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寻求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
- 格式:doc
- 大小:42.00 KB
- 文档页数:7
司法裁决中的能动主义司法裁决中的能动主义内容提要:司法能动主义在英美国家引起广泛的争议,本文从考察司法能动主义的概念和历史出发,分析其利弊,并提出中国需要司法能动主义的论点,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不完善,使司法能动主义成为必需;二是中国社会的乡土特色,是司法能动主义的现实要求。
关键词:司法能动主义司法消极主义乡土社会作为现代中国的一名法官,应当以什么样的理念指导自己作出判决?是坚持司法限制主义,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作出判决;还是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在裁决过程中考虑法律的、道德的、政策的、经济的等多方因素,使法官的判决、法院的司法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法官裁判过程中的两难选择2003年7月,美国佛蒙特州长,吉姆·道格拉斯,声称他将提名一些坚持“司法限制主义” 的人为州最高法院法官,引起一次政治上的小震动。
[1]道格拉斯州长认为佛蒙特州最高法院法官在一些案件中的判决是“司法能动主义者”的表现,它表明最高法已经越过了它作为法律解释者的角色而侵犯了立法机构的职能。
许多州议员向州长提出质疑,一些议员给州长写信,质问这些案件的判决是否是“错误的”。
司法限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之争,自1803年著名的马伯利诉麦迪逊[2]一案尘埃落定之日起就开始了。
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个争论日益激烈,并且不仅为法学者所关注,司法限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的争论已经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受到公众和政治家的关注。
司法限制主义是法律形式主义者所坚持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法官在就某一案件作出判决时,应该并且只能以法律规则和原则为依据,而不需要考虑建立于有关道德或者公共政策基础上的“外部的”价值。
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法律规则是作出法律裁判的绝对中心,法官裁决的过程只是发现事先存在的法律,将其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从而得出判决的过程。
司法能动主义是现实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对法律裁决的作出应当有一些更为宽广的观点,以法规或先例形式存在的“规则”在法官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
坚持能动司法,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坚持能动司法,构建和谐司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内容摘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人民法官应正确认识“两个效果”统一的科学内涵和关系,充分认识“两个效果”统一的现实意义,认真分析审判工作中“两个效果”不同步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积极构建和谐司法,处理“六个关系”;坚持能动司法,实现“五个转变”;把握司法规律,强化“五项措施”;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切实树立人民法院司法权威,保障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正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党和国家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明确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新期待。
这些新要求、新期待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坚持能动司法,从构建和谐司法的角度,以更积极的心态来认识人民法院的工作:既要符合法律认同,又要得到社会认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下面笔者从“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内涵分析、构建意义以及实现途径展开初步探讨。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科学内涵法律效果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对各类案件进行审判,并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争议的社会关系实行法律衡量、评价、处臵的后果,这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内涵,审判程序必须合法公正,审判实体必须公正合理。
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
社会效果的实质在于司法的结果要满足实质正义,满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长远发展利益,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可和尊重。
这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包含的统一关系。
社会效果是法律的依据和驱动力,决定着法律效果的社会认可度和法律对社会的实际调控作用程度。
而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得以实现的基础和途径,决定着社会效果的实现可能性及其范围。
因此,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境界。
对于司法运行方式的定位,历来存在着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代中国司法究竟应当坚持司法能动,还是应当坚守司法克制?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强调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及时解决纠纷,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平稳进行。
司法能动性的理念的提出,为新形势下我国司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司法能动的路径,其理论和实践根据主要在于:人民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和司法国情条件等。
何谓能动司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出现,并且作为一种司法方法趋于成熟。
