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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武汉地区近代文化遗产及其价值【摘要】近代文化遗产（20世纪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文化遗产种类，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
在这三十年中，已相继有30余处20世纪遗产项目被遴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但是，这一概念在中国还相对陌生，人们并未正确认识20世纪文化遗产的相关价值。
本文以武汉地区为例，在对武汉地区近代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梳理之后，就汉阳近代工业遗产展开分析，进而确定其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现实价值。
【关键词】武汉；近代文化遗产；价值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处，自古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近代以来，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武汉成为近代中国内陆的商贸中心。
1861年开埠之后，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一、丰富的近代文化遗产资源近代的工业文明给武汉留下了丰厚的工业遗产和文明遗产。
这些文化遗产，按照遗产类别，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近代工业遗产近代以来，武汉工业发展迅猛。
尤其是在洋务派重臣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本地的工商业大规模发展，因此市内遗存有许多近代工业遗产。
武汉市区内现存近代工业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武汉市汉阳区，如汉阳铁厂旧址、汉阳枪炮厂旧址、“定汉神铁”等。
2.近代商业文化遗产除了数量庞大的近代工业遗产，武汉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近代商业遗产。
由于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自明代晚期武汉就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
近代随着京汉、粤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武汉的商业贸易得到确认。
在武汉，遗留有数量丰富的近代商业遗产。
如汉口汇丰银行大楼旧址、汉口花旗银行大楼旧址等银行旧址；和平打包厂等货栈旧址；粤汉码头等码头旧址。
3.近代教育文化遗产湖北地处中原腹地，自古就有惟楚有才之称，尚文重教之风浓厚。
近代以来武汉在教育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发达的近代教育事业，使武汉遗存有丰富的近代教育遗产。
如：武汉大学早期历史建筑，文华大学原教学区域，武昌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旧址（现中共五大会址）等等。
4.近代政治文化遗产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武汉遗留有大量近代政治文化遗产。
武汉疯狂朗诵的阐述观点
摘要：
1.引言
2.武汉疯狂朗诵的背景和起源
3.武汉疯狂朗诵的特点
4.武汉疯狂朗诵的意义和影响
5.武汉疯狂朗诵的争议和挑战
6.结论
正文：
武汉疯狂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在我国的朗诵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它起源于武汉，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本文将从武汉疯狂朗诵的背景和起源、特点、意义和影响、争议和挑战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武汉疯狂朗诵的背景和起源
武汉疯狂朗诵起源于21世纪初，由一群热爱诗歌的年轻人发起。
他们以朗诵诗歌为载体，通过富有激情的表演，表达对诗歌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这种疯狂的朗诵方式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二、武汉疯狂朗诵的特点
武汉疯狂朗诵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它以诗歌为主要内容，强调诗歌的韵律和意境；其次，朗诵者以疯狂、投入的表演方式，展现诗歌的魅
力；最后，观众通过互动、共鸣，融入到诗歌的世界。
三、武汉疯狂朗诵的意义和影响
武汉疯狂朗诵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体验。
它激发了人们对诗歌的热爱，提高了文化品味，为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诗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武汉疯狂朗诵的争议和挑战
尽管武汉疯狂朗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但仍面临着一些争议和挑战。
有人认为，疯狂朗诵过于追求形式，可能忽视了诗歌的内涵；此外，如何保持武汉疯狂朗诵的创新活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五、结论
总的来说，武汉疯狂朗诵作为一种富有创意的文化现象，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涂戈尔涂文学• 2012-09-18 10:29:27 来源：《江汉论坛》2012年5期内容提要：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
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关键词：汉商流派工业巨子学术名流城市文化作者简介：涂戈尔，男，1985年生，湖北天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涂文学，男，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研读近代武汉城市史，常常有一些问题萦徊脑海，难以释怀。
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十里帆樯，万商云集，是名震全国的商业中心，然而却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晋商、徽商、广东帮、宁波帮的“汉商”流派；张之洞治鄂，建立起“自相挹注”的近代工业体系，“开一时之风气，树工业之基础”①，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但工业重镇却并没有培育出大实业家、大企业家；而自古就有“惟楚有材”美名的文教大省，我们也很难在湖北武汉的历史上看到类似于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家。
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文化不仅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繁荣武汉文化，重塑城市形象，也不无现实启迪作用。
