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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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实践启示发端于英国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整体政府建设实践,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也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
发端于英国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整体政府建设实践,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提出及由来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官僚制政府以功能为导向而导致政府职能重复分散的批判,是对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导致公共服务碎片化的回应。
整体性治理理论由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首倡。
1997年,佩里·希克斯在其《整体政府》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整体性治理理念。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众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跨越组织功能边界,在政策、规章、服务、监督四个方面,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众提供无缝隙、非分离的整体性服务,充分体现国家治理的包容性、整合性。
1997年,托尼·布莱尔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其政府改革纲领,并提出协同政府概念。
1999年,英国政府出版《现代化政府》白皮书,在对前两年工作进行总结基础上推行整体政府改革十年规划。
这一模式也迅速推广到经合组织诸多国家。
澳大利亚通过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打造整体政府,是最早响应整体性治理的英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联合政府报告》中对整体政府定义进行了说明:横向上,对国家安全、科学、统计、环境、区域发展、就业等领域进行革新,实现组织间跨部门合作;纵向上,强化总理在行政领域的主导地位,实行统一财政管理体制。
整体性治理理论视野下的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已成为提高民生服务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文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挑战,探讨其在整体性治理下的价值与作用,并提出优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必要性与挑战整体性治理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使得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在城市治理方面,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以整体性视角看待城市治理,从全局出发、协调各部门和各类利益,实现治理的全过程和全局协调。
而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正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实践体现,它集成了政府、企业、社会和市民等多方力量,为市民提供高效、便利、优质的公共服务。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在于:1.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
过去,政务服务需要跑多个部门,递交多个材料,流程繁琐,办理时间长,费用高,群众“跑腿”不便。
而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能够将相关的政务服务集中在一个地方,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政务服务,大大提高政务服务的效率和便利度。
2.优化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形象。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整合城市管理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和服务共享,减轻治理成本,提升城市形象,有利于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主要面临以下挑战:1.资源整合难度大。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的资源整合,需要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和社会的积极参与。
2.服务体验难度大。
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要求政务服务的满意度和服务水平达到更高标准,这对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价值与作用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在整体性治理下的价值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依据一、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最早是安德鲁·邓西尔提出来的,后来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在《整体性政府》、《圆桌中的治理——整体性政府的策略》、《迈向整体性治理》三本书中对该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倡导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提出整体性政府实践路径。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建立在两个背景之上:一是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的衰微;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数字时代的来临。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整合和协调,它有效修正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
以公众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取向、整体性的协同治理网络、全新的信息技术治理手段能够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四大核心特征:第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
该理论倡导整合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有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公平民主和公共利益是首要价值取向。
第二,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
该理论强调在公共事务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条块状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有效满足治理需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成的网络状治理结构成为有效的治理结构,各个主体之间共享资源和团结合作从而发挥出整体性的治理优势。
第三,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
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互联互通。
第四,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
通过协调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来缓解矛盾冲突,推进大家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从而增强网络的凝聚力;通过整合不同治理主体、层级和功能,从而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和效益;通过增进不同行动者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信任,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处理治理难题。
概言之,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在协调、整合和信任的治理机制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治理活动,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
可见,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以及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
第22卷第1期2010年2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22No.1Feb.2010收稿日期:2009—09—24作者简介:曾凡军,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广西大学讲师;韦彬,广西大学组织部,助理研究员。
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曾凡军1,韦彬2(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广西大学组织部,广西南宁530004)摘要:整体性治理是在对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和理想选择。