但在我国,直至2001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据的排除、证明标准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我们认为,司法能动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
要更准确地理解司法能动性的含义,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司法能动性是否与司法的被动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司法的被动性是指:“司法权自启动开始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包括申请行为和申请内容进行裁判,而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或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请内容”。
司法被动性是司法活动区别于经常带有主动性的行政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要求只有当人们主动将纷争置于法官面前时,法官才能够依据法律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裁判。
这就是司法活动的谦抑性,正是这种谦抑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法官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
因此,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司法被动性一直被奉为基本原则。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对司法能动性的重视不足。
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被动性是司法公正得以达成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司法的被动性主要是针对司法的程序而言的,其通过遵循法定的程序以及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来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而司法能动性则主要针对司法的实体运用而言,其赋予法官在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方面一定的权限,从而在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
寻求一种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论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司法哲学梁迎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Law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摘要】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法官的司法哲学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
信奉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倾向于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需求,而司法消极主义则将自己定位为立法者的代理人,反对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中,基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应当秉持一种温和的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变迁,实现社会正义。
【关键词】疑难案件;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司法消极主义Pursuing Moderate Judicial ActivismOn judicial philosophy of judges in hard case【英文摘要】When judges face hard cases.their judicial philosophy will influence the verdict essentially.A judge who insists in judicial activism tends tO fulfill social demand.However,the judge that persists in judicial self.restraint often regards himself as deputy of legislators.They refuse to solve the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in judicial process.As far as leg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is concerned.moderate judicial activism should be judicial philosophy of judges facing hard cases.Judges should reply to social change and realize social justice by means of creative judicial activities.【英文关键词】hard case;judicial philosophy;judicial activism;judicial self—restraint一、疑难案件与法官的司法哲学由于社会的变动不居、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以及成文法的天然局限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经常会遭遇一些被称之为疑难案件的情形: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条文的涵义时常无法加以确定;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有可能冲突,使裁判者无所适从;法律存在漏洞,无法涵盖现实中出现的新奇案件;在特定案件中,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所作裁判可能会背离规范原意,抵触正义的要求{1}。
司法克制为主兼顾能动摘要:司法能动不同于能动司法,政治基础不同;服务对象不同。
中国当下实行司法克制为主的原因主要有:司法权不独立;司法资源的短缺。
司法必须得能动,我们可以从立法、司法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司法克制与能动都有其益处,若单纯地走极端采用纯克制或单纯能动的方式,都不利于中国法治的发展。
因此,笔者建议兼采二者的优点,在二者的交流中共同推动中国法治更好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司法克制;司法能动;能动司法一、司法能动不同于能动司法司法能动不同于能动司法,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有以下两点:首先,政治基础不同。
