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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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挖掘过程中,从古代遗址中发现的各种古代文书、碑刻、牌匾、器物等物品。
这些出土文献是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对于揭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作为古代文字的实物,可以提供珍贵的语言材料。
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还原古代文字的使用情况、发展演变和语言习惯等。
在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最早的中国文字形态和用法,对于研究古代汉字的起源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文献也可以提供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专业术语和词汇,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特点和文化背景。
出土文献通过记载了古代历史事件、人物和事物等信息,为研究古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和木简中,记载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史料,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而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兵马俑坑图录》等文献,则展示了秦始皇时期的巨大军事力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研究秦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出土文献还能够提供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实物和文物,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重要的物质证据。
在商代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艺术的精湛造诣,还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而在秦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金银器、玉器和宝石等,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阶层和地位差异,还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奢华和繁荣程度。
出土文献还能够提供古代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的线索。
通过对不同时期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和演变。
在秦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黄帝内经素问》等医学文献,反映了秦汉时期医学的发展和成就,为研究古代医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内容提要】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会扩大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
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键词】新出土文献唐代文学史碑刻墓志一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
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来说,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则是促使学术研究深入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①。
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 ②傅斯年在《史语所集刊》创刊号上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学问,却与此有所不同,陈伯海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
” ③实际上,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唐代是较为集中的一个朝代,然而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现在已是21世纪,如果还是墨守成规,倾全部精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之中,其收效必定不如20世纪那样显著。
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是新出土文献极为繁盛的时代。
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大有收获。
著名学者傅璇琮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
” ④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设想,也是需要很多学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历史记录,以及从已经发现的文物中所提取的文字、符号等各种文本材料。
这些文献不仅包含着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也是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制度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反映。
因此,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证事实真相出土文献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古代历史文献的保存状况较为不完整,在某些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根据传统文献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某一事件的始末。
而有了出土文献的参考,就可以确证事实真相。
例如,1975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太康村的北汉墓葬中,发现了《金刚经》的手抄本,这一发现就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文化交流在遥远的东北亚地区就已经实现。
出土文献能够挖掘出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从而完善历史学研究中的缺失和错误。
二、揭开历史盲区史书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对于从史料能力、制度掌握、思想文化、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然而,由于史书存在过删篡、未及记录、文字失传等情况,所以,它始终无法取代出土文献的位置。
出土文献往往被发现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比如遗址、墓葬、器物等等,这些文献凝聚了先人的思想、文化等多种信息,从而扩充了古代社会历史的视野,可以揭开历史盲区与谜团。
比如,上海龙华医院中出土的甲骨文,就有许多片段描述了医疗、药物和诊疗术语,这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医学史有着重大的帮助。
三、研究古代社会制度出土文献不仅记录着古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制度安排、生产形态等方面的情况。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龚城出土了大量档案式的木简,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机构、职务、权力关系、官僚腐败、商业合同、军事条令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从而深入理解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变革。
四、对比异同觅得共同点出土文献往往反映出各式各样的社会存在,例如公共、私人生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
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摘要]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
2001年以来,国内有一批学者就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等方面。
虽然近十余年学术界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研究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的问题不少。
今后,研究者应该密切注视出土文献,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借鉴并吸纳新方法,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键词]出土文献;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为2001年以来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也是当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点之一。
