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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未必“养廉”“高薪养廉”作为一项防止腐败蔓延的政策备受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这一政策制定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国内推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面对我国公共权力腐败日益蔓延滋长的严峻形势，有人提出应效仿如新加坡等国推行“高薪养廉”政策来加以遏制，但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不宜实行“高薪养廉”，“高薪”未必“养廉”。
治理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加快法制建设、建立强力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等方面着手。
一、我国腐败产生的根源分析1.历史文化根源行政权力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源于封建传统文化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
我国的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极其深刻。
封建社会高官权力过分集中，势必导致腐败产生。
另外特权思想、官本位意识、人治观念等，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造成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
“养廉”始于宋代，兴于清代。
清代官员原有俸银、禄米收入，列为正俸。
但由于俸禄较薄，故官员在向民间征收银、粮时，形成加征耗羡等陋规，以补正俸之不足。
清代之“养廉银”并不全按品级，而是视职官之重要程度及事务之繁简逐步核准固定。
因此，养廉银便由附加俸一变而为官员的主要收入。
清雍正年间，皇帝更是为了遏制各地官员的腐败，颁诏增加各级官员的“养廉银”。
但这不仅没有保证官吏清廉，反而使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并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员薪俸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结果却以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黑暗、官员最为腐败的时期而载入史册。
2.政治经济根源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是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政治根源。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严重缺陷，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具体而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而对权力运行缺乏制约机制，造成权力失控；公共权力运行机制以及某些公共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干部人事制度存在较多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等，均为公共权力掌握者进行权力寻租提供了较多机会。
中国文化腐败的根源及其危害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自从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有了腐败。
我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广泛存在自不必说，而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可以说是一部封建官僚的贪污史；历史发展到今天，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之时，腐败也较为猖獗、泛滥。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谈到：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恶性肿瘤，它吞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在法律上通过了也很难实施。
中国的腐败，制度不够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化本身才是腐败的根源，所以，要杜绝或减少腐败现象，如果不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动手术，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国的腐败现象近些年成了政治、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
自然要研究、解决腐败问题，探求腐败根源成了第一要务。
政治学者们有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较多的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体制等方面寻找根源,而对于文化方面的根源，重视程度还似乎不够。
应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清除腐败；然而事实上，在我国腐败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巩固和发展而销声匿迹，而且近一个时期在不少方面呈滋长、蔓延和发展的趋势。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回答，仍要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中去找原因。
这并非阶级的偏见，而是存在的事实。
列宁也说过：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会被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继续发生作用。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腐败的根源，对我们认识、解决腐败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脱胎而来，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儒、佛、道思想、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等等，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腐败的定义腐败的定义颇多，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腐败指公共权利的非公共运用，是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工职人员利用职务和权利，谋取私人目的的而滥用公共权利的行为。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西汉后期吏治腐败根源皇帝为宠臣说情导语：请托，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走后门。
此种现象自古有之，即便是文明较为开化，政治清明的时候也有请托事件的发生！走后门不遵守规则、破坏制度，请托，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走后门。
此种现象自古有之，即便是文明较为开化，政治清明的时候也有请托事件的发生！走后门不遵守规则、破坏制度，可谓是历朝历代吏治腐败、朝廷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请托之风就像蚁穴一样，如不防范，千里之堤，不久溃已！请托，即以私事相托，走门路，通关节。
历史上，请托之风由来已久。
据《管子·八观》载：“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
”意谓春秋时期，向官吏行贿请托之风盛行，法律法令败坏于朝廷;请托办事之风在上面通行，结党营私的事就会在下面泛滥。
有关抵御请托之风的史事，《汉书·申屠嘉传》中就有详细记载。
西汉名相申屠嘉，梁郡(今河南商丘市)人。
他早年以能拉强弓硬弩的武士身份，随刘邦起事，灭项羽、平黥布，功劳很大。
到汉文帝时，申屠嘉已位居御史大夫，后任丞相，可谓位极人臣。
申屠嘉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执法甚严，在家中从不接受私事拜访。
据《汉书·申屠嘉传》载，汉文帝时，邓通是其宠臣。
邓通依仗汉文帝的宠幸，获准开铜矿，私铸铜钱，由此富甲天下，盛气凌人。
有一次，申屠嘉上朝奏事时，邓通不拘朝廷礼制，立于汉文帝身旁，对申屠嘉怠慢无礼。
申屠嘉奏事完毕，劝谏汉文帝：“陛下喜欢臣子，可以赏赐他，让他富贵，但不能乱了朝廷礼制。
”汉文帝不以为然地说：“我就是宠爱邓通，你不要多言了。
”对此，申屠嘉仍不买账。
他回到府后，便以丞相的名义，下手谕传唤邓通。
邓通素知申屠嘉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便连忙派人向汉文帝生活常识分享。
反腐败依然严峻复杂的原因有多个方面：1. 腐败问题的历史积弊：腐败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留影响，以及权力过于集中等制度性问题。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一些人对于权力、金钱和地位的追求，从而容易产生腐败行为。
2. 利益链的复杂性：腐败往往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方，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链。
在这个利益链中，各个利益方相互勾结，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得反腐败工作难以彻底。
3. 监管机制的缺失：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监管机制的缺失或者监管不力，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够严格，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4. 反腐败法律的缺失和不健全：虽然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漏洞，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同时，一些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也导致了反腐败工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5. 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识的滞后：虽然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识在反腐败工作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滞后现象。
公众对于反腐败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对于腐败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高，这也为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挑战。
为了应对反腐败的严峻复杂形势，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1.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加强监管机制的建设和执行力度，从制度层面遏制腐败问题的发生。
2.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于反腐败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形成全社会的反腐败氛围。
3. 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腐败：在国际层面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问题，维护全球的反腐败秩序。
4. 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总之，反腐败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制度建设、宣传教育、国际合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取得良好的反腐败效果。
论腐败的实质及其根源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也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的坚定立场。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违纪行为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
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党和政府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将继续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部署，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以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一、腐败的实质腐败，在社会政治领域内专指官场政治行为或行政行为的败坏现象。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
在不同时期，腐败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不同特点，但无论腐败表现为何种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党和国家的权力或公共职位为个人、亲友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行为。