一、商业码头怎未形成“汉帮”汉口开埠以后，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漕运中心，武汉往来商人货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依据中国商业的常规，当某一地区的商业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大型的地区商业同盟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全国；徽商以淮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而宁波、广东帮在近代经营五金机电产品与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方面颇有名气。
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众多商帮风云际会，各领风骚，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据极重要地位。
通史版高考历史选择性考试一轮复习：第7单元第18讲 1894－1919年间民族工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及习俗的变迁课时作业一、选择题1．(2019·江苏徐州模拟)下表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简表。
此状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 )C．“实业救国”思潮高涨D．列强侵华方式改变答案 B解析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与材料中的时间相符，故选B项。
1915年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排除A项；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许多人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以挽救民族危机，“实业救国”长期存在，是重要原因但非“此状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排除C项；这段时间内列强侵华的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排除D项。
2．(2019·浙江宁波十校联考)发昌机器厂创办于1866年，最早是一个手工锻铁作坊，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转变为机器工业，发展迅速。
后因外商企业压迫排挤，1900年被英商吞并。
这反映了( )A．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历程B．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迅速结束C．实业救国思潮从理论走向实践D．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答案 D解析材料主要反映的是发昌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被吞并的过程，从中体现出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故D项正确。
材料不能体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历程，故排除A 项；民族工业短暂春天是在一战期间，故排除B项；材料中没有体现出实业救国的思想，故排除C项。
3．(2020·河南非凡联盟调研)如图反映了19世纪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的变化情况。
这表明( )A．列强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B．中西方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C．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工业的落后D．洋务企业在世界上缺乏竞争力答案 B解析分析图表可知，19世纪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比例逐年下降，且下降幅度很大，这表明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现代工业迅速发展，速度远超中国，中西方工业发展出现不平衡，故B项正确。
武汉的传统文化习俗礼仪知识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
武汉文化蕴含着盘龙文化、荆楚文化、黄鹤文化、东湖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优秀文化。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供大家参考。
艺术文化音乐武汉是“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发源地。
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艺术教育学堂、中国最早的三所艺术专科学校之一，因此武汉也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武汉主要艺术表演场馆有琴台大剧院、武汉琴台音乐厅、湖北剧院、武汉剧院、洪山礼堂等。
工艺汉绣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以楚绣为基础，融汇南北诸家绣法之长，糅合出了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绣法。
1910年和1915年，汉绣制品在南洋赛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此外，武汉还有木雕船模制作技艺等传统工艺。
戏剧汉剧旧名楚调、汉调，约有300多年历史，有“京剧之母”的美誉。
武汉地区其他剧种还有楚剧、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等。
另外，武汉还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京剧谭门”的故乡。
饮食文化武汉是汉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重镇，兼具南北风格。
武汉的小吃以早点为主，武汉人又把吃早饭叫“过早”。
过早食品有热干面、面窝、米耙粑、鱼汁糊粉、烧梅、欢喜坨、发糕、锅贴饺等。
处处的早餐文化，因生活优裕而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
“食神”蔡澜在微博上如此写道。
第一次在武汉街头“过早”，蔡澜“贪心”地吃了不少东西。
热干面、蛋酒、糊米酒、生煎包、豆皮、鸡冠饺、蒸饺、面窝、重油烧麦。
早饭对于武汉人来说一向都很重要，所以过早一向都是内容丰富，品种繁多。
热干面也是武汉一大特色。
武汉热干面与山西刀削面、两广伊府面、四川担担面、北方炸酱面并称为我国五大名面，是颇具武汉特色的过早(即吃早餐)小吃。
武汉菜秉承湖北菜系风格，湖北江河湖泊众多，水产极为丰富，所以武汉餐桌上河鲜是必不可少的。
武昌鱼便是因为一九五八年毛主席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佳句而名扬五洲。
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分析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分析本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汉，社会生活，文化遗产，变迁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分析本文简介：摘要：辛亥革命与武汉关系密切,其首义即是在武昌爆发。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地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是中国近代社会整体复杂多变发展态势的区域性写照。
文章探讨了社会文化的含义及研究方法,并建构起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旨在说明武汉社会文化变迁与辛亥革命文化遗产间的深刻关联。
