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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_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1]](https://img.taocdn.com/s1/m/488a5160f5335a8102d220ae.png)
2016年3月·综合 科学中国人 651976年6月17日，方红生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上大学前，父母为了激励他刻苦学习，便经常带他干农活。
这让方红生从小就体会到当农民的辛劳，同时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1996年，他有幸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方红生学习十分勤奋刻苦；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上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
正是以上两项荣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
从踏足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始，方红生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攀越科研高峰的路途，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闪光的脚印。
如今的他，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
师恩难忘从农村到科学殿堂，这样一条逆袭的轨迹背后深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唯有方红生自己能体会到，但他总是谦虚地归结为“自己很幸运”。
幸运的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带他步入经济学殿堂——他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胡景北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
谈起自己的三位恩师，方红生满怀敬佩与感激。
“朱保华教授和胡景北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使用国外原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经济学者之一”，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方红生开始研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
书籍的启蒙加上他后期的努力，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方红生特别喜欢看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论文，从中获得的灵感帮助他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取得这样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孙起生【摘要】分税制以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不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推动力,也为地方政府官员运用现有权力和可控资源进行寻租提供了可能.从地市级层面上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并将官员腐败纳入地方政府产生干预行为的动机,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多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银行信贷干预行为,会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地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腐败都会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三种利益动机驱动下产生的信贷干预行为的影响程度同样存在差异,其中晋升激励和腐败行为的影响更大.【期刊名称】《中国流通经济》【年(卷),期】2012(026)005【总页数】5页(P57-61)【关键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腐败;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作者】孙起生【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4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1.5一、引言分税制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此时作为行政主体和具有独立利益实体的地方政府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和动力。
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全部激励，[1]党中央拥有绝对权威并继续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即政治集权下的晋升激励使得地方官员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2]另外，在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之外，还有一种超越二者的力量存在，这就是官员腐败。
李猛和沈坤荣认为，直接经济利益即官员腐败对官员具有导向作用，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
[3]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存在强烈的导向性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行为。
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从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方面进行探究，鲜有文献从地市级层面上来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地区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且现有关于地方干预的研究多从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的角度进行考虑，忽略了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贪污腐败激励动机。
中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
中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针对中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便为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实用的政策建议。
从财政分权的角度来看，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良性的关系。
随着财政分权的加强，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因而可以更好地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同问题提出多项政策措施，加大城乡经济结构调整、资源优化、服务业发展、就业促进等方面的投入，实现财政收支能力、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推进宏观经济运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提高生产率等方面，地方政府层级可以有效利用财政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监管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阶段，增加整体经济增长水平。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结合财政政策和行政制度的改革，推动地方政府层级的改革，支持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投入，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中国经济有序发展。
以“政府支出”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100分）说明：学习完教材第6章至第7章之后完成本次任务。
形式：小论文题。
要求：1．认真研读教材第6章至第7章的内容。
2．请在所列主题的选题范围内自拟题目（无标题或标题与主题一致，扣10分）。
3．运用政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任选角度和方向进行阐述。
4．论文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与论证。
5．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
6．字数不得少于1000字。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
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金融结构与产出稳定: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考察摘要：本文基于1985-2004年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可处理横截面相关性Driscoll and Kraay(1998)的方法，对中国金融结构治理经济冲击进而稳定产出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金融结构中，非国有银行比重的增大，会减弱通胀冲击, 但同时也会放大贸易冲击；中国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非国有银行的比重，因此贸易冲击的放大将可能成为金融改革的代价之一。
关键词：金融结构；贸易冲击；通货膨胀冲击；产出稳定一、引言近10年来，国内外研究金融结构与产出波动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并且学者们对金融结构的关注角度也很不一致。
从融资的方式来衡量金融结构，主要焦点集中于以银行为基础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结构。
