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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需要储安平这样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的“扒粪者”，但是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
《观察》创办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粪的叉子失控了。
欲使灭亡，先使疯狂。
储安平和《观察》在激情相挟下，丧失了理性。
原本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但很多文章越来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中间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
难怪几十年后，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
”资料图：胡适本文摘自《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周为筠，出版：金城出版社在《观察》筹备之时，中国自由主义宗师胡适恰从驻美大使位上光荣退下，居美9年的他在一片欢迎声中归国。
刚创刊不久的《观察》即在“观察通信版”刊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关注社会各界对胡适的不同期望，有人希望他组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
从这之后，《观察》对胡适关注从未停止，每次大事都要谈到胡适的态度。
然而，《观察》封面所列的撰稿人中却没有胡适。
储安平与胡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一派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出自恩师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后来罗斯福新政暗合，可谓在美国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
储安平曾留学于费边社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老师拉斯基。
储、胡二人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
同为自由主义阵营，储安平并非不想邀胡适为撰稿人，也曾恭请胡适当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
不是胡适与储安平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两人对时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相距甚远。
在1947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储安平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写信给胡适，信中向胡适敞开心扉，说明他办这份杂志不是顾一己之利，而是献身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造福。
他诚恳地写道：“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储安平与《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储安平是我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创办的《观察》杂志更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
通过对于储安平创刊主旨以及经营策略的分析,从经营的角度来探究《观察》成功的原因。
标签：报刊《观察》;储安平;经营1 《观察》诞生的时代背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有两股潮流影响巨大。
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主义思潮,另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如果把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么《观察》的诞生就可以视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努力。
在《观察》筹备之初,储安平就对于那些来自党派的资金一律回绝。
他甚至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回绝了读者捐款的建议。
可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储安平方能说出“生死之权操于人,说话之权操于我”的豪言壮语。
2 主旨契合时代思潮,定位明确2.1 契合时代思潮《观察》的出版目的明确:“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这就是论政。
《观察》的主旨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其亮点在于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
上世纪40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潮较盛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分子多对于政治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
但是,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以组织党派的形式参与政治的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以民间的身份通过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
《观察》的出现就迎合了这种愿望。
2.2 定位明确对于这个刊物的读者和撰稿人,储安平定位明确,就是国内“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
因此他把刊物定位为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观察》公开标榜自己是一份”硬性的高级刊物”,“高中生不是其读者范围”这显示出储安平对于该刊非常清晰的定位。
3 经营有道——发行为主,广告为辅《观察》是民间集股而成,只能依重广告和发行。
而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经济的急剧崩溃,又使得广告成为无源之水。
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作者：谢泳来源：学者庄园来源日期：2001-4-16本站发布时间：2005-7-16 17:12:31阅读量：1188次一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丁东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
1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从主流思想之外，寻找民间思想的脉落，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主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间思想存在这一判断。
多年来我们还在以不同方式搜寻这方面的材料。