腐败现象同党的性质、宗旨是根本对立的。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从事的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党组织和党员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党绝不允许任何腐败现象的存在。
腐败现象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也是完全对立的。
中国现阶段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把权力授予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滥用这种权力，就是从根本上颠倒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因此，腐败现象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产物。
党和国家把反腐败作为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来抓，就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当然，从古至今，一些剥削阶级的政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都反对腐败，但其目的仅仅在于维护和巩固现行统治。
而中国共产党之反腐败，则是由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
这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和政党的反腐败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腐败“高发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腐败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政党、某一国家的现象。
灭亡的汉朝腐败与外戚干政的终结汉朝，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辉煌时期的朝代，但也是一个以腐败与外戚干政而告终的王朝。
这场灭亡与朝政的败坏息息相关，本文将对汉朝腐败与外戚干政的终结进行探讨。
一、汉朝腐败的根源1.1 家族贵族的权力侵占汉朝时期，家族贵族逐渐获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
由于高官子弟通常能够继承父辈的地位，这导致了朝廷内部权力集中于少数家族的手中，使得政治体制日益腐败。
1.2 官吏贪污与贿赂汉朝时期，官吏贪污、受贿现象十分普遍。
他们往往滥用职权，以谋取个人利益。
这种贪污与腐败的现象使得汉朝政府财政困难，百姓生活贫困。
1.3 权臣与宦官的干政汉朝末年，外戚干政成为朝廷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些有权势的外戚，如董太后、王莽等人，逐渐掌握了朝政实权，削弱了皇帝的统治力度。
此外，宦官也频繁干预政治决策，使得汉朝政治逐渐失去独立性。
二、汉朝腐败的影响2.1 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汉朝末年，财政困难与官员贪污使得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军事、灾害救济等重要事务，导致社会动荡频发。
2.2 内外夹击与社会撕裂汉朝内外夹击时常发生，敌国入侵和内乱不断。
由于政府贪腐和军队士兵待遇恶化，士兵们失去了对朝廷的忠诚，各地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撕裂。
2.3 学术衰退与文化低迷腐败的政治环境导致学术的衰退和文化的低迷。
学者往往难以追求自己的研究，无法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观点。
同时，腐败的朝廷也不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得文化精神无法获得滋养和传承。
三、外戚干政的终结3.1 赵氏干政的失败赵氏干政引起了汉朝朝野的不满，人们对其干政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此时，王莽带领着反对赵氏干政的军队迅速壮大，最终赵氏干政彻底失败。
3.2 王莽复辟与新政的推行王莽成功发动政变，建立起新的政权。
他试图用严厉的制度改革和新的政治理念来解决腐败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新政并没有获得国民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
3.3 黄巾起义与朝政崩溃黄巾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朝腐败和外戚干政的强烈抗议。
新时期腐败现象浅析腐败现象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相生相伴的。
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
腐败的泛滥，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们社会制度在很多方面的不完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让一些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给我们党的声誉造成极重的破坏，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因此，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新形势下，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内不少同志经受不住考验，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产生了许多消极腐败现象，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作风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以权谋利、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1、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金钱作交易，以权谋私。
少数掌握人、财、物分配权的人，不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公正办事，而是谁送来的礼品多，招待得好，或行贿的金额大，就向这方面倾斜。
有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权势，贪污受贿，为违法违纪的罪恶活动开绿灯、打掩护。
有的党员干部不是以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人民服务，而是雁过拔毛，以“劳务费”、“手续费”、“管理费”等名目进行勒索。
一些权力机关处处设卡，互相掣肘，办事拖拉，效率不高，官僚作风严重。
这些年，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逐年上升，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涉案人员的职级越来越高，窝案串案越来越多，发案的范围越来越广。
2、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假公济私。
党政机关利用职权“索、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等。
以种种借口，大搞公费旅游，大搞楼堂馆，利用公款请客送礼，且档次越来越高，肆意挥霍国家财产，奢侈之风严重。
3、司法腐败。
司法机关的腐败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由于司法机关历来是吃“皇粮”的，但一段时期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又吃起了“杂粮”，他们借口办实体、发展第三产业，为集体谋福利以及弥补国拨经费不足等，不择手段地侵占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利用其特权办公司、搞经商，参与走私、诈骗等活动，大搞“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以至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腐败的历史根源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
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
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
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
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
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
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
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
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
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
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
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
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
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
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
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
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
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
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
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
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
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
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
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
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
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
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
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
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
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
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
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
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
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
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
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
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
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
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
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
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
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
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
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
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
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
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
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
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
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
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
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
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
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
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
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
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