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回忆情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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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忘死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作者:于继增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4年第10期文于继增在党的秘密战线上,曾活跃着一批身手不凡的外国志士。
他们有的直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情报谍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便是其中的一位。
他打八日本高级谍报机关,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两斯战争提供了大量影响战局的绝密情报。
后被日本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并撰写了首部日文版的《中国共产党史》。
他杰出的贡献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永远怀念。
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西功,1910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1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正是这所高等教育机构决定了中西功后来波澜壮阔的一生。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本意是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侵华战争培养所谓“中国通”、随军记者、间谍等,不承想,这里却也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并最终诞生了以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中西功等为代表的“中共秘密谍报团”。
而这一切又要归功于另一位重要人士——当时在东亚同文书院教书的教授、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
王学文原名王守椿,又名王昂,江苏徐州人。
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
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而实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的成员。
后奉命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书,开展对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
正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和学生运动。
质朴善良的中西功,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样眼光看着他们,他开始认为是“支那人”对“皇国”的固有敌意。
经过王学文老师讲解,再认真了解历史,他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
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中西功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
第4章日本二战藏宝1942年,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事吃紧,美国海军在洋面上巡逻,击沉大量日本运输船,比如,被击沉的日本“阿波丸”运输轮竟装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
美军的巡逻使得为数众多的黄金等贵重物品无法通过海上运回日本。
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天皇命令“山百合”迅速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埋藏于菲律宾全境175处的“皇家藏宝点”。
1945年,美国军队逐渐逼近日军占领的菲律宾。
当时,日本一度仍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以将这笔宝藏从容地运回日本。
但是,日本人的企图没有得逞。
面对紧急情况,日本法西斯分子开始做最后的黄金处理和保密工作。
5月,日本“山百合”部分负责人安排“皇家藏宝点”的工程师们在菲律宾吕宋岛深山里的一个“8号地道”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
那个地道距离地面有67米,堆积着一排又一排的金条。
午夜时分,就在工程师们喝得酩酊大醉时,负责“皇家藏宝点”建设的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山下奉文大将和皇族成员们溜出了“8号地道”,用爆炸力极强的炸药封住了通道出口。
这些工程师就这样与财宝一起被埋葬在地道中。
这样,那些“皇家藏宝点”就成了外人不知道的秘密。
3个月后,山下奉文向美国军队投降。
日本侵略军费尽心机,却百密一疏,在执行计划时留下了一个活口,他就是菲律宾人本-沃尔莫里斯。
年轻时他曾给裕仁天皇的大侄子、明治天皇的孙子武田当过贴身男仆,而武田王子就是“皇家藏宝点”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日本王子偶然萌生的同情心,使本-沃尔莫里斯在爆炸前离开,拣了一条命。
后来,在一个秘密场合,本-沃尔莫里斯将日本在菲律宾藏有黄金的秘密告诉了美国人,但没有透露具体地点。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菲律宾投降后,山下奉文因在马尼拉进行大规模种族大屠杀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
担任审判的美国官员已经从中央情报局那里获知了日本在菲律宾埋有财宝,于是在审判中曾千方百计获取其中的秘密。
不过,山下在受审期间,没有真正招供,坚决不肯吐露财宝的秘密。
