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商法关系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构造——基于立体刑法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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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刑法:基于司法逻辑的重述作者:刘远来源:《法治研究》 2016年第2期刘远摘要:刑法与《刑法》不同,这是理解《刑法》第1 条之前应予注意的。
《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的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2 至5 条分别规定的是同一根本原则之两用: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它们分别侧重于为控辩双方提供话语基础。
关于刑法的概念,则应从“体——用”的动态轴和“内容——形式”的静态轴构成的坐标中去界说《刑法》第1条。
在此基础上,应对刑法的公法性、刑法的政策性、刑法的目的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的司法性等命题的传统理解进行澄清。
关键词:刑法文本刑法的自发性刑法规范刑法原则司法逻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建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BFX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刑法的概念问题是刑法学的理论基石,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可以对其下不同定义,从而建立不同的刑法学体系。
本文从司法逻辑出发,对刑法的概念进行重述,为重建刑法学提供思路。
一、刑法与《刑法》:前理解(一)动态与静态不可否认的是,在使用“刑法”一词时加书名号与不加书名号这两种用法都现实存在着,但刑法学者常常不注意加以区分。
实际上,刑法是一种社会过程、一种行动关系、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而《刑法》(在我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是一种法律文本、一种语言结构、一种静态的社会现象。
①使用“刑法”时当加书名号而不加,就会把刑法文本当成刑法本身,就会缺失刑法的动态视角,忽视刑法的过程意义。
当我们说刑法是一种社会过程时,所谓“社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刑法学者对此也缺乏意识。
狭义的社会是经由社会成员互动而形成、维持和演化自生自发秩序的领域,而广义的社会则由狭义社会和建于其上的政府(即狭义国家)构成的。
人类历史先有狭义社会后有广义社会。
广义社会即广义国家。
不注意区分广义与狭义而笼统使用“社会”或“国家”,都难免造成混乱和错误。
商法思维及其司法适用李长兵【摘要】商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价值理念,决定了商法在商事纠纷认定与解决机制上应有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方式与路径,即独特的商法思维之应用.基于对大陆法系理论的继受和发展,加之长期以来"民商合一"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主导,当前各级司法机关在审理商事案件中都不可避免带有深刻的民法思维烙印,商事司法实践存在着背离商法思维的现象.作为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途径,商事审判中应当合理应用保护商事营利、尊重企业自治、协调利益均衡等独特的商法思维,以现代商法思维主导商事司法适用.【期刊名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5)002【总页数】6页(P115-120)【关键词】商事司法;商法理念;商法思维【作者】李长兵【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3.99所谓法律思维,即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
[1]法律思维不仅仅强调逻辑本身,而且应当是包含逻辑思维、价值判断、经验分析等多种思维方式的集合。
依此定义来看,商法思维既是商事活动中人们对于商法规则、原则和基本价值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是在法律职业者运用法律思维工具对各类商法问题进行抽象、归纳和演绎等过程中形成商法特有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进而运用这些理念和模式处理商事法律问题的方法和过程。
从法律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二元进路出发,一方面,对商法思维的把握需要以商法理念为依归,准确把握商法特有的理念是支撑商法思维不可或缺的深层要素,商法特有的理念、价值和原则共同诠释着商法制度体系的基本观念和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商法思维方法的合理运用,乃是商法理念实现由应然理念转化为实然理念的关键要素,是商事立法、商事司法和商事实践活动等商法理念实现机制得以有效落实的重要保障。
商法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商事关系是营利性的主体即商人在从事营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
2021Vol.34No.1 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民刑交叉视域下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从《中华人氏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切入夏朝羡蔦贾文超2(1.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1620;2.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上海200003)[摘要]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刑法在严厉惩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做了较大修改,如删除了商业秘密的定义,也删除了拘役,将“造成重大损失”改为“情节严重”,尝试着解决司法实践中“重大损失”认定难的问题、对经济间谍科处严厉刑罚等。
侵犯商业秘密厲于民刑交叉问题,在认定商业秘密、损失计算等方面应坚持刑法“相对从厲性”为主线,以充分发挥刑法保护之积极效果。
[关键词]商业秘密;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民交叉;不正当竞争[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048(2021)01-0028-07DOI:10.19736/ki.gxjcxyxb.2021.0104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商业秘密能够带来的经济竞争优势是企业得以存续并保持高速发展的内在激励。
对商业秘密的司法保护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2020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五条明确指出要“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对侵害商业秘密行为要合理界分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准确认定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属性及所应承担的责任类型,以实现对商业秘密全面的司法保护。
