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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健;王焕福
作者机构： 桂林陆军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家
页码： 85-87页
主题词： 红军长征;湘江;少数民族地区;张闻天;“左”倾路线;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国民党;
王稼祥;讲政治
摘要：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７时至１２月１日晚，发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战役，红军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和“左”倾错误路线极大干扰的险恶环境中，历经７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突破了湘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区域的罪恶企图。
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
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王熙兰（桂林旅游高等专科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系，广西桂林541006）（上传者即作者本文已刊登在《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4期）【摘要】80年前的广西左右江起义——即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暨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是中国革命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求真务实、与王明“左”倾路线作坚决斗争，使土地革命在广西及桂黔湘边少数民族地区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力，对我党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理论联系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左右江起义邓小平红七军历史意义1929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同志前往广西，先后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也称左右江起义，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
80年过去了，这两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影响，依然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探研。
这两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也是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振臂突起的重要武装行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所以，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此前，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领袖在湖南、江西等省农村广泛发动了农民运动，还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西壮族农运领导人韦拔群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课。
壮、瑶、苗、侗等广西少数民族是中国南方边远山区最穷困的群体，他们深受国民党统治者和地方军阀的残酷欺压，而当革命到来时，他们便自觉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左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农民骨干的高比例就足以证明。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举行的两次规模较大和影响深远的起义，它与前三次武装起义一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时期大大鼓舞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经过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广西军政高层要人。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的生死存亡之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省南部向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前进。
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专事“追剿”；并令桂军5个师在全州、兴安、灌阳等地阻击红军；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为实现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分两路前进。
其部署是：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经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前进；红1、红9军团为左纵队，经梅田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
至25日，红军从道县和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随后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渡过湘江，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今江永）。
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为防红军攻取桂林，令其主力南移至龙虎关、恭城一带，阻止红军西进，并防止蒋军乘机进入广西。
这样，全州、兴安－线守军兵力比较薄弱。
据此，中革军委于25日决定，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当日，红1、红3军团击破桂军的阻击进入桂北。
27日，红1军团先头第2师渡过湘江，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的30千米的湘江两岸渡口；次日，红3军团第4师先头第10团也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
红5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
此时，后续部队距湘江渡口仅80余千米，但因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渡口。
此时，国民党“追剿”军第1路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2路进至零陵（今永州）、黄沙河一线；第3路进至道县；第4、第5路进至东安地区；桂军5个师开至灌阳、兴安一线。
弘扬湘江战役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最惨烈的一站--湘江战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为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而开展的战役。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湘江战役异常的惨烈，但其历史意义也非常巨大。
