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农民工_永久迁移意愿研究

关于当代农民工迁移意愿的调查报告——以诸城市相州镇为例摘要：通过对诸城市相州镇200多名农民工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迁移意愿不是很高，多数倾向于回到家乡或周边乡镇。

原因集中于：城市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晋升机会少、缺乏住房、医疗等保障；而最吸引他们成为市民的因素是子女有机会获得优良的教育质量。

本文认为，从农转非农角度来看，小城镇与大都市并举策略最为适合。

关键词：农民工迁移（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引言：在全社会都关注农民工迁移（市民化）意愿的大环境下，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自然不能落后。

由于自身条件有限，不可能走遍全国各个农村，只能在周边地区活动。

所以于2013年寒假和几个同学一起对本村及周边地区农民工迁移（市民化）意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此次调研的目的在于，对农民工迁移（市民化）意愿获得更加全面深刻了解的同时，以自己所学习的知识经验为依托，对农民工生活现状提出相对合理有效的意见和建议，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进行此次社会实践调研的目的不仅仅是完成社会实践的作业，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周围农民工生活的现状，了解当地农民的迁移意愿以及对农民工迁移认识的程度，在调研的过程中形成客观的认识，从而对农民工进行正确的引导。

并针对调研所呈现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见解和处理方案，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问题是关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的问题之一。

而农民工迁移则是当前的热点问题。

要解决农民工迁移，首先要了解影响当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决策，提出合理化建议。

根据我们所做的调研分析可以将本地农民工迁移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以下几点：一、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在城里定居的首要因素。

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在城里定居的决定性因素。

三、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与个人特征直接相关。

虽然此次调查研究仅仅局限于周围村庄，但是仍旧可以见微知著，得出一些总结性经验和结论。

社会学一等奖（共9项第一届1995一等奖（5项）《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及对策探讨》《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二等奖（11项）《中国人口丛书》《中国人口地理》《企业社会学新论》《人口结构学》《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社会改革控制论》《贫困与发展道路选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第二届1998一等奖（2项）《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著作《西藏的人口与社会》著作二等奖（4项）《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著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著作《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著作《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论文三等奖(9项)《三峡工程移民与库区发展研究》著作《科学价值系统论》著作《马库色：批判与重建》著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著作《“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著作《开发扶贫与环境移民》著作《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著作《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著作《21世纪辽宁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研究咨询报告第三届(2003)一等奖（1项）《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著作二等奖（4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著作《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系列论文《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著作三等奖(9项)《从济贫到社会保险：英国现代社会保障著作论文《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论文《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论文《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项著作《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著作著作《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第四届（2006）一等奖（1项）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著作二等奖（1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目标人群研究咨询报告三等奖（10项）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论文新乡土中国著作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于城市社会分层著作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论文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论文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著作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著作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论文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著作中国大陆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实施著作第五届（2009）一等奖（0项）缺二等奖（5项） A New Perspective in Guiding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著作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刘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一项基于劳动力退休年龄的考察 论文类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著作类 生活•读书•新知三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论文类 《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1期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 著作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邬三等奖（11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 论文类 《社会学研究》 2007年第6期 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 著作类 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类 中国残疾人联合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 著作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2月 卜长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 著作类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论文类 《社会学研究》 2007年第3期 胡 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 论文类 《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4期 王天夫三峡外迁移民社会融合与稳定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类 国务院三峡办，四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 著作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福利三角中的社会排斥：对中国城市新贫穷社群的一个实证研究 著作类 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 著作类 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六届（2012）共9项）费孝通宁夏出版社曾毅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郑杭生、李强　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宋林飞《中国社会科学》刘铮、邬沧萍、林富德新华社《内部参考》1979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　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胡焕庸、张善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祖云　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中国人口出版社刘长茂主编　张纯元　副主张志良主编甘肃科技出版社童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何承金、赵学董　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风笑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竞能、吴国存　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李路路浙江人民出版社瞿铁鹏上海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查瑞传　曾毅　郭志刚　主马　戎　著同心出版社朱国宏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郑杭生　等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强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孙立平　王汉生　王思斌　朱　农　主编　王冰　副主武汉大学出版社张　彦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少杰　著唐山出版社（台湾）林富德　翟振武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宋林飞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张志良　主编　原华荣　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吴忠民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邬沧萍　主编　郝虹生　副高等教育出版社尹文耀辽宁省计划委员会采用李强 著鹭江出版社2000年9月关信平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郭志刚《人口研究》2000年1期李路路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丁建定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风笑天《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6期刘少杰《社会学研究》1999年4期丘海雄 陈建民 任焰《社会学研究》1998年4期王桂新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张静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周晓虹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2月李强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郭志刚等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采纳，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3月郭于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贺雪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李路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卜长莉《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蔡禾《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洪大用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中华书局2003年10月王琪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1年第4期刘少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胡荣著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4月ns in the 21st Century:“De-politicization”of Ethnicity in China 论文类 Asian　Ethnicity Vol.8,No.3(Oct 2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刘少杰力退休年龄的考察 论文类 《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5期 梁玉成著作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10月 吴 毅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1期 刘 平出版社 2006年11月 邬沧萍主编学研究》 2007年第6期 蔡 禾、 王 进作类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 周 怡报告类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07年11月 郑晓瑛、 陈 功、 宋新明、 张 蕾、 刘 岚出版社 2005年2月 卜长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10月 王胜今研究》 2007年第3期 胡 荣》 2006年第4期 王天夫告类 国务院三峡办，四川省人民政府移民办 2007年1月 宋子然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4月 刘爱玉的一个实证研究 著作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彭华民类 科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 王桂新等20202020202020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l.8,No.3(Oct 2007) 马 戎。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3蔡　禾　王　进提要:在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相对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上,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原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