2020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布,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其中,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部分较为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三校名师讲义2:刑法《(2014年版)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刑法》为《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系列图书中的刑法,《(2014年版)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刑法》分别从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梳理、历年命题特点以及复习的方法等方面进行讲解,作者群体均由各学科名师担当,对提高考生备考水平具有实用性与针对性,对于考生系统掌握各科知识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录刑法总论第一章刑法概说第一节刑法的概念第二节刑法解释第三节刑法的基本原则第四节刑法的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概说第三章犯罪构成理论第四章法益(犯罪客体)第五章客观不法要件(犯罪的客观要件)第一节危害行为第二节行为对象第三节危害结果第四节因果关系第五节其它客观不法要素第六章主观责任要件(犯罪的主观要件)第一节刑事责任年龄、责任能力(责任的前提)第二节故意、过失(责任形式)第三节事实认识错误第四节目的、动机第七章犯罪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第一节违法阻却事由(正当化事由)第二节责任阻却事由第八章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第一节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既遂第二节着手前停顿:犯罪预备第三节着手后停顿:犯罪未遂第四节自动放弃:犯罪中止第九章共同犯罪第一节共同犯罪的基本含义和概念第二节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第三节共同犯罪人的分工第四节共同犯罪人的作用第五节共同犯罪中的特殊问题第十章单位犯罪第十一章罪数形态(总论理论+分则规定)第一节刑法总论中的罪数形态(理论)第二节刑法分则及解释规定的常考罪数情况归纳(法条)第十二章刑罚的体系第一节主刑第二节附加刑第十三章刑罚的裁量第一节量刑概述第二节量刑情节(累犯、自首、坦白、立功)第三节量刑制度第十四章刑罚执行第十五章刑罚消灭第一节追诉时效第二节赦免刑法分论刑法分论概说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二节走私罪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附录司法考试常考的70个重点考点。
法律学中的商法与刑法研究法律学是一门广泛而深入的学科,而法律学中的商法与刑法研究则是其中的两个重点方向。
商法以商业交易、商标权益、合同、企业营运等为研究重点,而刑法则是涉及到犯罪行为及其处罚的部分。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商法与刑法研究的意义、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
商法研究的意义在于深入探究商业交易的法律规则,建立和完善商业交易法律制度,为商业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
商业活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物质流动和人员交往为基础,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商业活动的过程是复杂的,有时候涉及到产品质量、出售渠道、商标权益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如果在合同中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很可能会引起矛盾和纠纷。
这时,商法便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维护商业交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促进商业交易的稳步推进。
面临挑战的是,商业活动日益复杂,商业交易线上线下混杂,交易主体的背景也愈加复杂。
这给商法研究带来了新的难度和挑战。
比如,电子商务的兴起和互联网广泛应用,让交易双方的身份信息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利益和交易过程的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如何利用信息科技手段,规范商业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成了商法研究的一个重点。
刑法研究的意义在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
犯罪行为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建立和完善刑法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
刑法研究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精准制定刑罚,恰当的刑罚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防止犯罪引起的社会不安和混乱。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层次的分化和扭曲也越来越严重,犯罪亦因此日益复杂化,刑法研究亟需更多地关注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实际情况,同时适时调整刑法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刑法研究面临着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
一方面,随着传媒的高度发达,犯罪信息传播的速度愈发快速,加之网络攻击和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手段和变相犯罪行为的出现,使罪犯的作案方式和手段更加隐蔽和高明,刑法研究需要进一步跟进这些变化,保证刑法对犯罪的制约作用不被绕过。
人格刑法学: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的分析
陈兴良
【期刊名称】《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9(000)006
【摘要】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但是,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
【总页数】9页(P18-26)
【作者】陈兴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一体四层”的犯罪论体系之提倡——以大陆法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为分析对象[J], 董泽史
2.犯罪构成:刑法谦抑精神的载体——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为例 [J], 徐建峰
3.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实质化倾向——以梅兹格(Mezger)的犯罪论体系为视角 [J], 王充
4.犯罪论体系的比较考察与创新发展——以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为视角 [J], 王德政
5.犯罪论体系理论史上问题思考模式论要——以法国刑法学为主要视角 [J], 陈劲阳;李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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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和刑法之关系分析作者:罗珊来源:《科技经济市场》2015年第09期摘要:公司法和刑法作为重要的法律门,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
当某一行为超越公司法的调整范围而构成犯罪时,刑法作为其保护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刑法与公司法又有所不同,因此,刑法介入公司法也是有着其应有的限度。
关键词:公司法;刑法;关系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各个法律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彼此之间也有了更多的联系。
其中,公司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的一个法律部门,与国家的最后一道屏障--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关系。
1 公司法和刑法法律体系是指已过现行法律部门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是由已过宪法作主导,由宪法在内的各个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在宪法的主导下,其他各个法律部门和宪法一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来全方位地调整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