Denizer Iyigun and Owen (1992)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会显著增大消费增长率的波动，进而影响产出波动；而Triphon phumiwasana (2003)却发现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结构有利于产出稳定，而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结构不利于产出稳定。
从金融部门的发达程度来考察金融结构，在经验方面，Denizer Iyigun and Owen (2000) 基于70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具有发达金融部门的国家会经历较少产出波动、消费波动和投资波动，反之会经历较多的产出波动，而且认为银行提供给私人部门的相对信用量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在理论方面，Aghion, Banerjee, and Piketty (1999)在金融市场不完全、投资机会不均等的微观假设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并发现：在发达金融部门占比较小的金融结构下，该经济体更容易经历产出的波动，且使长期的增长率降低。
从银行的所有制方面考察金融结构，主要集中于金融结构中国有银行比重的大小对产出波动的影响。
Stephen G. Cecchetti and Stefan Krause （2001）基于23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降低国有银行的份额将大大增强通胀率与产出增长率的稳定性，因为国有银行的减少，会减弱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从而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其货币政策的效果。
区域经济周期与财政政策关系综述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引言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
方红生和张军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
郭庆旺和贾俊雪利用我国1998年～xx 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xx 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
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利用1992年～xx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Giavazzi和Pagano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
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
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
【新政治经济学专题】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与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内容提要：基于最新的实证研究文献，本文使用中国1994-2004年度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周期性政策反应函数。
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部政府支出，还是基于分类支出，中国地方政府都实行的是一种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
本文认为这种“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相互作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接着，本文利用两个政府竞争指标证实了上述假说。
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反周期性财政政策顺周期性财政政策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一阶段方法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E xpansion-biasedF iscal BehaviorAbstract:Based on the latest empirical literature,it estimates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cyclical policy response function using an annual balanced panel for27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of1994-2004and System GMM method.We find, whenever based on total expenditure or decomposed expenditure,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conduct a more active expansion-biased fiscal policy during the recession than during the boom.It thinks that this policy response is an interactive outcome of Chinese-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n,it verifies our hypothesis using two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dicators.Finally,we giv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Keywords:Anti-cyclical Fiscal Policy;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Government Competition;Soft Budget Constraint;One Step Method一、引言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宏观调控经验中的财政政策行为。
第8卷第3期2009年4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 ol .8,No .3A pril ,2009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方红生 张 军＊摘 要 本文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
本文认为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是中国式的分权治理模式与缺乏良好制度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28个地区的1994—200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 模型方法验证了这个假说。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使地方政府执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除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中以GDP 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调整为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府考核机制。
关键词 扩张偏向的政策,中国式分权,Pro bit 模型＊方红生,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8号,310018;E -mail :fudancenter7@yahoo .com .cn 。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通信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200433;E -mail :junz h 2000@fu dan .edu .cn 。
作者感谢陈钊教授、陆铭教授、王永钦副教授、张晏副教授和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建议,感谢陈诗一博士、傅勇博士、罗长远博士和高远博士所提供的重要数据支持,樊潇彦博士和刘修岩博士在计量技术方面的帮助和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与会者的有益评论。
方红生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 JL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J C790110)、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6080332)、杭州市社科项目(B08LJ02)和浙江省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的慷慨资助。
张军感谢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05JJD790076)和教育部长江学者配套研究项目的慷慨资助。
文责自负。
一、引 言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宏观调控经验中的财政政策行为。
出人意料的是,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竟然是顺周期的,这与传统的智慧不符。
人们相信顺周期性的财政政策应该对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波动负主要责任。
然而,一国政府为什么会采用这种不利于宏观稳定的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新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除金融约束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体制。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本文通过考察1994—2004年中国28个地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发现,在经济繁荣期,中国地方政府有63.78%的概率在执行扩张性政策,而在经济衰退期,中国地方政府有75.16%的概率执行的并1066 经济学(季刊)第8卷不是紧缩性政策而是扩张性政策。
