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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148X (2006)05-0142-03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施冬健,张 黎(同济大学经管学院,上海 200092)摘要:聚集效应是因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形成的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聚集经济作为空间聚集的吸引力推动着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聚集不经济则作为排斥力限制着城市的进一步聚集和规模扩大。
城市是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组合的空间景观,是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集聚与扩散的过程与结果,总是处于集聚力与扩散力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
关键词:城市;集聚;扩散中图分类号:F290;C912181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05-01-13作者简介:施冬健(1970-),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经济数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以其特有的集聚效应,使人口与生产力要素向其集中。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中心,是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先进文化相对集中的地方,具有较强的集聚能力和扩散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聚集经济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一、城市的集聚效应按照波特的定义,集聚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的机构,如学校、协会、研究所、贸易公司、标准机构等在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集中,他们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状况。
而对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说,其突出特征在于它能够以其优势环境和条件,吸引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从而更加突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集聚效应。
从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已经成为各种要素的集聚中心—资源、人才、资金、信息、交通和不良资产。
(三)银行与保险业的经营协调银行与保险业在继续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下,二者进行适度和合理的合作以促进二者的加速发展。
基于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对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分析论文产业集聚已越来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进展中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伴随着产业的集聚与扩大，由此引致的区域分工也在不断形成和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进展，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一个改变是以地区专业化为特征的产业集聚的发生与扩展。
近年来，东部产业的不断转移扩大以及随后在西部地区的再集聚，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白上述问题。
产业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空间经济现象，其结果是不同产业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此也直接影响到了区域经济进展的诸多方面。
一种观点是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产业集聚是导致地区差距的重要缘由，还有一种观点则是在承认上述正面及负面作用的同时，分析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实现区域经济间的协调进展。
从理论基础看，主要是基于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通过放松模型中的不同假定，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文献。
另一方面，由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进展的关系是一个受到亲密关注的现实问题，大量的实证讨论对此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上述讨论的框架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框架下分析了产业集聚、扩大及其与区域经济进展之间的不同关系。
集聚与扩大实质可以看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其交互作用造成了产业空间分布的不断改变，同时也使区域间分工发生着改变。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的讨论采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也就是探讨产业集聚与扩大对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化的影响。
从斯密开头，就已经熟悉到了分工的重要作用。
斯密分析的主要是企业内分工，随着讨论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从企业间分工、产业分工始终到区域分工都渐渐受到重视。
关于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的关系问题，目前的文献也开头有所涉及:垂直分工与产业集聚、专业化分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国省级区域看，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
总体而言，目前的讨论已经熟悉到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地区专业化)间有着亲密的关系，但缺乏对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
中国城市群集聚、扩散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张可心摘要：在梳理国内外集聚与扩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心集聚、临近集聚、中心－外围扩散、临近扩散、中心集聚－扩散弹性、临近集聚－扩散弹性6个指标，对我国14个城市群2000－2013年的集聚、扩散及互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结果显示：（1）中心集聚方面高中低集聚占比基本持平，多数城市群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2）临近集聚方面多数城市群位居中等水平，珠三角和天山北坡城市群集聚度较高；中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临近集聚多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城市群的临近集聚度则呈下降趋势；（3）哈长、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扩散作用较强，京津冀和海峡西岸城市群最弱，城市群核心城市扩散作用的波动变化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呈减弱趋势，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呈增强趋势；（4）珠三角城市群的临近扩散效应明显，城市群基本呈现波动增强或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5）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临近扩散与集聚效应总体不同步，中心外围的相对集聚占主体，且年际波动性较大。