关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分析本文内容：摘要：辛亥革命与武汉关系密切, 其首义即是在武昌爆发。
辛亥革命前后, 武汉地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 是中国近代社会整体复杂多变发展态势的区域性写照。
文章探讨了社会文化的含义及研究方法, 并建构起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对武汉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 旨在说明武汉社会文化变迁与辛亥革命文化遗产间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辛亥革命; 武汉; 社会文化; 变迁; 文化遗产;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 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迁, 而对首义之区的武汉社会文化变迁影响更为突出。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1周年之际, 对辛亥革命与武汉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的意义正基于此。
1 社会文化的含义及研究方法一般来说, 社会文化是对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 且将影响广泛施加于社会群体之上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文化活动的总称。
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将社会文化定义为＂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汇集, 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经过长期的濡化形成的＂[1]。
社会文化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其浸润于社会群体中, 且隐藏在人类社会行为背后, 是潜在的、无形的。
由于社会文化的外在特征不够明显, 为加深认识和理解, 真正掌握社会文化的变迁, 此处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传播方式入手观察其变化, 并以教育和传媒为例, 进行阐述--由于教育和传媒这两者的发展体现出的限制性突破的可测定性特征, 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化进程的幅度、速度及预测其发展趋向和协调性的综合尺度＂[2];另一方面, 为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内容与趋向, 论文从社会风气、流行时尚、社会思潮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前后武汉社会文化的变迁着手进行分析。
买文化与卖文化：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形态初探汉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期，汉口的文化业经历了一些重大的转型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形态。
买文化在过去，汉口的文化产业主要以清代的传统文化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店业。
这些书店几乎是汉口文化的中心，它们出售各种文化产品，如书籍、字画、印章、文具、宝鉴等。
由于汉口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业城市，这些书店能够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和书商。
因此，它们不仅是文化生产的地方，还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这些书店将本地和外地的文化产品集中在一起，使得汉口成为一个文化大集市。
这种文化产业形态在19世纪末期还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随着近代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多元化，传统的文化产业模式逐渐失去了优势。
在20世纪初期，汉口的文化产业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革。
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是“民主、科学、启蒙”，它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主张打破旧文化的束缚，推进文化的自由和创新。
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运动，成为了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汉口的新文化产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出版业和报刊业；另一种是知识分子自行创业的形式，主要是文艺创作和文艺团体。
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合作的出版业主要是以周报和月刊为主，在这些期刊中，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比较多。
这些期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它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它们通过传播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特别是它们对于女性权益、民族平等和农民权益的关注，具有积极的意义。
知识分子自行创业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小说、诗歌和戏曲等。
这些文艺作品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味道，揭示了现代生活的种种苦难和矛盾。
比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部反映社会和人性的现代文学经典。
另外，汉口还涌现出了很多文艺团体，如“清华进步社”、“东方文艺界”等。
买文化与卖文化：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形态初探近代汉口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
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文化产业成为汉口城市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本文将就近代汉口文化产业的形态进行初探，主要从买文化和卖文化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买文化近代汉口城市文化风貌的形成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传播方面，汉口作为开放性城市，其文化传播起点较早，文化传播途径也较多，不仅有进口书籍、报刊、杂志等明显的传媒方式，更有进口剧目、电影、音乐录音带等娱乐形式。
