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创作的思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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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女性作家,她在短短的九年文学创作生涯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短暂而艰辛的一生竟给后人留下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的小说创作更是独具艺术魅力,本文就对萧红小说创作的思想追求上进行简单的探讨,我的论文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萧红小说创作中的自觉地女性意识;第二,萧红小说创作中的悲观的生命意识;第三,萧红小说创作中的深刻的民族意识。进而说明萧红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思想追求的独一无二性以及在今天仍然散发的无穷的艺术魅力。

论萧红小说创作的思想追求萧红,是崛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极富才情而又独具特色的女性作家。她所处的年代正值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刻,而萧红也是处于刚刚冲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在饱受饥寒、流离和两次被恋人抛弃的痛苦后,与文学青年萧军走到了一起。虽然二人生活很困顿,但充满了安谧与温馨,因此心境平和开阔。在萧军及当时左翼作家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下,萧红自觉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写下了《王阿嫂的死》、《哑老人》、《夜风》、《生死场》等一系列反封建反侵略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也因此成为鲁迅最欣赏的作家之一。鲁迅曾预

言“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象丁玲取代冰心一样。”①但是,萧红并没有追随潮流去描写面对面的血腥的战斗场面,她深知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于是将目光投向她所生长的东北偏远农村的下层劳动人民。在这些和她朝夕相处的善良淳朴的百姓中间,萧红找到了她写作的源泉,也找到了她思想与情感的源流。因此在她短短的9年的创作生涯中给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近80万字的遗产。

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一位情感细腻,温和善良的女性,在旧中国的农村,以一种敏锐的目光,透视着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风雨如晦,民生凋敝,百姓在麻木与困顿中挨着苦难的日子,在这片黑土地上,萧红感受着女性所承担的奴隶般的悲惨的命运,生命接近死亡时的悲怆与无奈,以及可悲又可怜的国民灵魂的劣质性。这些

构成了萧红小说的主要思想内涵。

一 自觉地女性意识

萧红的童年是幸福和幸运的,九岁以前她在祖父母的溺爱下,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在生母去世后,她的父亲续弦,便开始了她痛苦日子,地位一落千丈,长大后,婚姻由父亲作主,萧红不幸的命运由此开始。

由此,萧红有一种切身的女性意识,她感触到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无力与凄凉,因此萧红以妇女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中心题材,始终热切关注广大劳动妇女的命运,着力探索妇女自由解放的道路以及人生价值。她的绝大部分作品以底层劳动妇女为主角,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出一系列肩负着时代和社会最深沉的灾难并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人生的“萧红式”的女性。萧红把底层劳动妇女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引进了新文学的园地,她使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底层劳动妇女的独特的美,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出妇女的非人生活和悲剧命运,较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状态,具有巨大的社会概括性。后期创作中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之中。在反映旧中国妇女非人处境的同时,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和枷锁在妇女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流露出一种深切的文化忧愤,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因而富有独创性。

萧红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塑造了李婆子、王婆等觉醒反抗的妇女形象,还塑造了翠姨、王亚明等承受着的精神奴役而默默牺牲的女性形象,塑造最多的则是在穷困愚昧的生活中苦熬苦度的王阿嫂、月英、金枝等女性形象。

《生死场》“刑罚的日子”一节中,作者绘声绘色地续写了令人战栗的妇女生育的情形。共写了三个村妇的分娩:五姑姑的姐姐、金枝和李二婶子。有如动物式的生育,使她们受尽折磨,当母狗生小狗,母猪产小猪的时候,五姑姑的姐姐要分娩了。光着身子号叫、挣扎直至耗尽