然而,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却早已有之。
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
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
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
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与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显然,国学大师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其后,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出土文献怀有浓厚的兴趣,纷纷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文学。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1. 引言1.1 出土文献的定义出土文献是指在地下或其他遗址中发现并挖掘出来的古代书信、文书、碑文、刻石等古代文字记录物。
这些文献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传承而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出土文献通常经过专业人员的挖掘和整理,然后被送交相关机构进行保存和研究。
出土文献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古代书信、政府文件、宗教经典、商贸文书等各种形式。
这些文献记录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
通过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点,进而推动古代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填补历史空白、重构历史脉络等方面,出土文献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出土文献在研究古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文化、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启示。
1.2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1.将历史还原到真实面貌出土文献是古代人们留下的物证,通过这些古老的文献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全貌。
这些文献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推断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还能够揭示出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2.丰富历史资料出土文献丰富了历史资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解开历史上的谜团,重新解读某些历史事件,并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解。
3.重要历史价值出土文献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些文献记录了古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传承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文化。
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还能够启迪现代社会的发展,引领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
2. 正文2.1 出土文献的种类出土文献的种类可以大致分为书籍、文书、碑刻等几类。
其中书籍包括木简、竹简、纸简等不同材质的书籍,这些书籍记录了古代各个领域的知识和事件。
文书则是记录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公文和私信,能够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重要线索。
浅谈出土文献与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
本文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使用、古文字的释读等方面,阐述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的作用。
标签:出土文献文字研究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上讲,凡是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诸如: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石刻等等都可以称作“出土文献”。
狭义上讲,出土文献即出土的书籍,主要指上个世纪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
本文所做讨论采用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
至于文字研究,这里专指汉字研究,包括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使用以及古文字的释读等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汉字研究的集大成者,奠定了汉字研究的基础,对后代文字研究影响深远。
不过,《说文》收录文字以篆书为主,古文和籀文并不是很多,这对汉字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大量的出土文献。
一、出土文献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从目前来看,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关键在于出土先秦文字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面。
每一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都能极大推动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文字系统,单字总数接近5千,这些文字仅是占卜纪实的文字,全部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5千。
甲骨文结构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六书”的构造法则。
个别字形极为简省,高度抽象。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了。
从文字萌芽到成为成熟的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汉字的起源时间会早出殷商时代很多。
甲骨文的形体图画性较强,尤其与人或动物相关名词的文字,描绘得既形象又逼真。
分析和研究甲骨文字形,既可找到与周代文字以及篆书的联系和演变规律,又可以向前推测更早时期文字可能的形态。
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的文字图画性更强。
汉字起源于图画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对汉字起源与发展研究有价值的出土文献还有陶文。
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出土的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半坡陶文、姜寨陶文、良渚陶文、城子崖陶文和二里头陶文等。
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距今约六七千年。
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以《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为标题,写一篇3000字的中文文章在文学研究中,出土文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土文献指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发掘出来的文献,它们记载了古代文明的历史变迁,有助于学者们更好地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其中最重要的出土文献包括战国时期的“醉翁亭记”、春秋时期的“春秋”、“兵书”、“考工记”等,还有汉代的“司马相如列传”、“资治通鉴”等,这些文献对研究文学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
出土文献可以为文学分析提供文本素材,使得文学史学家可以以一种更全面而深入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并用相应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研究。
如“墨子”等出土文献可以为哲学史学家们提供重要研究素材,从而推进哲学史学研究。
同样,出土文献也可以为文学史学家提供重要素材。
“战国策”、“史记”和“汉书”等出土文献,记录了古代文明的历史变迁,是探究文学发展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出土文献还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深入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和文体特征。