法律体系则是由一个国家现行的法律部门所组成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主要由七大法律部门所构成。
这七大法律部门构成了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着调整和规范,缺一不可。
刑法部门是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他是规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并应当承担何种形式责任,接受何种形式处罚的法律法规的整体。
它最直接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这不是它的根本目的所在,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法益,同时,也可以说刑法作为一种最后手段的部门法,在其他部门法不能保护其法益之时,都会诉诸刑法,由其惩罚犯罪,保护法益。
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法,那就不得不说是民法商法部门了。
民法部门是调整平等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商法又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适用近代上市活动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包括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等诸多发面的法律规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当中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那公司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
第17卷第5期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10 月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17 No.5 Oct.2017刑法与商法关系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构造—基于立体刑法学的视角夏小雄,赵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100720)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刑法和商法属于两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对于商事交易领域不法行为的规 制,需要刑法和商法的“通力协作”;而对于刑法和商法的内在理论逻辑和制度构造的关联更应髙度重视。
目前,中国在实践中对于商法和刑法的关系处理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必要基于“立体刑法学”思路重构刑法和商法的关 系机制。
提出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应从整体法秩序视角一体化评价商事领域的不法行为,强化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并确立具有适应性的刑事责任机制;二是在制度层面上,应重构刑法体系,完善制度构成,建立刑法更新调整机制,强化和商法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立体刑法学;刑法;商法;刑法与商法;法秩序;刑事责任中图分类号:D923.99; D9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0398(2017)05 -0076 -07一、商法与刑法:有待深化的研究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刑法和商法 属于两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各类 犯罪行为,主要规定了各类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和 法律后果,司法机关可以依据刑法对于实施犯罪行 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各种营 业行为,主要确立了商主体和商行为的制度规范。
商法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法,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 律关系,强调私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刑法就其本 质而言是公法,是国家机关据以打击犯罪行为、维护 社会安全的重要机制,侧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 保障。
商法以实现自由、效率、公正等法律价值为目 标,刑法更强调公正性、谦抑性、人道性等法律价值 的贯彻⑴。
对于商事交易领域不法行为的规制,需要商法 和刑法的“通力合作”。
商法规范体系往往会对具 体行为是否合法作出基本判定,当商主体从事的行 为不符合商法的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时,必然 要对不法行为施加否定性效力评价并追究不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
而当不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时,必须引入刑事责任机制才能有效维 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此时刑法的适度“介 入”就变得极为重要。
在当下的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中,刑法学者和商 法学者对于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充分的 关注,对既定法秩序体系下刑法与商法的内在理论 逻辑和关联制度构造尚缺乏整体视角的研讨和反 思[2]。
这也导致两者在“协作”规制商事领域不法 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
举例而言,在一 些领域,由于商法本身没有提供完善的制度规范,刑 法本身因而也相应地存在体系漏洞的情况,对于一 些已经产生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因为刑法本身没有 相关规定,由此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在有些情形 下,刑事责任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滥用冶,导致 一些在实践中合法的商事行为却被当做犯罪行为加 以处理。
因而,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刑法和商法 的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既有的法律规范体 系在规制商事不法行为时依然存在较多的体系冲 突、体系漏洞等弊端,需要我们对之加以根本性反思 和体系性调整[3]。
基于所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对刑法和商法的关收稿日期:2017-06-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11BFX129)作者简介:夏小雄(1983—),男,湖南攸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赵希(1987—),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第5期夏小雄,等:刑法与商法关系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构造77系进行学术梳理,试图在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理 解刑法和商法各自的功能机制以及相互之间的体系 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一体化”的视角重新建 构刑法和商法的关系机制。
二、刑法与商法:实践中存在的悖论目前,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和商法的关系处理 并未达到理论界和实务界期望的“理想状态”,就我 国商法和刑法关系的处理而言,在实践中依然存在 较多的问题。
(一)刑法与商法未能同步修订商事交易总是依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在 此背景下,商法制度体系也会作出适应性调整。