最后一点力气如僵尸一般,做丈夫的竟用长烟袋砸她、用冷水泼她。这承担着繁衍后代神圣使命的妇女却成了罪人并遭致男人的憎恨和毒打。这些女人等同于动物,生命毫无价值与意义。这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并非《生死场》中的女人所独有,乃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萧红通过对妇女生存状态的深入观察,深深体察到底层劳动妇女在承受着阶级剥削和压迫及外族侵略而外,还要受到直接来自男人的迫害,金枝、月英等人的苦难即来自她们的丈夫。萧红在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中,在没有尖锐矛盾的冲突中,于普通农妇日常生活片断的抒写中,揭示出妇女非人生活和悲剧命运,从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概括性和典型意义。

在诸多的人生体验中,萧红感受最深的是她作为女人的那份体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规约、困扰和影响了她全部的生活和创作。她对生命本身有一种深深的摆脱不了的迷失和怅惘。在她的意识深处,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种对女性命运无可奈何的哀叹,一种对女人世界的痛彻骨髓的心酸。

二 悲观的生命意识

萧红的悲观的生命意识表现在对生与死的漠然。作为生命的两极的生与死是人生道路上的两个主要环节,因此,对于生死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人们的生命价值观。萧红笔下人的生存,是顺应自然听任本能支配的惰性生存。她写道:“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 ,这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生命之所以珍贵,因为生命是一次性的。但呼兰河畔的人们并不把它当回事。他们对于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就算了”(《呼兰河传》);萧红笔下的死,是麻木不仁的无价值的死。如果说王婆女儿的死还出于意外,月英之死还因患病,那么,小团圆媳妇之死则完全是出于人类的互相戕害。残害者自然不会懂得他人生命的珍贵,而那些乐陶陶的旁观者实际上也充任了无主杀人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视他人生命为儿戏,视他人受害为欢娱的。人们对生与死的冷漠,不过是他们对生命价值的极端轻视的集中表现而已。

不但生与死的差别被抹杀,人类生命与其他动物的生命界限也消失了。《生死场》中的人们麻木、呆板、愚昧、龌龊,与动物极为相似。仅第一章《麦场》中这样的例子就比比皆是。萧红描写愚昧的麻面

婆“眼睛大的可怕,比牛的眼睛更大”,说话总是发着猪声,她取柴做饭,则“是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进洞”;写二里半,他“面孔和马脸一样长”。他伏在井上喝水,“像是马在喝”;而老王婆,脸发绿,眼睛圆而大,说话时,“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像只“可怕的猫头鹰”等等。人的形体与动物一样肮脏,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也几近与动物无异:男人对女人只有动物本能的发泄,而没有作为人爱的存在;生育与动物一样盲目且频繁;死亡在他们看来也十分平常,用稻草扎着,胡乱扔弃在荒野的孩子不是到处可见吗,这和动物的死又有什么两样?人与物的同样也是价值错位。萧红在《生死场》中写道:“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生活的艰辛,使得“生死场”上的人们只关注维持生命的外在物质而对生命本身忽略了,因而出现了生命主体与外物的价值错位:他们对土地和牲口这些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表现出了极度的热爱和珍视,而对自身生命价值却表现出了极度的寡淡和疏忽,二者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读来令人心寒。二里半的世界里只有一只山羊,他对羊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妻儿的关心。萧红越是宣扬二里半对山羊的感情,越是体现了人的悲哀。最具人性意义的亲子之情,夫妻之爱,在简单的求生欲望面前,都顿时黯然失色了。这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怜!而王婆对孩子和马截然相悖的情感,更让我们震惊于人的心灵被扭曲和异化后的畸形。《呼兰河传》中的胡家大媳妇更有自己的一套人生经验,“谁家孩子还不是扔在旁边自己长大的,虫子咬咬,臭虫咬咬,那怕什么,哪家的孩子身上没有个疤拉疖子,没有疤拉疖子的孩子不好养活,都要短命的。”而对自己家养的鸡却是呵护备至,蚊子咬了鸡腿,便立时拿出药水去擦,不然“公鸡长不大,母鸡不下蛋”。在这种错位的价值观的驱使下,一次儿子踩死一只鸡雏,便招来了她三天三夜的毒打,直到打出一场病才罢休。农民对土地和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