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任鸿隽与胡适的情谊】

胡适功不唐捐作文胡适，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说起他，我就想起了那一段段关于坚持和努力的故事。

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他就是胡适。

胡适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对学问的浓厚兴趣。

在那个年代，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条件艰苦，资源匮乏。

可胡适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

他每天早早起床，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

那时候的灯光昏暗，眼睛都要看酸了，可他愣是咬着牙坚持。

家里的书读完了，就到处去借，哪怕要走很远的路，哪怕要看别人的脸色，他也不在乎。

上学的时候，他的功课总是完成得最认真的那个。

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不仅做得一丝不苟，还会自己给自己加任务。

别的同学玩耍的时候，他在学习；别的同学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学习。

有人笑他傻，说他不会享受生活，可他心里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后来，胡适有机会去了更好的学校。

在那里，竞争更加激烈，压力也更大。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了一场知识竞赛，很多同学都觉得太难，不敢参加。

胡适却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为了准备比赛，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一本又一本地查阅资料，笔记写了满满几大本。

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可他不在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比赛的那一天终于来了，胡适紧张得手心出汗。

但当题目一道道出现在眼前时，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都化作了此刻的答案。

最终，他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当他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心中充满了自豪。

再后来，胡适出国留学。

在异国他乡，他面临着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

刚开始的时候，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他感到无比的失落和迷茫。

但是，他骨子里的那股倔强和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

他每天缠着老师和同学请教问题，参加各种学习小组，不放过任何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

为了练习口语，他甚至跑到大街上和陌生人交流，闹了不少笑话。

但他不在乎，依然坚持不懈。

任鸿隽家书欣赏由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辑的民间家书第三辑《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数十封原汁原味的珍贵家书及相关老照片将首次面世。

现征得编者和出版单位同意，本刊先行发表其中的部分家书，以飨读者。

收入该书的40封家书是由居住在重庆的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先生提供的。

任先生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慷慨拿出珍藏了数十年的任鸿隽和陈衡哲的部分家书，作为民间家书系列图书之一正式出版，并亲自撰写家书背景，辛苦备至，功高至伟。

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四川垫江（今属重庆市）人。

他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也是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梦想，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

他一生撰写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鸿隽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后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受邀担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陵文》等重要文件。

他写于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五日、三月九日、三月廿二日的三封家书，用的都是总统府的专用信笺和信封，历史痕迹非常清楚，也谈到了他在秘书处工作的情况，还有当时的政局。

其实，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总统府只存在了3个月，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阴谋活动下，孙中山辞职，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很快转向了北京。

所以，这几封实寄家书历经近一个世纪能够保存下来非常不容易，因为它见证了那一段短暂而辉煌的历史，就是那段历史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任鸿隽学贯中西，在文学、诗词、书法等领域亦有不凡的造诣。

从这些浸透着历史沧桑的家书手迹中，我们可以领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书法艺术。

2024年第1期文史春秋史海钩沉中华珍籍保护行动月，文津街新馆舍建成。

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是我国历代典籍的精华，它的善本书是全世界量最大、质量最精的：一部分是历朝皇家藏书的精华部分，包括从清朝的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继承过来的书；一部分是建馆之初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书；还有一部分是从甘肃运到北京的敦煌遗书。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粹。

新馆建成后，馆员们把善本库分为两个库，一个是甲库，另一个是乙任鸿隽召开秘密会议，胡适主持会议。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保全国立北平图书馆中的珍贵馆藏。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空袭上海，上海东方图书馆——这座号称世界第三、远东第一的中国藏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之下变成废墟，46万多册珍贵古籍全部化为灰烬。

对于胡适等人来说，发生在上海的悲剧让他们十分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一旦日军侵入北平，国立战火中的21文史春秋2024年第1期材，厚重又结实。

为了方便典藏和整理，工作人员根据《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对这些木箱进行编号，内部抽屉也按此顺序排列。

组装书箱一律贴封条，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还必须有胡适、任鸿隽、袁同礼的签名。

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时间里，这些古籍按照贵重程度分4批被运往德华银行北京分行保险库、北京华语学校、天津大陆银行货上海。

