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

从鲁迅对尼采的接纳与疏离看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口河北师范大学屈连胜摘要：鲁迅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

伟大的思想家．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他能够辩证地对待中西文化．他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

还能够认真地整理古籍并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面对西方文化．他绝不盲从．而是批判地吸收。

鲁迅思想是受过尼采深刻影响的．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却并没有被尼采盲目地牵着鼻予走。

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的特定条件与尼采思想进行了有益的对接．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契舍点，对之进行了合理接纳。

对于尼采思想消极性的一面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这种自觉地文化选择意识对我们当令这个较为浮躁的快餐社会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尼采；接纳；疏离；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批判；选择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们共同的追求。

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主张．并初步阐明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鲁迅一生思考的都是心性层面的问题，主张。

尊个性而张精神”，关注人性的健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

而作者笔下的林老板算是一个颇为正宗的小商人。

论才干．很有几分，要资产，也说得过去，他理应经得起较为频繁的一定的打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却难以立足。

只有如此构思和描写，作者才能尽可能在一个短篇里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和揭示当时国民党地方当权者的赖取豪夺流氓无赖本质、日本军阀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的普遍性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从而使作品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更大、更深远。

综观作品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恰当地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

既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又高度发挥了艺术的相对独立性。

说到《林家铺子》结构上环环相扣、严谨而清晰，这可说是由其跌宕起伏的构思派生出来的．二者实为一体；主要表现在书中每一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结及其意自显上。

浅析《秋夜》中的意象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的《野草》集中的《秋夜》一文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主义情感。

各种意象的塑造，表达不同的情感，而其对后世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秋夜》；意象前言鲁迅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先生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其《野草》集中的《秋夜》新颖独特的艺术表现，让人们领略文字的魅力的同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野草》共二十三篇，1924到1926年写于北京，后陆续发表于文学周刊《语丝》。

有人称：“《野草》为永远重现的梦魇”[1]377。

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在1929年对他不能写出《野草》式的作品而感到懊丧[2]23。

其中作为开首之篇的《秋夜》，可想而知在鲁迅的作品中有着多么特殊的地位。

而且字里行间流露着鲁迅先生绝不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也包含对青年人的期望，希望他们不要鲁莽，要理性，沉着，像枣树一样，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一、《秋夜》的创作背景（一）《秋夜》产生的语境1918年，鲁迅先生首次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并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随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并成为主将。

1918到1926年间创作出版《呐喊》、《彷徨》、《坟》等专集，其中《阿Q正传》成为不朽的作品。

但随后1926年，因支持北京爱国运动，南下厦门。

（二）《秋夜》产生时的社会语境1924年的北京政治环境复杂多变。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181。

二十年代的中国是军阀纷争，民不聊生的时代。

连年的内战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处于混乱的状态。

军阀政府的专制残酷，臭名昭著。

对于示威者他们毫不留情，残忍开枪杀害，不顾生命的年轻。

社会如同被乌云罩着，没有阳光，没有未来。

多么沉重而压抑。

鲁迅与尼采王汉清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当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皇位传至子孙万代，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统治。

虽经二十几次王朝变易，但是一直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窠臼。

直至清朝嘉庆年间，这潭死水日渐腐烂发臭。

1840年，列强的枪炮使这个封建社会改变了古帝国的面目，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面对这康乾盛世之后的一蹶不振，中国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为了挽救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们纷纷把视野扩展到西方，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停滞落后的中国。

这些西方思潮冲击着旧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这种影响和渗透对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的展开以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对中国有影响的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当中，尼采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一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尼采(1844——1900)的思想和著作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

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尼采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极为矛盾的。

他一方面要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方面力图抵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大发展。

他的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重新估价一切”，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论。

他的超人学说以为由于社会的压迫和分工的琐细，人已经被歪曲变形、支离破碎，人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

因此，必须超越这样的凡人(包括超越自身内部的平庸)成为健康的完整的人类，即超人。

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是极少数的天才，广大群众只不过是他们使役的工具。

因此，任何群众思想的觉悟和力量的发展都只能是超人成长的障碍和威胁。

尼采还提出了最坚强最高尚的生命意志不在微不足道的生命挣扎，而在战斗意志、权力意志。

《狂人日记》分析论文——第一声“呐喊”，革命的号角课堂报告：《风景》等姓名：刘浩波（HAOBO LIU）学生号：40838161 简介：《狂人日记》是鲁迅（原名周树人）创作的第一篇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1918年5月，《狂人日记》首发于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来被鲁迅收入《呐喊》短片小说集。

