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论争及历史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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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作者:宋倩来源:《读天下》2017年第16期摘要:现阶段,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极其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联系。
文化具有流动性,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转变。
每个人都可以作为文化的承载者。
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改变,使其具有社会性的特点。
文化只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与认可,才能够更好地得到保存。
而提升文化的自觉性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这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并加大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理解,才能够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保证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地位。
关键词:文化;历史性和社会性;现代化;文化自觉在本世纪初期,现代化与我们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又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出现,并对社会和世界文化产生极大地影响。
为了加强大众对文化研究意义的认知,我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树立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了解我国文化,并认识到我国文化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加强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并进行跨文化交流。
现阶段,西方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步探究非西方文化,对欧、亚、拉丁美洲等地区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给予高度重视。
而这两种特性在我国文化中便显得非常突出。
这是由于我国的土地面积较大,人口数量多,此外,我国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平原。
直到我国农业社会的形成,我国一直具有非常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我国乡土社会的出现得益于黄河流域为其提供的土壤环境。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调查资料,浙江的河姆渡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的典型代表,距今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
除此之外,太湖周边良渚文化的历史也已经高达5000多年。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以农业为主是良渚文化和长江三角洲文化的主要特点,而且用犁耕种稻谷成为主要的农作物生产方式。
考古学家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南方出现的这两种文化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是两种非常成熟的乡土文化。
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得到基本的保障,这也不难看出,我国南北地区已经都具有非常丰厚的乡土文化氛围。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社会思潮的转变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思潮转变。
这场运动发生在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教育和女性解放等方面探讨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社会思潮的转变。
首先,要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背景,需要回顾中国近代历史。
在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外国侵略,封建社会的旧秩序逐渐瓦解。
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开始呼唤变革,人们渴望寻求一种新的文化和思想觉醒。
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它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封建旧思想的迷信和教条主义。
运动的领导者,如胡适、陈独秀等,提倡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价值观。
他们鼓励人们关注实际问题,追求真理,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教育领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域之一。
运动主张教育应该以培养独立思考、创新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摒弃以往依附旧体制、死记硬背的倾向。
运动的理念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教育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还积极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
在传统社会,中国妇女地位低下,被视为家务劳动和生育的工具。
然而,新文化运动提倡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呼吁将妇女解放出来,给予她们教育和职业的机会。
这一理念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后来的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通过细致地分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催生了一批独立思考、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运动尝试推翻传统的封建观念和制度,倡导科学、理性和自由的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觉醒和社会变革。
最后,新文化运动对妇女解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运动的理念赋予妇女权力和平等的地位,为妇女争取了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推动了中国妇女的地位提高。
总结起来,中国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转型期若干要点知识总结一、中国古代社会转型1.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公元前3 世纪)(1)总体特征:社会大变革,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
(2)具体表现①政治: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分封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各国变法,②经济:铁犁牛耕出现,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形成。
③文化: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出现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儒、道、墨、法成为主要流派。
④阶级:“士”阶层的活跃;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兴起。
(3)转型原因: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
(4)同时代的西方:雅典民主政治时期,西方人文主义出现。
(5)相关主题:秦始皇及统一多民族国家诞生、小农经济、百家争鸣、孔子等。
2.明末清初(17-18 世纪)(1)总体特征: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资本主义萌芽时代。
(2)具体表现①政治: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设军机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②经济:农耕经济高度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政府强化重农抑商政策,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③文化:文化专制、理学禁锢思想;出现批判传统儒学的早期民主思潮;文学艺术平民化、世俗化倾向明显,呈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④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市民阶层队伍扩大。
⑤外交:政府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3)转型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
(4)同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代议制形成,启蒙运动兴起,自然科学诞生。
(5)相关主题:李贽等进步思想家、明清商业状况、科技开始落后、明清小说和文人画、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等。
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1.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9 世纪中期)(1)总体特征: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
(2)具体表现①政治:一方面,西方列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军民不断反抗外国侵略。
浅析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摘要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文化的转型起着及其重要而有特殊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植根于传统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机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量和综合国力的迅速跌落,因西方列强坚船炮利的逼迫而发生地是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中国人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揭开了近代来痛苦而缓慢的文化转型的序幕。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物质层面的文化转型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就开始了,但直到60年代才形成颇有规模的近代化运动, 中国文化才发生明显变化。
那时候中国人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鸦片战争中亲眼所睹的坚船利炮。
因此,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最初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自然地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推断出,中国的失败主要在于技术落后于“西夷”,从而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意向主要是仿船造炮。