危机四伏古籍南迁分头保存1935年12月25日，北平正阳门火车站，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被小心翼翼地装上开往南京和上海的列车，踏上了一段颠沛流离、危机四伏的旅程。

222024年第1期文史春秋史海钩沉守。

日军除了在南京城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还实施了空前的文化洗劫。

12月19日，日军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当时日军16师团辎重兵16联队士兵小原孝太郎目睹自己所属部队对那里的践踏，记载了这样的场面：“这贝壳、这珊瑚、这古代的茶壶，无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

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物开始屡被掠走，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在上海的善本再次令人忧虑。

陈衡哲：勇于造命的女人作者：佚名来源：《恋爱婚姻家庭·养生版》2020年第07期陈衡哲几度开风气之先：中国第一个公派女留学生，第一位女大学教授，第一个女作家、诗人……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的现代命运，都从她开始。

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看不清未来的时代，她独立、正面地规划着人生，在艰难时世中承担起历史使命。

突出的才华与人格魅力，成就了她与“科学救国”倡导者任鸿隽的爱情和婚姻，而他们与胡适数十年的深厚友情，更被后世传为佳话。

舅舅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

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陈衡哲早年自传》陈衡哲的祖上是江苏有名的书香之家，1890年出生的她是清末民初的典型名媛。

小时的她是幸运的，相对宽松的家境让她不但逃掉了缠足的苦难，而且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教育。

家学深厚的父母很早就认定这个女儿聪慧过人，开蒙之后并没有让她按部就班地学习四书五经，而是直接教她读艰深的《尔雅》。

尽管晦涩无趣，陈衡哲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每天的功课。

父亲望女成才心切，把自己的地理与历史笔记也拿来当课本，使得她小小年纪，便记下了一肚皮的地名、年代。

后来因为二舅的一句玩笑，父亲决定培养她走“良医”之路，于是，她开始啃八大册更加古奥的《黄帝内经》，她由此受益良多，以至后来到上海读医学院时，让中医老师敬佩不已。

陈衡哲13岁那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把西方的新知带进了封闭的中国。

陈衡哲和很多热血的年轻人一样，受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感召，逐渐产生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的热烈念头。

一度让她痛苦挣扎的是，到底要成为贞德，还是罗兰夫人。

但很快，披坚执锐做一个女英雄的理想就离她远去了，这跟她那位受欧美文化浸染的三舅有直接关系。

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鼓励她“努力去学习西洋独立的女子”，用知识和先进制度拯救积弱的国家。

2025届泰州市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考试卷(考试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从白话文运动发展到国语运动，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多变的过程。

我们今天或许仍有些诧异，为什么五四白话文论争从一开始就集中在白话诗上?我们都知道，因为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水浒传》这样的名著做靠山，白话文在小说文体上可谓底气十足。

但反对白话文的一派，往往举出古典诗词为例来证明文言文的文学价值。

而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诗的国度，诗歌代表着文学的精华和文学语言的最高成就。

可是直至白话文运动兴起之时，白话诗却向来乏善可陈。

白话诗于是变成了白话文学的软肋，也成了胡适的一大心病。

他和他的战友们可以恣意抨击古文，说它是脱离现实、僵死空洞的陈词滥调，但对古典诗歌的辉煌成就却难以视而不见或全盘抹杀。

纵观世界文学，每一个重要的文学语言的成立，都是与一位伟大的诗人-广义上的诗人-连在一起的。

意大利语有但丁，英语有莎士比亚，德语有歌德，俄语有普希金。

中国的古典诗歌产生过李白和杜甫，可是我们白话诗的李白、杜甫又在哪儿呢?于是，五四白话文的推动者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了白话诗的话题上，仿佛白话文学和国语文学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与文言文的较量也由此一决胜负。

然而从效果来看，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可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实了对白话文学的诸多指责-为了老妪能解，变成了老妪作诗，这就将我们引向了白话诗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以所谓白话为语言载体的文字书写，能否创造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如果白话文无法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证实自身的文学潜力和文学价值，它在文言文面前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更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了。