后来我们读到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2非常激动，虽然我们对民间思想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评价，在专制时代所有不同声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声音的传达方式和社会反映。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做的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研究，但我们的思路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文革”，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时代，并非从“文革”始，它还有更长的历史，当时我们比较多的注意到了1957年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言论，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书，还有陈寅恪的旧体诗，张中晓的随笔和顾准的书信等。
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当时较多注意了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2001年2月到4月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两个月访问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点，我看到了这里收藏的一套《内部参考》（1949－1964年），这是当年新华社为了解社会动态，逐日编写的一本供高层看的内部资料，由当时的参考消息编辑组编印。
我从这里发现了大量有思想价值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出自那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因为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难逃专制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他们的思想，因为极少进入媒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早已被人遗忘。
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们重新介绍出来，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我过去的理解稍有区别。
中国近现代文人政治思想特征研究——以储安平为例李晶晶【摘要】清朝末期以来,中国内忧外祸不断,民众在民族危亡和国内政治危机双层压迫之下,渐渐觉醒。
先进的文人开始求新思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均对国外的文学和政治文化颇为赞赏,纷纷要求变革文学,以图强国,鲁迅更是弃医从文,走上文学政治的道路。
一部分文人开始借助报刊对国是发表言论,于是“文人论政”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特色。
储安平在受到严复、胡适和外来哲学的思想影响下,将其活动范围由文学转向政治,其独特的政治思想特征是这一代文人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缩影,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人的政治思想特征显得颇为重要。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2页(P66-66)【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储安平【作者】李晶晶【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092自1840年开始，外敌侵略、国共内战，曾经繁荣的国家变得残破不堪。
先进知识分子于万千民众中率先觉醒，尝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民主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李大钊、胡适和储安平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擅长文学创作，时代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写作体裁，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文学不仅是文学，更是文人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文学被赋予了政治使命，文学虽不为政治而生，但却为政治所用，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
鲁迅弃医从文，用文学唤醒麻木不仁的民众，抨击腐朽的政治制度，正如他所言“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
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
”储安平早期致力于文学创作，坎坷的身世赋予了储安平悲天悯人的忧郁性格，被视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说谎者》和《来京记》是储安平对黑暗社会现实批判的代表作。
试析走近一条忧郁的河流—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考察的论文论文关键词:储安平《观察》周刊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剖析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拙，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客观地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落实“以史为鉴”的修史目标。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
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
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
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
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
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偶像”储安平作者：暂无来源：《大经贸》 2012年第11期文：廖朝晖对于储安平先生的一生，用夫子的话说：求仁得仁又何怨！储安平先生一直是当代中国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标杆式英雄人物，当然储氏也当得起这份荣誉。
至少在1949年前，储安平巧妙地利用国民政府落后的新闻体制，为中国革命摇旗呐喊，使国民党荣誉扫地，瓦解了国民政府的军心和民心，加速其崩溃，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在当时的民意压力下，放开新闻审查，取消军中党部。
媒体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在这个背景下，储安平于1945年11月与张稚琴创办了《客观》周刊，并担任主编，1946年春天储安平离开周刊。
9月创办了《观察》周刊，在发刊词里，储安平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共同信守的理念，做到公平，独立，建设的客观之态度，从此储安平在中国思想界声名鹊起。
《观察》的发行量，最高峰时期曾达到10万份。
在广州、武汉、昆明、台北、北平等地皆有航空版，可以说是风靡全国。
