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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高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刘绍奎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已于2013年3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
作为司法实践中犯罪数量最多的行为，解释对于认定和处理盗窃罪中的诸多问题作出新规定、新说明。
深入研究和学习“解释”对于正确处理盗窃行为具有重要意见。
本文结合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以下简称“98解释”）和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作出以下理解。
一、盗窃罪的起刑点升中有降，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总体情况来讲，《解释》将盗窃罪的起刑点从“98解释”的盗窃公私财务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大幅提高至人民币一千元至三千元。
与此起刑点相适应，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从原来的“五千元至二万元”，提高至“三万元至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从原来的“三万元至十万元”提高至“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
就前述规定来看，认定构成一般的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大幅度提高。
在提高构成一般的盗窃罪的数额标准的同时，《解释》第二条对于一些特殊的盗窃行为，降低了数额标准。
《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以下八类盗窃行为，认定盗窃罪的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该条规定反映了司法机关在考虑对盗窃行为是否入罪的时候，将盗窃行为的后果、对象、主观恶意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等作为评判因素，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办理盗窃案件的难点与心得办理盗窃案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警方具备丰富的调查经验和技巧，还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难点。
在长期的办案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下面将从难点和心得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办理盗窃案件的难点1. 缺乏直接证据：盗窃案件通常发生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往往能够有效地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使得缺乏直接证据成为办案的主要难点。
因此，警方在办案过程中需要通过间接证据和技术手段来获取相关证据。
2. 作案手法多样：盗窃犯通常会采用各种巧妙的手段进行作案，如撬锁、破窗、技术开锁等。
这就要求警方在办案中对不同的作案手法进行了解和分析，寻找作案者的犯罪特点和行为模式，为进一步侦破提供线索。
3. 犯罪嫌疑人隐匿性强：盗窃犯通常会选择逃避监控探头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进行作案，使得犯罪嫌疑人的隐匿性非常强。
警方需要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走访询问等方式来获取作案现场的线索，进一步追踪嫌疑人的行踪。
4. 犯罪团伙作案：盗窃案件往往不是个体犯罪行为，而是犯罪团伙的集体作案。
这就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需要通过深入调查和侦察，摸清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作案规律，从而找到打击的突破口。
二、办理盗窃案件的心得1. 重视现场勘查：对于盗窃案件，现场勘查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警方需要认真保护现场，并细致地收集、分析现场的各种物证和痕迹。
同时，要善于利用科技手段，如指纹、DNA等技术来寻找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2. 利用数据分析：随着科技的进步，警方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的手段来帮助办案。
通过对大量的案件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潜在行为模式和规律，为案件侦破提供参考依据。
3. 加强合作与沟通：办理盗窃案件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
警方需要与其他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及时沟通案件进展和需要协助的事项，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办案效率。
4. 强化技术手段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警方在办案中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提高办案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https://img.taocdn.com/s1/m/ca94db9ded3a87c24028915f804d2b160b4e86e3.png)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3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二○一三年四月二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法释〔2013〕8号为依法惩治盗窃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论盗窃罪与其他罪的区分与认定——以案例分析的视角【摘要】侵犯财产的犯罪包括多个罪名，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类罪名，其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逐渐多样化，在司法实践中难免难以区分，本文我将以案例形式分析盗窃罪和其相似罪名的区分以及如何认定。
【关键词】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抢夺罪一、从“二维码案”分析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和认定案例：某日学生甲准备骑共享单车外出，他使用微信先扫描了共享单车车座后方的二维码，甲按照支付页面和提示支付了99元押金，但车锁并未开启。
甲以为是系统故障，又扫描车把上的二维码，成功支付299元押金后，单车顺利解锁。
单车使用结束后，甲请求退还押金共计398元，但是系统只退还了其第二次支付的299元。
甲立即报警，随后共享单车的所有企业也来到派出所，证实了甲第一次扫描的“二维码”为假冒二维码。
本案例的争议点为：一是粘贴假冒“二维码”的人构成盗窃罪，通过粘贴假冒“二维码”秘密窃取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支付的钱款，符合盗窃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构成要件。
二是粘贴假冒“二维码”的人构成诈骗罪，通过粘贴假冒“二维码”骗取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支付的押金钱款，符合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
我同意第二种说法。
首先，从概念层面讲，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其次，盗窃罪和诈骗罪都是严重的财产类犯罪，犯罪手段有所不同。
盗窃罪和诈骗罪虽然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法得到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但是盗窃罪表现为秘密窃取，比如秘密扒窃、入户盗窃等，为公私财物所有人未发觉的手段，且在场的其他人发觉也不影响行为人进行盗窃。
诈骗罪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上当受骗，陷入错误认知当中，从而“自愿”交付财物常见的诈骗方法包括假冒身份、伪造证件等，使被害人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主动处分自己的财产。
第1篇一、案件背景本案涉及被告人张某涉嫌盗窃罪一案。
张某，男，32岁，某市居民。
2021年6月，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调查，张某于2021年5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利用其个人信息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并在一个月内通过信用卡消费的方式，盗刷了人民币10万元。
