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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藏书与图书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其中著名的藏书和图书馆文化也是这些遗产之一。
藏书和图书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记录了中国古代智慧和文化成果，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古代君主的藏书爱好中国古代的君主们曾对藏书极为热衷，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成为了古代的“图书馆”。
唐朝时期，李白曾在一篇诗歌中写到：“草堂数亩方，清泉石上流。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首诗是描写唐朝时期的皇帝，他在山间修建庙宇，内设书房，收藏各种文献。
同时，皇帝还聘请了许多文人墨客为他写书，使他的藏书更加翔实。
宋代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张蔺翁，他因收藏书籍而闻名于世。
他的藏书之丰富，比当时横跨北宋、南宋两朝的官方图书馆更为丰盛。
他的藏书以诗、楹、碑、文、画和名人手迹文献为主，涵盖了宋代以前华夏文化的诸多精华。
张蔺翁的藏书堆积如山，据说近七万卷。
二、古代图书馆的建筑和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的图书馆逐渐兴起起来，并被正式定为“官方文化机构”。
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图书馆建筑——悬屋式坛。
这种建筑形式的图书馆，外观宏伟大气，内部装修等细节典雅大方，为读者提供了更为舒适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的管理也变得规范化和繁复化。
当时，图书馆分设维护、管理和编纂三大职能部门，分别负责书籍的采购、管理、编纂、整理等工作。
同时，图书馆还建立了详细的藏书目录，方便读者查阅。
三、中华文化在古代图书馆中的呈现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并不仅仅是藏有君主与士大夫们收集的文献的书库，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呈现的场所。
在图书馆中，文化的种子在不断地播种，重要的文化成果在不断地传承。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明代东林书院，这个书院的图书馆是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
书院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反对专制、推崇民主思想的象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史书、与地理、医学、算学文献为主，通过自由、公平的知识分享和传递，书院为中国文化的繁盛和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3-2024学年广西柳州市第三中学高一下学期6月月考语文试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
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培育人材的社会功能。
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
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要求而赠书，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
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外借。
清代尤其注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有一些重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工作，而《宋会要辑稿》之类的重要典籍因此得以流传。
《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当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
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
至私藏之体现仁人之心更为显著。
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培育人材。
宋晃公武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五十箧，使晃公武合个人私藏去重后得24500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书，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
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
汉代就用竹制小箱将图书分类置放，以免损失破坏。
东汉发明造纸术后，藏书保护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用檗将纸染黄后再用以防蠹。
隋朝是藏书文化趋于高潮的时期，炀帝爱护图书的心极强而为史籍所称道，《旧唐书·经籍志》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
第37卷第5期2021年5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Vol.37 No. 5May 2021中国古代书院藏书考论吕艳(枣庄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枣庄277160)摘要:藏书对铸就中国古代书院的文化生态意义重大，书与书院在文化场域上具有互认与同 构的关系，因栽道与传道的良性互动确立了书院藏书的公器价值。
书院藏书楼的建筑既体现了中 国古典园林和宫室建筑的审美风格，又富有人文意境。
藏书楼多层化的建构风格和立体化的空间 布局适应了藏书的保护需求；书院藏书细致周到的管理条规和秩序流程，不仅为书院藏书的高效致 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也为中国图书管理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照。
而且书院藏书在 理念、形式和方法层面也赋予现代图书馆学以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书院藏书；文化场域；书楼建制；藏书规条中图分类号:G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3600(2021)05 -0064 -06一、书的源流与古代藏书体系中华文明承载久远，以文载道、明史的传统殷商 时代就已确立，甲骨学研究发现，殷商甲骨的埋藏都 较为集中，且骨体多见凿孔，利于穿编，这些甲骨史 料是中国最早的书迹，是图书的早期形态。
