要指向个人在生育相关事项上排除政府干预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
政府对于个人生育事项的干预，主要体现在“避孕”和“堕胎”两个方面，因此，相关的判决内容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进而形成了关于生育自由的保护准则和规范领域。
美国宪法上生育自由的保障，经历了一个将生育自由纳入夫妻之间的隐私权、最终纳入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发展过程；在规范依据上，构成隐私权重要内容的生育自由，属于宪法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自由”概念的涵盖范围，具有“基本性权利”(fundamental rights)之属性。
1942年的“强制绝育案”(Skinner v. Oklahoma)首次提及生育权，并将生育权提升至“人的基本自由”之高度，从而推翻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项对重罪惯犯实行强制绝育的法律。
斯通大法官利用正当程序条款中“自由”的广义概念，认定强制绝育是“对人的基本自由的侵犯”。
而1965年著名的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则将生育自由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强调夫妻之间关于生育事项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
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因“禁止任何人为避孕而使用任何药物或用具”以及“禁止任何人为避孕提供帮助或建议”，而被诉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
道格拉斯大法官运用独特的“伴影”(penumbra)理论推导出《权利法案》未明确规定的隐私权，并以此为依据判决州法违宪。
就生育自由而言，本案的意义在于对“禁止避孕”这样一种政府对夫妻之间私领域干预措施的排除，并首次在宪法上确立了一个以排除政府干预为目标，夫妻之间关于个人生活重大事项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决定领域。
它涵盖了生育、避孕、结婚以及抚养孩子等事项，即生育自由是作为夫妻之间的“最基本意义上的家庭隐私”而得到保障的。
进入1970年代，隐私权被扩展为普遍的个人权利，生育自由的保护范围也随之扩张，其保护对象不再以婚姻关系为基础，而是每一个人所享有的生育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领域。
在1972年的艾森斯塔德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 Baird)中，原告向一未婚者运送避孕用具被州政府处罚，法院基于平等保护的合理性最低标准，推翻了禁止运送避孕用具的州法。
该案判决指出，对隐私权的保护不能仅限于婚姻关系，“已婚夫妻并非自身具有思维和心脏的独立实体，而是由两个具有分离思想与感情组成的个人。
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结婚还是单身；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有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
”1977年的卡蕾诉人口服务国际案(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中，布伦南法官正式把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所确立的夫妻之间的生育自由扩展为个人权利，并称：“根据其继承案例来理解，州禁避孕案的教诲在于，宪法保护个人的生育决定，不受州政府的无理侵犯。
”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及1993年的“宾州限制堕胎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虽然重点在于强调保护胎儿潜在生命权对妇女堕胎自由的限制，但其判决书中均浓墨重彩地论证了堕胎(选择不生育)自由属于生育自由的保护范围。
其要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妇女在怀孕以后具有堕胎自由，这两份判决均强调，对孕妇堕胎自由的保护，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中“自由”概念的涵盖范围，这项自由“涉及人在一生中可能作出的最秘密和私人的抉择；这些抉择对人的尊严、自主以及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具有中心意义”。
其次是强调对堕胎自由“限制的限制”，即政府对这一自由的限制并不是无条件的，在本源上，女性可以“根据其精神诉求和社会地位的观念”来决定是否堕胎，只有当这一自由危及胎儿潜在的生命权时，禁止堕胎方具有正当性。
（二）德国：作为自我决定权的生育自由如果说美国宪法上纳入个人隐私权的生育自由，旨在划定一个免于政府不当干预的个人关于生育事项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空间，那么，德国《基本法》则赋予了生育自由“人格的自由发展维度”与“人格发展的责任维度”之双重属性，从而使其具备更为复杂的规范构造与价值内涵。
首先，德国《基本法》亦将生育自由纳入“自我决定权”的保护范围，这意味着个人就其生育事项具有自治、自决之高度自主权，但这项权利的目的并不限于防御政府的不当干预，而是被赋予了保障“人格自由发展”之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