围绕着白话诗所发生的争论，经历了双重转折:首先，五四学者最初不过是希望证明，所谓口语或白话也同样可以写出好诗来。

其次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讨论与实践会从语言转向书写,变成了在“文”的领域中大做文章。

胡适与汪精卫的分歧与决裂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26期胡适与汪精卫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为声名显赫大学者，一为臭名昭著大汉奸。

然两人均为民国时政界与学界的领袖人物，私交甚厚，但在对日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从而使他们走上了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一）胡适与汪精卫初次见面是在1923年。

当时，两人都是叱咤风云的社会名人，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而声播天下，一个是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家而名噪一时。

这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

正在上海的汪精卫通过任鸿隽表示想见见胡适。

9月28日，汪精卫与胡适、徐志摩一行人相约前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游玩。

两人都是英姿勃发、才华横溢，因此一见如故。

10月7日，胡适在上海收到汪写给他的信，其间讨论诗体的问题。

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这一年，胡适与孙中山因陈炯明事件而在政治上交恶，遭到国民党的攻讦。

此时，汪精卫正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这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并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进入国民党权力的顶峰。

这期间，他主动与胡适联系，努力弥合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25年汪精卫陪孙中山北上途中，还与胡适保持密切联系，双方频繁通信，交流对时局和政治问题的种种看法。

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汪精卫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请中医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信中说“侍疾者均惶恐万状，莫不以挽救孙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孙先生对胡甚好，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

胡适虽对孙中山心存芥蒂，但经汪精卫热心劝说，他不但请出了陆仲安去给孙中山治病，而且还亲自去看望了孙中山。

可见，二人的私人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1926年7月，胡适因交涉中英庚款事宜出访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直到次年5月回国。

在出国前夕，胡适就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代表团赴广东、香港等地游历之事，与汪精卫进行过联系与商讨。

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徐吉【摘要】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渊源颇深,他对该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的科学发展理念也通过该会得以实现.他用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规划着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其他学科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进而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期刊名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7)002【总页数】4页(P84-87)【关键词】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作者】徐吉【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苏徐州221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6作为学者，任鸿隽在学科科学研究领域少有建树。

但是，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管理者，他立志“要使科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同时也求中国于科学上有所贡献”［1］(P.1108)，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矢志不渝地提倡和参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创建，为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而加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对他实现科学抱负极有意义，也是其一生最出彩的重要阶段。

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仅有赵慧芝、杨翠华等，成果并不多。

因此，本文主要评述任鸿隽与中基会的历史渊源，探究其参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展与运行，培养科技人才并把握科学发展之方向的科学实践，进而评价其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之贡献。

任鸿隽(1886－1961)，祖籍浙江，生于重庆垫江。

其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18年学成归国后，他积极与同仁苦心经营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历任中国科学社社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基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单靠个人和社会人士的赞助是远远不够的。

1924年中基会的成立，对于科学事业正处于蹒跚学步的中国来讲，是一个绝佳的发展喜讯。

胡适散文《记辜鸿铭》胡适散文《记辜鸿铭》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 Demié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鸿铭先生，法国的Ⅹ先生，徐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

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看旧日记，想起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

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它，写成这篇鸿铭的回忆。

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

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 !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鸿铭，右边是徐。

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v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子了。

‘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

”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

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作者：汪禄应来源：《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摘要：胡适汉语革新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本体认识论。

胡适主张“世道人心”观，摈弃反对派的“文化传统”观，所以坚信“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

二是汉语建设方法论。

胡适坚持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统一，坚守借助文学来创建民族共同语的民间立场，认为一流的白话文学比行政行为更能有效地抬高白话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强调用“世道人心”来衡量语言，用“一流文学”来建设汉语，是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对当代汉语建设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胡适；汉语革新；哲学思想；世道人心；一流文学；当代启示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8）02-0009-07白话来作文，白话来写诗，白话来做学问，白话亦可以来写作公文；因为白话才是“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学正宗，“一流白话文学”才是民众心中的标准国语。

这是胡适一辈子坚守的汉语革新观念，也是这头“徽骆驼”一辈子为之努力的志业方向。

白话革命，“功不唐捐”，没有谁这样执着。

他的同辈没有，整个20世纪也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虔诚的“白话信徒”。

那么，这位“白话信徒”的汉语革新思想是什么？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对于21世纪的汉语建设又有哪些启示？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就文学与标准语的创建关系与程巍先生商榷。