二、案件事实1. 犯罪手段：张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并用于办理信用卡。
张某在收到信用卡后，未认真审查，便开始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
张某在消费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2. 犯罪目的：张某在办理信用卡时，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信用卡方便自己的消费。
3. 犯罪后果：张某在一个月内，通过信用卡消费的方式，盗刷了人民币10万元，给持卡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法律分析1. 盗窃罪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2. 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虽然张某在办理信用卡时，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其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盗刷了人民币10万元，属于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根据刑法的规定，张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3. 盗窃罪的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张某盗刷人民币1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的盗窃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张某应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其他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张某盗刷人民币1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的盗窃罪，但未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标准。
因此，张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3．10法释［1998]4号为依法惩处盗窃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
（二）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三）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
（四）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卜作案的有所分别。
第二条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是指为了出售、出租、自用、转让等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卜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第四条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
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2．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本项之二规定的方法计算；半成品比照成品价格折算。
盗窃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犯罪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其中盗窃罪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了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
为了更好地对盗窃罪进行司法解释和适用，我将在本文中对《盗窃罪司法解释》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盗窃罪的定义和构成要件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盗窃罪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他人财物的行为。
具体来说，构成盗窃罪需要具备以下三个要件：1.客观要件：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他人财物。
这里的“非法占有”指的是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和方式都不合法，包括抢夺、偷盗、诈骗等手段。
2.主观要件：即行为人有故意犯罪的主观意图。
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但还是故意实施了盗窃行为。
3.客体要件：即被侵犯的财物属于他人所有。
这里的“财物”包括各种物品和财产，如现金、金银首饰、证券、电子产品等。
二、盗窃罪司法解释的理解《盗窃罪司法解释》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发布的一部司法解释，共包括了23条规定，对盗窃罪的认定、量刑、审判程序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解释。
下面，我将对其中的几条规定进行具体解读和分析。
1.关于盗窃罪的认定标准第1条规定了盗窃罪的认定标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他人财物，价值较大的，即为盗窃罪。
”这里的“价值较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数额界限。
因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被盗物品的价值、数量、质量等因素，进行判断和认定。
2.关于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第2条规定了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盗窃罪的量刑，应当根据被盗财物的价值大小、情节的轻重、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和赔偿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刑罚。
”这里的“被盗财物的价值大小”是量刑的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
在具体量刑过程中，还应当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犯罪人的认罪态度、赔偿情况等。
3.关于盗窃罪的审判程序第16条规定了盗窃罪的审判程序：“盗窃罪案件的审判程序，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可以不宣判缓刑。
法律上怎么认定偷窃在现实⽣活中，盗窃是⽐较常见的⼀种违反犯罪⾏为，它是以⾮法占有为⽬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种犯罪⾏为，⼈们对⼩偷也是过街⽼⿏⼈⼈喊打的，那么在我国法律中是如何认定为盗窃的呢?店铺⼩编整理了相关知识，希望对⼤家有所帮助，⼀、法律上怎么认定偷窃依据构成要件来认定盗窃罪。
(⼀)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国家、集体或者个⼈的财物。
(⼆)客观要件⾏为⼈具有违反被害⼈的意志，实施窃取数额较⼤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将财物转移为⾃⼰所有。
(三)主体要件已满⼗六周岁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的⼈均可以构成。
(四)主观要件⾏为⼈主观⽅⾯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法占有的⽬的。
《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百六⼗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的，或者多次盗窃、⼊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数额巨⼤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数额特别巨⼤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罪的⽴案标准及具体处罚1、个⼈盗窃公私财物价值⼈民币1000元⾄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
2、个⼈盗窃公私财物价值⼈民币3万元⾄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
3、个⼈盗窃公私财物价值⼈民币30万元⾄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
4、构成盗窃罪，数额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数额巨⼤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数额特别巨⼤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认定盗窃由构成要件⼊⼿，⾏为⼈需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窃取的是国家、集体或者个⼈的财物，违反被害⼈的意愿并以⾮法占有为⽬的将被害⼈的财物据为⼰有，满⾜以上条件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读者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到店铺咨询。