关键词：城市群，集聚，扩散，集聚—扩散弹性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 实践背景在中国城市群被认为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其发展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2]。
从“十一五”规划起，我国各类规划就把发挥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重要内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
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双重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与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已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3]。
城市群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发展的支撑和平台，用以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乃至整体的协调发展。
喀斯特洞穴旅游开发提要喀斯特洞穴在我国分布广泛，数量多，是一种区域性的旅游资源。
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本文阐述喀斯特洞穴资源和旅游生命周期特点，划分出孤立的、组合的、镶嵌的、介入机会的４种类型，探讨喀斯特洞穴的旅游开发问题。
关键词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类型我国碳酸盐岩的分布面积大约１３０×１０［４］ｋｍ［２］，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湿热气候和长期地壳间断性上升作用等有利条件下，喀斯特洞穴十分发育。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发大量洞穴发展旅游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开放的旅游洞穴总数达２００个左右，其中大部分属喀斯特洞穴。
对洞穴旅游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１—４］［①Ａ］。
已有的工作表明，洞穴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成因、演化等自然方面，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必须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洞穴的发展规律，促使旅游洞穴的持续发展。
在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喀斯特洞穴的旅游开发问题。
１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特点和总体评价１．１遍在性旅游资源喀斯特洞穴是一种遍在性旅游资源，全世界凡是有碳酸盐岩分布的地区，大多有喀斯特洞穴发育。
我国碳酸盐岩分布面积世界第一，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浙江发育有大量的喀斯特洞穴，仅云南省经调查有开放价值的喀斯特洞穴就达４００多个，８０年代初贵州喀斯特洞穴普查，上报给省有关部门的就有３０００个。
除了南方省分外，北方的北京、河北、辽宁等省市都发现并开发了喀斯特洞穴。
１．２共性大、独特性小，重游率低从地貌学的角度，喀斯特洞穴有多种成因，可分为多种类型。
但作为一种旅游景观，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洞穴内不外乎都是由共性大、个性小的石钟乳、石柱、石笋、石幔等构成似人似兽似物的景观，甚至不同旅游洞穴所配的神化导游词都差不多。
所以总体而言，喀斯特洞穴是一种共性大、独特性小的旅游资源。
个别的洞穴，或由于洞穴保存着古代文化和艺术，如广东曲江的狮子岩洞是“马坝人”出土地和“石峡文化遗址”；或由于洞穴中有观赏动物形成的特殊景观，如云南建水燕子洞，春夏秋季可见成千上万只燕子早出晚归的壮观景象，可观看农民徒手攀岩采燕窝的惊险场面；或由于历史上道、佛教利用洞穴修建庙宇，开展宗教活动，如贵州镇远的清龙洞、昆明的观音洞等，使这些洞在共性之中具有独特性。
第30卷第12期2011年12月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V ol.30,No.12Dec.,2011收稿日期：2011-03；修订日期：2011-06.作者简介：保继刚(1964-)，男，云南个旧人，汉族，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研究。
E-mail:eesbjg@1506-1512页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保继刚,尹寿兵,梁增贤,陈钢华,李鹏(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510275)摘要: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综合性分支地理学科。
中国旅游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理学大发展中应运而生，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旅游地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
近年来，旅游地理学一方面从研究规范的讨论到问题意识的强调，学科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和旅游流与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卓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领域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平台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
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者广泛参与到省域及重点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实践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并致力于中国旅游标准化和旅游产业国际化的实践。
旅游地理学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展望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传统优势，不断壮大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力量；另一方面需不断加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旅游地理学；发展报告；学术规范；学术问题；中国1中国旅游地理学最新进展1.1学科研究进展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综合性分支地理学科。
30年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学科声望不断提高，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分形理论的旅游景区系统结构分析与优化管理论文•相关推荐分形理论的旅游景区系统结构分析与优化管理论文摘要:本文以大连市国家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分形理论对旅游景区系统的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复合研究,结果发现其系统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呈二元化趋势,各景区间旅游吸引力不平衡;系统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的特征,旅游开发空间布局不平衡。