司法能动源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三权分立是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尤其是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它是建立在分权,遵循先例,判例法以及司法违宪审查的基础上的。
而我国”能动司法”指的是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种所谓的能动司法,只是法院努力履行审判职能意义上的能动,而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司法权能的扩张以及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权利转移。
[1]其次,服务的对象不同。
美国的司法能动由于是基于三权分立而产生,因此,它必逃脱不了为三权分立服务,以制衡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为己任的宿命。
而我国的能动司法则不同,其服务的对象是党和国家,尤其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更有效地解决纠纷,而不仅仅是对法条的机械运用。
二、中国当下实行司法克制为主的原因首先,司法权不独立。
美国之所以能够较顺利地实行并贯彻司法能动,最基本的还在于其立法、司法、行政的相互分立,使得任何一个权力都不会轻易地偏离正轨,走向与自由民主对立的方向。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即讲到: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2]而且,即使是美国的司法能动也是在法治相对完备之后才正式确立并施行的。
因为美国人也认识到了如果没有相对完备的法治体系作为后盾,它也很难保证法官在能动过程中的裁判权的乱动。
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作者:张榕来源:《现代法学》2008年第02期摘要: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
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
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司法克制;司法能动;法律解释中图分类号:DF8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
司法能动的基本宗旨是法官应该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法律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实现社会正义。
而司法克制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谨地执行法律的意志,尽可能地不渗入法官个人的信仰与倾向。
当然,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在程度上而非性质上。
司法能动主义的维护者强调的是法官要“实现正义”的使命,从而轻视对司法权的限制;而倡导司法克制的人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1]。
长期以来,在司法过程中究竟应当坚持司法能动主义或是司法克制主义,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并且在司法进程中也经历了诸多的抗争与妥协。
例如,以美国的司法审查历史来看,19世纪末之前的传统司法审查中的宪法解释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制定法解释,它主要是为了确定各种文件的意义而使用的一套常识性解释规则。
解释时,首先看文件用语的通常含义,然后再通过上下文解释它们。
上下文包括某条文的其它用词,然后扩展到整个文件更大范围的语境,尤其是关涉文件的结构和主题以及其显然要达到的目的方面。
当时所认可的一个最基本假设是,宪法具有其起草者给定的、可以确定的含义,并且这个含义就是宪法解释的目的或目标所在——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但到了19世纪末期及之后,司法审查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最高法院开始扩张性地解释宪法,支持变革的观点认为,宪法的含义应当根据新时代需要进行相应的理解,对于新时代的许多情况,当初的制宪者可能并没有预见到,因此,对宪法含义的解释也必须与时俱进。
能动司法的方法论指南一、能动司法的内涵。
1.1 能动司法啊,可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法官不能光坐在那儿等案子来,然后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文判案。
这就好比厨师做菜,不能只是把食材按菜谱简单拼凑,得根据食客的口味、食材的新鲜度灵活调整呢。
能动司法要求法官主动去了解案件背后的社会关系、当事人的真实情况。
1.2 它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就像社区里热心的大妈,看到邻里有点小矛盾,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主动上去调解。
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也要有这种热情,不能冷漠地对待当事人的诉求。
二、能动司法的方法。
2.1 深入调查事实。
这就如同探险家深入丛林探索一样。
不能只听当事人一方的陈述,得全面去了解情况。
比如说一个合同纠纷案件,不能光看合同上写了啥,还得去调查合同签订时的背景、双方的交易习惯等。
有时候,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事实才是解决案件的关键所在。
2.2 合理运用法律解释。
法律条文有时候就像一把万能钥匙,但不是每把锁都能直接打开。
这时候就需要法官像能工巧匠一样,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不能死抠字眼,要根据立法的目的、社会的发展需求来解释法律。
比如说在处理一些新型的网络侵权案件时,旧的法律条文可能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就要通过解释相关的侵权法原则来做出公正的判决。
三、能动司法的挑战与应对。
3.1 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一方面是来自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
有些法官习惯了墨守成规,觉得按老一套来最安全,要打破这种观念不容易,就像要让老顽固改变想法一样难。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很大。
现在信息传播快,一个案子可能还没判呢,网上就议论纷纷了,法官得在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应对好舆论压力。
3.2 应对这些挑战,法官得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不能坐井观天,要了解社会的新变化、新需求。
同时呢,司法系统也得给予法官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就像打仗的时候,士兵在前线冲锋,后方得有坚实的保障一样。