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探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渊源、文体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文体特色,更有把握地进行文学批评。
例如,古代文学作品“诗经”中极具代表性的商颂,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学文体,通过对它的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它的文体特色和文学特点,为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总之,出土文献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可以为文学史学家提供重要素材,还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更有把握地进行文学批评。
同时,学者们也应当注意,出土文献的年代久远,需要持续地加以加工和改进,使它们在文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1. 引言1.1 出土文献的定义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过程中从地下发现的古代文书、碑刻、器物等各种物品,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
这些文献往往被埋藏在地下,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沉淀,因此保存下来的完整度比较高,内容丰富多样。
出土文献可以是文字记录、图像资料、实物遗物等形式,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土文献的定义包括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仅限于文字信息的获取,还包括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
出土文献的范围广泛,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的多种形式。
通过挖掘和研究这些出土文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出土文献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镜鉴,帮助我们揭示过去的真相,探索未知的领域。
1.2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古代书籍、书信、碑文、帖片等各种文献资料。
它们记录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及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原始和客观的材料。
这些文献是古代人留下的最真实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了解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白和修正错误。
在史书中有很多内容是片面的、夸大的或者错误的,而出土文献的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更全面的信息。
通过对比史书和出土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古代历史,修正历史误解,还原历史真相。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们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来源,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正文2.1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文献价值出土文献是指从地下或古代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各种古代文书、碑文、古代书籍、纸张、竹简等书写材料。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浙江杭州311121)邵宁宁近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进展及学术史反思(2009-2019)[收稿日期]2020-11-2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ZW013)[作者简介]邵宁宁(1965-),男,甘肃秦安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近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渐呈现出一种偏重文献学的倾向。
从辑佚、辨伪、校读、编目、汇纂到史实考订、史料钩沉,文献研究从不同方向的推进,可谓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从传统文献学到数字化时代文献研究新特点、新问题的探讨,以及对文献研究之“偏至”给现代文学研究风气所可能造成之多面影响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一些学者注意和反思的对象。
而这一切,又与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学科历史和学科建构的某些更具整体性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维护学科健全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实践动力。
[关键词]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学科反思[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21)01-0074-10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21.01.011第1期2021年1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Jan.2021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史学化”趋势。
相较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学化”取向的侧重“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更表现于史事考释与史料挖掘。
近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对现代文献学研究的兴趣持续高涨。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自阿英、唐弢以来,不断取得新的自觉、新的成就,但真正形成一种风气,却大体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汤漳平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1
【总页数】3页(P183-185)
【作者】汤漳平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
【相关文献】
1.“第五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J], 杨艳君
2.近十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方音之检讨 [J], 曹祝兵
3.出土文献与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战略 [J], 姚小鸥
4.“第五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J], 杨艳君;
5.出土文献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J], 姚小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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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学术意义和价值咱都知道,学术研究就像是在一片神秘的大森林里探险,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一棵独特的树,而出土文献呢,那可就是这片森林里超级珍贵的参天大树啊!我有个朋友,他是研究历史的。
有一回,他对着那些已经被研究了好多遍的史书发愁,就像一个厨师对着仅有的几样食材,怎么也做不出新菜来。
这时候,出土文献就像一阵及时雨。
你想啊,从地下挖出来的那些古老的文献,就像是从过去直接寄来的信件,原汁原味的。
比如说里耶秦简,这玩意儿一出现,我那朋友就像个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兴奋得不行。
以前对秦朝地方行政的了解模模糊糊的,这下好了,里耶秦简里详细记录了当地的户籍、田赋啥的,就好像有人打开了一扇通往秦朝地方治理的大门,我朋友在这个基础上写的论文那叫一个精彩,把秦朝的一些制度研究得透透的,这就像在黑暗里突然有了一盏明灯,一下子照亮了之前模糊不清的地方。
还有啊,出土文献对于文化传承来说,简直就是宝藏。
就好比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条大河,那出土文献就是那些隐藏在河底的宝石。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文化交流活动,有个外国学者对咱们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感兴趣,可是有些思想在传世的文献里讲得不是很明白。
这时候,郭店楚简就登场了。
那些简牍里关于先秦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记载,就像是一把把钥匙。
我们拿这些钥匙,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古代智慧的小门。