关键词:分形理论;旅游景区系统;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中图分类号:F59032 文献标识码:A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2012229;大连市社会科学院2012年度一般(独立)课题,项目编号:2012dlskyb304;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优秀青年人才成长计划,项目编号:2012XJYQ01;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XJLXBSJJ005。
长期以来,旅游景区系统结构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1-4],但是,对系统的规模结构特性少有文献涉及。
本研究拟运用分形理论对旅游景区系统的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复合研究。
一、研究方法旅游景区系统结构包括规模结构与空间结构两个方面。
规模结构指一定区域内景区规模的层次分布,揭示景区规模的分布规律(集中或分散),反映景区系统从大到小的序列与规模的关系。
空间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聚集程度及聚集状态,它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是区域旅游发展状态的重要“指示器”[5]。
本文拟根据分形理论,结合旅游景区系统结构的基本特点,采用规模分布维数和空间关联维数两种分形维数对旅游景区系统的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研究,通过计算各景区系统的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分形维数来考察景区系统结构的分形特征。
(一)规模分布维数的测算借鉴刘继生和陈彦光[6]的研究成果,引用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分形测算方法,设想一个区域,其中分布若干旅游景区,采用景区接待游客人次描述景区规模等级。
形态・结构・空间结构——由《集聚与扩散》引发的思考□ 张骁鸣（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摘 要］对《集聚与扩散》一书和近年来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认为在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及其应用时，首先要明确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城市相互作用等概念的含义，其次要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城市空间结构；《集聚与扩散》［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０５－００５５－０４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１ ［文献标识码］ＢReconsideration Inspired by the Book “Aggregation and Diffusion”／ZHANG Xiao-ming [Abstract] From the study in the book“Aggregation and Diffusion”and other related pub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tudy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requires defini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urban structure, form and urban interaction, and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concepts.[Key words] Urban form; Urban structur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ggregation and Diffusion”《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后文简称《集》）一书，着重研究“面向开放系统的城市空间结构集聚与扩散”，分别从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理论框架、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城市的向心与离心增长、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这七方面来展开讨论。
作为国内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的总结之作，该书不但介绍了国内学界的研究动态，也介绍评价了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
然而，可能正因为该书涉及的研究领域极广，学术界对很多问题也还没有定论，该书在概念表述方面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
下文结合该书内容以及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献，试图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城市结构三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入手，阐述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一些思考。
国内对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类：（１）从城市经济活动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出发，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市所具有的其他功能，因而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各种构成要素和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体现［３］。
比较而言，第二种定义拓宽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具有的特征。
此外，有学者辨析了“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地域结构”两个概念，认为“空间结构与地域结构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果两者有差别，那也只是因为空间结构概念是抽象的、纯理论的表述，而地域结构是经验的、现实的表述，在地理学的传统中更为普遍［４］。
从其它一些文献中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定义来看，也与上面的第二类定义近似，如：城市的地域结构，就是城市功能组织在地域空间系列上的投影［５］ ；城市地域结构是城市地域内与各种功能活动相应的地域分异和功能区位在空间上的组合［６］ ；城市地域结构是城市各功能因素的地理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７］。
因而，下文讨论将把“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地域结构”作为同义词使用。
《集》没有明确解释城市形态（ＵｒｂａｎＦｏｒｍ）的概念内涵，而是提供了列举式的说明：“它包含了城市的空间形式（Ｕｒｂａ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ｇ）、人类活动和土观察与时评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第１９卷划 师PLANNERS地利用的空间组织、城市景观（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的描述和类型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分类系统等多方面的内涵”［８］。
那么，究竟什么是城市形态呢？顾朝林［９］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定义：“城市形态（Ｕｒｂａ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式。