这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执行的是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而不是所谓的顺周期性财政政策。
本文将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假说,该假说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这表明为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忠实履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政治说教和行政干预并不是一个根本之策。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该假说是中国经验对现有理论的贡献。
在本文,我们将研究对象定位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而不是顺周期性的财政政策。
我们将指出,将后者作为研究对象可能是误导的,因为国外经济学家所发现的顺周期财政政策的典型事实与其度量的方法有关。
另外,我们在本文中解决了研究对象变化后的研究方法问题。
通过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本文指出,Probit模型方法是用于研究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一种适当的方法。
我们通过构造中国式的分权治理和制度约束的代理变量,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说,其中代理变量分别是政府竞争指标和反腐败指标。
计量结果表明,政府竞争对财政政策扩张偏向的边际影响是反腐败力度的函数。
具体地说,反腐败力度越大,边际影响越小。
一个更有趣的发现是,若反腐败力度超过某一临界值,边际影响即为负,也就是会导致地方政府不再实行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
我们的这一结果与Wo o(2005)的研究结论非常相关。
他的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约束有利于政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实质上也分别为马俊和刘亚平(2005)的借债假说以及周黎安(2007)关于“晋升锦标赛模式”的粗放式财政扩张效应的理论分析提供了间接和直接的经验支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对顺周期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论,目的是想从中汲取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部分,我们给出了中国财政政策扩张偏向的典型事实,并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理论假说。
在第四部分,我们说明了计量模型、指标选择和数据的来源。
第五部分给出了计量结果的报告。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Gavin and Perotti(1997)首次指出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但Talvi and Vegh(2005)、Catão and Sutton(2002)以及M anasse(2005)和Kaminski et al.(2004)都注意到这并不是拉丁美洲特有的现象: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常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大量的国第3期方红生、张 军: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1067家事实上实施了这种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呢?经济学家早期的研究认为这是金融约束因素造成的,但近期的研究则认为政治制度可能是最根本的因素。
代表性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三种,分别是腐败与民主互动论(A lesina and Tabellini,2006)、贪婪效应论(To rnell and Lane,1999;Talvi and Veg h,2005)和社会偏好极化论(Woo,2005)。
考虑到这些理论试图解释的都是那些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它们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现象,尽管这些研究文献对我们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一)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衰退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向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或即使能够借贷,也要支付非常高的利率。
因此,借款的政府必须削减支出;繁荣时,借贷则变得容易,从而增加公共支出(Gavin and Pero tti,1997; Ca tão and Sutto n,2002;Kaminski et al.,2004)。
Alesina and Tabellini (2006)指出,该理论并不完备,因为它并不能回答以下两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在经济景气时通过储蓄自我保险以便衰退时尽可能避免信贷约束?第二,贷款者如果深信借款将是平滑经济周期的最优方案,为何不给即便是衰退期的国家提供资金?对于第一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真的像仁慈政府一样行动,为何不在经济繁荣时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这意味着,为了更好地解释顺周期财政政策,我们在理论上必须增加一个政治扭曲的维度。
,金融约束论对于公共政策还是有着重要的含义,因为它主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本面健康的那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应该给予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继1998年夏天俄罗斯危机后的全球金融骚乱之后,为实现上述目标,国际上已经提出了几个机制,如启动多边金融组织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协调行动或实施信贷额度等。
(二)腐败与民主互动论Alesina and Tabellini(2006)将实施顺周期的政策解释成是一个政治代理的结果。
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腐败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投票者可以观察到经济状态,但他们不能充分观察到政府借款。
因此,当投票者看见经济繁荣时,他们将通过对政府的再选举约束要求政府减税和增加公共支出。
于是,顺周期源于投票者对腐败政府治理的需要。
Alesina和Tabellini认为,这类顺周期性既在繁荣期也在衰退期出现,但在腐败盛行和政府对投票者负责的国家应该更常见。
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那么腐败将更猖獗,但投票者并不能影响政府的行为,因此,顺周期偏向应该会消失。
Alesina和T abellini用87个国家1960—19991068 经济学(季刊)第8卷顺周期财政政策只有在民主的腐败国家才会出现。
1但是他们并不能识别他们的理论与金融约束论到底哪个更有解释力,因为刻画两个理论的关键解释变量在同一个计量方程中都不显著。
因此,他们认为要区分两个理论,必须采用间接的方法。
1具体的经验研究方法见附录1。
他们采用了如下两种间接方法,第一种,通过考察墨西哥危机前后顺周期程度的变化,他们发现危机后的顺周期程度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这与金融约束论不符;第二种,他们实证发现被考察的国家在衰退期实行扩张性政策,这与金融约束论也不符。
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更好。
不过,我们想指出的是,既然衰退期和扩张期财政政策都是扩张偏向的,为何他们的解释对象是顺周期财政政策?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的论文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
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了我们质疑国外经济学家将顺周期性财政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线索。
(三)贪婪效应论Lane and To rnell (1996,1998)和To rnell and Lane (1998,1999)构造了多个权力机构为财政收入的份额展开竞争的框架。
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财政竞争的强度在繁荣期会增加。
这种“贪婪效应”的冲击是,相对于收入的增加,支出甚至增加得更多。
背后的直觉是,谨慎行动的激励是低的:每个有权力参与竞争的机构都知道,如果在扩张期单方面限制增加占有率,其结果并不是政府经营预算盈余,而是其他机构更多地增加它们的占有率。
同理,财政竞争的强度在衰退期非常弱。
因此,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预测是,相对于单一的体制,由多个代理人拥有权力的政治体制将见证一个较高程度的财政顺周期现象。
Talvi and Vegh (2000,2005)类似地构造了一个产生财政政策顺周期偏向的政治经济模型。
他们的模型刻画政治扭曲的一个重要假定是,政府支出压力是预算盈余的递增凸函数。
其中的经济学含义是,越繁荣,政治压力越大。
为避免这种压力所导致的“过度”支出,决策者将采取一个更强的顺周期政策。
经济繁荣时不能产生足够大的盈余意味着,财政政策将在经济衰退时高度紧缩以便满足自身的清偿债务的约束。
因此,税基波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顺周期也越强。
除税基波动性渠道外,还存在另一个渠道可以解释国家间财政政策周期的差别性,这反映在政府支出压力函数“陡峭”的斜率方面,即对于一个给定的税基波动性,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所面对的额外支出的政治压力强度存在差异。
基于拉丁美洲26个国家样本,S tein et al .(1999)发现了如下证据,第3期方红生、张 军: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1069 在控制税基的波动性2后,较高的政治分工水平3将导致更加顺周期的政府支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