以孙子情报观看甲午战争中日本对华情报工作
邬进平
【期刊名称】《滨州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29)4
【摘要】《孙子兵法》丰富的情报思想对近代日本的军事情报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孙子情报观来看,甲午战争中日本情报工作有“先知”、“五间俱起,无所不用间”和“全知”的特点,为日军作战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先胜”、战局上的“速胜”和战术上的“易胜”.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剖析我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更为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
【总页数】5页(P17-21)
【作者】邬进平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江苏南京21004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E295.2;E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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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电波:让东条英机胆寒的间谍奇才1936年11月19日,侵华日军宪兵队在齐齐哈尔意外查到了一起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犹如晴空里的一声惊雷,整个关东军立刻震荡起来。
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及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迫不及待地指挥调查这个案子。
然而,不到两个月即1937年1月5日,随着几声枪响东条英机不得不沮丧地结束了这个案子。
1936年初,驻守在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发现了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频繁而有规律的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电波,作为关东军军事重地的齐齐哈尔,自然是一阵心慌。
日本特务机关立刻作出反应,为了尽快地找到这些电台,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关东军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精心炮制了一套搜寻计划。
某一天,他们在全城范围内突然开始断电排查,一时间呼啸的警笛声,日本特务的踹门声,夹杂着狗的叫声,让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东条英机,日本甲级战犯,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军,曾参与策划9·18事变,历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兼警务部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进攻察绥和晋北地区,后参与制造针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事件。
1941年10月,出任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同年12月派兵袭击珍珠港,入侵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
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为了把耳目和触角安插在四面八方,东条英机来到中国后,就处心积虑在东北建立了以哈尔滨为中心庞大的间谍特务网,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特务除了用呼啸的警车到处虚张声势外,并无什么明显业绩。
倒是齐齐哈尔上空忽隐忽现的神秘电波,让关东军出了不少冷汗。
关东军是抗战胜利前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强占了原被俄国所谓租界的中国领土(关东州)和南满铁路。
1919年侵华日军在旅顺口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进而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界。
二战期间关东军总人数接近百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
日本为准备甲午战争进行二十多年情报准备人类自从发生战争以来,就有了情报需求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这些人被称之为“间谍”。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了近代情报意识,并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准备。
这是一种沉默的较量,却在有些时候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对华谍报战略布局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始,即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逐步形成了以征服朝鲜、侵略中国并进一步染指周边亚洲国家的“大陆政策”。
在整饬军备的同时,日本处心积虑地展开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始设陆军参谋局,谍报工作成为其职责之一。
1872年,日本撤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翌年陆军参谋局改称陆军省第六局,设间谍都指挥使,有了专门的间谍机构。