你看,原本有点晦涩难懂的思想,通过出土文献就变得清晰多了。
在场的学者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眼睛里都放光,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就像一群蜜蜂发现了大片花丛。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看,出土文献也是一座金矿。
想象一下,语言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岁月里不断变化着模样。
我们现在要去探寻古代语言的秘密,就像在追踪一个躲猫猫的高手。
出土文献就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线索。
拿甲骨文来说吧,这可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研究甲骨文就像是在破解一个超级神秘的密码。
每一个字的解读,每一个语法结构的分析,都像是在拼图。
当学者们成功解读出一些甲骨文的含义时,那种喜悦就像登山者登上了最高峰,欢呼雀跃。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地下、水中或其他地方被人们挖掘出来并进行整理、研究的各种古代书籍、碑铭、文字等文物。
这些出土文献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对于研究古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探讨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于填补史料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代,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历史文献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失传或者被销毁,对于某些特定时期或者特定地区的历史了解往往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整和空白。
而出土文献往往能够填补这些史料空白,为我们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
近年来发现的甲骨文、竹简等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史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出土文献能够为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风貌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史料。
出土的古代文献中往往包含了各种政令、官方文件、日记、书信等,这些文献不仅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风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秦简和汉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秦汉社会制度、经济现状、文化风貌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秦汉时期的认识。
出土文献对于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或者是受到传承、流传等环节的影响,史料中往往存在着夸大、缺漏、断裂等问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验证,验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完整性,从而更加客观地了解古代历史。
史记中对于秦始皇陵的描述,曾经被认为是夸大吹嘘,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文物,验证了史记的记载,使得我们对于秦始皇陵的认识更加客观。
出土文献对于推动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出土文献所包含的大量史料往往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古代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土文献的出现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如整理、研究、出版、学术讨论等,推动了古代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视野。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观后感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好者,我对中国古文献的研究一直都很感兴趣。
近年来,随着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深入,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尤其是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文献研究的黄金时代。
当时,许多学者开始对古代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和研究,建立起了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古文献研究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献被重新发现和重视。
例如《诗经》、《楚辞》、《论语》等经典文献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
同时,这些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参考,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古文献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大量的古代文献可以被快速、精确地整理和分析。
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文献研究的进展。
例如,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数字化处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甚至可以重建古代文献的原貌。
中国古文献研究的进展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和启示。
古代文献中的智慧和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综上所述,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和启示。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古文献研究将会继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出土文献是历史学家们在考古发掘中挖掘出来的一类文献,它们来自于坑中、洞穴中、墓葬中甚至海底深处,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和重要意义。
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研究者应积极关注出土文献,全面把握它们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出土文献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从中可以找到古代史实,补充完善研究文献中不完备的缺口,可以验证文献中标本未验证部分的真实性,从而使历史学家可以有更多的思路和依据进行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也是文学研究的源头,古代文献中有许多未被记载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经过考古发掘得出的出土文献却能深入挖掘,打开历史的窗口,从而让文学研究者可以从古代文献的真实性中节选出更多指导性的信息,丰富他们的研究内容。
此外,出土文献也提供许多历史文化资源,它们包括了古代文书、古籍、印章、画卷、器物等,而这些资源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能更有效地反映出古代文明的文化气息,因此,文学研究者可以从更多的侧面观察古代的文化成果,从而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古代文学。
综上所述,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极大地丰富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提升他们对文学的理解能力。
因此,现代大学生和文学研究者应当加强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全面把握它们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期能更好地拓展历史与文学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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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迎来了一场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契机则是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的大规模发现和研究。
出土文献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从未见过的古代文献材料,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