储安平的《观察》文章大抵分为三类：非常激烈地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不遗余力地为当年风起云涌的学潮鼓与呼，大力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
储安平并非单纯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敏感。
当时国民党当局及一些媒体指控学潮受地下党操控，在这个问题上，储安平保持了政治冷静，对此不置一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苏军在东北奸淫掳掠，国民党利用此事在全国掀起了反苏高潮，势必对当时的革命事业有所影响，储安平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政治成熟，当时的《观察》凡是涉及到对苏军及革命事业不利的新闻和评论，一律没有刊登。
储安平利用国民政府落后的新闻体制，将新闻自由之践行履行到了极致。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败，《观察》每期必以异常兴奋之姿态，告诉国统区民众战争真相，从而加速了国统区民心和军心的崩溃。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仍在进行，储安平利用军中眼线，在《观察》刊载了《徐蚌战局的变化》一文，终于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当局，12月25日《观察》因泄露军事机密被查封。
致储安平先生
谢泳
【期刊名称】《国家人文历史》
【年(卷),期】2012(000)002
【摘要】储安平(1909年-1966年),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
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
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
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
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观察》,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被作为典型打倒,"文革"中遭受迫害,生死不明。
1978年后,55万右派做了
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总页数】5页(P100-104)
【作者】谢泳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4
【相关文献】
1.也论储安平的激进主义--与秋风先生商榷 [J], 韩戍
2."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J],
3.国民教育:历史性的缺失与务实性的弥补——重读储安平先生的《英人·法人·中国
人》 [J], 孙抱弘
4.开启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大师——王瑶先生致《社会科学战线》田敬宝先生六封信札 [J], 焦宝
5.读伦明先生致陈垣先生的信件纪念陈垣先生130岁冥诞 [J], 來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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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储安平报刊编辑思想作者：施欣来源：《知与行》2015年第03期[摘要]作为民间报人的翘楚、执民间舆论“牛耳”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绝唱”，储安平一生都与办报活动和报刊工作紧密联系，在约30年的编辑生涯和报务实践中积累起了丰富厚实的报刊编辑经验，折射和反映出其强烈的职业意识、专业品质和敬业精神。
他认为，报纸编辑应具备如下品质：客观公正、理性独立的原则；爱国进步、民主自由的立场；明确高尚的刊物主旨；严谨高效的编辑态度；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编制综合、栏目多样的办报理念；秉持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储安平见解不凡、卓有成效的编辑理论和独具个性的编辑思想，特定风格的编辑思路，特色鲜明的编辑技巧，既适应了时代情境，也顺应了读者需求，不仅在中国近现代报刊编辑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对当下报刊编辑工作亦不乏指导作用和镜鉴意义。
[关键词]储安平；报刊；编辑思想；评析[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000-08储安平，江苏宜兴人，中国现当代（尤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学者，担任过著名时事政治性刊物《观察》的社长和主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评论立场，更不是迎合时势或当权者的一个口号或一种附庸，更准确地说，其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观感，即：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
正如他自己撰文所作的诠释：“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和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是一般的坚定。
大而化之，反对对个性的压迫和人性的扭曲，与任何方式的独裁和专制都无相容之可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储安平曾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等职，后因“以言论政”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出走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一生都与报刊或办报密切相连，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时政评论、社会批评、思想点评、实务观察等文章，大胆放言，见解独到，挥斥指摘，酣畅淋漓，其中不少时评、社论、宣言至今读起来仍让人震撼和深受启发。
成也张学良，败也张学良——论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默认分类2008-08-06 14:57:03 阅读36 评论0字号：大中小蒋介石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勉勉强强坐上龙椅；1949年12月19日又在凄风苦雨中仓皇离开大陆，从此偏安台湾一隅，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在这22年艰辛的奋斗历程中，蒋介石的面前横亘着无数敌人：苏联是他的敌人，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而在中国物色人选（找过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等，但人家都没答应）建立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也曾大力帮助国民党，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1927年4月坚决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日本是他的敌人，他们1931年占据东北，1932年3月又扶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0年3月又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军阀是他的敌人，吴佩孚、孙传芳被他消灭了，但冯玉祥、阎锡山在1931年以前始终与他纠缠不休；广东军阀、西南军阀则一直到1935年前才被扫除；而各路军阀的残余势力更是直到1949年也没有终止过倒戈和叛卖。