一、语言本体认识论：“世道人心”观胡适倡导的白话革命，成果可谓多矣。

然而，在我看来，就其初衷和本质来说，白话革命是一场汉语革新运动。

①因为汉语观念的巨大转变、汉语新格局的迅速确立，才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成绩。

从观念来说，文言是古代的汉语，白话是现代的汉语，成为革命后从民间到官方的普遍共识；从实践来看，白话被确立为汉语正体，文言“退居二线”作为白话新元素产生的一个来源，形成现代汉语的新格局。

这一格局形成之快，是包括胡适在内的所有革命人士几乎没有想到的。

黎锦熙就说：“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1]从《文学改良刍议》发表（1917）到教育部下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文（1920）只有四年，而从胡适写作《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发现“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断论（1915）到鲁迅《呐喊》（1923年8月）、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等一批重磅级新文学作品问世，也只有八年。

胡适的名人故事胡适的名人故事（精选12篇）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尝试过写故事吧，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

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胡适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1话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有个学生因生活所迫要辍学。

胡适得知后，表示一定会资助他，要他继续学业。

开学前，胡适将此事交代给夫人江冬秀，自己出差去了，回来却发现夫人根本没给学生交学费，夫人说照胡适这个资助法，他早晚有一天得靠别人资助。

胡适大怒，要与她离婚。

后来经人协调，二人达成协议：今后，只要胡适资助学生或有困难的人，江冬秀都要无条件照办；而胡适不得喜新厌旧，抛弃发妻。

二人遂得以白头偕老。

预支汪静之稿费1922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蕙的风》出版了，这不仅是汪静之的倾力之作，也凝结了胡适的心血，是他亲自审阅删改，并作序言，推荐给书局出版的。

胡适对汪静之的帮助远不止于此。

在《蕙的风》刚邮寄给胡适不久，汪静之便写信向胡适借钱。

信中说：“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请你再借20元。

是的，20，要20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

你起先借我的40，10元是还上学期的债，30元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

”过了两个月，汪静之再次写信给胡适：“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候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了现在，徒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元来借我罢！”1922年11月汪静之又写信向胡适说道：“你前些时由亚东汇给我的30元钱，还了债就完了。

到如今，新债依然如故。

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当店，冬衣还睡在杭州的当店里，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

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

请原谅我，我现在还要向你借50元才行。

”不到1年的时间里，汪静之已经向胡适预支了140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是150元。

暗助林语堂林语堂留美期间，经济上遇到困难，便向胡适求助。

2011年第8期（总第379期）No.8，2011General，No.379 EDUCATIONAL RESEARCH“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胡适《留学日记》阅读札记陈胜田正平［摘要］一部近80万字的《留学日记》详细记录了1910年至1917年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学习和所思所想。

胡适认为，“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而“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教育救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

在归国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胡适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胡适；《留学日记》；教育救国；一流大学［作者简介］陈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杭州310007）余英时教授认为：“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1910—1917年）是他一生思想和事业的定型时期”［1］。

诚哉此言！一部近80万字的《留学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给我们留下了从源头上梳理、解读胡适一生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轨迹的鲜活材料，这是因为《日记》“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2］。

《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3］。

一、“树人之道，端赖教育”“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

”胡适和鲁迅一样，作为20世纪初先后负笈海外的留学生，面对“风雨如磐”的故国，专业上的最终选择，都把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改变国人的思想品格放在了首位。

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学院之后，胡适日夜徜徉于他所钟爱的中外哲学、历史、文学作品的比较研读之中：读《马氏文通》、《荀子》、《稼轩词》、《老子》、《神灭论》、《墨子》、《龙川集》、《公孙龙子》、《中庸》、《孝经》、《周礼》等；读狄更斯、莎士比亚、达尔文、斯宾塞、培根、爱迪生、歌德、大小仲马、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易卜生等，其涉猎远远超出专业范围。

