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证据的种类分析与探讨
【内容提要】我国法律关于八种证据的规定存在证据观混杂、类和种混杂、科技用语与证据学用语混杂等问题，特别是证据观混杂对证据学有全局性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划清三条界限：一是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二是证据同证据资料的界限；三是证据同证明的界限。划清三条界限后即可看清，实质证据观是正确的，形式证据观是错误的。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古今中外均不存在第四种证据。
【关键词】形式证据观实质证据观证据证明证据资料
证据的种类是证据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证据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一为证据是什么？二为证据有哪些属性？三为证据有几种？此三者，可称之为证据学的A、B、C。要建立证据学，必须首先解决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者含混不清，或者认识有误，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证据学。可见，解决好证据的种类问题，对于建立真正科学的证据学至关重要。
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发表的《论证据的种类》一文，提出：“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其中人证含有两义：一指人作出的证明（指陈述）；二指人通过陈述提出的证据（指被人陈述的事实）。”并指出，“三种证据之外，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⑴近年来，有多位学者相继发表论文，对证据的种类问题提出了看法。这些看法共有四种：一是认为，证据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二是认为，证据只有两种，即人证和物证；三是认为，证据有五种，即物证、书证、人证、鉴定结论、其他证据；四是认为，应对我国法律上规定的证据作出必要的修改。这四种观点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居多，仅笔者看到的就有7人。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居次，笔者看到的有3人。持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的学者均只有1人。第一种观点同第二种观点的基本区别是，第二种观点将书证归入物证，构成了物证下属的一个类型。应该说，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物证和书证，仅从概念上就可以确定为两种证据，因为，物证、书证这两个概念，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外延，怎么能一个包含另一个呢？由此来看，把书证包含在物证之中，从逻辑上就讲不通。第一种观点同第三种观点的基本区别在于，第三种观点认为，除了物证、书证、人证外，还有鉴定结论、其他证据这样两种证据。同样可以说，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三种证据之外，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为什么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这个问题，笔者曾作过论证，在本文中，还将作出进一步的论证。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同第四种观点的差距则更大一些。因此，笔者在再次论证证据种类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第四种观点。
提出第四种观点的是龙宗智教授。龙教授年发表了《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⑵一文。应该说，龙教授关注证据种类问题的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文章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仅就文章的题目就有三个问题：其一，解决种类问题不宜采用“分类”的概念。因为，类和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类可以是种的上位概念，也可能是种的下位概念，但不能与种等同。所以，采用“分类”的概念就笼统了一些，不如直接用“种类”一词，更为明确、具体。其二，种类问题并不能构成制度。因此，所谓“分类制度”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没有分类制度，世界各国也都没有分类制度。因为，种类问题也好，分类问题也好，根本不需要通过制度去解决。制度是人根据工作的需要或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难道还需要建立“分类制度”吗？其三，使用“改革”一词不妥。对于制度而言，当然需要改革。问题是，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并不需要制度。既不
需要制度，自然也无改革可言。其实，龙教授使用“改革”一词，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用“改革”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从这个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龙教授解决证据种类问题的视角、方法和思路，都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证据的种类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种类问题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证据有几种，这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把客观存在的证据种类认识清楚、反映准确，问题就解决了。既然证据的种类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几千年却迄今还不能形成共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一、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主要特点
龙教授解决证据的种类问题，是从分析我国立法上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开始的。他指出，“我国法律中的证据分类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即“具有某种形式主义倾向”、“构筑了封闭式的分类体系”、“倾向于更为细致具体的分类方式”、“类别设置有一定独特性”。⑶应该说，这四个所谓特点，除第一点需要作一定的分析外，其余三点均无价值。不但没有价值，而且还会给证据种类问题的解决，人为地添乱。因为，证据的种类问题既不存在“构筑”问题，也不存在“设置”问题；既无所谓“封闭式”还是“开放式”，也无所谓细致还是不细致。如前所述，种类问题只是个认识问题，要回答的是：证据有几种？各叫什么名称？仅此而已。可见，这三个所谓主要特点根本就不存在。第一个主要特点，指出我国证据种类问题的立法“具有某种形式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作者在解释“形式主义”的含义时，却又提出了“证据形式”和“法定证据形式”⑷等概念，从而冲淡了这一特点的意义。什么是证据形式？什么又是法定证据形式？难道法律上规定的证据种类都是法定证据形式吗？证据形式在证据自身，它同证据内容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立法中，怎么能把证据形式单独规定在法律上，形成法定证据形式呢？可见，龙教授提出“法定证据形式”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既不能成立，这一主要特点自然也立不起来。
那么，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基本情况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这一规定是将物证和书证放在一起，视为一种证据，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已将物证和书证分开，规定为两种证据。因此，我国法律上实际规定了八种证据。笔者认为，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特点有三：一是证据观混杂；二是类和种混杂；三是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所谓类和种混杂是指，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八种证据中，既有“种”，也有种的下位概念“类”。物证、书证是两种证据，属于种。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则不属于种，而是人证这个种的下位概念——“类”。就是说，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只是人证的三个类型，它们处在人证之下，而能构成“种”的是可以与物证、书证并列的人证。须知，人证有不同类型，物证、书证也有不同类型。笔者就曾将物证区分为实体物证、痕迹物证、微量物证、无形体物证等四个类型，把书证区分为文字书证、图画书证、音像书证等三个类型。我国法律上，把人证的不同类型人为地提升为“种”，形成类和种混杂的局面，这就把证据自身的类别体系搞乱了。⑸所谓科技用语和证据学用语混杂是指，我国立法中将原本是科技用语的视听资料，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同物证、书证并列在一起。⑹物证、书证都是证据学用语，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们是两种证据。视听资料只是科技用语，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证据的意味。笔者曾指出，视听资料含有四种成分，其中只有一种成分可以构成证据，且属于书证。⑺其实，笔者所指出的四种成分都是视听资料中与诉讼有某种关系的内容，而视听资料则是任何机关、任何单位，乃至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东西。相比之下，笔者指出的四种成分，在全部视听资料中，尚不足千万分之一。就是这不足千万分之一的四种成分中，也只有一种能构成证据，且属于书证。我国法律上，把“视听资料”这个科技用语照搬过来，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