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文化”一词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西汉刘向（公元前77~前6年）《说苑，指武》：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代束哲（？—公元300年以后）亦道：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补亡诗，由仪》）

这里所说“文化”皆于“武功”相对而言，意谓文治教化，后人所言“文韬武略”由此衍生而来。在这里，“文”与“化”成为一个偏正词组，以“文”为“化”，“文”是手段，“化”是目的。这也许是我们祖先对于“文化”一词内涵的最原始的理解，显然偏于狭隘。

中华民族对“文化”一词的开拓和演绎则是在近代之后，这中间包含有两个因素：

一是我们对“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通过历史实践过程的不断发展而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受到西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启蒙主义的重大影响。

拉丁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主要含义是“文明”、“教养”，此外也包含有“耕耘”、“劳作”之意；可见，欧洲人在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上更为广泛、深入，他们将人类历史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溶化在一起，构成了“文化”。

正是受到这方面的重大影响，在现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论》）

由此推理，于是人们把各类社会现象，包括饮食起居、生产劳动、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等等统统都纳入文化范畴之中。

这一倾向在我国改革开放国策实施以来的十余年中发展得尤为明显，以至于有人将“文化”讥之为“大箩筐”，成为什么现象都可以和文化联姻的、包罗万象的万花筒。

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固然应该防止，然而文化既然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结晶，把一些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过程现象与之联系在一起当亦无可厚非。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的提法已经不仅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也已经见诸报端书刊。

饮食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乡土文化……这类提法都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在这中间，酒文化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内涵日益引起关注和研究。

众所周知，酒乃是一种以粮食（大米、高梁、麦子）或水果（葡萄、苹果）为原料经发酵后酿制而成的饮料，饮后对人的大脑具有兴奋提神的作用，故在各种喜庆场合或是宴请亲友、欢迎宾客的用餐过程中少不了它的存在。

虽则饮酒过量会造成酒精中毒对人体有害，但人们普遍的共识是：适量的饮酒对人体益大于害。

因而，饮酒不同于吸烟，饮酒是一种情趣、快乐的宣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行为，它与饮食、饮茶可以并列为人类在吃喝方面的三大类别。

由此推论，酒文化与食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一样，是人类在维持机体生存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要对酒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完全无章可循，笔者在主编的《当代中国词库》（航空工业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一书中曾尝试着为酒文化的内容进行归纳，撰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酒文化，一种以酿酒、饮酒、品酒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与酒的产地的历史、风俗、地理环境以及酒的制作工艺的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品种的酒就包含有不同的酒文化的内容，例如贵州茅台镇以茅台酒为核心的酒文化，山西杏花村以汾酒为核心的酒文化，浙江绍兴以绍兴黄酒为核心的酒文化，都各具有自己的特色，一种酒文化也可以看成是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交叉的产物。我们现在说的酒文化，一般是指以中国名酒为代表的总体的表现形式，可以理解为各地具体的酒文化的综合反映。

现在看来，这一提法似乎还片面了点，因为酒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全世界的，不仅局限于中国，当然中国的酒文化有其特殊的内容，正象法国的香槟酒、俄国的伏特加、日本的清酒绝不同于中国的茅台酒、黄酒一样，然而饮酒之风人类共有。因此准确地说：

酒文化乃是人类整体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类酿酒、饮酒、品酒过程的总结。

二、

二、鲁迅笔下的中国酒文化

文学于酒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文人中凡有成就者大多嗜酒，酒在文学作品中亦占居着重要地位，因而在诗、文、戏以至来中都随处可见酒的踪迹、酒的影子、酒的芳香。

虽然不能说没有酒就没有文学，但缺少了酒却真的会使文学黯然失色。

李白（701年~762年）的所谓“斗酒诗百篇”之说不正是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写照么？

鲁迅（1881年~1936年）作为现代中国作家、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固然不可能具有象李白拥有的那种酒仙诗情，也不可能对中国的酒进行全面的研究阐述，但他确实以深刻的理解和深邃的洞察，在小说中、杂文中把酒与人物、环境、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出一幅酒文化的世俗图，这中间起重要作用的便是鲁迅的故乡绍兴所拥有的悠久的酿酒历史、饮酒风俗、品酒风俗、品酒领悟以及由这一切林林总总综合而成的绍兴酒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于绍兴的鲁迅，在故土山水的培育下，无疑对于驰名世界的绍兴酒在绍兴的乡民、乡风、乡俗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影响具有清醒的认识。

假如说，在1898年赴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之前，年仅18岁的周树人还只能在朦胧的理解中产生对包括绍兴酒在内的故乡的风土人情的眷恋之情，那么，到本世纪20年代，已经完成从进化论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过渡的鲁迅，在心目中对故乡特有的酒的情感是复杂而矛盾的。

让我们先引一段他写的有关绍兴酒乡风情的描写文字：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几十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进店隔壁的屋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众所周知，以上这段中国读者（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读者）十分熟悉的文字是鲁迅写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的开头。

《孔乙己》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个未能考中秀才的读书人落魄至死的故事，作者着重批判地提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表达了对于造成这种社会基础和文化教育制度的强烈谴责。

也许读者会产生疑问：既然写一个穷书生的落魄故事却为何以绍兴的酒店、酒风、酒俗为内容的大段白描开头呢？

答案只能从作品本身去寻找。

孔乙己穷困落魄却依然不肯脱下身上的长衫，他无以为生以乞讨度日，但一旦有了几文钱便必到咸亨酒店喝上一碗酒，即使是身无分文也厚着脸皮以赊账为借口向店主讨得几口。

不错，这是一出旧中国封建教育毒害下小知识分子慢性自杀的悲剧，而作者却以一幅充满酒乡特有的温馨画面呈现于读者面前，让读者领略到的首先是绍兴里巷酒肆、人人自醉的情调，以轻松开始到沉重结束，以喜剧衬托悲剧，在强烈的反差中体现出作品凝重的主题，也许这正是作者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