盗窃罪的认定标准盗窃罪在任何国家都是发案率最⾼的犯罪，许多国家的刑法都将盗窃罪规定为财产犯罪之⾸，我国刑法在规定了抢劫罪之后，便规定了盗窃罪。
盗窃罪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店铺⼩编为您整理相关知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盗窃罪的认定标准⼀、什么是盗窃罪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法占有为⽬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为。
是最古⽼的侵犯财产犯罪。
⼏乎与私有制的历史⼀样久远。
⼆、盗窃罪的成⽴条件盗窃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的货币、⾦银⾸饰等财物，也包括电⼒、煤⽓、天然⽓等⽆形的财产。
对于偷拿⾃⼰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
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最⾼⼈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规定的核价⽅法，以⼈民币分别计算。
(⼀)根据刑法分则、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为也以盗窃罪论处：1、刑法193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卡并使⽤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2、刑法210条第1款规定：盗窃增值税专⽤发票或者可以⽤于骗取出⼝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3、刑法第253条规定：邮政⼯作⼈员犯私⾃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窃取财物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4、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的，盗接他⼈通信线路、复制他⼈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使⽤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盗窃罪的认定(⼀)本罪与⾮罪的界限对某些具有⼩偷⼩摸⾏为的、因受灾⽣活困难偶尔偷窃财物的、或者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分赃甚微的，可不作盗窃罪处理，必要时，可由主管机关予以适当处罚。
把偷窃⾃⼰家属或近亲属财物的⾏为与社会上的盗窃犯罪⾏为加以区别。
《解释》规定，对此类案件，⼀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2009年第3期(6月20日)福建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Fuji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o.3,2009(J une 20)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林贵文,田香香(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摘 要:关于单位盗窃,目前存在刑事惩罚不力、罪刑不均,司法解释越权且界定不明的问题;对于单位盗窃应当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统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构成标准;设立单位盗窃罪应当慎行。
关键词:单位盗窃;司法解释;自然人盗窃;单位盗窃罪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99(2009)03006507收稿日期:20090505作者简介:林贵文(1976),男,福建漳浦人,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田香香(1978),女,陕西米脂人,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一、单位盗窃的司法现状 1.司法实践:“不严不厉”①、罪刑不均。
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是以自然人盗窃的形式出现。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司企业的激增,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盗窃案件频繁发生。
关于单位盗窃案件,目前司法实践多以自然人盗窃处理,但是,在量刑上却往往差异较大,有些案件甚至不了了之或者以罚代刑。
显然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相去甚远。
② 案例1:2008年初上海浦东新区盛大金磐小区窃电案,被告人邢文浩、戴立峰和李根福,为了“提高单位业绩”从28只电表中窃电涉嫌金额高达120余万元,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上述三被告有期徒刑4年、3年和2年,处罚金1万元、8000元和5000元。
[1] 案例2:山西省太原市市政工程公司从1999年冬起,偷接市北大街供热站的供热管道为其4幢宿舍供热,总值约200万元。
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后,却以刑法中盗窃罪没有规定单位盗窃为由,决定对其不予刑事追究。
[2] 显然,上述案例在量刑上相去甚远,案例2涉案金额远远超过案例1,但是却以无罪处理,这不能不让人费解。
实际上,对于单位盗窃,“以封挡罪”、“以罚挡刑”、“以纪代刑”的情况并非少数,造成作案的多、查处的少、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少。
使刑事司法有蜕变为“不严不厉”的危险。
对于相同或者相类似的①②严是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主要是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包括法益保护的平等、定罪的平等、刑罚裁量的平等和刑罚执行的平等。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5758页。
案件,处刑相去甚远,显然严重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
2.司法解释:越权解释、界定不明。
关于单位盗窃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和2002年分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1996年《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旧《批复》)规定:“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新《批复》)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 显然,新旧《批复》都认为单位盗窃不能处罚单位,而只能以自然人盗窃罪论处。
因为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
对此是否恰当容后论述,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还存在以下问题: (1)越权解释。
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正确适用法律,使法律的目的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其解释的对象是已经颁布的法律,即在正确理解现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阐述,而不能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事实上创制法律。
此外,司法解释应当受法律文本的制约,不能超越法律条文的意思随意进行扩大或者限制解释。
而《批复》的规定恰恰违反司法解释的上述基本原则。
根据新旧《批复》的规定,单位盗窃也是按照自然人盗窃处理的,因此,单位盗窃构成的自然人盗窃和一般自然人盗窃在定罪量刑的标准上应当是统一的,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是一样的。
但是,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摆脱规范违反说的立场,而是为单位盗窃制定较自然人盗窃要重的定罪标准。
根据《批复》的规定,单位盗窃构成自然人盗窃罪的起点要求“数额巨大,影响恶劣”、“情节严重”。
而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一般自然人构成盗窃罪的,仅仅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同样是自然人盗窃罪,实际上的定罪标准却是一高一低,显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改变了刑法的规定,当属越权解释,也违反了刑法的平等原则。
(2)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