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关键词:迁移意愿　制度性永久迁移　行为性永久迁移　个体迁移动力制度合法性压力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构成,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据统计,目前农民工的规模已达112亿。

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随着这一进程迅速消失,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的不平等,以及如何缩小乃至消除这些不平等,始终是政府、学者和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关注的是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广大农民获得合法、平等地在城市就业的权利;90年代,人们进一步关注到与农民工城市就业相联系的如失业保险、退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权利;进入21世纪,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利转向公民保障权利,如义务教育权利,生存保障权利(指最低住房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权利)等。

然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公民权利实现具有“属地化”特征,即获取义务教育、生存救助等公共产品的权利是以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的。

所以,农民工要充分实现自己在打工城3　该研究为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05&Z D034)的阶段性成果;该研究还得到中山大学二期985“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的资助。

进城农民工定居和转户意愿调查分析与思考——基于河北省的调查苏志霞;时金芝;杨忠敏【摘要】对河北省503名进城农民工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镇)定居意愿较强,但转户意愿不强且偏好特大城市;多数农民工意愿定居的城市(镇)而非现就业地;部分农民工的意愿定居地有“逆城市化”倾向.对此,建议尊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转户意愿,同时,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固化农村土地权益并赋予农民土地权益的处置权.【期刊名称】《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28)004【总页数】5页(P1-5)【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定居与转户;意愿;居住证;土地;权益【作者】苏志霞;时金芝;杨忠敏【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49.2进城农民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半年以上到其他城市(镇)就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据统计，2015年，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69万人[1].正是因为有大量进城农民工的存在，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指标才有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别.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37.0%[2].按照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3]与《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4]的要求，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0.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0%；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使两种城镇化率差距缩小两个百分点.这组数据说明传统意义的进城农民工群体，尽管规模有所减少但仍将会持续存在较长时间.从维护公平正义、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需要出发，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不能再仅以户籍为基准，而应以常住人口所尽义务为基准，相应地，进城农民工市民权益的获得也就应以其所尽义务为依据.农民工市民化本质上是确立权利义务市民化的理念，进而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并在城乡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本文基于河北省进城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探索农民工定居意愿和转户意愿差距以及农民工流迁路径的规律，以期为河北省乃至全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居住证制度的实施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和政策借鉴.进城农民工定居与转户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进城农民工定居是指农民工不仅将长期工作和生活于城市(镇)，而且还在城市(镇)安家或举家搬迁至同一城市(镇)的情形.进城农民工转户则是指农民工将农村户籍转变为就业地城市(镇)户籍的情形.在附着在城乡户籍之上的诸多福利没有被彻底剥离的情况下，定居在某城市(镇)的农民工，如果户籍没有转入，便不能享受到居住地户籍人口的权益.而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镇)落户，也就意味着有了完整的市民权益.然而，定居和转户的情况往往存在差异，在行政和规模等级越高的城市差别越大.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有意愿定居城市(镇)，不一定愿意在该城市(镇)落户；而有意愿转户者往往也就意味着愿意定居.为了解进城农民工定居和转户意愿，本文课题组在2014年春节期间对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考虑到1980年后和199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而且也更可能是户籍改革和城镇化的敏感群体.本问卷调查的对象以1980年后和1990年后出生并且调查时回家过年、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为主，发放并收回问卷645份，有效问卷503份.调查样本数据来源地涉及河北省的11个地市、50多个县，所以，数据分析结果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查农民工外出流向看，省内和省外流动者分别占54.5%和45.5%；省内流动者中，68.1%流向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省外流动者中，53.0%流向了京津，23.2%流向其他省会城市，这反映了经济、距离和行政等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综合影响. (1)农民工城市(镇)定居意愿较强，但转户意愿较弱且偏好特大城市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67.6%的人“愿意”在城市(镇)定居，仅有15.1%选择“回农村”定居，但是，对于“政策允许，是否愿意转户”的问题，回答“愿意”的仅占45.3%.对“如果政策规定落户城市(镇)必须上交承包地，是否愿意转户”的问题，回答“愿意”的比例更低，为38.2%.即使是在现外出地已经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对于“政策允许，是否愿意转户”以及“如果政策规定落户城市(镇)必须上交承包地，是否愿意转户”两个问题，回答“愿意”的比例也分别只有50.8%和45.9%.对有意愿在就业地定居者就“如果现在允许，是否愿意转户”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京津等特大城市流动者，有73.7%的人愿意转户；在省内地市及以上城市流动者中，只有43.3%愿意转户.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定居城市(镇)的意愿较强，但是转户意愿不强，亦即许多人愿意在城市(镇)安家或举家长期工作和生活于城市(镇)，但是不愿意转出农村户籍；只有想在特大城市定居者转户意愿较强.