60年代,清政府便进行了一场以“变器”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重大问题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冲击和动摇了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有助于现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技术主导论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
与洋务派不同,改良派不仅要在物质方面,而且要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即从学习“西技”发展到学习“西政”。
“从1895年起, 维新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君主立宪为目标,致力于变法图强,并开始启蒙宣传活动,他们宣传西方政治学说,提倡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课题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重大社会转型课时1课时课型复习课科目历史班级姓名流程具体内容笔记栏考纲要求重点:掌握中国历史上四次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及表现。
难点:明清时期阻碍社会转型的因素;新中国三次大的经济体制转型【课前导入】“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
具体来说,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转型: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二、明清民国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三、新中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过渡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发端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周成型的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被以小农经济、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我国古代文明所取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表现与影响1.推动因素(1)根本原因: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是该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2)直接原因:争霸战争和各国改革变法加速了社会的转型。
2.转型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制、分封制崩溃;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形成。
(2)经济上铁犁牛耕出现和推广,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形成.(3)文化上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儒、道、墨、法成为主要流派。
(4)阶级上贵族阶层逐渐失去政治特权,经济上日趋衰落;“士”阶层活跃;拥有大量土地的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兴起。
3.文化上:教育上重视劳动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文艺学术上提出“双百”方针。
4.外交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维护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5.社会风尚上:崇尚节俭、尊重劳动的社会风气形成◆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1978年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
中国近代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转型是一段值得探究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社会模式受到了挑战,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一、社会变革中国古代社会特点有着强烈的等级制度,阶层分明、等级森严,封建的统治阶级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但是,在19世纪末,国内外的种种事件和影响,最终导致了这一体系的瓦解。
首先,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通过强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变革。
其次,清政府在面对国际压力时失败不断,失去了民心。
光绪年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起义引发的社会动荡,对清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政府开始改革。
“戊戌变法”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它一度给中国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希望,但随着改革的失败,变法的势头逐渐减弱。
不过,即使失败了,戊戌变法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开始。
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推进,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不一定能与欧美国家相比,但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文化转型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文化界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不断被重新评估。
在新时代,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批挑战传统的现代派文艺人才。
同时,更在其后,自由翻译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白话文文学等流派相继出现。
现代派文艺人物认为“白话文是百姓文学,是别过了世故的文学”,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力量对中国社会变革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尊重长辈,注重礼节,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也培养出了一个善于虚伪、固步自封、排斥这个世界的民族性,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代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尤其是新文学的普及,也成为这一转型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总结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模拟试卷47(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论述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边疆危机正确答案: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危机。
1.疆防: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起事,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机人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侵占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
阿古柏与俄国、英国相互勾结,、危害了新疆的利益。
俄国还占领了伊犁等地。
左宗棠分三路进疆,不久就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清政府与沙俄交涉,最终于1881年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但仍然损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设置州县。
2.海防: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台湾。
因琉球船员被高山族人误杀,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但日本要求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的封号,并向清政府进行讹诈,派兵侵犯台湾。
日本进犯台湾后,清政府接受列强的调停,被迫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日本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
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当西北与东南同时形势紧张之时,清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海防,有人主张疆防。
直隶总督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大力加强海防。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规复新疆,否则敌人会得寸进尺。
清政府一面加强海防,同时也没有放松疆防。
3.滇案:1875年,英国驻京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开枪打死景颇族群众多名,随即被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迫于英国的压力,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约》,除抚恤、赔款、逞凶、道歉外,还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通商口岸,免税、扩大领事裁判权等。
4.英国势力进入西藏:1884年英印政府官员率领一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闯入西藏,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清政府最终派人议和,分别于1890年与1893年签订了《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是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次论战的发生,既是当时民族危机和专制政策双重刺激和诱导下的产物,又是五四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命题讨论的延伸和继续。
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围绕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的演进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对于何为中国文化、何为中国本位、何为文化自觉、文化是否可分、文化需不需要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中,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互相辩驳,一时间颇显出异彩纷呈的争鸣场面,虽然最终未达成学理共识,但双方互相汲取对方的合理之处,从而也使这场论战出现了相近、相通、相同的趋势。
这场论战在思想领域高扬了民族主义,丰富了现代化观念,提出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文化建设意见。