其治理途径包括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整体回应,加强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运用信息技术建设电子化政府及加强组织间协调等方面。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整体性治理;理论阐释;合理性;实现路径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10)01—0022—04一、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阐释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英国学者希克斯于1997年在《整体政府》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得到英国工党的认同和采纳。
1999年,希克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建构整体政府的策略,并于2002年合作出版了《迈向整体性治理:新改革议程》一书,随后,整体性治理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
这一理论倡导组织机构间的合作与整合,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作为核心要点,得到了OECD 多个国家的共识与借鉴。
整体性治理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
其在理念上,注重治理问题的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以满足公民需要的整合型政府运作为核心。
在组织架构与型态上,坚持“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1]29,关键活动包括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
[1]28在组织结构上,以功能性分工为基础的部会结构;以预算管制和行政目标管理为核心,定期评鉴政府业务整合之程度;以信息技术的制度化设计为基础,建立政府业务整合系统结构。
整体治理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它以公民的需求为治理导向,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协调,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并有机地协调和整合诸如治理水平,职能,公私部门关系之类的零散问题。
信息系统,从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整体,从分散到融合,不断为公民提供无缝,不分离的整体服务。
将整体治理理论修订为新的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待政府管理。
其背景是,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效率,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要求公共服务多样化,官僚体系的结构和运作模式由于繁琐的工作和低效率而普遍受到污染。
因此,新公共管理所采用的治理方法,如强调绩效,结果,权力下放,解散,效率和重塑政府,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整体治理理论基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运作,其背景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随着199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治理方法已经终止或改革。
新的公共管理在提高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服务提供商竞争过程中引入多样性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
但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分权化和解体化也破坏了政府机构,大大增加了决策系统的复杂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从分权到集权,从部分到整体,从分散到集成。
邓立伟认为,数字信息时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和协作的决策模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的广泛数字化。
此外,与新公共管理打破官僚主义的努力不同,整体治理基于官僚主义,也就是说,整体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运营是基于官僚组织。
正如菲利普·库伦(Philip Cullen)所说,现代公共管理在垂直权限模式和并行协商模式相互交叉的条件下运作。
唐纳德·基特尔(Donald keitel)在评论由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和威廉·埃格斯(William D. Egers)撰写的《网络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式》一书时指出:“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最深刻的见解是,他们必须根据传统的最高水平建立垂直的电力线。
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摘要】整体性治理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引发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所提出的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综述国内外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
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
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
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
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
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及应用一、本文概述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理论,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探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核心要素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本文期望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指导,推动公共管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
本文将简要介绍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背景,阐述其产生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基础。
接着,本文将重点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工具以及治理目标等方面,揭示其独特的理论特点和优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探讨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分析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本文还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探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方向和应用前景。
本文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总结和评价,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以期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理论,其核心理念在于跨越组织边界,通过协调与整合的方式,实现政策、服务和管理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这一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解决碎片化问题,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与效率。
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应超越传统的部门分割,构建一个全面、协调、整合的治理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为公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这一理论的提出,旨在解决传统政府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政策冲突、资源浪费、服务碎片化等。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强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注重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避免政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再次,强调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一体化、便捷的服务;通过整合政府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智慧税务”建设路径优化研究一、概括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税收征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各国政府纷纷提出了智慧税务的建设目标。
然而智慧税务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从政策、制度、组织、人员等多方面进行综合优化。