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经过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城市(镇)户籍附着的福利已经明显减少，落户门槛已经很低，户籍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二是目前附着在不同规模和行政级别城市户籍之上的附加福利仍然还有很大不同，对农民工吸引力自然也有很大不同.京津等特大城市户籍的相对高附加福利尽人皆知，其户籍吸引力强大毫无疑问.而河北省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包括省会石家庄市区在内的各地市户籍，获得的资格条件已经很宽松；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同城待遇，常住农民工已经开始被纳入公租房保障体系，许多公共服务的获得不再以户籍为基准，省内各城市户籍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小城市(镇)户籍的附加福利基本完全剥离，对就近外出就业农民工的吸引力更是几近消失.三是国家惠农政策的频频出台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户籍附着的土地利益在增加，农村户籍的吸引力在上升.由此可以推知，在城市(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农村户籍附着的土地福利制度如果不跟进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权益问题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成为阻碍农民工户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2)多数农民工想定居的城市(镇)并非现就业地，部分农民工的意愿定居地有“逆城市化”倾向根据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成本收益理论，作为理性经济人，进城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是将其定居地与原居住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做出的决策.一般地，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级别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就业机会越多，就业者的劳动报酬也会越高，而且附着在该类户籍之上的福利也越多，就业者的总收益也就越高；但同时，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级别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活成本越高，房价越高，安家成本或搬家成本以及举家在城生活的成本也就越高.另外，公认的事实是，在城市就业群体中，农民工就业层次较低，外出劳动报酬也就较低.尽管近些年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但是因为那只是相对于过去多年过低工资的一种补偿性增长，而且上涨速度远远抵不过就业城市房价的上涨速度，城市尤其是京津的高昂房价显然是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所望尘莫及的.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对以挣得高劳动报酬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净收益和吸引力就会越大；但对以定居倾向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净收益和吸引力却不一定随之变大.由此可以推断：一方面，目前在户籍地地级市或小城市(镇)就业的农民工，在就业地定居的意愿可能会较强，就业和居住的稳定性较高；另一方面，目前在大城市、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福利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流动到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不愿也无力定居下来.城市(镇)化发展的需要，农民工中的个体有回乡的可能，而总体上说，他们绝大部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必然有一部分农民工需要以定居为目的地再次选择新的流迁城市(镇)，从而呈现农民工想定居的城市(镇)可能并非是现在就业地的特点.我们的调查数据部分地证实了这一推论，见表1.但本次调查还发现，具体在不同类型城市(镇)就业者，其意愿定居地类型是有差别的：在省内小城市(镇)就业者，36.8%的人想在该地定居，34.4%的想在其他城市定居；在省内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就业者，52.1%的人想在就业地定居，16.4%的想回离家近的小城(市)镇；在省外城市就业者中，30.7%的想在就业地定居，17.5%的想回省内城市定居，19.7%的想回离家近的小城市(镇)定居.可以看出，对于许多想定居城市(镇)的农民工而言，现在的就业地并非是自己意愿中的定居地，日后还可能要进行再次或多次流动.总体上看，与外出就业地以地级市以上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流动趋势不同，进城农民工意愿定居地分布有一定的“逆城市化”倾向，进而可以推知，农民工的流迁路径有随年龄增长呈现“曲线城市(镇)化”规律，即年龄较轻时到离家较远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就业，年龄较长时回离家较近的中小城市(镇)定居.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农民工定居行为或定居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其定居意愿.而农民工定居事实的代表性行为即为在哪里购买商品房.一定意义上讲，外出农民工购买商品房的地点也就是其事实或即将成为事实的定居地，即使现在还可能在其他城市流动就业.为证实定居行为与定居意愿的关系，本调查设计了“在务工地居住场所”以及“在户籍所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情况”问题的调查.调查发现：在外出就业居住在“自己购买的商品房”中的比例，在省内县域小城市(镇)就业者最高，为23.3%；在省内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就业者，比例仅为7.3%；在省外就业者，比例更低，仅为2.5%.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外出农民工在现外出地事实定居的比例，省内就业者高于省外就业者.另对“在户籍所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情况”的调查发现：尽管在县城就业者在县城“已经购买”和“正计划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合计最高，但是在省内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乃至省外城市的就业者中，也有较高的比例在县城“已经购买”和“正计划购买”商品房；而在各类外出地就业者中，“不会在县城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大体相近，见表2.上述两组数据部分地印证了前述农民工定居意愿地“逆城市化”倾向，反映了商品房价格、居住成本以及距离因素、行政因素等对农民工定居地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进城农民工定居城市(镇)和转户的意愿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农民工定居城市(镇)的意愿较强，但是许多有意愿在城市(镇)定居者并不愿意转移户籍，尤其是想在省内定居者，转户意愿很弱；农民工转户意愿有明显的特大城市偏好.第二，农民工在不同规模等级和行政级别城市(镇)定居意愿是有差别的，许多农民工有到远离家乡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劳动就业以获取更高报酬的愿望和经历，却倾向于定居于离家近的中小城市(镇)，甚至已经在离家近的小城市(镇)购买了商品房.上述特点的形成是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和农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大背景下，户籍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商品房价格和离老家距离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镇)定居成本和收益影响的结果.基于上述特点，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各省乃至全国“十三五”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目标比较容易实现，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则有相当难度.