商 法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往往频繁修订,这是商法自 身的重要特征。
但是,刑法的修订往往需要履行严 格的程序,满足严格的条件,不能频繁修订而破坏刑 法的稳定性。
但在一些情形下,商法对于相关制度 已经加以调整,放松或减弱了对于相关行为的管制;刑法却未能及时加以修订,对于相应行为依然加以 严格的管控,从而造成法体系冲突。
这在我国公司 资本制度调整的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公司资本管制是各国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 构成。
1993年,我国在制定公司法时也采取了严格 的法定资本制,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 额,而且对于出资形式、出资期限、增减资本等均作 出了严格限定。
与之相适应,1997年,我国刑法在 第158条、159条分别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 出资罪、抽逃出资罪,对于相应严重不法行为严格追 究刑事责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立法 机构也逐渐认识到严格的资本管制并不利于企业设 立,因而通过修订公司法逐步放松资本管制。
特别 是在2013年,我国公司法修订之后,对于公司资本 制度进行了根本性调整,放弃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 的要求,对于出资期限、出资比例等方面也不再加以 限定,对于公司资本不再持严格的管制态度。
但是,我国刑法并未同步加以修订,如虚报注册资本罪、虚 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的内容并未得到同步修订。
这与放松资本管制的改革精神不相符合。
实际上, 从适应商法制度调整的目的来说,刑法中关于资本 犯罪的规范构成也应相应加以调整[4]。
(二)商法体系的缺陷致使刑法规制偏差由于商事交易的创新性和技术性,商事立法对 于实践中一些创新交易模式也不能及时提供完善的 调整规范。
如果立法机构能够及时进行回应性立法,这些领域的商事交易可能会得到有效引导,不法 行为也会得到有效的规制。
商事立法的体系缺陷实 际上也会影响到刑法体系的构造,在一些情形下甚 至会导致刑法规制体系的“混乱”。
我国证券法对 于证券定义范围的“狭隘”导致非法集资犯罪体系 的混乱即是显例。
目前,我国证券法中“证券”的范围较为狭隘,对于股票、债券等之外的投资合同、集合计划、存托 凭证等合法证券形式欠缺有效的规定。
在过往的刑 事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制于证券法“证券定义”的缺 陷,一些本来是合法利用投资合同、集合计划等证券 形式融资的行为却被当做非法集资行为加以处理,行为人最终多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 骗罪;一些符合实践需求的民间创新融资形式就被 抑制,从事这些行为且具有创新精神的主体却不得 不接受刑事处罚[5]。
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意识到了 证券法的这一缺陷,强调并呼吁在证券法修订时应 将证券的范围加以扩展,并应以非法发行证券罪去 规制这一领域的严重不法行为[6]。
(三)商法规制的不足需引入刑事责任机制在商法制度体系下,虽然有些不法行为受到了商法的规范调整,但对不法行为仅引入了行政责任 机制或民事责任机制,在缺乏刑事责任机制的情况 下不能有效惩罚不法行为主体。
在此情况下,原则 上应当由刑法“介入”,通过追究不法行为主体的刑 事责任确保规制目的得以实现。
举例而言,根据我 国证券法第86条的规定,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 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某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达到5% ,此后每增加或者减少5% ,应当在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作出书面报告。
在上述期限 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实践中,如 果投资者不履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的,那么多是依 据证券法第193条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 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 市场并购重组热潮的兴起,违反证券法第86条权益 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的收购行为也经常发生,如果 仅依据证券法第193条作出行政处罚,往往难以达 到有效遏制此类不法行为的目的[7]。
在此情况下,有学者建议我国应仿效韩国、日本等国证券法制引 入刑罚机制,对于违反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的 不法行为主体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8]。
(四)商法和刑法的体系漏洞使其缺乏回应调整能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商事交易领域78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的创新交易日益增多。
由于商法和刑法对于新型的 商事交易模式,欠缺有效的回应性调整能力,导致了 商法和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体系漏洞的情况。
这在近年来出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形式,对 于传统金融体系而言构成重要的补充和突破。
但恰 恰因为其属于创新事物,对其制度构造和规制模式 尚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和理论研究,商法和刑法针 对互联网金融的立法相对而言较为滞后[9]。
过去 几年中,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制度形 式从事了大量的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和金融安全。
但是,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能否追究刑 事责任并如何定罪处罚,在当下我国既定法律体系 之下尚缺乏明确对此问题的规范处理[10]。
2015年,我国股灾过程中出现的跨市场操纵、不当高频交易等不法行为也给资本市场正常发展带 来了严重损害。
如果政府希望有效规范这些不法行 为,就必须完善证券法和刑法的相关法律规范,对于 这些新型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类型加以确认并追究严 重不法行为主体的刑事法律责任[11]。
三、刑法与商法:悖论成因的探析在中国法语境下,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呈现 出如此复杂的面貌,既与刑法和商法自身的特征存 在关联,又和中国刑事法制和商事法制的特殊结构 有密切关联。
笔者以为,两个方面的因素对于刑法 和商法关系的“错位”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一)刑法和商法存在规范特征差异由于刑法主要涉及对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的 问题,特别是刑罚的适用会严重影响到被告人的人 身财产利益,因而刑法规范的适用往往要满足严格 的条件。
罪刑法定作为刑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原 则,强调犯罪构成和法律后果均应事先由法律加以 规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 罪处罚。
同时,刑法的适用还应受到谦抑性原则的 约束,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违法行为、保护合 法权益时,就不能将一般的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凡是 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实现惩罚目的时,就不要 采用较重的制裁方法[12]。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 抑性原则应当有效贯彻到商事交易领域。
对于商事 领域的不法行为,刑法的适用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 则,也必须满足谦抑性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