通过查阅资料等了解，发现历史与意义具体为以下：第一，湘江战役充分暴露了错误路线的错误决策给红军带来的严重恶果，为中央错误领导的垮台敲响了丧钟。
“兵贵神速”本为兵家常理，渡河作战尤其如此！遗憾的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为此却做了一个反面注脚。
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指挥呆板，以致红军的动向很快被敌军所察觉。
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横亘湘桂两省的湘江沿岸布下重兵。
即便如此，红军仍有迅速通过这道封锁线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军之间的内部矛盾，桂系首领白崇禧曾私自修改作战计划，使得整条防线一度出现了缝隙。
而这个情况，也曾为红军侦察部队获悉并向上反映。
然而，由于此时的红军高层毫无时间观念，加之队伍中非战斗人员比重大，“坛坛罐罐”太多，以致每天行军不过十几华里。
如此拖沓的如果就是：红军将士虽经浴血奋战并最终渡江西去，但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不说，还被迫改变最初的战略计划改去贵州。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
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湘江战役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
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非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
李德是洋人，有一套错误军事理论，红军干部被视为“土包子”，除了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敢顶撞他外，许多干部是敬畏他的。
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像广昌战役的失败使一些干部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湘江战役的惨烈结局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共识。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成⽴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3万⼈。
引起了⼴⼤⼲部和战⼠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湘江惨败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会议。
史称“遵义会议”。
它是红军四处碰壁⾝处绝境时召开的，从此中国⾰命⼀个杰出⼈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红军翻开崭新的⼀页 1、战役简介 1934年11⽉27⽇⾄12⽉1⽇ 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死存亡的⼀战。
突破湘江，粉碎了蒋介⽯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锐减⾄3万余⼈。
2、战前情况 1934年11⽉，从中央苏区向西进⾏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向湘桂边境前进。
蒋介⽯则拼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
湘江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湘江战役前，根据蒋介⽯的安排，湘军刘建绪的第1纵队，开赴⼴西东北部的全州，与⼴西第15军夏威部切取联系，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的第2纵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线进⾏侧击，保持机动，防⽌中央红军北上与⼆、六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的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的第5纵队从东⾯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
1934年11⽉16⽇，湘桂军阀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
湘军刘建绪与桂军夏威防区的划分以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黄沙河(不含)⼀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黄沙河⼀线的防御。
红军长征之初，为何能迅速突破前两道防锁线，却在湘江边损失过半1934年4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利，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离苏区，开始向贺龙红2、6军团所在的湘西地区进行战略转移。
到10月初，参加长征的86000余红军战士来到了赣西南地区的于都河畔，这里是中央苏区的最南端，也是国民党军封堵苏区所设的第一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上，湘粤两军对围堵红军并不积极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兵分4路围攻中央苏区，其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西路军，负责赣西北、湘东南等地区；号称“南天王”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则统领南路军，负责防止红军南下。
蒋介石对于这两位“听调不听宣”的土皇帝也是欲除之而后快，想方设法督促他们派兵与红军血拼，最后打得两败俱伤，好让他消灭红军之余，也将湘粤两省大权收归中央。
但这两位也不是傻子，根本不愿轻易损耗实力。
何键所部12个师另3个旅10余万人，主要精力都放在防御上，连续修筑了5700座碉堡、104座土寨，还有蜿蜒其间的1164里公路，然后就全军龟缩在这条碉堡防线中，轻易不愿挪动一步。
陈济棠所部则更加放肆，数万部队虽然分散在江西到广东的漫长防线上，却从上到下都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甚至或多或少都与红军有所合作，其基层军官经常和红军做买卖，甚至出售禁运的药品和通信器材等。
第二道封锁线上，中央军兵力有限守军如此敷衍应付，以至于长征红军在随后4天内，有条不紊的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靖石的渔翁埠等八大主要渡口，同时渡过了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眼看湘军和粤军防守不利，蒋介石不得不派自己的嫡系中央军前往督战，10月30日，周浑元纵队4个师被调至湘赣边界的遂川、大汾一线布防，充当第二道封锁线的主力。
可惜，第二道封锁线北起万安，南至汝城、仁化、曲江，绵延百里，周浑元所部仅能防守其中一小段，大部分还要依靠何键、陈济棠的军队。
但何、陈二人再次耍滑头，何键仅在防线正面布置了不足3个师的兵力，还是其麾下战斗力最差的3个师；陈济棠眼看红军已经远离自己的广东地盘，干脆连敷衍一下都省了，直接派出地方民团凑个人数而已。
长征初期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原因浅论
盛宪之
【期刊名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0(000)002
【摘要】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接连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四道军事封锁线,胜利渡过了湘江,得以继续前进。