这样法官才能更好地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在维护法律公正的同时,让司法判决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法院如何寻求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庞凌苏州大学Court’S Pursuit for the Balance of Judicial Activism and JudicialRestraint法院作为政治组织,通过对提交给它的案件(特别是政治案件)的审理,适用宪法、法律的规定来判定其他国家机关行为的合宪、合法与否,并藉此而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在这一过程中,独立的法院总是要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中进行权衡和选择。
当法院就案件所涉及的价值冲突而形成衡量准则,并且这一判断与立法、行政等部门的法律、政策有矛盾时,法院是成为这些部门和既有规则的传声筒呢,还是认同以自己独立的判断、选择甚至创造来超越法律和政策?对待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有所谓司法能动主义(司法主动论)与司法克制主义之争,而其焦点就在于法院是干预抑或回避“政治问题”?由于法院的政治功能主要就表现为司法对政治的介入,因此,理性的法院政治功能应该在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一、法院政治功能的能动主义解说司法能动主义是一种司法哲学,主要是指法院可以借助案件,以实现正义为目标,以宪法原则和精神为依归,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定规立制,当法院根据现实和个案情况形成的政策观点与那些立法、行政机关的法律政策冲突时,优先适用法院的政策,并以此校正后者。
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司法应着眼于实质正义的维护而非过于迁就于形式正义。
通常持司法能动主义观点的法官较之司法克制主义者会发现有更多的争议需要司法作出回复。
赞同司法能动主义观点的美国学者认为,“既然国会、白宫和州议会无力应付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一些人又得不到司法公正和他们的宪法权利,那么就该由法院来这么做。
他们主张最高法院应当成为引导美国人民表达价值观的全国重大讨论会中的领袖。
”[1]事实上,尽管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民主非难和对它滥用的担心时常伴随左右,但司法能动主义在多数时候确实发展了法律,推动了社会进步,它已经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司法超越法律而直接与正义相联系且不断吸取正义的光辉篇章,并造就了象美国的约翰·马歇尔那样的一批传奇式法官。
二、法院政治功能的克制主义争辩司法克制主义主张法院应当遵从立法和行政等由选举产生的政治机关作出的法律和政策,极度降低法官把个人的观点适用到其作出的判决之中的程度。
按照这一基调,法院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应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司法审理的范围应作严格的限制。
其中回避政治问题的裁决可以说是司法克制主义的典型表现。
司法克制主义观点的基础是注重法律形式正义的实现,且把对立法、行政机关的尊重和司法的自我限制看作是与民主原则相一致的审判方式,是维系司法独立和权威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法院自制的合理性是基于这样一种体认,即在涉及政治问题的事务上,法院的意见不管怎样做都不能影响现实,相反倒可能削弱司法权的基础,而这种司法权对社会的其他事务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国家危机期间或其后。
[2]司法克制主义者认为过度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危害主要表现在:1.它会动摇人们对政治与宪法制度的信仰,司法能动主义者实际上是将法官个人的政策偏好或价值观运用到司法过程中去,以自己的判断超越法律,这必然会损害法律制度的权威和安定;2.民主正当性不足,由于法院一般不是民选的,也不直接对公众负责,其能动主义做法是在行使司法权以外的政治权力,必然缺乏民主基础,如有的学者指出:“即使法院作出了‘正确’的判决,法院取代民选代表的立法职责也不对。
”[3]3.威胁司法独立的体制和司法权威,“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
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
因而司法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和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
”[4]4.法院的角色并不适宜对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作出裁判。
基于上述考虑,他们认为除非明显违宪,法院不应将它的观点强加给其他政府部门或社会,不应干预政治问题。
三、理性的法院政治功能: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在一个法院获得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的国度中,人们基于对法院和司法的信赖,在法院对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给予干预方面,总会存在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争论。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宪政国家法院政治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竞争、平衡的过程。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但绝不能将他们间的紧张关系等同于开明与保守之争。
主张司法能动主义不等于政治开明,赞同克制主义也并不必然就是政治保守。
它们只是法官对司法活动范围和司法方法的争论,并且这种对司法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独立于法官的政治立场的。
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判定罗斯福新政的大部分立法违宪就是能动的保守主义的表现;而遵从立法机关确立的最低工资制则体现了开明的克制主义。
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司法哲学(能动或克制)不过是关于政治思想辩论的另一种方式,那就错了。
比如有些保守派主张司法能动主义,是因为他们要在任的法官推翻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并积极设法保护财产权,不受政府控制。
而某些自由派主张司法克制,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官置身于政策争论之外,民主就会繁荣。
虽然如此,全国大多数人对于法官在认识以下争论当中所起的政策作用有足够的了解,即关于法院应有作用和怎么样解释宪法的争论反映了对于什么政策后果符合公共利益的不同信念。