然而,这种变革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反思,让我们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因此,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常常放在了少数热门名著上。
而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土文献中的经典作品以外,还有一大批未能传世的文献,这将我们的研究重心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古人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传世文献中鲜有涉及的主题,如民俗、宗教等,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其次,出土文献的研究也给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带来了挑战。
以往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术语和注解的解释,而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而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研究方法。
因为这些文献往往只有残存片段,没有一整篇的完整文本,因此它们很难被单独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文献,学者们不得不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比对和重建,这样的研究方法也为我们拓宽了研究思路。
另外,出土文献的发现还带来了“真伪之争”。
许多文献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出土文献与传统观念中的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献是后人伪造的,而有的则持反对观点。
这一争议让我们意识到,出土文献的研究需要更加谨慎和客观,不能过于轻信和片面。
此外,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也引起了我们对古代文化保护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建设工程的推进,许多古文献因为地下发现而得以保护,这让我们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只有保护好这些出土文献,才能保证我们后续研究的稳定和可靠。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古代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出土文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为研究古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素材。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一、证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出土文献是研究古史的重要依据,其中包括可供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各种专门资料,如古代墓葬、遗址、铜器、玉器、器物、书信、碑刻、史书、传说、神话等等。
这些出土文献能够证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如甲骨文是商代时期的大量文化遗存,证明了商代的存在和文明的发展。
二、揭示古代社会文化出土文献能够揭示出古代社会文化的众多细节,如如今名噪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司马光墓志铭”,为我们展示了晋代司马家族的起降和辉煌历程,不仅能够了解晋代的政治制度和人物,还能够了解其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三、强调史学研究的理论出土文献是对现存文献的补充和修正,它在以往史学研究中是一个缺失的环节,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文化前提,为史学研究的理论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基础,提高了史学研究的理论性和科学性。
例如出土的“郭店楚简”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变成现代文化的转化出土文献中的某些元素和数据,可以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化,从而更加加深了人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例如出土的金文和铜器成为现代美术品中的重要元素,对美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帮助文化传承出土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古代文化的发展轨迹,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
我们通过对出土文物进行认知,发掘文化财富,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融合,帮助文化广泛传递,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六、发现未知的历史出土文献不仅可以证明已知的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历史。
例如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它秦代文物,为我们揭示了秦朝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史料极为匮乏,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难点。
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它秦代文物的出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秦朝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信息。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古代文明的发展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和文献,这些出土的古代文献为我们研究古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揭示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出土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于还原古代社会的生活、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风貌、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这些都为我们还原古代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社会阶层的构成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
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古代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献中记录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战争、政治斗争、外交往来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历史事件的经过、原因和影响,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规律。
出土文献还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古代历史上的众多争议事件,帮助我们辨明历史的真相。
出土文献对于开拓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献中包含了大量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开启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发现新的历史问题,提出新的历史观点。
出土文献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史料,使得我们可以对古代社会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古代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出土文献对于研究古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遗产和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历史资料,帮助我们更全面、细致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们应该重视对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古代社会作出贡献。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过程中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古代书籍、文字、刻版、符号等文化遗产。
对于研究古史,出土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下是对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几个方面作用的探讨。