其原因是：一方面附着福利多的特大城市户籍，对农民工有吸引力，但因落户门槛高，加之物质资本成本高，农民工落户意愿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省内城市，尤其中小城市(镇)，落户门槛虽然已经很低，但农民工不愿落户.以在北京市和石家庄市的受雇农民工为例，按照《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5]，在京农民工连续工作且缴纳社会保险5年的积分才相当于一个本科毕业生初到北京的积分；按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6]，在石家庄市农民工有稳定职业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一年以上的即可落户.这样，我国及河北省到“十三五”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要达到45%的目标确有实现的难度.不仅如此，许多到大城市尤其是省外特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不想在就业地定居，也就不想在就业地落户，继续流动就业是许多农民工当下的理性选择，那么，在未来较长时期里，大量流动农民工在不同城市(镇)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应享受的权益如何保障？负面影响日趋凸显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春节期间的城市“用工荒”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该如何根本解决？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将农民工权利义务的市民化确定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宗旨，尊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转户意愿.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工户籍的城市(镇)化，而更应该是与户籍无关的农民工权利义务的城市(镇)化.所谓农民工权利的市民化是指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镇)的农业转移人口与同城的本地人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制度保障的过程.所谓农民工义务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应该依法承担城市(镇)公民应该尽的各项义务，尤其应尽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参加志愿者服务等的义务.我国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教育、居住证、土地等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相关制度设计均应以农民工权利义务市民化程度的提高为基本目标.其次，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而且，城市(镇)公共服务的提供仅与公民所尽义务挂钩而与户籍脱钩.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公共政策取向应以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以农民工权利义务的市民化为核心，在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办法的同时，全面推进居住证制度而弱化乃至消除以户籍为基准配置城乡各项公共福利资源的方式，使户籍逐步与各项公共福利配置脱钩，还原户籍仅有的人口信息登记功能.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镇)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遵循同工同酬原则，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应该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允许自营业农民工自愿参加所在城市(镇)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允许农民工随迁家属参加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农民工在城市(镇)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内容应该与其所尽义务和居住年限直接挂钩，不应再与其农村户籍有关，更与其是否享有农村的土地权益无关.确保持有居住证一定年限并尽法定义务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实现业有所就、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第三，尽快出台政策，固化农村土地权益并赋予农民土地权益的处置权.真正解除进城农民工转户对土地权益的后顾之忧，需要尽快出台政策，明确将农村人口的土地权益在土地确权基础上予以固化.固化的农村土地权益不应再以与是否拥有农村户籍直接相关，农民工即使转出农村户籍而落户城市(镇)，对所享有的农村土地权益也仍有独立的处置权.农村土地权益处置制度设计应该尊重农民工的意愿并加以适当引导.本调查显示，在有意愿定居城市(镇)的农民工中，有75%左右仍希望保留耕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12.5%的希望希望“有偿转让耕地承包权”，22.2的%希望“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对保留耕地承包权表示“无所谓”的占13.8%，对保留宅基地使用权表示“无所谓”的只占3.7%.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比例希望保留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反映了农民工对进城后就业和生活稳定性的担忧.如果进城定居农民工完全纳入城市(镇)社会保障制度，其担忧自然也会消除，进而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也会发生改变.第四，打破行政地域分割，发挥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区域内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镇)，提高中小城市(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京津尤其是北京的城市人口容量已经接近资源环境承载极限，河北省应借机在承接京津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省内各地市产业的合理布局并提高中小城市(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在离家较近的中小城市(镇)定居下来.第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促进县域内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在户籍所在地就业的农民工的就地城镇化，同时也为有意愿回户籍县城定居的异地农民工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离家近的城市(镇)就业，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便会大大降低，农民工异地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大减少.这也应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农民工回引调研报告一、引言农民工是指在农村户籍，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迁往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人群。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他们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这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以便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二、调研目的本次调研旨在了解农民工的回引情况，即他们是否愿意回迁到原籍或其他城市发展，并探讨其回引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三、调研方法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问卷调查涵盖了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回引意愿、回引原因等方面的问题。