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以后,设立了管东局和管西局,管西局负责对朝鲜和中国的间谍活动,1882年增设海防局。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进行大改编,在新设立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中分设第一、二、三局,并根据新颁布的《参谋本部条例》细化了各局职责。
1889年参谋本部设立参谋总长一职,直隶于天皇,不仅负责陆海军对外作战的大计划,而且全面执掌对外谍报工作乃至驻外公使馆的情报业务。
在情报机构日臻完善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这一主要战略方向的谍报布局和情报侦察活动也次第展开。
1871年,日本首次向中国派遣九名留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学习汉语,主要目的是培养针对中国的情报人员。
这批留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1873-1874年间对台湾的侦察和作战行动。
1872年到1874年,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和台湾派出军事间谍,为北上侵略朝鲜、中国,南下侵略台湾做准备,其中就有后来参加侵略台湾和甲午战争的桦山资纪。
1873年,鸟尾小弥太就任日本陆军少辅,兼管对外情报工作。
在陆军卿山县有朋的支持下,他确立了瞄准中国,伺机战而胜之的陆军政策,这实际也成为甲午战前日本的东亚政策。
为此,鸟尾小弥太决定以中国为假想敌,有计划地派遣间谍进行系统全面的侦察活动,并制定了有具体侦察内容的甲乙丙三号训令:甲号侦察内容:政体、法令及民心向背;中枢大臣的威望及其品行;官员职务分工及其人员数;言语、风俗、人情;财政收支和国库情况;人才有无状况;对外国的交往、待遇及所订条约;两税法及所有田租诸税,满人和汉人的种种权利差别。
62《日本的情报与外交》对竞争情报人员的启示第15卷第3期2019年6月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Vol.15 No.3Jun. 2019目录第一章 今天的分析止于今天,明天就将发生突变第二章 去现场,在现场听第三章 进入情报的黑手党第四章 知道大国(美国)的优先顺序后,我们该如 何来适应?第五章 说话15秒,报告一张纸第六章 间谍监听第七章 情报革命:从向应该知道的人提供情报转变 为共享情报第八章 情报组织与政策组织天然对立(而且通常会 失败)第九章 学习、学习、向历史学习第十章 摸索自身战略是构建情报组织的基础 笔者在阅读此书时,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都体现了情报思维,通过梳理这些书中出现的细节,希望给情报业者以启示。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首任局长涩谷治彦在西德当一名普通文员时,就曾经给德国的经济阁僚做过有关日本经济的报告,并由此换回了有关欧洲货币的绝密情报。
启示:情报信息的获取其实和身份是否对等无关;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交换,所以自己修炼内功与获取信息的技巧同等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掌握信息的人员,不要畏惧与位高权重的人接触,交流是产生一切的前提。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私邸开设鸡尾酒会时说:“一旦在安全领域发生什么具备导火索性质的事件,美国的安全形势将会为之编者按:“情报书籍”旨在介绍国内外竞争情报领域的相关书籍,通过摘选、编译、评论等方式为读者推荐情报读本,以丰富情报业者的阅读体验。
本期推荐的《日本的情报与外交》由孙崎享所著,于2015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一书著者孙崎享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他出生于中国鞍山,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66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并赴英国学习俄语,历任日本驻英国、苏联、美国、伊拉克、加拿大外交官和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其间广泛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英国秘密情报局(MI6)、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俗称“摩萨德”)以及伊朗、约旦、埃及等国的情报机构人员。
抗⽇战争历史故事-抗战时破译了⽇军密码的奇才系列抗战剧上演,其中有⼀个⾮常令⼈兴奋的亮点,那就是在关键时刻破译⽇军的密码,从⽽使我军转败为胜。
回读辉煌的抗战史册,你会发现这绝⾮虚构。
其实,这⼀细节的背后,确实有相当⼀⼤批奇才⽤这种⼿段屡⽴战功。
其中不乏外国⼈,也有⼋路军⽅⾯和国军⽅⾯的。
下⾯⼩编给⼤家讲⼀讲抗⽇战争历史故事-抗战时破译了⽇军密码的奇才。
抗战时破译了⽇军密码的奇才林迈可林迈可出⽣于英国的⼀个世代书⾹门第。
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学聘请,担任燕⼤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津⼤学式的导师制。
1941年12⽉7⽇,⽇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林迈可带着妻⼦和班威廉夫妇驾驶校长的汽车,逃出北平。
经地下⼯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到达晋察冀平西根据地。
在平西,受聂荣臻将军的邀请,林迈可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
他给部队技术员讲授⽆线电⼯课程,由于没有教材,很多课程内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定律开始。
林迈可的妻⼦李效黎也在通讯部⼯作,任英语课教员。
他们发现,⽤中⽂发报会有许多的⿇烦,⼀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个字,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拼错⼀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
于是,他们共同帮助部队⽤简单的英语来传递信息。