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生活、制度组织和文化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文献,可以提供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有助于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
比如,出土的甲骨文对于了解商代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起到了关键作用;出土的古代纸书对于了解古代文化和知识传播的方式和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出土文献对于校正正史和修正历史观有着重要作用。
古代的正史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统治者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而出土文献作为直接的历史见证,可以提供与正史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和信息,有助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评价。
比如,出土的楚简对于修正楚国历史观起到了重要作用,揭示了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大实力和丰富文化。
再次,出土文献对于填补历史空白和提供新的历史认识有着重要意义。
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往往存在许多历史空白,这些空白难以用传世文献和资料来填补。
而出土文献的发现,往往可以填补这些空白,提供新的历史资料和认识。
比如,出土的秦简对于填补先秦时期的历史空白起到了关键作用,提供了关于秦国不同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对秦国历史的认识有所突破。
此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和研究文字和语言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文献往往是古代语言和文字的生动实物,可以为研究和解读古代文字和语言提供重要材料。
比如,出土的金文、篆文、隶书等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字体变迁,对于研究古代文字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通过研究出土文献中的文字和符号,还能够了解古代人们的语言使用方式和语言习惯。
总之,出土文献对于研究古史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们可以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古代社会的生活和制度;可以校正正史和修正历史观,提供多元的历史观点和信息;可以填补历史空白,提供新的历史认识;同时还可以对古代文字和语言进行重要的研究和解读。
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作者:汤漳平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01期编者按:从1999年12月召开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会议至今,已过10年时间。
这是人类跨进新千年后的第一个10年。
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次认真的回顾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本刊作为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讨会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该领域的研究。
因此,本刊特约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撰写这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对近十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评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83—06过去的10年,在我国文化史、文物考古史上,堪称收获极为丰硕的10年,它延续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古代文献大量出土的势头,带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古代文献出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一批古代典籍,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简帛古籍。
虽然这些典籍中有大量先秦的著作,但由于墓葬时间多为西汉早期,因而对其成书时间难以准确界定。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湖南慈利石坂村楚简、湖北荆州的包山楚简、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书,大开人们的视野,将我国古代典籍埋藏的年代下限提前至战国中后期。
第三个时期为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
这10年的最重要发现是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简。
这10年的发现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众多。
过去简帛的发现,一次能够出土几百枚的,已算是大批出土了;而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就出土十余万枚,里耶秦简也有一万余枚,清华简则有2388枚。
这样大批量的出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二是填补空白。
秦世不文,原来发现的秦简也数量有限;而一万余枚的里耶秦简,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有更多的实际感受。
这几批简牍的出土,使我国简帛使用的年代从先秦至三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当然,中国使用简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时间更早,夏商两代均“有典有册”,我们可以期待将来会有更早期的简牍出现。
三是这批典籍对中国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尤其是清华简。
当然,不论秦简、汉简还是战国简,埋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古代典籍出土,本身就是异常难得,因而都是十分珍贵的。
但是,如果仅有前40年出土的资料,学术界同仁依然感到遗憾。
因为,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部古籍《尚书》还未露面,因而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充满期待地希望能够早一日见到竹简《尚书》,因为这是古代文化的“龙头”。
清华简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2388枚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
刚刚整理发表的《保训》篇,保存周文王对武王的临终遗诫;同时出现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周初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达七百年之久,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大批古代典籍的问世,最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底,随着上博简第一批整理出版,《孔子诗论》立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至今,这批简文已出版七批。
其丰富的内容,自然引起学术界各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
十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方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论文和著作也纷纷出现,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这里特别关注的是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
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知之甚少、研究相对薄弱、研究理念也相对滞后,因此希望通过那次会议加以提倡和促进。
在本次会议之后的10年间,我们高兴地看到,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群越来越多,关注面也越来越广。
从申报的各级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都可以看到与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
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已经较多地关注和利用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资料来加以论述。
就连再版的文学史专著,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2002年的修订本中“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