访谈则通过与部分农民工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四、调研结果1. 农民工的回引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表示有回迁的意愿。

他们认为回迁可以回到熟悉的家乡，与家人团聚，享受更低的生活成本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同时，一些农民工也表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希望回到乡村过上宁静的生活。

2. 农民工的回引原因调研结果表明，农民工回引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家庭因素是农民工回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希望能够陪伴家人，照顾子女成长。

其次，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回迁的重要因素。

一些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年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希望可以回乡投资或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

此外，社会环境、工作压力和身体健康等因素也对农民工的回迁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调研结论通过对农民工回引情况的调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大部分农民工对回迁持有积极态度，希望回到家乡或其他城市发展。

2. 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回迁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经济和社会因素。

3. 农民工回迁对家庭、社区和城市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和帮助。

六、建议与展望针对农民工回引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提高他们在回迁后的就业竞争力。

2. 提供回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和投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64275 社会其它论文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留城意愿一、依赖与疏远――乡土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在城市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对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初入城市必然受到家人的自助，这仅仅是第一步。

此后，如果要在城市得到更好的生存，很多人都离不开亲戚的帮助。

这种帮助不单是经济上的，还有租房、工作以及生活经验上的。

在访谈中，笔者曾问个案3如何在北京长期待下去。

个案3是这样回答的：“说实话，如果是我一个人待在北京肯定呆不长久，四五年肯定就走了。

但是，我家现在有三个家人都在这里了，我觉得压力不是很大。

我们一起租房，一起吃晚饭，每个月能省不少钱呢。

这些年，我家里也赚到了一点钱，可能的话，我父母估计会再借点钱给我买套房。

”在调查中有一个发现，很多表明会长期居留下来的农民工背后都和2个以上家庭成员共同居住。

即使一些可能不在身边的父母，也对部分子女（特别是儿子）承诺力所能及帮助其在城市生活。

这种“继续哺养”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是占一定比例的。

因此，如果子女与父母联系较为紧密，并且父母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帮助其子女在城市生存，这就增加了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那么，地缘关系是否能提供这种支持呢？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访谈过程中，我们都发现地缘关系正演变为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所提供的工具性作用也越来越少。

因此，地缘关系之所以不能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因为地缘关系仅剩的文化和情感认同对留城意愿有负影响。

从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过去比较经典的场景：一群农民工被家里人和老乡招呼去大城市打工赚钱，他们同吃同睡，互相帮忙，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起打牌聊天，说同样的家乡话，每个聚集地似乎都是原有农村的集体复制。

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亲缘关系的延续与地缘关系的弱化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从前的乡土型社会网络就像一个环境圈一样包裹着他们在城市生活，他们在城市所依赖的就是这个圈子，圈子是第一的，而城市是次要的，这个圈也可以随时移动到其他城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