中国古 代的藏书意识也由此而生。
“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 的殷商时代，王室已设专职史官负责整理和保存甲 骨卜辞，这是图书馆的雏形。
周、秦时代是古代图书 事业的创始阶段，周朝承夏、殷二代,设置国家图书 机构和职官，是为官府藏书之始。
藏书处有天府、盟 府、策府、周府、藏室等称呼，按《周礼》规定，由大 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分工负责收藏图书。
”m 春秋时期各国均有史官记事，据《史记》记载，秦朝 设御史大夫管理国家重要典籍，宫廷藏书有石室、明堂、金匮、周室四处;西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开献书之路，兴建了麒麟阁、天禄阁、石渠阁三座 皇家藏书阁，确立了国家典藏制度，东汉亦有东观、兰台等藏书处所;隋朝的藏书之所是洛阳的观文殿；唐朝于秘书省、弘文馆、史馆、集贤馆藏书，此外丽正 书院和集贤书院也有部分藏书；宋代最初藏书于史 馆、昭文馆和集贤院，此后三馆合并建崇文馆以藏书。
中国古代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
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
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
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
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
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
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
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
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
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
解读古代典籍中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古代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
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解读，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思想，从而汲取其中的精髓，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迪。
本文将对古代典籍中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进行解读，以期为读者带来全新的视角和理解。
一、文化内涵的解读古代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
通过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一些核心观念和价值理念。
首先，在古代典籍中，儒家思想是最为重要和广泛传承的文化内涵之一。
儒家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注重社会秩序和个人修养。
例如，在《论语》中，孔子不断强调“仁”、“义”等价值观念，提倡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其次，道家的思想也在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理念，主张追求宇宙万物的真实本质。
《道德经》中的“道”和“德”等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宇宙规律和个人修炼都有着重要启示。
最后，佛家思想在古代典籍中也有所体现。
佛家主张超越尘世的苦难，追求解脱和悟道。
《金刚经》、《心经》等佛家经典中的教义和修行方法，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真谛和追求内心平静的重要性。
二、价值观的解读古代典籍中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丰富的思想，也蕴含了诸多的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与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引导个人与社会的发展。
首先，古代典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古代典籍中，人们秉持着一种尊重自然的态度，将人类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
这种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培养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
其次，古代典籍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这一价值观念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只有秉持着正直和公正的原则，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另外，古代典籍中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现代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典籍倡导人的精神世界的培养和个人修行的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也需要关注人的内在需求，推崇个人的精神追求，而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意蕴作者：逄丽东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03期关键词：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意蕴摘要：文章从古代三个发展时期的文化学角度对私家藏书的文化意蕴做了重点考察。
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和对保存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而收书、藏书、校书、刻书，将古代的藏书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03-0129-021私家藏书的兴盛期雕版印刷业的出现使古代私家藏书兴盛。
两宋的雕版印刷，在唐代开创的基础上有了提高，使宋代私家藏书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变化，收藏功能向多样化发展，精致的印本书，吸引着一些藏书家的价值观向着鉴赏的方向转化。