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作。
在晋察冀的学⽣中有很多⼈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级⼲部、技术专家和⾻⼲。
在延安,林迈可⼀⽅⾯为延安的通讯和新闻事业尽⼒。
另⼀⽅⾯,他还主动撰写稿件报告边区概况,请经过和离开延安的外国⼈带⾛,或发送给合适的报社、政府机关,或任何对抗⽇根据地感兴趣的⼈。
林迈可在中国战⽃和⽣活了8年,他的⼀⼉⼀⼥都出⽣在抗⽇根据地。
他⽤刚到北平时购买的⼀架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把⾃⼰和平西、晋察冀、延安军民的抗战⽣活拍摄下来,从战争年代⼀直保存⾄今。
亚德雷1938年11⽉,化名为“罗伯特·奥斯本”的“美国密码之⽗”亚德雷经⾹港抵达中国战时陪都重庆。
【九一八事变90周年专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积极满蒙政策”与军权强势之契合[摘要]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桥头堡,以官民资本为经济后盾,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要挟筹码,对中国东北展开了长达25年的殖民经营。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不仅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强势地位,而且在经济领域几乎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
1920年代后期,以对华强硬派著称的田中义一登台组阁,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困顿、政治动荡、民心不稳等各种危机,田中内阁出台“积极满蒙政策”,推行对华“强硬外交”,旨在利用高压手段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权益,进而转嫁国内各种矛盾。
与此同时,以一批陆、海军中下级军官及社会右翼势力为骨干力量,在日本国内掀起了“统帅权独立”论争以及“日本国家改造运动”,论争和运动的目标直接指向大正时代以来的宪政体制,主张对内铲除政党财阀、树立军人内阁;对外煽动武力吞并东北、割裂中国版图。
行政权与军权在侵略扩张目标上之契合,表明九一八事变绝非“关东军独走”所致,而是日本军政各界践行大陆政策的主观必然。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积极满蒙政策”;“统帅权独立”;日本国家改造运动[作者简介]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28)。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4-0149-12王希亮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表象上看,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军人伙同军部部分要员策划的阴谋,事变爆发后,日本若槻内阁也的确出台了“不扩大方针”。
为此,日本学界的某些微观研究往往把视角放在“协调派”与“强硬派”的纷争之上①,主观或客观地放大政党内阁与军部以及关东军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并由此得出为日本军政当局开脱侵华罪责的“关东军独走”论。
但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仅①在日本,“协调派”又被称作“温和派”或“不扩大派”,主张以外交和经济施压手段保障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但并不放弃武力后盾。
日本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回忆情报生涯★承继文匯传统秉持讀書品质★文汇读书周报ID: whdszb《文汇读书周报》第1565号第7版“书刊博览”(2015年5月18日随《文汇报》发行)《日本的情报与外交》[日]孙崎享著刘林译新华出版社出版日本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回忆情报生涯“去现场,到现场听”孙崎享日本外务省为何没能预测到尼克松访华?石油危机、两伊战争结束、推倒柏林墙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情报系统及具体经办人为何出现失误?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新著《日本的情报与外交》通过一系列调查,探明其中原委,揭秘日本外务省情报工作细节,对日本如何收集、分析、传递情报的方法也有具体论述。
孙崎享,1943年生于中国鞍山,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是日本外务省内具有代表性的情报分析专家。
在莫斯科大学不读书结束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习后,我又在伦敦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我于1968年9月进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我原本希望在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社会主义的市场化理论,但在1968年爆发了“布拉格之春”运动。
“布拉格之春”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的相关书籍从莫斯科大学的图书馆消失了。
我致力于研究的课题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
由于没有书,从那时起我在莫斯科大学的求学方针也发生了变化。
“学习是不可能了,那就尽情与苏联大学生打交道吧。
”当时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馆员想要融入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硬要闯入的话自有克格勃伺候。
幸好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学生与学生交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书任何时候都能读。