这种文化买进形式，使得汉口居民得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外最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思潮，为汉口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进口文化中，洋化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近代汉口的西式建筑、欧式服装、西餐等方方面面都体现了汉口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喜爱和追随。
汉口不乏求新求异、注重个性的年轻人，在生活、消费上的洋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洋化的文化买进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汉口居民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认可和追捧，是他们通过消费行为表达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看法。
但是，洋化文化买进形式的出现，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首先，洋化文化买进造成了部分居民对于传统文化的抛弃和淡漠，使得传统文化逐渐失去市场。
其次，洋化文化买进趋势日渐明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发展。
为此，有必要对于洋化文化的买进作用进行适当的管控和引导，避免洋化文化的盲目崇拜和本土文化的淡化。
二、卖文化随着文化潮流的推动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近代汉口城市文化产业得以逐步形成。
文化产业的发展涉及到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出版业、电影业和音乐业三个方面探究近代汉口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态。
（一）、出版业近代汉口的出版业始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学刊物为主流，如《青年杂志》等，其思想主张在近代汉口文化思潮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近代汉口的出版业开始逐步成熟，出版形式也从单一的文学刊物扩展到了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
武汉地方文化特色研究报告武汉地方文化特色研究报告一、引言武汉是中国湖北省的省会，也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地方文化兼具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
本报告旨在研究武汉地方文化的特色，以便更好地了解和传承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
二、武汉的历史背景武汉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区域。
该地区在秦朝时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吴、越、楚等多个国家的领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文化。
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武汉地方文化融合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特点。
在语言、饮食、建筑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例如，武汉人的口音带有一定的南方特色，但又不像南方其他地区的方言那样口音浓重。
在饮食方面，武汉有许多南方与北方的特色菜肴共存，如热干面、豆皮等。
在建筑方面，武汉的古建筑融合了南方建筑和北方建筑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四、武汉地方文化的特色1.水乡文化：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水系丰富，形成了独特的水乡文化。
武汉的古建筑多以水为背景，如黄鹤楼、东湖樱园等。
此外，武汉还有许多融合了水乡文化的节日和传统活动，如武汉国际龙舟节等。
2.文教之地：武汉作为湖北的省会，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教育的重要中心。
武汉拥有多所高等学府，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此外，武汉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化景点，如湖北博物馆、长江大桥等，展示了武汉作为文教之地的独特魅力。
3.工业城市的文化：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之一，武汉的地方文化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武汉的地方文化特色中既有传统的文化元素，又有现代的工业文化元素。
这种融合和变革使得武汉地方文化更具现代化和时代性。
五、传承与保护对于武汉地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体、网络等，加强对武汉地方文化的宣传。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武汉地方文化的特色和价值。
2.培养后继者：培养年轻一代对武汉地方文化的兴趣，并传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成为武汉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发展者。
目前三种错误的文化价值观和三种文化现象需引起我们注意周文彰
【期刊名称】《当代社科视野》
【年(卷),期】2012(000)009
【摘要】现在有三种错误的文化价值观在左右和影响着我们正确的文化生活。
一个是模糊的文化价值观。
分不清文化的利害、善恶、美丑，有的甚至认为，凡是参与面广泛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流行的都有存在的理由，因而放任自流，听之任之。
二是错位的文化价值观。
健康有益的文化得不到支持和提倡，没落的文化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制止。
第三是颠倒的文化价值观。
把利当做害，把害当做利，把美当成恶，把恶当成美，完全颠倒。
【总页数】1页(P59-59)
【作者】周文彰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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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理服务工作要注意纠正三种错误倾向 [J], 顾波;李波;白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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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疯狂朗诵的阐述观点
武汉疯狂朗诵是一种集体朗诵的文化现象，源于武汉市民在新冠疫情期间自发组织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一现象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可见其对武汉人民心理疏导、凝聚力增强的积极作用。
首先，武汉疯狂朗诵可以是一种减压、宣泄情绪的方式。
在长时间的封城和隔离期间，人们的精神压力可能会积累，而朗诵是一种通过声音表达内心感受的方式，可以让人们释放情绪，减轻内心负担。
其次，武汉疯狂朗诵也可以是一种团结互助的象征。
