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国中推进法治安全
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各个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安全隐患。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面前,有必要认真检视我国法治的安全问题,避免发生不可改正的或者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进而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法治安全的基本意思是指法治能够为人民群众所信赖与依靠的状况。根据依法治国要求,在国家的治理活动中,都应当依照立法机关与有权机关制定的法律与规定来进行。如果法律不能准确地为定分止争提供标准,不能对行为的是非对错提供界限,不能明确地禁止国家官员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法律就难以树立自身的权威,法治就难以成为人民群众的依靠,也就是说,法治就不安全了。笔者认为,法治安全问题应当引起学界与社会的重视。
冤假错案问题是法治安全问题之一。目前揭露出来的冤假错案中,有的明显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问题。自古以来,刑讯逼供都是直接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刑讯逼供,从1979年刑法以来,就一直在刑法中规定禁止刑讯逼供。1979年刑法第136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1997年刑法更清楚地在第247条等条款中细致地规定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犯罪的刑事责任。然而,从揭露出来的冤假错案中可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存在并且有的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近年来,我国通过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通过制定排除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
的规则,在加强法治安全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接下来,如何保证司法机关既能发挥保护人民的功能又不致发生错判,仍然是法治安全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司法实践中,另一个需要更加重视的问题是律师辩护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辩护的质量,对于司法机关正确运用法律,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伴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在1996年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大大改善了律师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在2001年、2007年和2012年分别对律师法进行修改,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一些案件中,律师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切实保障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是我国法治安全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于法治安全的实现路径,学术界可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法治安全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是会得到普遍同意的:一是法律规范应当是清楚的、稳定的、可预见的,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可信赖的保障。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应当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三是对于在实践中出现有争议的新法律问题或者法律关系,应当能够及时通过法律制度得到澄清。这些特征会完整地体现在整体的法治安全中。然而,法治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在法治安全实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法治安全有着各种有区别的标准与保障方式。
从人民群众对法治作用的感受来看,法治安全的实现过程可以大致分为执法、立法与法学研究三个阶段。
在执法阶段,法律规范已经制定出来了。在这个阶段中,法治安全应当表现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通过法律的严格执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有可能形成人民群众自觉守法、安心信法、诚心护法的状态。法律规范得到认真执行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法律制度为人民群众真心信赖的程度。在执法阶段对法治安全的威胁与破坏,主要来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不执法与乱执法状态。这既包括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越权行为,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的滥权行为,也包括不知用法、不会用法的误权行为。
在执法阶段对法治安全的保障,主要应当是加强教育与训练,关键是国家官员诚心尊法、忠心护法,公心用法。只有国家官员带头守法信法,才能树立起人民对国家与法治的信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取信于民。我国古代就有“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的治国经验,也曾经采用“徙木为信”等护法实践来树立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还发展出了在执法中应当坚持司法权独立、法律至上等保障法律施行的思想与制度。国家对违法行为严格追究,对守法人民严格保护,人民群众看到法律有尊严起作用,才会敬畏法律、信赖法律,法治安全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在立法阶段,法律规范处于制定、修改、废除或者解释的过程之中。在立法阶段中,法治安全应当表现为以宪为纲、制定良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一切法律规定的总依据。良法是科学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