爱·人生L o v eSTRAIT SISTER３２1907年冬天，一位在上海读书的17岁少女，沿着长江旅行了57天，跨越一千多公里，终于回到了四川的家中。

在旅程中，她攀过山崖，冒着被激流吞没的危险在水上航行，在船上与欺负人的船主周旋，也学会了在小旅店里保护自己。

在这趟旅程中，她学习到了自信与无畏。

日后，她凭着这些强大的精神武器，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就，并名留史册。

不久前，一本名为《西洋史》的书再版，让作者陈衡哲的名字回到了大众视野中。

陈衡哲，正是百年前那位在江上漂流的 少女。

这本《西洋史》最初出版于1924年，是中国人在西洋历史方面的开山著述，地位极其重要。

但陈衡哲的成就还不仅如此。

当时34岁的她，已经创造了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她是清华学校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留美女生；是中国第一位女硕士；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而她与丈夫、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以及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三人的坚固情谊，更是为人所 称道。

尽管有着如此高的成就，但因为陈衡哲早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她的才华还是被多数人遗忘了。

好在《西洋史》的广泛影响力和不断再版，还能让读者一次次地回想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了解她的经历后，人们更会感叹陈衡哲身上散发的强大能量，也会好奇，她为何能在那个刚刚启蒙的时代，就能具备超群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著书立说，还能兼顾家庭，将三位子女都培养成学术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在研究陈衡哲的文章《一只鸟飞多高才能真正自由》一文中写道：“她活成了她自己，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孤本。

”超乎想象的“女性第一人”居住在重庆的任尔宁是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的后人，任鸿隽是任尔宁的三爷爷，因此，他从小喊陈衡哲“三娘母”，也就是“三奶奶”的意思。

提到“三娘母”的成就，最让任尔宁印象深刻的，还是《西洋史》的持续畅销。

改革开放后，《西洋史》在国内的版本一度多如牛毛，甚至出现了各式各样未经允许的盗版。

这件事，也让任尔宁从侧面见识到了这本书的力量。

浅析白话文学为新文学之正宗摘要：白话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多次文学改革提倡和推崇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促使中国文学由官方的文言文学向大众的普通白话文学转变，对中国文学的普及和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有重大作用；是自孔子打破官方教育垄断以来的一次对受教育范围限制的打破，促进了中华民族教育知识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中国白话文学革命之缘起13——16世纪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给欧洲带来一段艺术与科学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在中国的也发生了一场在思想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变革运动会晚清至五四这一段历史进程，其实也可被描述为书面语言的一段变迁史。

在其间，文言、白话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了复杂交错的关系。

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高雅”的文言文不可避免地由中心趋向于边缘，千百年来被视作“低俗”的白话文则取而代之，由边缘进入了社会文化的中心，成为了社会通用的书面语，一种新型的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语言也藉此而产生。

诚然，语言的变革并非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简单转移、置换，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演变过程。

分别兴起于晚清、五四的两场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具备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

今天一提及“白话文”这一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辈们的努力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白话文。

其实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创造出来的早已有之，在“五四”以前一千多年历史中就有不少禅门语录、理学语录、信札传奇、诗词曲调、白话小说等白话文学作品。

