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特点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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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研究发表时间:2020-12-29T07:51:01.173Z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2020年第24期作者:孙丽胭[导读] 产品责任保险市场在后工业时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增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也出现了产品责任保险市场选择不利的问题。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深圳 518000摘要:产品责任保险市场在后工业时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增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也出现了产品责任保险市场选择不利的问题。
本文将基于“委托代理模式”信号传输机制的原理,构建制造商购买产品责任保险时风险转移收益函数。
通过在信号传输模型中使用单独的均衡模型,可以分析出低质量的公司不想假装为高质量的公司。
企业产品责任保证强度的范围是产品质量认证机构设定的产品质量保证强度阈值。
本文认识到,高/低质量的公司选择/放弃产品认证,从而允许保险公司根据认证结果设置差异保费,解决在产品责任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的问题。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的问题最早由Akerlof(1970)提出,Rothschild&Siglitz(1976)提出并详细分析了在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的问题。
之后,逆向选择的问题逐渐被重视,并成为保险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
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许多实证分析表明,这种现象在保险市场中很普遍。
逆向选择的存在阻止了保险资源实现最佳分配,从而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并且可能导致保险市场失衡。
因此,该问题在提出时就引起了西方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是一种现象,不同的被保险人具有不同的风险级别(风险类型),被保险人了解其风险类型,而保险人则不知道(即信息不对称)。
高风险被保险人(以下称为高风险人)通常更倾向于购买保险,这增加了保险公司的风险并增加了保险范围,保险公司需要提高保费。
但较高保费又阻碍了低风险的被保险人(以下简称低风险人)购买保险,这进一步增加了保险公司的风险,依旧会导致保费的上升。
保险研究2009年第7期行业观察INSURANCESTUDIES No.72009保险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修正的Solow模型庞楷(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0074)[摘要]保险业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同效率的指标,年~2007年国内的14组数据来建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型,、财政支出和投资增长率等变量后,,。
该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保险深度和银行贷款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关键词;Sol模型[.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09)07-0031-06①保险公司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的金融中介之一,它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正如Ward(2000)指出的那样,金融增长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而对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则非常罕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
国外对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命题的研究相对成熟。
在理论研究方面,Skipper(1997)对保险公司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概括,包括:提高金融稳定性便利交易和贸易促进储蓄流动进行更有效的风险管理;鼓励损失转移;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等。
他指出,保险保障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和法律的稳定性。
保险保障使得损失导致的间接成本和资本浪费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买卖的货物,运输过程以及货款支付得到保险保障时,交易将会更加顺畅。
对寿险公司而言,其多样化的资金运用渠道使大量储蓄资金转移到了资本市场。
Bencivenga(1991)和Pagano(1993)都认为寿险降低了对货币和其他可变现资产的安全性需求,同时将个人的储蓄组合转化为回报率更高的资产,这一作用与银行在改善投资质量上发挥的作用类似。
另外,财产保险降低了企业在面临风险损失时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Outreville(1990,1996)利用55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估计了财产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和金融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保险业的发展(以保险深度为指标)与金融发展(以M2与GDP的比率为指标)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
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保险国际化的方式及实证分析(一)保险国际化的方式从目前看,保险国际化方式主要有三种:1.投资国外保险市场。
即通过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方式,向外国保险市场渗透,这种方式是目前保险国际化的主流。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不同,开放方式各异,因此,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
2.投资国外资本市场。
即将本公司的资金运用到国外资本市场,分散投资风险,寻求资本收益。
这种方式一般受本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定的限制。
3.开放本国保险市场。
通过完善保险法规,逐步开放本国保险市场,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参与本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国际化和本国风险管理的国际化。
(二)实际分析从目前情况看,欧洲经济及保险一体化就是保险国际化的一个实例。
为了推动欧洲共同体保险市场一体化进程,1994年7月1日,欧洲第三代保险决议生效。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统一欧洲共同体保险业执照、确立本国控制的监管原则和取消对保险业的高度监管;(2)统一执照将允许共同体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本国注册,在欧洲共同体的任何地方从事保险业务;(3)由保险公司注册国负责对保险公司的监管。
偿付能力的执照由保险公司的注册国来颁发,但所有共同体成员国都必须认可这次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费率和条件,监管局的监管目标只限于保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通过这次改革,过去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中实施的保险条款和费率需获得保险监管部门事先批准的要求已不再存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管理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一场革命,为了达到预期目的,立法者必须处理好以下主要问题:1.必须克服各国过去不同的保险监管方式所形成的障碍。
长期以来,不少成员国一直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文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认为这样具体的监管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之间的不同之处,并方便消费者比较和选择不同的保险产品。
对于保险准备金,虽然所有的成员国都分析保险准备金是否充足,但各国对如何平衡指令性的调控和精算师的职责有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在人寿保险中最为明显。
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马嘉萌 王 佳(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摘 要:“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
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
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
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董监高责任保险;漂绿;外部监督;内部治理中图分类号:F84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3)11-0055-12DOI :10.19647/ki.37-1462/f.2023.11.007一、引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企业作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承担着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