在当时“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其所以能取得这一胜利,主要在于:第一,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这是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根本保证;第二,我党充分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是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外部原因;第三,沿途各族人民特别是湘南人民对红军的大力支援帮助,这是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又一重要原因。
【总页数】3页(P75-77)
【作者】盛宪之
【作者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长沙 410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728
【相关文献】
1.血染湘江——听《长征组歌》曲二《突破封锁线》 [J], 幼彤;
2.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研究的影响——以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史实为界[J], 何阶平
3.“左”倾占统治地位时中央红军何以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 [J], 吴新光
4.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防线的原因 [J], 潘健;王焕福
5.试析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J], 谭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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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湘江战役的调查报告摘要：湘江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以来最险恶、最惨烈的一仗, 也是中央红军整个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虽然中央红军最终以血肉之躯撕开了敌人重兵设防的湘江封锁线,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相信知道点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过湘江是在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说的远些，因该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悲惨的一仗。
是解放军战史上最悲惨地悲壮地一仗。
中央红军从长征初的八万六千人，过湘江后剩下三万余人。
青山绿水桂北大地成了腥山血岭。
在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机械的指挥下，中央苏区丢城失地被步步蚕食被迫长征。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不入桂境直入湘境宝庆（今邵阳）诱敌决战的建议后。
下令红一军团抢占道县，并派部队潜入桂境全州一带的渡口侦察。
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得知全州县城空虚只有少数的民团，原因是早在前一天桂军就找借口调走了，于是他亲自一军团二师师部报告了情况。
师参谋长李棠萼当机立断地上报军团部，军团长林彪不敢擅自下令，便向红军总部请示。
博古对军事半懂不懂，向李德请示。
李德对红一军团的请示置若罔闻，很久不予答复。
他说：“进攻全州，既震动湘军又激怒桂军不利于我军乘隙湘江”。
毕竟是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情不熟悉且又一意孤行。
在红一军团二师待红三军团接防界首后火速的赶往全州南面的脚山铺占领公路两侧的山头构筑工事，准备迎击南下湘军。
红三军团同时也在兴安界首的光华铺构筑工事以阻击北上的桂军。
以拱卫和掩护界首，大坪，凤凰嘴等一线的湘江渡口。
悲剧就是这样的开始了.......在红一三军团左右两个轿夫完全摆开构筑好阻击阵地后的三天后，中央纵队还刚入桂境。
不论是红军的前头阻击部队还是后卫的部队都遭到了重创，几乎都是伤亡过半。
很多的后卫部队被堵解在了湘江东岸，没能过江。
其中就有两支大家都熟知的部队：红三十四师和少共国际师。
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用手绞断了自己伤口处的肠子自杀。
浅谈湘江战役的胜利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谈到红军的湘江战役，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败仗，其理由大致有这儿种:一是从红军长征开始时的万多人到经过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太大了，所以是败仗;二是引用刘伯承的回顾，“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来说明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故不能说打胜了，所以只能是败仗;三是一部最近出的书籍认为是败仗，如“无可否认的湘江一战，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这是教条主义瞎指挥造成的恶果”。
四是依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回忆说是败仗。
如原红三十四师一团团长韩伟提到:“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得到资助去找党、找主力部队，我历尽艰险和辛酸，回到原籍武汉。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成方吾回忆:“这回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呢?我们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呢?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笔者查阅了很多红军将士的回忆录和党史资料，发现对湘江战役胜败缺少全面评价，只是说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
如“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又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写道:“中央红军主力于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通过了第四道封锁线。
但中央红军受到严重损失，从长征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湘江之战，再次证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湘江战役到底是胜还是败呢?笔者认为，撇开军事路线问题，单从湘江战役的作战目的和结果来看，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应该是胜利的，而不是败仗。
一、党中央政治部的政治动员令目的就是胜利过湘江1931年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作者：李蓉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02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红军在广西桂北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史称湘江战役。
这场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
经过一番苦战，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各部从江西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