雕版印刷术对于私家藏书的巨大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观的反映是在藏书家人数和个体藏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书的形式也由卷轴改为册页，为收藏提供了方便。
有文献记载，宋朝以前的私人藏书家不超过百人，而到了宋朝开始兴盛。
宋代藏书家人数众多，据目前对宋代藏书家考证的情况来看，两宋藏书家的人数应不少于340人。
其中有80余人藏书万卷以上，如北宋王洙父子藏书4万卷，南宋叶梦得藏书10万卷，这样的私人藏书数量是宋朝以前从未有过的。
在五代入宋时期藏书名家以江正为首，与江正同时期的重要藏书家还有李昉、杨徽之、毕士安等人。
到了北宋承平时期，藏书家首推宋绶、宋敏求父子。
宋绶藏书不仅广博，而且勤于校勘，他总结校勘的名言是：“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
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脱缪。
”宋敏求继承父业，家中藏书数万卷，并且熟读朝廷典故，著书很多。
他的藏书在父辈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增加到3万卷。
两宋之际，赵明诚和李清照是北宋末年著名的藏书家和鉴赏家。
宋代私家藏书与前代相比，具有人数多、藏量高、分布广、图书的整理和利用效果好等显著的特点。
到了元代，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所以在战乱后，元代私家藏书不但保存旧籍，还丰富了自己的收藏，从而涌现出一批藏书家。
文化艺术 ｜简析汉代的书文化□王强/文汉代的书文化，汉代书之形态、著述、收藏整理、管理及传播流通，给当时的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现代图书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书作为反映人们全部社会行为的载体，也是人们加深情感，获得知识，丰富社会经验的途径，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于书，给予很高的赞誉。
本文拟就书在汉代的形态、发展、搜集、整理及传播流通等进行简析。
1 汉代书之形态在汉代当时书写原料之一是简牍。
人们把竹子、木材砍成狭长的小片，再用工具将其表面削制成平面，进而就可用笔墨在其表面上书写，写在竹简上的叫做简策，写在木板上的成为版椟，统称为简牍。
汉简长度不一，据所写文字的内容、篇幅选用不同尺寸的竹简，如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又称为“三尺法”，儒家经书所写简一般为二尺四寸，而用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函牍”。
在当时，从事写作、创立学说、传抄经卷用竹简，因此简册成为册本的统称，版牍多用以公函、书札等。
帛书也叫缣帛，帛即丝织品。
作为当时另一种书写文字材料与简牍并举。
它柔韧光洁，容易着墨；舒卷自如，利于阅读；重量较轻，易于收藏。
但缣帛成本很高，价格昂贵，很难在图书市场的书写材料中占据主导地位。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1]2513”随着社会生活、经济及文化快速发展，亟需新的材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纸质材料便在西汉应运而生。
据史载，成帝皇后赵飞燕曾用“赫蹏”裹药作书应劭注：“薄小纸也”[2]3992。
当时纸张因制作原料原因，制作费用高，工艺较为粗糙，产量较低，不能普及，而不能取代竹简与帛书，三者而是并用。
于是，到了东汉蔡伦总结了西汉以前的造纸技术，加以改进，制作成轻便、成本低的纸，从而改进了了书写工具。
使纸成为人们日常普遍的书写材料，这不但提高了书写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大大方便了书写者的操作过程，简化了手续，减轻了负担。
有力地推进了书文化事业的发展。
也促使书籍的出版进一步便利了。
专家谈私家藏书：孔子是中国第一代私人藏书家（2）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措理之术古代私家藏书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明代祁承火業的《庚申整书小记》和《澹生堂藏书约》等总结藏书方法的专著比较著名。
收聚方法：古代人藏书尤重鉴别真伪和版本郑樵的“求书八法”讲的是收集古书的便利之法。
除了要善于收集典籍，鉴别书籍的真伪优劣也是收书的关键，历代藏书家无不慎之又慎。
明代祁承火業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列有“鉴书之训”，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则专有“鉴别”一项，对如何鉴别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的技术有详细说明。
清代私家藏书积累了大量鉴别版本的经验，在许多书目和藏书题跋中都有反映。
以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例，谈宋刻本鉴别，就有利用避讳、版式、书口、纸质、字体、木记诸法；谈元刻、铜活字本、手抄本的鉴别，也都有其独到之处。
保存储藏：高楼藏书定时晒书防水火虫害古来藏书，既有政治禁毁、兵火焚毁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又有因水、火、虫等自然因素的损害，历来藏书家十分注意对水祸、火灾和虫害的预防。
关于如何防水防潮，叶德辉的经验是：藏书宜在高楼，筑高墙、远宅居，要有排水措施，“引湿就下”，并经常开窗通风。
至于防火，史载汉代曹曾就有“石仓藏书”的故事；明代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在湖中小岛筑楼藏书，宁波天一阁则以“约不携烟火”的禁令来杜绝火源。
至于防虫，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藏书防虫防霉的办法，即把有驱虫效力的植物汁液或矿物质染在纸上，以防止虫害蛀蚀，称之为“染潢”。
也可以直接将能驱逐虫鼠的药物放于藏书之处，孙从添说可用石灰、炭屑铺地防白蚁，叶德辉则提出在书橱内放肉桂、麝香或西洋药粉驱虫。
书籍破损常常要用糨糊修补，但是糨糊容易招惹虫蚁鼠害或霉变，古人便想到在治糊物料中加入驱虫药物的方法。
另外，曝书也有去虫防霉的效果。
唐宋时期，公家每年在适当的节气曝书，形成制度，有“曝书会”之称。
私人曝书也很讲究，北宋司马光的读书堂藏书万余卷，每年曝书，虽时长日久，“终不损动”。
・文献学・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王国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河南郑州 450052)〔摘 要〕 典籍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渠道和表现形式。
典籍的收藏是一个民族,尤其是藏书家的文化自觉。