《狂人日记》描述了“我”是拥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病人，整篇文章几乎都是“我”的内心独白，“我”被家人关起来，拒绝食用家人提供的饭菜、拒绝医生的医治，认为自己在被迫的情况下吃过人肉或者认定身边的人要吃自己。

鲁迅在整篇小说中，运用“我”——一个狂人，象征了一个被庸人社会宣布为疯子的觉醒者、受迫害者、见证者和长期受压抑的形象。

本文主要研究“我”与作者（鲁迅）之间存在的联系、《狂人日记》所运用的语言魅力以及划时代影响力和“我”在时代背景下所代表的形象，通过三个角度对《狂人日记》的分析来体现《狂人日记》在反封建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及影响。

“我”与鲁迅存在着很微妙的人物关系。

关联其一，在《呐喊》短篇小说集的自序中，鲁迅提到“赴某地后部矣”，后部指的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证明“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在《狂人日记》中也写到“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这又一次说明了”我”虽然已经患有了被迫害妄想症，仍然秉持着研究事物的精神。

回观鲁迅，鲁迅也是一名知识分子，曾在民国时期于教育部担任职务，而在任职期间，鲁迅也曾带薪返乡有两个月时间左右，所以较闲的公务员是鲁迅与”我“的关联；关联其二，鲁迅原名周树人，众所周知，在鲁迅成文大文豪前，曾在日本留学，学习医术，而后在经历后，深刻认识到医治好人民的伤病并不能让那个时代懦弱的人们得到救赎，从而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学的形式唤醒国人。

在《狂人日记》中，有趣的是”我“表现出了对医者的厌恶之情。

“老头子坐着，闭了眼，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1）鲁迅通过一段简单的描述，运用”鬼眼睛“如此生动形象的描写，给读者展现出了一个在”我“严重形象鲜明的医者，一个宛如江湖骗子的医者，深刻表现出”我“对医者的厌恶。

国内当代文学中的耶稣与从小饱受基督教文化薰陶，熟读《圣经》的西方作家不同，中国现代作家因为时代的机遇，虽然也普遍地接触了《圣经》，但他们受到的主要是文学和精神_l:的影响，他们眼中的耶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之子”，而非无法理喻的“神之子”，即使是少数基督徒作家，也多是强调前者，而对后者少有探究。

于是，耶稣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里成为作家们自我思想的载体，他们对之进行r各有侧重的改造。

在鲁迅、茅盾等人那里，耶稣是一个孤独的先觉之士和社会改造家;在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里，我们看到耶稣成为作家孤苦情怀的告慰对象，阶级斗争先驱者;在冰心、许地山、老舍、巴金那里，我们又看到作为慰人心灵的博爱者，人格健全的典范，浪漫温和的革命者……一鲁迅与茅盾笔下耶稣形象之比较鲁迅和芋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家，他们笔下都出现r一个耶稣形象，耶稣身上的宗教的神性的内容也都被抹煞，成为一个完全站在现实泥土之上的象征体。

比较而言，鲁迅笔下的耶稣形象带着强烈的个性主义特征，含有鲜明的自我色彩，是一个被庸众虐杀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身上具有反抗性与革命性，这些都在<复仇》(其二)的“人之子”耶稣和《药》中对耶稣多有借喻之处的夏瑜身上有所表现。

而茅盾笔下的耶稣形象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内涵和更明显的政治因素，表达的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讽喻，反映出茅盾对耶稣更理性的改造和借鉴，这些在他的早期翻译作品如《耶稣与强盗》及其创作《耶稣之死》里表现出来。

从这两位作家对耶稣形象把握的异同，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取向的异同。

鲁迅对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系统的研究，强调宗教慰藉人灵，泽育艺术的作用，对《圣经》文学极为赞赏，甚至在鲁迅的作品里，也时不时飘逸着宗教薰染卜的轻烟细缕。

在《摩罗诗力说》、《无花的蔷薇)、《华盖集•题论》等作品中多次表示对三大宗教创始人的赞赏，称他们为伟大的人物。

鲁迅是在洞察民族性和人性状态的基础上，来观照来自西方文化的耶稣形象并对之进行重塑性的取臂的，相对来说，他更加注玉的是这个人物身上的精神内涵。

张家口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论文学号20081071128姓名高秀红专业语文教育完成时间：2011年6月15日题目：浅谈在鲁迅作品中找尼采内容摘要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确实不难看出，他受尼采影响很深，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尼采痕迹，充斥着浓郁的尼采味。