”另外，王农［１０］曾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从重视人的主观意志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出发，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城市的形态其实就是一种存在于该地域社会特有文化中的集团意志所左右的构图。
”虽然这两种定义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前者着重考察城市本身体现的空间特征，后者着重考察能影响这些空间特征的因素，但都认为城市形态首先是一种“结构或形式”，一种“构图”，其中强调空间的意味是很明显的。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城市是一种多元结合的复杂系统，所以城市形态的概念外延不能停留在这种“空间”感上。
例如，城市的政治、社会形态，城市的经济、贸易形态，城市的文化生活形态，甚至能使一个城市与其它城市区别开来的意识形态，都要纳入城市形态这样一个尚无定论的概念体系中［１１］ ；城市不仅是城市内部和外部形态的有机表现，它还包括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总和［３］。
不难发现，这些学者论及的“形态”，已脱离了植根于空间观念的地理学研究的本义，其所讨论的已不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
因此，上述顾朝林明确定义的“城市形态”概念比较合理。
城市形态研究重点在考察城市的“形”，是城市内各种功能要素空间分布的形式或形状；而“态”则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动态观念，即“形”并非固定，要因时间、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同状态下，形式、形状可能不同。
城市形态研究的本身已经包含了四维（空间三维加时间维）的意义。
《集》中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义如下：“城市空间结构则是主要从空间的角度来探索上述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城市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维（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的描述”［８］。
前文已备述城市形态本身就有空间含义，因而这里强调的“从空间的角度”和“增加空间维”显得多余。
城市相互作用网络（Ｕｒｂ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据《集》定义为“流态（Ｆｌｏｗｓ）和联系（Ｌｉｎｋａｇｅ）与城市空间形式结合起来的产物”［８］。
城市相互作用即为城市空间相互作用（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１２］。
从上述两种概念诠释可以看出，无论“城市相互作用”是体现为“流态和联系”还是直接被看作“城市空间相互作用”，都隐含着对其交换、转移、变化等空间运动特征的肯定。
因而，无需在城市相互作用之前冠以“从空间的角度”。
然而，如果把“从空间的角度”去掉，在《集》中，上述“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义就直接等同于它在同一页给出的“城市结构”的定义了：“城市结构（Ｕｒｂ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实质上就是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８］。
那么，什么是城市结构呢？城市结构是“一定时期内，城市诸要素间、各要素内部诸特征间的组合关系”。
城市地域结构（即城市空间结构）只是城市结构的一种，反映城市职能的地域空间分布，是城市活动和结构的基础［６］。
可见，城市结构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具有明确的空间意义。
城市结构本身可以是非空间结构，如城市的产业结构、商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也可以是空间结构，如产业分布结构、道路交通结构、用地圈层结构等等。
城市非空间结构，不能用城市形态来描述，而城市空间结构，可以用城市形态来描述。
城市结构可以看作构成城市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１３］。
同样，这里的“关系组合”，可以是空间关系组合，也可以是非空间关系组合。
总之，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城市结构不是由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就可以“组织”出来（另见后文讨论），所以在《集》对“城市结构”概念的定义中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指出城市形态并非城市结构的典型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见，城市结构包含空间结构与非空间结构，而只有城市空间结构才是城市形态与城市相互作用网络的产物。
《集》中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义还有一个用词值得推敲：“理性的组织原理”。
上文引用的其它各种有关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的文献给出的概念定义中，并没有强调：这些形态、结构、空间结构应当是“理性”指导下形成的或被组织的。
在这些文献的表述中，一个潜在的观念可能是：城市地理学家研究的城市应当是“已然”的城市，其主要任务在于解释这些现有状态的形成机制；城市地理学家不是在研究那些“应然”的城市，不是研究应当如何建造或预测一个符合某些先定规则的、“理性”的城市。
那么，是否存在所谓的“理性的组织原理”？为什么《集》认为在这些“理性”的原理组织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才值得探讨？如果认为理性即为城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这种“客观规律”的内容和作用机制就足够引起学者们多年的争论；如果认为“理性”即为细致全面的城市规划，那实际上是否认未经规划的城市具有自身的空间结构；如果认为“理性”即为维持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功能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那这种“理性”又与“城市相互作用”没有多少差别。
还没有一个学者正面给出过明确的回答，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理性”组织原理是什么，包括《集》几位作者在内。
联想到Ｂｏｕｒｎｅ给出的一个为国内学者广泛引用的城市空间结构定义，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形态、相互作用与形成机制三者结合的研究”［１４］。
很明显，《集》中提出的定义与Ｂｏｕｒｎｅ定义类似，但是并不恰当地将“形成机制”（即“组织原理”）限定于“理性”范围之内。
《集》所称的“组织原理”或Ｂｏｕｒｎｅ所称的“形成机制”，实际上讨论的是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变化的动力问题。
《集》主要讨论的是增长变化，并指出“城市空间结构的增长始终受到两个力的制约与引导：无意识的自然生长发展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８］。
然而该书又认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增长过程始终受到各种干扰作用的影响，按不同的标准可将干扰类型划分为随机性干扰（如战争）和规律性干扰（如中长期规划）、瞬时干扰（如房地产开发）和长期干扰（如行政控制）、局部干扰（如大交通线贯通）和全面干扰（如城市疏散计划）等”［８］。
如果认为增长的动力是一些干扰因素，而干扰总是相对于原先存在的主要状态或趋势而言的，那么必然应该存在一些 “主导因素”，否则干扰本身就将成为影响因素的全部，将在语义逻辑上产生矛盾。
但要寻找那些“主导因素”绝非易事，因为主导因素应当是稳定的、规律化的，其含义近似上文论及的“理性的组织原理”。
上文已经备述“理性”的提法并不合适，值得商榷，同样，此处潜在的“主导”与“干扰”之对立也同样引人质疑。
假设存在《集》中所述的诸类干扰，很明显，经济活动没有被列入干扰名单，但它的确是城市发展中最为常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