本文旨在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探讨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智慧税务建设路径,以期为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1. 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税收管理逐渐从传统的线下模式转向线上,税务部门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智慧税务”建设成为了税务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税收征管的重要途径。
然而如何实现“智慧税务”建设的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是当前税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强调在组织管理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有效达成。
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于“智慧税务”建设有助于从全局视角审视税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最终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
因此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智慧税务”建设路径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税收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税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它可以为税务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指导其制定合理的“智慧税务”建设方案。
它有助于推动税收征管体制的创新,促进税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税收制度和税务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各国政府纷纷开始探索智慧税务的建设。
在这一背景下,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智慧税务建设路径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智慧税务的概念、特点、功能等方面的探讨,缺乏对智慧税务本质、内在机理以及发展趋势的深入剖析。
试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试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摘要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
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论文关键词整体性治理公共危机治理大部制改革一、引言公共行政的治理模式一直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领域受到较高的重视,治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管理活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同时在学术和实践领域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末,在经历了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变革之后,英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被认为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关于政府治理的重大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
这一理论的首倡者与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6)和帕却克·登力维(Patrick Dunleavy)。
依据希克斯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整体性治理就是以整合作为其管理理念,通过网络式服务的组织形态,逐级扩大授权,通过政策的整合解决公民关注的生活问题,实现政府的政策与公民需求、科技、资源的一种高度整合。
二、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分析(一)理论反思1.官僚制。
传统的官僚制是一种以功能为导向的组织之间的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狭隘的服务视野、公共服务分布于各部门间、政府机构设置出现重叠、资源运作重复浪费、政策目标与手段相互冲突等等。
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散性和间断性、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提供公民所需求的服务,从而导致一种“功能分裂式治理”。
豍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体现,等级式的官僚体制是实施严格的功能组织管理体系。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实践启示发端于英国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整体政府建设实践,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也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
发端于英国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整体政府建设实践,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提出及由来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官僚制政府以功能为导向而导致政府职能重复分散的批判,是对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导致公共服务碎片化的回应。
整体性治理理论由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首倡。
1997年,佩里·希克斯在其《整体政府》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整体性治理理念。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众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跨越组织功能边界,在政策、规章、服务、监督四个方面,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众提供无缝隙、非分离的整体性服务,充分体现国家治理的包容性、整合性。
1997年,托尼·布莱尔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其政府改革纲领,并提出协同政府概念。
1999年,英国政府出版《现代化政府》白皮书,在对前两年工作进行总结基础上推行整体政府改革十年规划。
这一模式也迅速推广到经合组织诸多国家。
澳大利亚通过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打造整体政府,是最早响应整体性治理的英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联合政府报告》中对整体政府定义进行了说明:横向上,对国家安全、科学、统计、环境、区域发展、就业等领域进行革新,实现组织间跨部门合作;纵向上,强化总理在行政领域的主导地位,实行统一财政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整体政府建设实践主要体现为在政府内部建立伙伴关系,整合自身资源;对外建立协同关系,拉近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建立“中央链接(Centre link)”,同一系统集结各种社会服务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
21世纪以来,新西兰推进整体政府建设,初步实现从新公共管理向整体性治理的转换。
在1999年选举宣言中,新西兰工党把解决公共部门问题列为施政目标之一,特别提出,要解决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
工党政府咨询小组在2001年以来一系列总结报告中,确认“协调”问题是公共部门绩效低下的“硬伤”:新公共管理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出现“碎片化”制度结构;政策制定不能充分考虑公共服务具体运行环境,导致执行缺陷。
新西兰整体政府建设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排除相互冲突甚至有破坏性的政策环境;更好地联合使用资源、实现成果共享;促进同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协调、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
当然,整体政府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发展。
有了信息网络技术支持,政府整合——不论是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还是不同机构单位之间,甚至是政府之间的整合,才成为可能,甚至发展为一种必然趋势。
从主体角度看,澳大利亚、新西兰整体政府建设强调治理主体的整合与协调,推进各个公共管理主体协同合作治理主体的整合主要在政府架构及政府运作层面进行:一方面,将分散的专业化组织整合成集中的整体性组织,政府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提出“一起工作”的口号,通过建立公共部门文化,以重建“公共道德”和“凝聚性文化”来实现政府部门间合作。
治理主体的协调则在社会沟通及利益层面进行:一方面,运用跨部门沟通方式、机制,促进各个部门之间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协调各部门之间利益关系,减少组织间冲突,为跨部门合作打下基础。