根据《批复》的规定“数额巨大,影响恶劣”、“情节严重”的才能追究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那么,“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还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按照前者,显然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有重罪轻罚的嫌疑;如果按照后者,则对单位盗窃的处罚标准要重于一般自然人盗窃的处罚标准。
这同我国对单位犯罪的规定明显的不协调。
① (3)责任人员定位不准。
根据新《批复》的规定,单位盗窃最终受处罚的人员是直接责任人员,而非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这显然是和刑法理论不相适应的,既然刑法对单位盗窃未作为单位犯罪加以规定而仅仅处罚自然人,那么除直接责任人员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否则就会出现主管人员指使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单位盗窃只是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不合理现象。
② 而且,单独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在追缴犯罪所得上存在诸多的不便。
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被害人因为被告人的行为遭受经济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也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告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退赔。
因此,无论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都是针对被告人或者被判处有罪的犯罪分子,根据新《批复》的规定,只能对直接责任人员做出相应的判决,对于单位则无权提出追偿的要求。
而且单位盗窃涉案数额往往巨大,直接责任人员往往无力也不愿意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①②我国刑法分则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一般是轻于或者等同于一般自然人犯罪。
实际上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往往较一般自然人的犯罪认定要宽,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处罚,也是采取相当宽大的政策。
多数的司法解释都体现这种刑事政策。
司法解释仅仅规定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可能是考虑到单位盗窃的实行行为的实施者是直接责任人员,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果其指使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单位盗窃的,按照教唆犯处理即可。
但是这样的认定实行显然是过于形式化。
不利于对在单位盗窃中往往起更为重要作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惩处。
二、单位盗窃犯罪应然的司法认定 单位盗窃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负责人代表单位决定实施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简言之,就是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的盗窃行为。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理论界对于单位盗窃的认定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无罪说。
认为刑法没有将单位盗窃规定为单位犯罪,因此,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对单位盗窃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换言之,单位盗窃不能以犯罪论处。
该论者进而提出修改刑法,增设单位盗窃的规定。
例如有学者认为:“单位盗窃与个人盗窃,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在单位盗窃的情况下,说盗窃行为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而且单位盗窃的财物是归单位所有而非个人所有。
因此,对于这种单位盗窃行为,应当以单位犯罪论处。
但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盗窃罪主体的情况下,对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但对于这种单位盗窃行为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有放纵犯罪之嫌。
因此,在此存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认为,在我国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形式合理性应当成为刑法的主要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倾向于对于这个问题应当通过修改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主体的方法解决。
在刑法没有修改以前,从严格地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对于单位实施的盗窃行为,不以直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3] 第二种: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说。
认为单位盗窃行为应视为单位犯罪。
尽管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单位盗窃中,单位本身不构成犯罪,但根据单位成员在单位盗窃中相对独立性作用,单位成员的行为应被评价为犯罪。
[4]2930 第三种:自然人犯罪说。
认为单位盗窃不能认为单位犯罪,因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因此不能以之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
但是,组织、指使或者实施单位盗窃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刑法没有将单位盗窃规定为单位犯罪,这只是对实施盗窃的单位不以犯罪处罚,并不表明对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的盗窃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单位有关人员为谋求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的行为,实际上是共同盗窃的一种形式,因此,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4]30对于第三种观点,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主张的做法,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其是恰当的。
持第一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单位盗窃不同于自然人盗窃,单位盗窃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整体意志的支配下,为了单位的利益,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盗窃行为,所得的财物归单位所有,是团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不同于自然人盗窃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由于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盗窃,因此对单位不能以犯罪论处。
既然认为单位盗窃不构成单位犯罪,不能直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则没有理由追究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
[5]二是认为将单位盗窃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违反罪责自负原则。
因为单位盗窃是单位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根据犯罪主体和受刑主体一致的原则,受处罚的应当是单位而非个人。
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也是在处罚单位的时候作为单位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者而受处罚的。
三是注重主观动机,认为单位盗窃的实施者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非为了个人利益,因此不能追究实施者的个人责任。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是不当的,其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