胡适的家训:《学为人诗》
胡适《四十自述》作为民国时代的著名自传之一，一直是后人了解胡适其人其事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胡适幼年时期在家乡所接受的启蒙教育，还浸透着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点点滴滴。这里边不但有私塾印象、学堂感受，还有更多描写家庭教育的片段，慈母严父的种种教育细节，等等。而所有这些时代记忆，对于时隔百年之后的现代读者而言，不但具有新奇的历史现场感，更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之启示。中国论文网/4/view-12758392.htm胡适在《四十自述》第一章“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提到，他小时候在父亲的教育下，在进学堂之前就“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样良好的基础之下，胡适念的第一部书就不再是常规性质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蒙书”。为此，胡适深情地忆述道：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这样一部带有家训性质的教材《学为人诗》的全貌如何，对胡适后来的人生观影响如何等问题，都成为后世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也是普通读者备感兴趣的话题。这部《学为人诗》，在胡适生前没有全文影印出版过，在其逝世之后即由其夫人江冬秀珍藏。1969年2月24日，江氏委托台湾胡适纪念馆影印此诗卷，用于馈赠亲友，这才使我们得以一睹其全貌。这是一本有十三面胡适父子手迹的折页册子，封面题笺者为胡适好友任鸿隽（1886-1961）。十三面手迹中，有十二面是胡适父亲胡铁花（1841―1895）的手迹，其中第一面为“学为人诗”的白色笺条写示“胡嗣�`读”（胡适，原名嗣糜）的红色笺条。其后十一面则为“学为人诗”的手书全文，并亲自用朱笔通篇点过句读。第十三面为胡适的跋文，跋文称：“先父铁花公手写他自己做的学为人诗一卷，是我三岁时他教我读的。先母替我保藏了二十多年，先母死后，又已十三年了，裱装成册，含泪敬记。胡适民国二十年九月。”胡适将这部先父遗诗裱装成册的时间正是其在上海撰写《四十自述》前两章的时间段中。在自传中有过三次征引的这部《学为人诗》，正出自这本裱册中的其父手书原文。现将原文全录如下，一方面可以了解胡适的家风家训，另一方面这也是胡适早期思想来源的原始文献之一。学为人诗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凡为人子，以孝为职。善体亲心，能竭其力。守身为大，辱亲是戚。战战兢兢，渊冰日惕。凡为人臣，夙夜靖共。敬事后食，尽瘁鞠躬。国怙宠利，而居成功。小心翼翼，纯乎其忠。日兄日弟，如手如足。痛痒相关，亲爱宜笃。有思则和，有让则睦。宜各勉之，毋乖骨肉。夫妇定位，室家之成。诗嘉静好，易卜利贞。闺门有礼，寡妻以刑。是谓教化，自家而行。朋友之交，惟道与义。劝善规过，不相党比。直谅多闻，藉资砥砺。以辅吾仁，以益吾智。凡此五者，人之伦常。君以教民，谓之宪章。父以教子，谓之义方。宜共率由，同或愆忘。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能尽其性，斯为圣人。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这首《学为人诗》，文字并不浩繁，义理亦不艰深，但却可以说是为三岁的胡适开启了人伦道德之门。诗中所强调的“为人之道”，分别阐释的所谓人臣、人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道，都言简意赅，明白清楚。可见，如何看待与对待这“五伦”，从小树立正确的“为人之道”，就是胡适家训的核心内容。胡适三岁时，恰逢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其父镇守台湾。翌年正月，胡适由四叔护送，离开台湾至上海，这一别竞与父亲成了永诀。按照《四十自述》中的记载，胡适与其父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近两年光景，但记忆却是深刻的，其父的言传身教他已铭刻于心。对其父驻守台湾的尽忠职守直至因公殉职，胡适高度评价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在其父的死讯传至家中时，胡适又以白描的手法，流露出无声的悲痛。他写道：“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四五岁时的胡适，后来一直在诵读其父留下来的这首诗。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些话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样讲解，我记不得了；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意义。”直到开始写《四十自述》体现，更是“采纳了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胡适认为，其父“做的《学为人诗》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为此，他进一步总结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无论如何，这一本薄薄的《学为人诗》，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与价值。这不但是胡适追怀父亲的珍贵纪念，也更是中国近代童蒙教育的生动存照之一。

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尚待澄清的问题作者：段怀清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胡适留学日记》对于胡适研究，尤其是胡适留学时期思想的研究，包括对胡适归国初期的思想学术活动的研究所具有之意义，早已为识者所承认。

但是，《胡适留学日记》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或者说学界以《胡适留学日记》为证据或由此引发而提出并形成的有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证明。

尤其是有关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西方文学背景问题，尽管议论众多，且多成共识，但也并非意味着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本文主要就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关系，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关系，胡适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翻译，尤其是《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与“哈佛经典丛书”之关系这三个命题，在检讨学界现有议论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识者指正。

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西方文学背景，或者更直接地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八条”、“七条”以及“十条”等与英美20世纪初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间的引发借鉴之关系，早已为胡适研究者及五四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就已经提出整个白话文学运动与“外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命题，并指出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之间存在着主张上的近似性。