通过合作管理模式实现政府有效管理目标,是整体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合作管理模式要求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和责任共担机制,共同面对问题、分析对策,协商解决问题,提供社会服务。
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签署《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明确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原则和各自责任,立足该协议建立多角度、多方位、多领域的全面协作框架,携手共促社会、文化、公民、经济、环境大发展。
澳大利亚把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作为外部动力,推动政府内部改革。
政府向社会放权,给予社会组织和团体更多权利和机会参与政府管理,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网络监管等各个方面,推动政府改革创新,促进政府职能有效实现。
结合中国实际,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适应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要求,以协同治理为抓手,大力加强政府部门间协调合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形成国家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合力。
一是坚持党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和领导人民掌握政权、行使治权的过程,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总揽全局、统筹各方前提下,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人民群众各方主体共同发挥治国理政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治理活动的领导者。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众个人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过程。
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经济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宜体制,政治上是为了进一步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文化价值观上是为了进一步整合社会多元价值观,社会上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回应协同治理主体多元诉求。
公众利益诉求充分表达,是决策的重要基础。
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诉求呈现广泛性、多元化特征。
政府要为公众提供表达民意、沟通协商、合作共治的网络渠道和平台,对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回应,满足公众网络参政、议政、督政的利益诉求。
互联网构建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机制,重塑公众参与主体地位。
要发挥好互联网汇聚民意的重要作用,为国家治理凝聚强大社会合力。
三是厘清协同治理主体责任边界。
协同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方面。
对政府而言,治理过程就是政府自身从单纯的“管理者”到“管理者”与“服务者”并重的角色转变过程;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的过程。
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协同治理,需要重构治理主体之间博弈与合作的新型关系,完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协同治理制度保障。
政府对社会组织应做到积极培育与依法监管的平衡,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公平准入的机会。
社会组织应优先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主要反映所在群体社会需求,满足政府职能难以有效覆盖的具体、特殊社会需求。
四是拓宽协同治理参与渠道。
从制度、体制、机制方面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参与国家治理渠道,推进协同治理有序进行。
五是构建协同治理长效机制。
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共识导向、协商决策、跨域跨部门合作,尤其强调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着力处理好管理与治理、维稳与维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参与、协商治理长效机制。
应将协同治理纳入制度化轨道,在各种具体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中体现协同治理理念,健全协同治理运行机制,规范协同治理运行方式。
从技术角度看,澳大利亚、新西兰整体政府建设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利用信息数据库,掌握全面整体信息,优化政府决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尽管新公共管理改革确实能部分解决部门间利益冲突、职能重叠、各自为政等问题,但从整体政府建设各个环节来看,忽视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很难达到整体性治理预期目标。
整体政府建设需要依赖信息网络技术搭建政府管理服务平台、改善政府内部业务流程。
因而,从信息化角度看,整体政府又可称为网络政府,是一种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政府形态。
倘若缺失信息技术而仅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难以实现政府整合目标。
澳大利亚借鉴英、美、加等国实践经验,在法制建设、组织结构、标准设定、能力发展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以信息化推进整体政府建设的路子。
为了鼓励、支持政府各部门在提高效率、效力的创新模式中共享知识、技能、资源,澳大利亚政府建设整体政府跨部门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适应了国家治理信息化要求。
据《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2016年澳大利亚、新西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分别居全球第二位、第八位,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与能力居世界前列。
结合中国实际,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适应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信息化治理为动力,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积极作用,趋利避害,迎接挑战。
一是建立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的统一国家治理信息系统。
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为国家治理机制运行提供技术支撑,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统一信息网络平台,进行信息获取、分析、综合及利用,实现治理信息有效整合、全面覆盖。
建立统一国家治理信息系统,在硬件上要依托现有政府部门及相关通信企业,构筑信息协同大平台。
同时,信息网络系统所具备的数据收集、分类筛选、计算和存储等功能,可以实现对国家治理信息的锁定、跟踪、分析、整合、存储,提高国家治理科学性、有效性。
二是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
建立高效的国家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制定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形成涵盖建设、应用、管理、评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建设、使用、共享机制,消除信息壁垒,更好地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拓展在线政府服务,改进网上服务大厅,推进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流程、“一站式”网上办事,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推动业务流程优化再造。
打造电子监督平台,筑牢制度“笼子”,公开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图,对行政事项运行的权限、条件、方式、程序、时限实现全流程电子化监管。
三是充分发挥大数据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
通过建立统一、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采集、挖掘、加工、汇总、整合、存储、分享,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的规律性结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保障国家治理按照科学性、战略性、长远性、系统性、有效性原则,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轨道上顺利推进。
通过对海量实时数据掌握和挖掘,将分散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关联起来,突破“信息孤岛”限制,排除各种垃圾信息误导和干扰,把握数据中蕴含的规律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国家治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技术和资源,及时、有效地对国家治理进程进行监管,将海量碎片化、无序排列的信息变成有用、有序的数据,使监管更加透明、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