如：他从尼采那里接受的“超人”说，则转化成自己作品中的阿Q、狂人、疯子、祥林嫂等。

在《影的告别》中“影”的形象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子》一章的意象也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鲁迅尼采尼采情结尼采痕迹尼采味一、鲁迅的“尼采情节”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他最早接触尼采思想是在留学日本期间（1902-1909）。

五四运动前后，他先后两次翻译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序言，并在此期的杂文与书信中多次提到尼采。

1918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题为《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全部10节中的前3节；1920年，他又用白话文将这篇序言全部译出。

鲁迅特意在第二次翻译后写了一个“附记”。

在“附记”里，鲁迅扼要介绍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特点，认为该书“并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体”，内容上“免不了矛盾和参差”，“用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①，并表示：“译文不妥当处所很多，在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订。

”②“附记”的主体部分是逐节归纳该序言的思想内容，并对其中一些“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做了简明的解释。

这篇“附记”是鲁迅一生中讨论尼采学说最集中的文字，值得关注。

1925年，鲁迅的杂文集《热风》出版之后，由于作者多次称引尼采的语句过阐发尼采的思想，时人便送给他“中国的尼采”这一称号。

这一称号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今已无从查考。

不过，曾任《新青年》编辑且与鲁迅颇有交情的刘半农给鲁迅一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据说鲁迅自己也认同这副联语的评价③。

从鲁迅对尼采的接纳与疏离看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口河北师范大学屈连胜摘要：鲁迅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

伟大的思想家．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他能够辩证地对待中西文化．他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

还能够认真地整理古籍并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面对西方文化．他绝不盲从．而是批判地吸收。

鲁迅思想是受过尼采深刻影响的．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却并没有被尼采盲目地牵着鼻予走。

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的特定条件与尼采思想进行了有益的对接．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契舍点，对之进行了合理接纳。

对于尼采思想消极性的一面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这种自觉地文化选择意识对我们当令这个较为浮躁的快餐社会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尼采；接纳；疏离；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批判；选择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们共同的追求。

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主张．并初步阐明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鲁迅一生思考的都是心性层面的问题，主张。

尊个性而张精神”，关注人性的健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

而作者笔下的林老板算是一个颇为正宗的小商人。

论才干．很有几分，要资产，也说得过去，他理应经得起较为频繁的一定的打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却难以立足。

只有如此构思和描写，作者才能尽可能在一个短篇里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和揭示当时国民党地方当权者的赖取豪夺流氓无赖本质、日本军阀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的普遍性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从而使作品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更大、更深远。

综观作品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恰当地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

既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又高度发挥了艺术的相对独立性。

说到《林家铺子》结构上环环相扣、严谨而清晰，这可说是由其跌宕起伏的构思派生出来的．二者实为一体；主要表现在书中每一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结及其意自显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

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

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

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

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②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③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

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④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

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

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

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⑤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⑥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们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

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⑦他占有，挑选。

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

鲁迅《野草》的艺术精神《野草》第一篇《秋夜》写于1924年9月，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总共23篇。

鲁迅在结集出版时的1927年写了《题辞》，这些散文诗陆续发表在《语丝》上。

1.《秋夜》坚韧的抗争意志：这是《野草》首篇，写于1924年9月15日。

“枣树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枣树和天空，这是本文的两种相对抗的意象，“枣树简直落尽了叶子，而最长的几枝默默地铁似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天空闪闪地鬼眼，圆满的月亮也窘得发白。

”在这天空下，“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秋夜的夜空在鲁迅心中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直接对应于鲁迅的那个铁屋子，虽然可以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北洋军阀。

鲁迅在面对这铁屋子时，在铁屋子中醒来，感受到了这铁屋子的黑暗，但并没有找到毁掉铁屋子的方法，于是生虚无感，这种虚无是一种积极的虚无。

鲁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的黑暗与轮回，同时自身个体灵魂也找不到出路，双向的绝望，而又不沉沦于这种绝望。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159页，人民文学1981年。

）《秋夜》集中表现了鲁迅当时这样的情绪，这种枣树的反抗精神与天空的对立，使整个《秋夜》显得冷峻，幽深，一个封闭的意象很清晰感觉到，情绪略带落寞，但尽管如此，那不妥协的斗争的心态是坚定的，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这种韧性，使天空发窘。