党内其他派别是他的敌人，元老胡汉民、汪精卫等始终与他死嗑，直至参与中原大战，直至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并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伪南京政府；党内李宗仁的桂系，是一个最有实力的敌人，他们党内有权力、广西有地盘、手中有军队，离心离德，三次逼宫；恩人陈其美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则控制党务，构筑“CC系”，也与老蒋分庭抗礼；而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从来没正眼看过老蒋，始终拒绝合作；孙中山的大公子孙科，一度也要自立门户；而国民革命军另一主要创建者邓演达也以孙中山真正信徒自居，1927年后创立农工民主党，并试图分化老蒋的命根子——黄埔系。
当然，老蒋最大的敌人，还是中共，最终是他们把国民政府和老蒋赶到了台湾。
自然，老蒋的支持者也不少。
美国是老蒋的朋友，在抗战和内战中给予了大量援助，直到最后一刻还恨铁不成钢；国民党大多数元老如张静江、吴稚辉、居正、林森等都坚决支持他；而大多数黄埔生也坚决拥戴他，并成为老蒋取天下、坐天下最可靠的力量；而以胡适、傅斯年、钱穆、徐复观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也是理解和认同他的；事实上，即使象储安平那样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也清醒认识到在老蒋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而到了XX党那里，自由的有无都会成问题。
也论储安平的激进主义作者：韩戍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08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秋风，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秋风先生新著《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反思了近代中国以胡适、储安平为代表的启蒙自由主义传统，追溯了张君劢、梁漱溟所代表的保守宪政主义传统，分梳了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异同，提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若要走出困境，必须有一个“保守化”的转向，即学习西方立宪时代的政治传统，并对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价值予以肯认。
全书思想敏锐，观点独到，多有发人深省之论。
不过，正如当代大多数思想史著作一样，思想丰沛的另一面，往往是“史”的不足。
尤其是本书中《论储安平的激进主义》一章，非但有许多史实错误，且多有强解历史之处。
舆论与空谈并非一事秋风研究储安平，将其放在“立国”的框架之下。
所谓“立国”，是近年来备受法政学者青睐的流行词。
一般认为，15、16世纪之交，西方各国先后开展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包括立教、立法、立宪和建立现代财富生产与配置秩序，由此国家从传统转入现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
中国的“立国”事业稍晚，要到19、20世纪，从清末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切革命、改良、政治制度设计，都可算作一种“立国”的努力。
作为著名政论家的储安平，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主办《观察》杂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舆论阵地，也是在从事着一种言论“立国”的工作，而且对这一事业影响颇为深远。
不过，在秋风看来，中国“立国”事业的核心是制度方案的设计，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实际政治。
然而，储安平受“俗世救世主义”心态的支配，以启蒙知识分子自命，将发表言论当作参政，犯了崇尚空谈的谬误。
由于这种空谈缺乏政治实践的支持，必然趋于激进化，最后酿成某些灾难。
在这里，秋风显然将“舆论”与“空谈”混同为一事。
舆论是社会的呼声，民众的声音；空谈是不切实际的谈论。
无论性质还是目的，两者都绝不相同。
中国古代士大夫素有清议的传统，到近代则转变为公共舆论。
晚清以降，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形成一种博弈互动的局面，向上监督政府，向下指导人民，对社会有利则鼓吹，对社会有害则纠正，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储安平则认为，在民主国家，政府常常根据民意确定政策，报纸杂志实为反映民意的最佳渠道。
欧美国家有成熟的报界和健全的舆论，才对政府构成一种无形的监察，使其一切政策法令均不敢违背人民意愿。
中国正处在建国大业之中，“在建国中，我们所急迫需要的事物诚多，健全的舆论应是其中之一”。
[1]因此，储安平论政的目的，是希望为中国确立一种健全的舆论，为中国培养些自由的种子。
尤其在一个党派操纵宣传、威权控制言论、喉舌混淆是非的时代，更需要一种来自无党无派知识分子独立健全的舆论。
如果按照秋风的说法，知识分子只要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似乎就不能讲话，这实在是一种奇谈怪论。
反而，如秋风所说的“实际参与政治”，正是储安平所反对的。
他说：“中国热心于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
”[2]的确，无论是青年党、国社党等成立一二十年的老牌政党，还是抗战中组建的民盟，所有希望以组党介入政治者，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正如汪朝光所说：“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党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被国共两大党的武力争夺所笼罩，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
”[3]如果秋风先生说的“参与政治”指的是加入政府，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前辈学人胡适、丁文江等参政失败已是先例，储安平的好友沈昌焕、陈之迈、郭斌佳等加入政府多年，只能做一个俯首听命的行政官僚而已。
正如傅斯年所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4]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最好的政治发挥，这几乎已成为时人的共识。
“立宪”还是“毁宪”当然，秋风所说的参与实际政治或制度设计，主要指的是参与立宪事业。
他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不满足于间接的议论批评，致力于有效参与政治，甚至影响、支配立宪的政治过程的张君劢。
我们承认张君劢的宪政努力，但对张君劢的政治选择造成的后果颇有疑问。
1946年，张君劢与国社党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制宪国大，在时人看来，这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在政协决议中，国大必须在政府改组之后，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联合召开。
国民党将中共与民盟排除在外，拉拢青年党、国社党单方面召开国大，虽然在理论上达到了合法人数，却严重违背了宪政精神，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残缺的宪政。