绿色信息披露是企业对外公开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窗口,更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渠道。
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中仍存在不少“滥竽充数”的情况。
企业通过选择性地对外发布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信息为自己披上“绿色”外衣,但事实上并未作出实质性环境举措的行为被称为“漂绿”行为(黄溶冰等,2020)[1]。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一、引言董事责任保险(Directorand Officer Liability Insurance,简称“D&O保险”),又称董事与高级职员保险,是指如果董事及高级管理者因被指控于任职期间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不包括恶意、违背忠诚原则、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应向第三方承担赔偿义务时,由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限额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形式。
近年来,随着投资者维权意识的提升及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规范完善,上市公司遭受诉讼的风险不断加大,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执业风险也不断加大,如何规避这一风险已成为业界不断探讨的重要问题。
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专门的董事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于20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美国200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59家美国和加拿大公司中,96%的美国公司和88%的加拿大公司都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其中,科技、生化科技类和银行类公司的D&O购买率更是高达100%。
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历史较短。
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是我国首次立法提及董事责任保险。
2002年1月7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
这些政策指引为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保险公司对这一规定反应非常敏锐,短短16天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就合作推出了国内第一笔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险保单。
然而截至目前,国内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公司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不超过5%,其中境外上市企业及A+H股企业占了一半以上,本地上市企业则是屈指可数。
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制度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一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管理上疏忽职责、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未履行尽职义务,将面临着高额的赔偿或者法律制裁。
因此,保险公司推出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
不过,目前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市场还不够成熟,并且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责任保险的了解程度也较低。
与此同时,现行的保险条款也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对于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制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意义本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 有助于加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责任保险的了解:通过本次研究,能够让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更加深入地了解责任保险的内容、保障范围、理赔流程等方面。
2. 有助于推动我国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当前,我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有助于为保险公司提供更好的经验教训,提高保险市场的效率。
3. 有助于企业规范管理: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促进企业规范经营。
三、研究内容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 国内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制度的情况介绍:本部分主要介绍国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其对企业管理和风险防范的作用。
同时,也需要介绍我国现行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制度和法律法规。
2. 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本部分主要介绍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市场的情况,包括市场规模、保险公司数量、投保情况等方面。
3.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条款的研究:本部分主要对比分析国内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的条款,并且提出完善我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条款的建议。
4. 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责任保险的作用和发展趋势。
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激励还是自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赵杨;John Hu【摘要】关于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究竟是通过激励董事和高管勤勉、进取,提升公司价值;还是诱发董事及高管的道德风险,助长其自利主义行为,削弱公司价值一直存在争议.论文以2002-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treatment effect model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实证结果表明,董责险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对于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同样成立.同时,董责险的价值提升效果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体而言,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责险的价值提升效果会更显著.在稳健性检验中,论文使用“董责险相对保额”这一连续变量替代“是否购买董责险”这一虚拟变量,以测度保障程度的变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论依然稳健.【期刊名称】《中国软科学》【年(卷),期】2014(000)009【总页数】18页(P147-164)【关键词】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价值;自选择偏差;treatment effect model 【作者】赵杨;John Hu【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Shdler college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Hawai'i;Mānoa 968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04一、引言在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简称董责险,即D&O insurance)起源和普及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对于董责险的治理效应一直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董责险主要发挥正向治理效应,因此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主要原因包括:(1)董责险作为管理层激励计划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挽留具有较高管理能力的董事及高管,提升企业竞争能力;(2)董责险可以解除董事及高管在正常履职过程中由于过失和疏忽导致被诉的后顾之忧,激励具有风险厌恶倾向的管理层积极进取;(3)保险公司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可以较低的成本对董事及高管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