在这里的情绪不应该看作是佛教的空，尽管意境幽深，但是一种清俊通透简约严明的魏晋气质，小乘佛教的我空法有，鲁迅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佛教，在这里看到鲁迅的一种魏晋气质与小乘佛教的张力中的个体性意志，西方的个体性成为超越性外在力量，鲁迅外展的西方的个体性与传统心理的张力，个体没有一个完全的出路。

在这里，鲁迅表达了自我与自我，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民众，自我与历史的多重抗争。

《秋夜》奠定了《野草》的基调。

2.《影的告别》的人格面具：《影的告别》将《秋夜》的内在矛盾更加形象化，“有我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鲁迅《文化偏至论》读后正式版文档资料可直接使用，可编辑，欢迎下载鲁迅《文化偏至论》读后《文化偏至论》是一篇让人读来非常震惊的文章。

那是1906年，清王朝还有它最后的几年活头，一个在日本刚刚弃医从文的“清国留学生”，就能写出如此洋洋洒洒的文章，真是让人钦佩。

我所赞许的不仅仅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非同寻常的见解，更在于他本人对西方最新思想的了解。

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沙夫茨伯里，这些我们当代人可能都并不了解的名字，在鲁迅的文章中却反复出现。

克尔凯郭尔于19世纪中期过世，该世纪的后半叶才逐渐为人们接受，而鲁迅在1906年的时候就对其进行了关注，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当然，这主要得力于日本的中介作用。

在西学东渐的整个传播链条上，日本是处于东亚桥头堡的位置上的。

大部分西方思想都是先由日本引进，之后再由留学东洋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译成中文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都是原先的日文词，而我们中国的现代科学术语体系，也基本上是仿照日本而得来的。

中国的近代思想异常活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一次次受到先进现代化国家的打击，先进的知识分子培养出了对于西方最新思想的极为敏锐的眼光。

可以说，西方世界从古至今所有有影响力的思想观念和思想家，在近代中国都有所介绍。

然而，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的思想谱系并没有不加损失地被移植到中国。

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知识分子主观上的取舍，并不是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想在中国都产生了同等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以1919年为界，此前，国人的兴趣点在于宪政共和体制的建设，因此，启蒙哲学以及英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核心焦点。

而191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潮日益左倾，马克思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发展起来，这其中又以俄国共产主义最为成功，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成功渗透并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组织上的斗争的结果。

可以看到，启蒙哲学和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最为耀眼的两颗明星。

开题报告审美价值和作品中的悲剧形象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对鲁迅小说“悲喜交融”的艺术特色作了详略的分析，也对鲁迅怎样创造“平凡的悲剧”及其意义作了很好的论述，是一部风格朴实的鲁迅悲剧研究论著。

有一些专著虽然不以鲁迅文学的悲剧性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但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如邱紫华的《悲剧精神与人类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的第九章第七节中，论述了“五四”悲剧精神和悲剧艺术的美学特征，指出鲁迅笔下的魏连役、子君、涓生等悲剧人物将传统的被动承受的抗争变为积极主动的抗争和超越，将淡化的冲突变为尖锐的否定性冲突，在失败和毁灭中表现出一种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特质。

熊元义在《中国悲剧引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中第五章第一节指出，鲁迅认为的中国小说的悲剧性问题就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文化批判是对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种腐朽制度的人的批判，但鲁迅还描写了一种具有不屈人格的悲剧人物存在，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发扬了这种昂扬不屈的中国悲剧精神。

赵凯在《悲剧与人类意识》（学林出版社，2009）第四章第四节的最后提到，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之趣”虽然作为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的真实反映有一定的意义，但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生出“瞒和骗”的文艺，鲁迅的文学创作就是在揭露这种怯弱自欺的民族心理。

刘再复的《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中信出版社，2001）在第三辑第二节中就集中阐述了鲁迅的悲剧观，提出鲁迅悲喜剧的艺术命运是由真实率决定的，虽然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只是悲剧，还包括喜剧、正剧等，但悲剧是鲁迅创作的主干部分，就题材角度可分为中华民族、贫苦农民、劳动妇女、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悲剧，分析了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鲁迅悲剧的特征就在于揭示了悲剧人物内在的“价值”之美，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结局的虚伪。

在国外，关于鲁迅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以悲剧视角切入的研究则更难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