同时,已有部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各领域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其内容的涵盖面很广。
至于学术论文,其数量就更为可观的了。
这种局面,显示了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最新的前沿成果来从事本领域的研究。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究竟应当继承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以“疑古”为出发点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呢?还是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以“二重证据法”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从而真正“走出疑古的时代”?出土文献资料能否重新改写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这场争论看来是避免不了的。
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这场争论已在期刊上、网络上展开了。
有的学者开始着手探讨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产生的思想根源,认为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主流史学——实证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实证史学宣扬天皇史观,鼓吹“日本优越”论,而蔑视中国与朝鲜,特别轻视中国历史,其代表学者如白鸟库吉就曾写有“尧舜抹杀论”的论著,否定中国上古史。
但有的学者则对当前影响甚广的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表示保留,并进而对学术界广泛认同的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如何运用问题提出不同看法。
曹峰在《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中认为,“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
这些后果其实是不利于思想史的‘改写’的。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此外,还有如张富祥的《“走出疑古”的困惑》等文章,对“走出疑古”的观点持异议。
当然,对“走出疑古时代”表示怀疑和保留的不仅是中国的学者。
《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登载有日本学者谷中信一的文章《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文章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学术界当前学术动向的担忧。
文中说:“难道疑古主义的历史使命真的结束了吗?——这是我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考虑的问题。
”他还说,他以前上学时,一直受到这样的教导:“先秦文献的使用,这要非常的慎重,尽量搞清成书的年代,因为没有真正可以信赖的文献。
”“我深受彻底的疑古立场的津田左右吉博士的学说影响,所以对这种学术风潮有一种抵触的心理。
”他在看到当前因大量出土文献资料的发现而使中国学术界“在思想史研究上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可说是迎来了先秦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状况时,表示担心说:“这种情形,却又令人苦涩地想到,那种传统的严密的文献考证到哪里去了呢?近年来这种大胆的风潮为什么会如此盛行,令人大感困惑。
”当然,他在文章中不仅陈述个人的观点,也引用国内一些学者对这场争论的不同见解。
谷中信一先生的看法,代表着国外为数不少的一批汉学家的观点,只是有的学者没有写文章表达而已。
这种状况,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问题”的那场争论。
所谓“屈原问题”,不过是在整个“疑古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虽然经过新时期以来20多年的讨论,屈原否定论在国内可说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国外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日本学术界扩散出去的影响,还是不容低估的。
笔者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仍然对历史上关于屈原的记载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或者依然认为,屈原不过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而已。
“疑古”的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早已有之的,这包括了一些知名学者,如东汉王充、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一味信古,以为前人记载的便一切都对,恐怕中国的学术就难以向前发展了。
我们当然不应固步自封,食古不化。
但事实情况是,自上个世纪初掀起的批判封建、否定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学术的各个领域,“疑古”之风盛行,甚或成为主流的思想,而其为当政者所接受,便影响到了政治的层面,影响到治国的方针。
其严重恶果,则以“文革”为甚。
我们当然不能说,“疑古”思潮是直接造成“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但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说它与此有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对“疑古”思潮进行一次总结,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产生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科学地评价其历史的功过,客观地探讨其思想理论、研究方法的得失,应当是恰逢其时的。
不错,“走出疑古的时代”的提出,和过去盛行的“疑古”思潮是针锋相对的。
也可以说,是对“疑古”思潮中缺乏科学性方面的反拨。
国家所关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过去“疑古”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而这种回答,不是靠空对空的争吵,它需要的是实证,需要有新的资料的出现和可靠的证据为依据,通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才可能说服人。
半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珍贵的考古文物、文献资料的面世,使得这项工作的开展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尤其是中国文化方面,先秦的许多重要典籍,经秦火之后,大量湮灭无闻,而经汉人整理的传世典籍又因今古文经之争而引发种种疑窦。
于是,两千多年前的众多学术积案不得其解,许多历史事件也若明若暗,而上古三代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也模糊不清,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希望能尽毕生之力使得这一难题得以破解。
一个世纪以来,多少学者或奔走于田野荒山,进行艰苦的调查与发掘,或埋头于工作室内,不分昼夜地译释出土文献中的相关文字资料,破解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面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老实说,国内能够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力是相当有限的。
有的竹简已出土二三十年,至今还未能很好地进行整理,多数只能说还处于释简和文字处理的阶段,而深入的研究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说现在已经热过头了,未免十分幼稚。
这使我想起这些年有关国学热的争论。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了个“百家讲坛”,是面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观众设立的“讲坛”,其普及的意义可想而知;开设的效果确也不错,许多人踊跃听讲,这种状况反映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求知欲。
而后,有的人借机进行商业炒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闹剧,于是便有人惊呼“国学热过头了”。
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在旧中国,当时多数人都是文盲,然而,即使在农村,和年龄稍大的人讲话,他们还能随时引用一些《四书》、《五经》里的“子曰”来和你讲论对答;历史发展至今天,号称全民文化普及率怎么怎么高,但反问一下,每年有上千万高中生、五六百万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其中,有多少人熟悉这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如果不熟悉,可否谈得上积极运用它们?这种全民不懂中国文化传统的现象,理应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
应考虑设置相应的课程,让学生从少年儿童时期便能接受这一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