梁实秋认为，“意象派”的六条主张中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在书写格式上的分段分行等。

但需要说明的是，梁实秋指出《文学改良刍议》在内容主张上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间存在着相近之处，意图并非在于指出胡适在思想上的“剽窃”行为，而是旨在阐明五四新文学的外国影响——关于这一命题，梁实秋在他的另一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阐述得更为明确。

梁实秋所“发现”并予以阐明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中的“六条主张”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关联性，在朱自清1935年8月11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导言”中得到了肯定的征引。

陈衡哲的1914上海外滩码头上远洋邮轮汽笛响起，送别的人挥舞着手臂，凝望着自己的亲友，有的甚至发出嘤嘤的哭声。

这条船上载着一批特殊的客人——第一批获得清华奖学金的9名女留学生。

这天是1914年8月15日。

留学生之中，有个女孩与众不同：只有她没有哭泣的母亲或其他亲人来送行。

因为受不了跟母亲离别的场面，她早早就跟家人说不要送别。

这个女孩，就是有着诸多“第一”头衔的陈衡哲：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的女留学生中的一员、“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这一年，她24岁。

除父母之外，三舅对陈衡哲的早年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舅常常对她说，世人对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

三舅希望她有造命的态度，也相信她能创造自己的命运。

她确实是这么做的，也做到了。

对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是她7岁时拒绝缠足。

她很幸运，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开明人士抨击缠足的陋习，虽然母亲以将来好找婆家为由，要求她缠足，但在陈衡哲多次拒绝后，便也作罢，让她得以保持一双天足。

她的第二次抗争，则是13岁时离开父母，去广州考西式医学院。

她之所以这么执着于上学，跟她十一二岁时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崇拜有关。

她曾经想当个穿白袍、骑白马，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中国式贞德，但梁、谭二人的榜样力量让她最终确定了知性发展的人生道路。

要实现这个志向，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于是，在13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903年，陈衡哲独自坐上了现代化的蒸汽船，前往广州。

其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新式学堂，但女子教育尚未被纳入教育系统——陈衡哲想上能接受西式知识训练的女子学校，除了她不喜欢的医学院，似乎也没有太多选择。

因为年纪太小，陈衡哲在广州没被医学院录取，最后入读上海一所中英女子医学院。

在这所学校，她除了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外，其他一无所获。

接着，17岁，陈衡哲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挑战：她父亲让她回成都，家里有一门亲事在等着她。

她坚决拒绝，表示自己“永远不结婚”。

在新诗的百年华诞，说到白话新诗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胡适。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成为新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也出自胡适之手，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至1940年出至十六版。

这样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对新诗诞生之初的荣耀与迷途曾平，女，1967年10月出生，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及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

——胡适白话新诗理论的再审视诗歌理论·中旬刊于任何一位诗人而言都是值得骄傲的成绩。

但真正奠定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开山祖师地位的，还是他作为白话新诗设计师和助产士的身份。

正是靠了胡适等五四学人的精心设计与不懈鼓吹，白话新诗在诞生之初就攫取了文学新正宗的崇高地位，而胡适白话新诗理论的自相矛盾、边界混乱等问题也造成了新诗在诞生之初就陷入迷途。

一、关于白话新诗的宏大叙事我们先说胡适赋予白话新诗的荣耀。

照胡适1933年底撰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的说法，早在1915年夏季，“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

”[1]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有关白话文学的论争，其实并不在是否可用白话作文这个层面，而是集中在是否可用白话作诗的层面。

1916年，胡适在写给任鸿隽的信中说：“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

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

”[2]如果胡适所言不虚，那么，在其尝试白话诗之初，就已经赋予白话新诗的写作以“新辟一文学殖民地”的宏大使命。

既然视之为殖民地，反过来讲，尝试者便当仁不让成为新殖民地的统治者、立法者。

可见，胡适在尝试白话诗之初，醉翁之意就在单纯的诗歌创作之外。

梅光迪等人不是没有看出胡适的野心，但以胡适薄弱的诗才，梅光迪、任鸿隽等人都认为，要革古往今来诗人之命，简直是天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