今天关于最高法院所起作用的争论已经不大涉及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之争,而较多地侧重于政府权威与个人权利之间恰当平衡的概念之争。
[5]因此说,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都有其合理的内涵,是可以实现两者的平衡的。
法官应在某些方面充当能动主义的角色,而在另一些场合又应当扮演克制主义的角色。
从法院功能的历史之维考察,司法克制主义是与早期社会司法权不强大、司法行为本身规范化程度差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避免司法危机,所以强调克制主义。
而一俟司法独立的体制的稳固,司法权自身运作的规范化、司法在国家权力体制中的制约力量得到重视以及人们对司法的政治功能的理性预期,司法权总会从克制主义向能动主义方向发展。
尽管各国的政治法律传统和国民性因素会影响转变的进程和深度,但这种转变的不可逆转则几乎可以说是司法的内在规律。
虽然司法克制主义的“政治问题回避原则”在维护政治权力分权的形式特征、保障议会民主、巩固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防止司法在干预政治问题过程中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而丧失权威甚至被强大的政治权力吞噬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但对奉行除非重大违宪否则政治问题应该回避的消极的法院,它何以获得真正的权威,它到底是遵从了民意还是有负民众对法院的政治重托呢?这样的司法独立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呢?这是我们不得不追问的。
正如有的学者言道的:“虽然行政权力的行使中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明显违法的行为,但到法院进行争议的案件一般都是形式上具有合法的外观,而实质上从法秩序的根本理念来看却是成问题的情况。
司法审查如果仍过份地拘泥于只是严格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事实上至多能够起到承认既得利益和维持现状的作用。
”[6]因此,纯粹的克制主义的司法哲学将纵容政府的任意行为,其缺陷是明显的。
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
19世纪在分权制衡思想推动下,随着司法独立的确立和稳固,以1803年马歇尔法官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开端,司法能动主义获得极快的发展。
其间,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期间司法能动主义受到打压,但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在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领域又拿了回来。
特别是1953年在沃伦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以来,法院司法的能动主义越来越明显。
现在,法院能动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会立法权和总统行政权形成的法律政策的审查,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方面,如宣布校园种族隔离违宪、确认妇女的堕胎权等。
此外,法院还干预了许多社会生存空间领域的问题,甚至为本属社会自治的问题,如老师对学生的惩戒权、家庭治理问题的处理确立原则。
[7]从20世纪70年代骤增的“公共诉讼”到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人工计票诉讼明显地反映了各个法院在政治和立法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加强。
司法能动主义的干预范围已经实现了从权力制约、经济领域、个人权益到社会自治等诸多领域的全面渗透。
而且,司法能动主义发展的倾向不仅存在于美国,在传统强调法官克制的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法官在一定条件下也在进行政策性判断、创制权利甚至还参与订立法律规范。
[8]司法能动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个人主义观念的上升,“这种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追求权利意识的表现欲,它是导致既定的宗教、国家、父母师长等传统性权威江河日下的直接源泉”;[9]其二在于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动态化,新的问题不断产生,问题的解决又越发依赖于法律,而现有法律却无法及时满足要求,那么只能转而寻求法官的造法性支持;其三是源自法院既是政治机关又是公益机关的定位,法院作为政治机关和以增进社会正义和民众福祉实现为最终目的的公益机构,必然要通过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适度能动地干预和调处,反映社会的一般压力,同时发挥它的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体现法院的存在价值。
因此法院发挥能动主义的功能是理所当然的。
卡多佐大法官即认为:“我们法院的职能就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它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它们与道德习俗同步,这就是司法性的立法,并且是由法官自己承担风险的立法。
尽管如此,却正是这种立法的必要性和义务才赋予了司法职务以最高的荣誉;并且,也没有哪个勇敢且诚实的法官会推卸这一义务或畏惧这一风险。
如果法官要完成他们作为法官的职能,那么这种权力就很难放在其他地方。
”[10]司法能动主义一般不会导致司法专制,司法能动主义不是法官完全凭自己主观意志断案,不顾客观条件地扩张司法权,它是受制于法律原则或精神的限制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也会为自己的主张、诉求而努力说服法院。
即便如此,过分强化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会给法院带来沉重的政治负担和压力,不论是于司法权威还是于宪政民主都未必是有益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政府新政措施宣布为违宪,导致总统与法院的紧张关系并损及司法权威就是司法能动主义的败笔。
美国哈伦大法官也警告不要接受“凡系美国社会无法纠正的缺陷,都可以交由法院治疗”的观点,他指出:“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全权去干涉其他政治部门能力不足之处。
”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赖司法部门就可以免受自由或者权利上的损害。
[11]在强调司法能动主义的同时,必要的司法克制总是必需的。
这是因为,首先,在三权架构中,法院毕竟是承担判断任务的,过多介入制定政策和法律的领域的确并不是法院所擅长的;其次,法院能动主义作用的实现是以司法的高度权威,公众对司法信任为支撑的,过于主动地司法可能会破坏司法的超然形象,弱化民众对司法信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