文章从藏书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理变迁等方面揭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古代藏书 藏书文化 藏书楼 中国图书馆史〔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6938(2003)04-0020-051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地位文献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产生的。
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甲骨文的收藏,春秋时期,又出现了收藏典籍的盟府或故府,并有专门的管理官员,文献储存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措施。
到西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并对藏书进行校勘、分类、编目,正式确立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官府藏书制度。
此后,官府藏书制度越来越完善,不仅建立了众多的藏书楼,而且还有日益齐备和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文献的积累量也越来越丰富。
唐代仅集贤院一处藏书,在玄宗时即达8.9万卷。
明代文渊阁藏书最盛时曾达到近百万卷,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79070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部分著录图书6793种,93556卷。
为了收藏《四库全书》,清廷修建宫庭四阁和江南三阁,并建立了较完善的藏书组织、借阅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
我国私人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唐代以后,私藏风甚,藏书家遍及全国,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江、浙、闽三个藏书中心地域。
私人藏书不仅是读书人和学者利用之资,也是政府藏书的重要补充来源。
它不仅满足了藏书家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人的需要。
西晋时期,寺观藏书出现了。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重要寺观都有自己的藏书,藏书受到较好的保存,其保存藏书的方法———建立佛藏、道藏———也因其卓有成效而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
寺观不仅收藏佛道典籍,也收藏众多的儒学和其他诸子、文集、方志等类书籍。
唐代以后,出现了书院,书院藏书学术品位较高,内容也没有多少限制,而儒学藏书则受官方控制较严。
两者不仅满足了师生的阅读和查考需要,也供当地读书人使用。
这是古代最为开放的藏书类型。
政府、私人、寺观和书院(含儒学)四大藏书类型的相互补充,为我国文化典籍的积累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藏书整理、保管和利用的方法,也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藏书,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重要文化体现,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著作家的重视。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周王室和各诸侯国藏书和管理官员的记载,一些私人著作,如《墨子・贵义》、《庄子・天下篇》、《韩非子・五蠹》等都有关于私家藏书的记载。
《史记》、《汉书》以后,各家正史都有关于政府和私人藏书的记载,不少文集、笔记、传记资料中也涉及一些私人藏书情况。
明代一些地方志(包括寺观志、书院志等)也记载有关藏书情况。
如明释传灯法师所撰《天台山方外志》卷七录有《教观书目》和《石室藏书》,分别记载了历代天台山僧人所撰著作300余部和天台山石室藏书71种。
《(万历)湖州府志》给我们留下了明代府学、县学藏书数量、书名的完整记录。
有关政府藏书的专门著作始于宋代程俱《麟台故事》,集中记载私人藏书家的专门著作则始于明代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约》,而清丁申《武林藏书录》开了记一地藏书家的先河。
更为全面地记载古今私人藏书家的著作是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六卷。
其他如清潘衍同辑《灵隐书藏纪事》则专录一寺藏书的源流。
可见,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旦诞生,就有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记一朝藏书之盛,视藏书为一代文教盛衰的标志,则又是更为突出的例证。
除了引起史家的重视外,古代藏书的实际功用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中国古代典籍非常宏富,但其散佚也是相当严重的。
《汉书艺文志》所记之书,以《隋书经籍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隋书经籍志》所记之书,以《宋史艺文志》考之,亦复如是。
存世的8万余种典籍,主要依赖于公私收藏。
先人保存的典籍,学科门类・2・图书与情报 2003・3齐全,基本上涵括了中华民族的创造。
文献的保存不仅延绵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对前人文献的保存继承发展的。
其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典籍的不断积累给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着继承、借鉴、创新之资。
哲学思想、学术巨匠,无不与藏书有关。
实际上,私人藏书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无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士子们为了修身明道,研究学问,不得不先致力于图书的收集,所以私家藏书一开始就是自觉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
学者们利用藏书,博古通今,教育学生,著书立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就政府藏书而言,主要供稽查参考、培养吏才、编纂书籍之用。
例如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编纂,它们多是根据当时的官方藏书而编的。
尽管不少藏书毁于兵燹,但其中仍有不少藏书留存人间。
如明朝文渊阁藏书,明末战乱已有一些流散民间,其存余直到清光绪年间才从废墟中发现,它们最终都成为学者利用参考的重要资源。
私人藏书在提供利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也很突出,如胡应麟,依靠丰富的藏书而成为明代中期有名的博学家。
毛晋在读书、校书、刻书过程中,逐渐修养成为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其《隐湖题跋》足以见出其学术功力。