因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前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邬（今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协议，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
11月5日至8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湖南汝城和广东仁化县的城口之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郴县、良田、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此时，国民党军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部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湘江战役的主要作战地是兴安、全州、灌阳3个县，均属广西桂林地区，是湘江的上游。
因为湘江的名称，许多人误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
敌军不仅在广西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了桂军5个师准备进行堵截，还有湘军刘建绪率领的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薛岳率领的第二路“追剿军”4个师又1个支队，日夜兼程分别由黄沙河、东安及零陵地区急赴全州地区沿湘江布防;周浑元率领的第三路“追剿军”4个师占领道县，尾追红军;李云杰率领的第四路“追剿军”2个师和第三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第五路“追剿军”李韫珩部1个师协同粤军、桂军，由郴县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开进。
试析红军长征“湘江防线开放”的前因后果王熙兰（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6）（上传者即作者本文正式刊载于《学理论》杂志在2010年第7期）[摘要]：中央红军长征能突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翻越老山界继续西进，除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外，还由于蒋桂之间的复杂矛盾导致桂系主力南移而“开放湘江防线”，一方面，蒋介石欲借聚歼朱毛而“剿红灭桂”，另一方面，桂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阳奉阴违“让路送客”，其微妙过程揭示了当时军阀内部明争暗斗而造成关键时刻空出过境走廊的前因后果。
[关键词]：红军长征蒋桂矛盾湘江防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蒋介石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桂系“开放”湘桂边境，向红军“敞开”湘江防线过境走廊，一直是史学界研究探讨并有过争论的历史之谜。
仔细考察研究蒋桂之间历史上的恩怨过结，就会明显地发现蒋桂矛盾激化导致桂系军队南移敞开湘江防线的前因后果。
一、保护自身利益是桂军南移向红军敞开湘江防线的主要起因（一）桂系“让路送客”一举三得。
经过多年军阀混战之后，广西军政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的基本方针是确保新桂系利益不受外来侵犯。
当中央红军从湘南欲过潇水进入广西时，新桂系既不愿在道县与灌阳之间的湘桂边界硬堵，也不愿在灌、全、兴这块地盘上与红军纠缠激战而耗损军力。
那么，如果找个合适的理由和时机，将全州、兴安桂军主力从这条防堵通道上向南撤至桂林，灌阳永安关文市圩及雷口关、清水关、永安关主力南撤到恭城龙虎关至平乐一线布防，这样就可一举三得：一是堵住红军无法进入龙虎关到广西腹地，二是敞开湘江防线让红军尽快过境而减少在桂北的战事，三是同时防堵蒋军嫡系借追击红军而大举入桂。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桂系才对由湘入桂的中央红军作出“让路送客”的决策。
多种史料和当事人回忆都证实，左右桂军行动的决策人是桂军首领白崇禧，他早在北伐时就曾在蒋身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他深知蒋多年来憎恨桂系并觑觎两广的种种算计。
当时有人判断朱毛红军突围转移可能会被蒋军逼得沿三个月前肖克红六军团所走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线路或由龙虎关经平乐入广西腹地，白崇禧就把这种态势比作“前面进狼后面跟虎”，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相关重要情报促使桂系作出“让路送客”的决断。
红军长征初期，蒋介石便给白崇禧发来电报：“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即全州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
”[1]随后，蒋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到广西，白崇禧则复电“遵命办理”。
而白的心里则在盘算着另外的计划。
桂系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红军只不过是路过广西，不会在广西立足。
有不有必要在湘江以东地区拼力堵击红军呢？朱毛红军有十万之众，来势凶猛，桂军只有两个军，辖五个师十六个团，总计两万余人。
白崇禧认为：“归师勿逼，逃师更不可逼。
”如用两万人去堵十万红军，不被红军吃掉，也会打得两败俱伤。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尾随而进入广西腹地，最终导致广西沦为老蒋的天下。
这显然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担心的事。
曾在桂系军队任兵站部参谋长的汤垚回忆说：“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广西平乐人），与白为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经常住在上海，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
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一天，白禧找我谈话，出示王建平电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
我现在就到龙虎关去，你也在今晚赶到平乐，召集民团指挥官蒋如荃和县长乡长等到平乐开会……”[1]桂系既然知道蒋介石要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趁机以足够理由吃掉广西李、白和广东陈济棠，所以就暗中有了自己的对策和行动方略。
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桂系的高级军事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既要防共，更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硬堵[2]；同时还不能让蒋看出破绽。
而最佳办法是：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境一带，摆出奋力堵击红军并与之决战的架势，用以应付蒋介石；如果红军仍按三个月前肖克六军团故道过境，桂军则向南后移，在桂北灌阳—全州—兴安让出一条通路，使红军尽快渡过湘江过境，而不让其进入广西腹地；红军通过时，可相机实施侧击或追击，这样既可促使红军快走，也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
同时，还要想办法将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李云杰的追击部队堵在广西地盘之外。
桂系采用这样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三）桂系识破蒋介石“剿红灭桂”阴谋，“让路送客”为红军提供了乘虚过江的有利战机。
如前所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举除三害”，借追击红军而占据两广。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则另有打算。