经过这次论战,学者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需性,以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研究在三十年代出现了高潮。
不但如此,这次文化论战在文化政策层面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国统区,它提升了国民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初步酝酿了国民党的文化建设原则及纲领。
这次论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直接参与文化论战的陈石泉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大会经审议批准了此项议案。
此后国民党以此为蓝本,充分吸收了论战的讨论成果,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文化政策。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论战,但这次论战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为其形成树立了可资借鉴批判的参照体系。
三十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化理论方面的历史进步,使这场论战孕育了新时代的诸多因子;而其反动的政治趋向,保守的文化立场,又让其滞留着旧时期的种种恶习。
这种性质的双重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历史功效。
一方面,它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防抗战精神建设之准备,同时推动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向融合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了些许的有价值的思考。
近代中国文化“三个层面”的转型【摘要】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文化的转型起着极其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植根于传统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机制、为基础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量和综合国力的迅速跌落,因西方列强坚船炮利的逼迫而发生的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中国人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揭开了近代来痛苦而缓慢的文化转型的序幕。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转型1、物质层面的文化转型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就开始了,但直到60年代才形成颇有规模的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才发生明显变化。
那时候中国人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鸦片战争中亲眼所睹的坚船利炮。
因此,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最初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自然地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推断出,中国的失败主要在于技术落后于“西夷”,从而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意向主要是仿船造炮。
60年代,清政府便进行了一场以“变器”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重大问题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主张成为前后30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取西方人之器数,以为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就是企图在政治上以西方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以西方近代科技思想来弥补传统文化之不足” [1],这就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引向了现代化。
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兴办了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建立了新式军队。
与之相联系,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量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西学的高潮。
大规模翻译活动,必然带来文体的变化,西学著作的翻译,加速了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到来。
与此同时,留学生中大量白话、俗话报刊的出现,使白话开始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书面文字,这就使文化的载体发生变迁和转型。
中国秦汉到晚清文化的变化论述晚清文化,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它处于中国文化发展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鸦片战争后,在救亡意识主导下的中西学关系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变革趋势。
晚清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为学习西方的发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关于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实践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僵化模式;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维新思潮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直接抨击了专制僵化的封建统治思想,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的统治基础。
晚清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任务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打破儒家文化的一家独大,以务实的文化心态倡导诸子学研究,以开放的文化理念吸纳西学,这个过程折射出晚清文化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与导向,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现代转型。
打破一元文化格局、走向多元文化格局是晚清文化变革的基本趋势。
1840年后中国的连续战败,使得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化精神、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逐步确立了学习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诸如洋务派的体用观、维新派的会通论。
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务实观念,促使人们质疑传统的文化模式,激起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加速了传统文化模式朝着多元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晚清文化的变革发展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以经世精神挑战传统空疏的学风,引发了经学领域的革命,这是晚清学术变异的先兆。
以学术救世为核心的经世思潮贯穿有清一代,鸦片战争后这种学术理念更是成为诸多士大夫治学的手段。
摒弃古文经学的空疏文风,以讥评时政、倡言变法为主流意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而引发了以变与不变为主题的经学领域的论争,刺激了晚清学术的变异。
其二,诸子学研究风尚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学术格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流派并存的局面。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论争及历史性转型作者:张颖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02期摘要: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各种思潮异彩纷呈并最终做出抉择的十年。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重建模式。
伴随着军事上的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轮廓渐显,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完成了40年代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型。
关键词: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论争;文化转型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2-0105-02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各种思潮异彩纷呈并做出最终抉择的十年。
这十年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文化重建模式并进行了激烈论争。
伴随着军事上的凯歌行进,中共所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轮廓渐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价值取向逐渐深入人心。
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是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近代启蒙和马克思主义动员教育,更是对未来社会文化取向的厘定,完成了中国文化的重大转型。
一、国民党蒋介石专制文化的重建与“尊孔”复古老调的重弹“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利用民族主义高涨之机。
在整个4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内连续掀起复古和反共运动。
妄图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文化模式,以维护其独裁统治。
出于专制独裁、权威主义的需要,蒋介石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大肆歪曲孙中山的文化主张。
重建起自己的一套“力行哲学”体系。
用所谓的“良知”、“知难行易”和“诚”的唯心哲学来蒙骗和愚弄民众。
企图通过对传统思想的变形解读来树立一种文化范式,完成其专制文化的重建。
一方面,继续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提出了所谓的“伦理建设”,即恢复中国固有的德性,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礼义廉耻”四维。
在1943年,他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求国人领悟“行易哲学,一致起而力行”,极力美化传统伦理哲学,宣称:“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
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
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
”蒋介石还认为:“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他主张一定要保卫中国固有的文化和道德,实质上是希望将自己的独裁统治与中国古代的经学紧密联为一体,为其封建黑暗统治寻找更为牢固的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的“大一统”观念。