但要融入苏联社会,只要苏维埃体制存在一天,就只能依靠大学生活这一种方式。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围绕如何评价苏联都存在巨大分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日本高校的经济系,大部分学者都奉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当时越战战场激战正酣,美国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也出现了追捧社会主义旗手国家苏联的趋势。
而在伦敦大学等学府,将苏联作为极权主义国家给予严厉批判的学者占了大多数。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外务省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不是学习某个人的理论后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融入苏联社会。
所以我的莫斯科生活就从“去现场,在现场听”开始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苏联在国际上正陷入巨大的混乱。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出现脱离的迹象。
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因为边境问题最终与苏联兵戎相见。
苏联国内此时也陷入了经济混乱。
苏联人一旦进入大学,开始大学生活,没人再相信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过是统治的工具。
从个人层面上讲,不过是为了在体制内生存而必须要高呼的口号。
从首都以外地区考上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终于知道,未来与自己曾经描绘的图景有着天壤之别。
能在莫斯科得到住房的前提是找到工作,而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在莫斯科找到工作。
女生中间甚至出现为了得到工作而与莫斯科市民结婚的风潮,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先结了婚再说。
学生们知道,工作、房子,一切的一切都由关系决定,与学习成绩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未来的憧憬。
没有未来又该如何活下去?无论男生女生都开始放纵自己,但一切终是枉然。
最后只能寻求酒精的慰藉。
当时我也和学生们一起喝过九十度的烈酒。
喉咙像被火烧一般,颓废至极。
但老实说,任何美酒佳酿都压抑不住当时的颓靡之感。
在离开莫斯科大学时,我向大使馆提交了名为《莫斯科大学留学记》的报告。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分析报告。
没有引用任何学者的观点,只记录了大学里学生们的生活。
这也是我践行“去现场,在现场听”理念的第一个成果。
这份报告在外务省内被广泛传阅。
驻巴基斯坦大使曾野明还曾致信我的上司,对报告表示鼓励。
这也为我日后在情报领域工作奠定了基础。
赌上性命收集情报无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还是我第二次赴莫斯科工作的七十年代末,都是冷战的关键时刻。
大概是1970年的事情。
为了弄清大使馆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特意从日本派来了专家。
使馆方面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有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公邸。
公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干活任劳任怨,也得到了历任公使的高度信任。
但就是这个女人,在专家发现了窃听器后给他的茶里下了毒,之后便突然从公邸消失了。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有传言说苏联军队可能会进攻开始向中国靠拢的罗马尼亚。
时任日本驻苏联武官饭山茂制订了从莫斯科开车奔赴布加勒斯特的计划。
由于路途遥远,在莫斯科市内的一段就先由夫人开车。
结果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前往布加勒斯特的计划也告吹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前往中亚国家旅行的外派武官在饭馆提议“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干杯”。
结果酒里已经被下了毒,感觉到异样的武官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的门,一个多小时后就停止了呼吸。
还有传言说,驻法国的武官夫人在晚上开车途经一处十字路口时被卡车撞死,当时分别有三辆卡车从三个方向冲她驶来。
这种手段在驻英国武官考察蒙古的苏联军队时也被使用过。
冷战形势严峻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我在1999年前往德黑兰出任驻伊朗大使,第一次和夫人同时被邀请前往伊朗人家做客,是去参加一场舞会。
当时的伊朗社会纪律森严,大家都在看着革命卫队有没有腐败,尤其是对女性的要求十分严格,女性外出时必须把头部遮盖起来。
由于是舞会,音乐响起来肯定会被外面的人听到。
我于是询问主人“会不会有事”,不过据说已经提前贿赂了附近的革命卫队。
但是我并没有跳舞,只参加了聊天,之后也再没有参加过舞会。
这场突如其来的舞会或许就是一个甜蜜陷阱(意指女间谍色诱男性,以此要挟对方交出机密情报)的前奏。
在我任内,土耳其、西班牙、埃及的大使都曾爆出与伊朗女性的丑闻。
其中土耳其、西班牙两位大使还被迫离了婚。
其中西班牙大使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戏剧性。
他是赴任德黑兰之前刚刚结的婚,属于新婚燕尔。
夫人出身于饲养斗牛的世家,大使为了得到心上人,还曾经斗了一回牛。
虽说只是意思了一下,但豁出命才娶到老婆的他却和伊朗女人发生了关系。
间谍与反间谍,这样的暗战直到今天也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为什么要派间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有机会向访问日本的MI6(英国军情六处)高官提问:“为什么要向苏联派出间谍?西方间谍都会被苏联人打上记号。