他们要摆出一副配合老蒋夹击朱毛红军的架式，并以此向老蒋叫板要价。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先拨付一百万元军费和物资立即空运到广西武鸣，同时向李、白许愿，如果围歼朱毛成功，将委派二人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
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封官许愿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最务实的就是趁机将老蒋的军费和物资弄到手，随后就是保存实力，不让蒋的“剿红灭桂”阴谋得逞。
诚然，蒋桂之间的多年争斗使双方积怨益深，蒋介石也的确视桂系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基于李、白在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中的较大影响力，蒋也只好等待机会。
“朱毛西窜”成了蒋期盼已久的机会。
然而，白崇禧利用他安插在南京的内线早就得知了蒋的阴谋计划，他对兵站参谋长汤垚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
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如果夏煦苍（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
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1]新桂系首领李宗仁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揭穿蒋介石“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
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
”[9]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点防蒋“藉剿红而灭桂”的战略思想和应变方略是非常明显的。
据桂系高参黄启汉回忆说，白崇禧在湘江战事前就对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明确作了交待，必须在湘桂边境雷口关、清水关、永安关等四关沿线建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蒋军就必须堵击[3]。
由此可见，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阴谋已进行了周密防控，而对朱毛红军则决定避其锋芒，敞开湘江防线通道，以侧击、尾击方式逼红军尽快沿过境走廊穿越桂北，确保既无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或滞留桂北，也无蒋军进入桂境。
这就是桂系的两全之策。
1934年11月18日红军占领湖南道县，桂军接白崇禧电令：“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桂军的“让路送客”为红军提供了乘虚过江的有利战机。
但遗憾的是，红军并没有充分利用这天赐良机。
综合多种史料证实，桂系既要逼红军快速过境，又要确保蒋军嫡系不入广西地盘。
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虞世熙回忆说：“当蒋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桂系第七军覃连芳师的七十团在文市附近缴了中央军总指挥周浑元的先头部队两连人的枪，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这就是警告蒋军不要打广西的主意。
结果，周浑元所率李觉、陶广等师都不敢沿着红军所走的路线尾追红军……而由黄沙河侵入的薛岳、陈光中两师也因此而退回湖南，不敢深入广西境内。
”[2]由此可见，新桂系集团对“防蒋灭桂”是有着周密对策和应急预案的。
白崇禧在“防共”会议上明白地指出：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内地就行了……所以，白崇禧就将手下十多团人摆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只作监视的状态，有些虽然与红军侧卫或后卫部队小有战斗，但一经接触，桂军即行溃退。
他们并不是怕红军侵占广西，而是怕蒋介石“明取西川，暗夺荆州”。
桂系高参刘斐也有相近的回忆说，白崇禧曾专门交待七军各师，对朱毛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为“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
桂系七军七十团的团副黄炳钿也有相似的回忆，“李宗仁白崇禧既畏红军勇敢善战，又怕蒋介石中央军藉追击红军为名，乘机侵占广西，遂调第七军及第十五军，先集中桂林、平乐，进入恭城、兴安一带地方，避开正面战斗，只占领侧面阵地，拒止红军进入桂林。
”[4]上述情况，既透出了桂系集团防蒋保桂的真实想法，也道出了白崇禧对整个形势的战略布局。
二、桂军南移过程关系微妙，巧妙的时间差为下步行动铺平道路（一）多种史料证实桂军早就作好了南移准备。
据笔者对湘江战前蒋桂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实际上是在与老蒋玩电报游戏的过程中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既达到了主力南移避敌锋芒敞开防线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又不让蒋介石抓到把柄。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指示其高参刘斐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直接发电称：“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
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
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5]这时，桂军已作好南移的一切准备，个别部队已悄悄南行。
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桂军调整部署的计划。
一夜之间，桂军主力全线南撤，仅在全州留两营干训队，灌阳留一个团，兴安留一个团，其余皆南移至恭城龙虎关至平乐一线。
就这样，从全州到兴安六十多公里的湘江沿岸已无重兵把守，湘江防线实际上已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过境通道。
[8]（二）电报为桂系创造了部队全线南移的时间差。
桂系为何要用电报这种通信方式糊弄蒋介石呢？这是因为，当时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就只有电报。
红军行动的情报也只能依赖电报向蒋汇报，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屡吃败战，根本不知道红军的行动方向和战略目的，也难以得到准确的情报，而当红军逼近湘南时，白崇禧就有了自己编撰红军行动情报的自由空间，于是他在电报中用了一串模糊语向蒋介石表述“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的情况，为将灌阳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及兴安、全州的桂系守军主力南移备足理由。
一向聪明绝顶的蒋介石，居然没有提防到桂系竟会这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桂军先做出要在湘桂边境的灌阳县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和兴安、全州湘江沿线“奋力堵击红军”的样子，那只是为了给蒋的那三个月军饷作一个回应罢了，而实际上白崇禧早就作好了主力南移的一切准备。
那么，他们在行动上为何要边奏边南移呢？这是因为，第一，白崇禧的打算是，不管你老蒋是否批准，我都得将主力南移，决不与红军正面交锋两败俱伤；第二，当时通信手段相对落后，桂系一边电奏，一边让主力南移，蒋介石和他的军事指挥机关也不会准确知道桂系军事部署调整和行动的具体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