私人藏书在民间学术、成就人才方面,具有很大贡献。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李公择藏书凡九千余卷。
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
”2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理念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其特征的,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谓“敬惜字纸”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形象化喻指。
古人关于图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隋书经籍志》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
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正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
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又称:“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毋 《群书四部录序》称:“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也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则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周永年《儒藏说》称:“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
”正是基于对典籍的崇尚,所以古人视藏书为重要事宜。
明成祖称:“士人家稍有余赀,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
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
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4]”司马光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
[5]”清孙树礼说:“积财以贯计,积书以卷计。
积财十万贯,子孙日夕取求焉,不数年而用已罄。
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
故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
[6]”清张金吾称:“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它,学不学之所致也。
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必先藏书。
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7]”古人把藏书之积累视为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从现实的功利说金玉之利有限且坐吃山空,而藏书之利无穷且作养后代,而且藏书远比积财更为高贵。
正是由于对书籍的尊崇和藏书的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
古人积累图书不是为了财富的转移,也不是为了它日后价格的上扬,而纯粹是为了修身养性,读书种子不绝。
钱曾为了藏书过着“食不重味,衣不完彩”的生活[8],胡应麟一生无他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9]。
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
为了保存永久,他们想方设法,提高藏书保管技术;他们秘惜自好,不肯轻易示人,把借出与售卖同视为不孝。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代范钦。
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
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
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与此同时,一些达观的藏书家则形成了开放的心理。
魏晋南北朝已有不少藏书家乐于外借藏书,“流通”则成为明代藏书家的流行词汇。
徐火勃、李如一、毛晋等人都向社会开放自己的藏书,更有潘承提出了以郡为单位建立公共藏书楼的设想。
这些都是古代藏书的人民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10]3 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文化品位对于真正的藏书家而言,决不仅仅是藏书数量的多少。
胡应麟说:“今欲购书,又差易于宋。
何也?经则一十三家注疏,递梓于诸方。
史则二十一代,类颁于太学。
合之便可三千余卷。
宋初诸大类・12・2003・4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书,合之又可三千余卷。
南渡类书十余,合之又可三千余卷(唐及胜国并附),则不啻万卷矣。
释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数百金,即吾家物。
稍益神仙小说诸家,合之又不下万卷矣。
然犹非今所急也。
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诸书。
诗流所急者,盛唐诸书。
举子所急者,宋世诸书,大约数百家。
弘雅之流,稍加博焉。
录经之闰者,史之支者,子之脞者,集之副者,又无虑数百家,悉世所恒有。
好而且力,则无弗至也。
然而未也。
过此则绝不易言矣。
山岩屋壁之藏,牧竖之所间值,丹铅星历之谱,方技之所共珍。
晋、梁隐怪之谭,好事之所掇拾,唐宋浮沉之业,遗裔之所世藏,往往抄录传摹,人所吝惜。
间有刻本,率寡完篇。
[11]”可知真正的藏书家收藏图书颇为不易。
除了具备一定的财力用以支付购书、建楼(室)、管理等费用外,还应当具有很多素质和专门知识。
藏书家是具有较高文化品味的人。
首先,藏书家对于藏书有特殊的嗜好。
藏书癖是一种对于图书的专注的情感,它使染有此癖的人把自己的兴趣、精力、感情、钱财毫不吝啬地奉献给那些在外行人看来是冷冰冰的图书。
他们对图书的珍贵之情常常超过于图书本身所能表示的真正价值。
我们知道,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供人诵读利用而已。
而藏书癖者于诵读利用之外,常常以神圣到不可理喻的态度来对待图书,他们赋予图书以生命。
长期以来,这种专注的情感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旧时代的知识阶层,直到他们复归于尘土时,也不得安宁,———他们的亡灵仍在眷顾着自己的藏书,那是他们灵魂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