在疫情期间，武汉市民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挑战，而疯狂朗诵的活动可以让人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以团结的力量感受到彼此的支持和帮助，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此外，武汉疯狂朗诵还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尽管疫情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这一活动表明了人们不畏困难、乐观向上的态度，通过歌唱和诵读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总体而言，武汉疯狂朗诵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通过朗诵来减压、团结互助，展现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一现象在疫情时期展现出的力量和意义令人欣慰，并且也值得在其他地方推广和借鉴。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涂戈尔涂文学• 2012-09-18 10:29:27 来源：《江汉论坛》2012年5期内容提要：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
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关键词：汉商流派工业巨子学术名流城市文化作者简介：涂戈尔，男，1985年生，湖北天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涂文学，男，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研读近代武汉城市史，常常有一些问题萦徊脑海，难以释怀。
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十里帆樯，万商云集，是名震全国的商业中心，然而却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晋商、徽商、广东帮、宁波帮的“汉商”流派；张之洞治鄂，建立起“自相挹注”的近代工业体系，“开一时之风气，树工业之基础”①，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但工业重镇却并没有培育出大实业家、大企业家；而自古就有“惟楚有材”美名的文教大省，我们也很难在湖北武汉的历史上看到类似于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家。
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文化不仅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繁荣武汉文化，重塑城市形象，也不无现实启迪作用。
一、商业码头怎未形成“汉帮”汉口开埠以后，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漕运中心，武汉往来商人货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依据中国商业的常规，当某一地区的商业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大型的地区商业同盟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全国；徽商以淮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而宁波、广东帮在近代经营五金机电产品与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方面颇有名气。
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众多商帮风云际会，各领风骚，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据极重要地位。
随后，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而汉口与湖北本地商人势力则显得很薄弱。
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一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
”湖北省内虽然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也有打拼成功的事迹，甚至也形成了黄州帮、咸宁帮这样的商人集体，在近代湖北商业史上，对于黄陂商人，也有“无陂不成镇”的称号，这些都能够说明：湖北商人颇具向外拓展的精神和行商四方的勇气。
然而，湖北商人终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也没有成长为像“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汉帮”之未成，原因是多元的。
第一，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
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有比较固定的行业和经营项目及品种，如晋商以经营钱业为主，徽商的盐业及典当业等。
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
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同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市设分庄多达75个。
从“日升昌”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徽州商人则控制了全国的食盐贸易。
清乾嘉时期，两淮盐业几可操纵全国金融。
胡适曾经说道：“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
”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全国经济命脉型行业的统治地位。
同时，徽州人所开的当铺遍及全国，江南各地的典当业绝大部分都由徽州人控制，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素有“徽老大”之称。
而湖北本地的商人群体，经营范围十分分散。
且影响范围多只局限于湖北一省，并不能辐射到其他地区。
比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在全国叫响。
虽然黄陂商人的名号全国闻名，然而他们所经营的业务多为小手工业，如磨剪子镪菜刀之类，同时结构极其分散，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
天门人闯南洋，也并没有涉足金融、矿产、实业这样的大型产业，而是进行诸如三棒鼓、挑牙虫这样的走街串巷的小手工营生。
武昌府咸宁商人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
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
虽然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在湖北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并没有达到行业垄断的优势地位。
第二，湖北武汉商人经营方式分散而传统，一直不成气候。
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
连锁制即由全国的分号分庄，形成强大的商业网络。
而山西票号的股份制，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的商业模式值得称道。
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山西商号的股份制赞不绝口：“有些商行掌控了整省整省的贸易，甚至整个大区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
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