有些时候还会死人。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要派间谍,究竟是为什么?”但是MI6的官员是这么回答我的:“今天没有什么情报是不能在公开渠道获得的。
几乎所有的情报都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以这些情报为基础,既可以得出结论A,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B,那么就要去寻找可以证明A或者B的证据。
现在的苏联究竟是要向A的方向发展,还是向B的方向发展?无论怎样推理都无法从外部得到正解。
在A或B中,A的可能性或许更高。
但是现实情况并不能确定就是A了。
如果不去到现场就无法解开这个谜。
这就是间谍的作用。
”间谍的工作就是“去现场,在现场听”。
我想MI6是切实贯彻了这一原则的。
深入驻在国的心脏——这是数百年来英国情报机构的铁律。
冷战时代,英国情报机构也派员常驻东京。
那么在东京的外国人圈子里,他会隐藏自己情报人员的身份吗?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如果身份暴露就很难再开展工作了。
但是他在外交使团圈子里展开的行动,似乎是故意要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并不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独自居住。
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反在东京工作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官和武官,并让他们作为英国间谍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为英国工作。
社会主义阵营中对体制不满的人则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去他家并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失当之举。
前文提到的MI6官员当时还说:“MI6的总人数可能比美国CIA部署在泰国的人还要少,但成果并不输给他们。
”因为MI6有潘可夫斯基。
虽然没有公之于众,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潘可夫斯基隐藏在苏联政府及克格勃内部。
“去现场,在现场听”确实是情报的原点。
“去现场,在现场听”并不仅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现场,还意味着要知晓身在现场的人在想什么。
苏联问题权威乔治·凯南(冷战时期对苏封锁政策理论的支柱)通过阅读《契诃夫全集》把握苏联人的性格。
不同国家的国民以什么作为电影、电视、小说、戏剧的主题,只有知晓了这些才能说是“在现场”。
今天网络已经十分发达。
十几年前,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了什么,大使馆和媒体都必须进行报告和报道。
外交官和记者相对于普通民众占有绝对优势。
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即便身在日本也可借助网络看到白宫或国务院记者会上的交锋。
住在华盛顿,或者身处大使馆内,已经不再比其他人更接近现场了。
伊战前后的外交风云1998年初,当时国际社会的最大焦点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
1998年1月,一封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联名信就摆在了克林顿总统的案头。
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我们认为,总统先生在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应当提出美国的新中东战略·这一战略应当包含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容·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就应当采取军事行动·不应被安理会决议所束缚这份联名信的签名者包括(括号中标明的是其在小布什政府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珀尔(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艾布拉姆斯(国家安全会议中东政策负责人)、阿米蒂奇(副国务卿)、博尔顿(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
1998年,克林顿总统迎来了其总统生涯中最大的危机。
1月,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不正当关系成为了世界头号新闻。
主张应当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联名信也是在1月出现的。
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弹劾总统,但在参议院的无罪判决终于给事件画上了句号。
联名信出现的时间正好赶上克林顿总统最不堪一击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拿莱温斯基的事情找茬儿。
但是不能否认,共和党在莱温斯基事件上会穷追猛打到什么程度,肯定与共和党人为主的鹰派联名上书主张对伊开战一事不无关系。
克林顿总统无疑是中了某种形式的“美人计”。
是美国人给美国总统下的套儿。
当时我恰巧在伊拉克的邻国约旦的情报部访问。
会谈的议题自然也绕不开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可能性。
我问:“您认为美国会攻打伊拉克吗?”局长坐在椅子上看着我说:“昨天,约翰·卡尔就坐在你坐的这把椅子上。
”约翰·卡尔是英国外务副大臣。
局长接下来说:“约翰·卡尔说,英国已经向美国建议,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而且为了使行动更为有效,英国还是主张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并将全力促成此事,但是这份建议也是给约旦的。
”说完抿嘴一笑,便不再讲话。
克林顿总统的确在认真思考攻打伊拉克的事情。
英国一直扮演着美国最信赖的盟友角色。
当然也必须对美国攻打伊拉克表示支持。
但是在内心深处英国并不希望攻打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