“宪政的一个基本精神在于把多元的政治力量容纳、整合到一定系统中，使之在该系统内和平竞争，其竞争的规则就是宪法。
因此，容纳与整合，是实施宪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如果离开这一点去追求制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则必然与宪政的精神相违背。
”[5]其实，政协决议作为容纳整合各党派利益的妥协产物，安排确立了战后一系列政治蓝图，实为当时最具宪政精神的文本。
张君劢参与破坏既有的宪政协议，将赌注押给遥不可知的新“宪政”，真属明智？问题还不只在于违背宪政精神，而在于这种新“宪政”的隐患，即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的后果。
国民党宣布召开国大，实际的目的是强行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从而将中共彻底置于“违宪”“叛乱团体”的地位，为其“剿共”提供法理依据。
正如邓野说：“不与他党协商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等于公开宣告与中共的政治破裂。
”[6]从此，和谈之门彻底关闭，国共彻底分裂，第三方面民主力量自我瓦解。
因此，当梁漱溟得知国大召开的消息，才会发出“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哀叹。
[7]八年抗战，国家已经不能再承受新的战争，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国民党停止内战，敦促国共两党回到政协决议的轨道上来建立联合政府。
国大的召开使联合政府之梦彻底成为泡影，包括储安平在内的知识分子当然要抵制国大。
至于国民党制宪、行宪的效果到底如何，也堪疑问。
在宣布制宪、行宪的同时，国民党宣布全国进入“戡乱动员状态”，以《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对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予以限制，所谓宪法的条文几乎从未落到实处。
因此，汪朝光认为，当时的制宪或政府改组，其实质无关民主，多半是一种战术性、被迫性的安排，基本未从实质上改变政治现状。
[8]即使制宪行宪，对国民党也无甚好处。
正如张朋园认为，国民党在内战时期制宪、行宪实属不得其时之举。
如果在“黄金十年”末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必然可以获得较多的支持。
而战时召开国大，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分散了军事力量，于势不利；选举纷争四起，党内分崩离析，同志变成仇人。
[9]因此，所谓制宪行宪，实际间接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不知这一点秋风是否清楚？关注贫困问题并无错误秋风认为，储安平漠然于立宪问题，几乎从未发表什么关于宪政的有力见解，也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蓝图，反而不断将议题偏向于贫困问题的解决，误导了当时的舆论走向，偏离了“立宪”的轨道。
这种讲法，无非是受到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的影响，认为美国的立国者将着眼点落实于政治制度的构建，不关心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了自由立国；法国大革命则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偏离了自由立国之路，最后酿成暴力相续的惨剧。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争论自由与平等孰先孰后的老话，只不过是秋风换了一些炫目的名词来打扮包装而已。
储安平并非对政体或宪政问题漠视。
1943年，他曾经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详细分梳中英两国政体的差异。
1944年，他担任桂林《力报》主笔期间，发表过《关于实施宪政的一件事》《促进研究宪草运动》《论中国的宪政》等多篇文章来参与当时的宪政讨论。
只是这些文章没有收录到流行的《储安平文集》中，秋风并不知道而已。
而且，社会有分工，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国师”或立宪专家。
就资历论，储安平还没有资格参与实际的制度设计，就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论，他也无法从学理上对立宪事业提出独特贡献。
作为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就眼前最急迫的贫困问题发表意见，至少在当时的语境下并无错误。
只要对时代背景有最基本的了解者都会知道，在一个内战滔天，物价空前绝后，经济濒临全面崩溃，民众苦难达到极致的时代，对执政党而言，马上停止内战，关注民生问题，解决民众疾苦当然是最急迫的任务。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漠视民众疾苦的政权能够长久存在。
对于升斗小民而言，最关心者是能不能活着，所谓立宪、自由或选举，对他们而言都过于高远。
储安平一再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关注民生，是一种道义和良知的体现，而且并不与所谓立宪事业冲突，在秋风这里竟然成了一种“俗世救世主义”！显然，民众的死活并不重要，还有更“神圣”任务，那就是立宪、制宪。
这种“立宪迷”的思路似乎是有了宪法，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无论反观中国历史还是现状，都可知这才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空谈。
更何况，近几十年西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流，都极为重视平等问题，反对完全由市场支配的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该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使每个公民从出生始，便享有发展个人能力和实践人生理想的机会。
[10]为何在秋风这里，关注贫困问题反倒成为原罪？无从谈起的“暴力崇拜”为了回应主题，以更好地展现“储安平的激进主义”，使文章更有说服力，秋风还认为，储安平对武力政治有一种暧昧的立场。
这更是无从谈起。
秋风举的例子是储安平在《英国与印度》中对印度独立运动的评论。
储安平认为，甘地以“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反对英国，绝不会成功，实现民族独立只有靠枪、炮、弹药、汽油、火车等。
由此得出结论，储安平有一种强烈的暴力迷信。
这种论断显然是不知历史语境。
《英国与印度》出版于1943年。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国面对暴日的侵略，以枪炮武器弹药来打败日本，显然是唯一的出路。
储安平认为，世界历史上的著名国家如普鲁士、意大利、法国由弱转强，靠的都是战争。
战争可以产生许多新的勇气和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剧烈的变动，使民族思想日益深入，国家凝聚力加深。
因此，抵抗日本对中国来说，实际是一个走向强国的开端。
由此，他甚至希望战争延长，以足够深的民族苦痛来构建新的国家精神。
[11]这是一种以抗战为民族崛起原动力的思想，背后是一种国家民族命运深沉的爱，绝非鼓吹暴力。
更何况，这些言论与《观察》时代的储安平风马牛不相及，秋风只是为了寻找储安平支持暴力的证据，才引用这段话来充数。
实际上，《观察》时代储安平的言论是一贯的反暴力。
储安平在《观察》上最主要的呼吁，就是希望国共停战，回到政协决议中多党联合、协商建国的轨道上来。
他默许中共拥有武器的合理性，更非支持暴力，而是认识到中国素来缺乏政治妥协的传统，武力制衡亦成为一种必要的方式，只有中共以武力相抗衡，才能让国民党有所忌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