将孔子的“大一统”遗训视作“救世宝典、救国纲要”。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是唯一合法的“大一统”领导者,同时将自己视为现代中国文化一元论价值的唯一体现者。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宣传,陈立夫则强调。
中国有“民族文化一统的基础”,不应受外来思潮的左右(实际上就是强调不能受马克思主义的左右),“中国决不能离开‘中’,而偏向一任何一面”。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孔子“大一统”观念的变形阐释与运用实际上是为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辩解。
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化取向力图在唯心和唯物之间选择一个骑墙的范畴,这就是“行”,并且将“行”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但其又将“行”归于唯心和先验的“先天良知”上。
难免又掉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
此外,其大肆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主义和愚民哲学实质上树立起了一个与民主多元的现代文化价值取向完全背离的极权主义文化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而反动的举措。
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主张在40年代民族危机逐渐化解、中华民族面临新生的重大历史关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文化重建的具体方案;“以自由主义为理想,其价值的终点是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主义分子为中坚,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注:或坚守儒家的“内圣”道德或全盘西化),进而改塑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
”梁漱溟、张东荪等人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大谈儒家“道统”。
以胡适、吴世昌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继续高扬“西化”旗帜,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文化上反对国民党鼓吹“尊孔复古”、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和“中西文化接根说”。
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者在强调尊重个性、重视个人自由、宣扬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了政治参与,对未来政府的施政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
他们主张按照欧美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又强调建立一种政治上借鉴英美、经济上学习苏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崇尚,对未来政治和文化蓝图的描绘十分美妙,其中也不乏科学的成份。
但是,无论是“中西文化接根说”还是中外文化“强行嫁接”的观点,本身都有巨大缺陷,实际上还未摆脱“体用”同题,从张之洞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体西用”之争已潮起潮落多次,而“体用”问题的弊病与缺陷也为诸多学者多次揭露和阐述。
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学理式的探究。
缺乏向民问的拓延以及民间的回应和支持。
从人员构成上看,自由主义者大都限于城市知识分子,而相当一部分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
在文化的探讨上,他们要么是“中体西用”,要么是“全盘西化”,大多只从文化层面切人,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义理和形而上的理论之争,而不去深入民众中间,感受和理解民众的语言和思想,缺少结合民众衣食住行实践活动而进行的近代观念的启蒙,更不用说建立“人民本位”的文化了。
由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主观上只关注自己的自由,客观上也缺少具体可行的实践作为传导近代思想的有力中介,以致于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两张皮”现象,上层“阳春白雪”,深不可测,终极关怀争论不休,下层仍是“下里巴人”,衣食住行实用生计世俗哲学和旧的封建传统观念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的民主观念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无所知。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主张及中国文化的转型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正确地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国情及近代文化论争的实质,辩证地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本位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科学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内容。
在分析近代文化论争时。
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这实际上指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和斗争目标,它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整个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深刻阐述和强调了文艺的大众服务方向问题。
毛泽东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
批判了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
阐明了无产阶级对于外国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态度,论述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
对于外来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必须“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态度:不能对外来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再次否定了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文化观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文化观。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内容,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一论述,体现了文化的民族形式与科学、民主内容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文化的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对近代以来文化论争的阶段性总结。
由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符合实际、顺乎民意的文化取向和政治目标,得到了社会最广大群众的声援与支持。
军事上自然捷报频传。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文化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性文化结构,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型。
四、四十年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及其基本特征如何看待这次文化转型的重大意义呢?这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的国情和历史来进行分析。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特别是19世纪末期以后,民族的独立、社会的统一和普通民众的衣食生计成为中国迈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
不去解决这些问题,所谓的义理文化重建、道德理想的终极关怀只会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成为海市蜃楼。
如果不能正视和真正解决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安身立命问题,无论是改良或革命,也只能是浅层次的。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抓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性问题,重视民众的伟大力量和首创精神。
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
发掘了社会最广大也是最根本的资源,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
在其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创建过程中,始终以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并遵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映论逻辑,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是在民族和科学基础之上的大众的文化。
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正确把握和对民众利益的深切关注。
此外,从文化的民族形式与科学、民主内容的统一、时代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角度上去界定中国文化的性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等问题上的成熟与深邃。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取向带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文化重建与政治使命紧密相联。
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国情解析、政治使命与社会民众的启蒙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社会民众在接受近代观念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将奋斗目标与时代命题联为一体,直接进入历史的中心舞台,而不是游离于历史舞台之外:其二是将伦理和价值取向更多地构建在一个立意更为高远的终极关怀层面——实现共产主义之上,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新社会民族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同时,这种文化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彰显着先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
从而获得整个民族的认同和拥戴;其三是文化的大众化。
为了对文化素质相当缺乏的普通民众进行近代启蒙并促使其在理解和接受其政治主张的同时转化为自觉拥护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为群众喜闻乐见并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进行宣传,文化的大众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取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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