当前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行。
”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规模，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
湖北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的湖北商人，也大都缺乏联系，有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其三，湖北武汉商人缺乏共同一致的商业理念。
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利好义”，“以义取利”，“贾而好儒”。
晋商追求诚信立业，崇拜关公的诚信义气。
汉口的山陕公馆内有着汉口最大的西关帝庙。
各大山西票号经营的事迹中也多是诚信待客的例子。
广东、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
湖北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负面评价。
第四，湖北人在外的公共凝聚力较差，不够团结。
表现为与徽商晋商宗法家族地域观念强弱的差异。
一个地域之内的商人在外地有凝聚力，主要以会馆、公所为纽带。
会馆供同籍商人聚会与议事，同时从事文化活动，如演出，投资兴办义学，教育同籍客居者后代，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寒士等联络乡帮情谊，共同创造商业机会与市场。
这样的习惯在晋商、徽商、宁波商帮、广东商帮中都极为盛行。
在汉口，山西商人的山陕公所；宁波商人的浙宁公所；徽商建立了新安书院，所聚集地也形成新安街，新安市场。
而湖北武汉虽在外地如北京等地也建有湖广会馆且气势宏大，但商人在其中所占比重极低，多为联络鄂籍官员和读书人。
湖北商人并没有很强的宗法家族观念，行事行商方式多自由散漫，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就道出了湖北人和徽州人的这种差异以及湖北人的散漫作风：“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州礼貌庄。
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时读文章。
”②二、工业重镇缘何缺乏实业巨子在武汉的近现代民族工业史料记载中，武汉本土创办实业的创办人与投资者寥寥无几。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由武汉或湖北本地人投资经营的实业，如汉阳周仲宣创办的周恒顺机器制造厂，武昌徐荣廷的汉口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江夏人李紫云等创立的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有很形象的描述：“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锻冶、染业、木工、石匠、织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
”对此张之洞也有同感：“惟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既然湖北本土商人都不愿投资实业，那么，抢滩近代武汉工业，填补民族工业投资空白的诸多企业家就多为外地来汉商人，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的创始人为浙江宁波商人宋炜臣；汉口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扬子机器厂是华侨商人顾润章与王光合办；汉口的大面粉生产商申福新(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面粉四厂)是来自无锡荣氏家族；而历来为武汉历史所称道的汉阳铁厂，承办人是以上海人盛宣怀为首的上海商人集团，曾经承租布纱丝麻四局的是在汉口的广东茶商韦紫封。
清末至民国早中期，汉口商人工业投资主要在纺纱、织布、面粉等轻工业方面，在重工业、机器工业方面则不敢投资，即使有也是外地人居多。
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全国共设厂矿549家，资本投资总额12028.8万元，其中武汉设厂矿28家，占5.1%，资本投资总额为1724万元，占14.3%。
这种比例仅低于上海而远远超过广州、天津等大城市。
到1936年，武汉共有工厂516家，资本总额5148.66万元，年产值18851.76万元。
其中轻工业在轻重工业比重中，工厂数占76%，资金占68%，年产值约占90%。
轻工业中纺织和烟草工业占主导地位。
资本额，纺织业第一。
从一地来说，工厂总量大大超过清末，但武汉工业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
如纺织业在张之洞时代曾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但1930年后逐渐衰退，1934年纱、布产量降至第八位。
武汉缺乏本土实业家，重商业轻工业投资的现象，并非到民国时期才为人发觉。
在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期间，这样的状况就已经引起注意。
当时人指责张之洞办企业思想保守，一味“官办”，认为其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武汉本土工业的发展。
而张之洞本人则大为抱屈，张氏主政湖北，振兴工业，希望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施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认为兴办民族工业，“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乘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长久”。
曾广向社会商界人士招租工业实业项目，武汉本地商人大多畏缩观望，并不积极响应。
“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③。
并且“讳谈洋务”。
同时，在与汉口商人的接触加深之后，张之洞对于汉商长久以来的积习也深感痛恶。
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曾这样评价武汉商人：“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少，亦思依仿新式，办运新货，而偷工减料，货质全非……甚至有招集股份，意存诓骗。
”张之洞对于汉商的批评，从深层次的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方面来探究，与武汉长期以来的码头文化，有着深切关系。
汉口作为典型码头城市，其“转输贸易”的商业方式塑造的城市性格是导致武汉缺乏工商业巨子的最主要成因。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区域，“九省通衢”。
拥有强势的水陆两栖货运传输通道，是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中转商贸市镇，有“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④之称。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汉口乃至湖北商人习惯于中转贸易，并且将这种由水运枢纽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商贸优势传承为汉口商人的商业文化。
而贩运中转的传输式“二道贩子”贸易，因其投资少见效快的速利效应，为头脑灵活的汉口商人所热衷。
人们称湖北人为“九头鸟”其实质是指汉口商人头脑灵活，悟性极高。
他们善于收集和甄别市场信息，灵活快速的反应市场行情，对于到港货物，流行热门商品的感知度极高。
同时因为固定资产的局限，武汉商人多不愿意注目于那些需要大额投资且资金回笼缓慢的实业项目，如纺织、冶炼这样的工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