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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绝代良史高才——浅谈《史记》的文学性与实录性的关系张怡雅【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一部史书,<史记>同样具有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其文学性与实录性非但不互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体现的.它的实录性使其更具有文学色彩,它的文学性则更有助于表现历史真实.这主要是因为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现和价值观,能够深入揭示事件本质;同时具有深含艺术表现力的文笔,塑造的人物形象真正传达出了人物的精神品质.【期刊名称】《安阳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09)005【总页数】3页(P50-52)【关键词】《史记》;文学性;实录性;历史观;人物塑造【作者】张怡雅【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史记》因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贯注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而被公认为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刘勰赞其有“博雅弘辨之才”[1]；同时也被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兼具实录精神。
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给予了极高评价。
二者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浅析《史记》的实录性是如何增加其文学色彩加以体现。
司马迁既有史学家的冷静，又有诗人热烈浪漫的感情，以其绝代文笔、卓越史识，写出了《史记》这样一部熔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炉的文史巨著，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的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作史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治国提供借鉴，即“以古为镜，可以明治乱”。
一部史书的思想价值和记录历史的真实程度，与史作者的识见、史才、人生理想及道德品质有很大关系，“一个史家要做到‘实录’并不容易，必须是其本身具备公正无私、大义凛然的高尚人格”[3]。
司马迁的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的“良史之材”，早就受到刘向、扬雄、班固等人的称颂。
钱钟书先生也说是“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4]。
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
系的哲学辨正
李伟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5
【摘要】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循陈寅恪“诗史互证”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学史学化走势，共同把文史关系逼入了困境。
“诗中有史”根自古典诗学的诗可以观、物感说和兴寄传统，“史中有诗”看到了历史著述先天固有的主体性因素。
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历史著述的主体性正是上述极端之论的逻辑根源。
若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向度思维”看，历史之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文学之祈向超越性和创造性，皆为价值理想，绝非文学实际上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史乘根本上必带主观这类“事实”因素所能取消和否证的。
【总页数】8页(P607-614)
【作者】李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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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
周金标
【期刊名称】《中华文化论坛》
【年(卷),期】2008(0)1
【摘要】"诗史"说及诗史互证是杜甫诗歌研究经常使用的术语,随着时代演进及艺术规律探讨的深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却少有明确界定和认识。
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史结合及杜诗研究史的角度,试图厘清"诗史"说的具体义项,并对杜诗阐释史中"以史证诗"的局限进行考察,认为"以诗证史"是史家所擅长而非注家应有之义。
【总页数】5页(P59-63)
【关键词】杜诗;以史证诗;以诗证史
【作者】周金标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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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诗史互证包括“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两个方面，前者指通过史实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特质，并以此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后者指通过诗歌考证历史，具体包括补史之阙和纠史之谬。
关于诗史互证的内涵，一般认为包括“以史证诗”、“诗史互参”和“以诗证史”，但仔细推敲，所谓“诗史互参”，其实内容不外“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
自古以来，杜甫诗歌因为“善陈时事”，被历代学者视为“诗史”，对于杜诗历史背景的考证也格外倾注精力，今人概括曰“诗史互证”。
诗史互证提法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史观念的变革、诗歌笺注的发展以及激烈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诗歌与历史有不解之缘。
作为古代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毛诗正义》引郑玄云：国史采众诗，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使可歌。
”诗、史发挥了纪事监察的功能。
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是以史学为主，包括今天文学在内的学术整体。
两汉时期，文学依然附丽于经史。
扬雄认为辞赋之作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法言?吾子》）王充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
”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依附经史之学，才能提高其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即使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文学渐从经史的羽翼下挣脱出来，但一般文士所重，还是攸关治国安邦的经史文章，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轻视描写个人生活、吟咏性情的一般作品。
儒家传统的诗教观点，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经过六朝经学和诗风衰变之后，唐代许多人更视诗歌为个人遣闷排忧之作，是经济人生的“小道”、“末技”，对史学价值、史笔精神有了更自觉的追求，杜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贻华阳柳少府》中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集中反映。
他在诗歌中一再以“史臣”称道友人，主张直笔发抒的诗风。
其“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等新题乐府，信笔直书，善纪时事，庶几乎史。
试析杜诗“诗史”说当时意向探究(一)论文关键词：杜诗诗史当时意向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
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
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
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
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
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
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着其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着，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
野史杂着、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
《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
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
”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
”《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
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
“史诗”与“诗史”析论——以《诗经》和杜诗为例李盼【摘要】“史诗”与“诗史”是两个重要的文学概念，分别来源于西方叙事文学和中国本土诗学。
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二者所具有的特点、联系与区别等加以分析。
指出史诗与诗史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史性和诗性；不同之处在于产生时间、创作主体、流传方式、产生基础、感情色彩等方面。
厘清这两个概念，对理解文学史裨益良多。
【期刊名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10【总页数】3页(P60-62)【关键词】史诗;诗史;《诗经》;杜诗【作者】李盼【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史诗”与“诗史”是两个重要的文学概念，有交叉点，更有相异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史诗”和“诗史”已各自衍生出了不同于原意的新含义，如史诗在今天可用于指那些结构宏大、内涵丰富的叙事作品，如小说、戏剧等；而诗史则也可以理解为诗歌发展的历史等。
文章所讨论的“史诗”和“诗史”仅指它们在古代文学史上的狭义内涵。
“史诗”并非中国本土概念，它来自希腊语 Epos，原义是平话或故事，后指人类早期歌颂本民族英雄的叙事诗。
最早在书面上使用“史诗”一词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将文学作品划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类。
黑格尔认为史诗是在历代口头流传的基础上形成的定本，具有故事性和一定的长度。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学〉导言》中则指出：“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P762显然，他把把歌谣、神话和传说作为史诗产生的必要条件。
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史诗特指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叙事文学体裁的名称，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叙事诗。
如陈来生认为：“史诗，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之一，是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由古代各族先民（这里的‘各族’，不包括那些没有条件产生史诗的民族），在神话、传说和歌谣等基础上集体创作出来的一种规模较大的叙事性长诗。
后人对杜诗和诗经传承关系的整体评述杜诗和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虽然不在同一时期创作而成，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传承与联系。
通过后人的研究和评述，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这一关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首先，杜诗对诗经的传承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
杜甫是唐朝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诗经中的贡献的致敬和借鉴。
比如，在他的《登高》中，他写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中，“吴楚”、“坚持”和“涕泗流”等都是来自于诗经中的描述。
杜甫的对这些描述的再创作，无疑是对诗经意义的深入理解和传承。
此外，杜诗也从诗经中获得了灵感和启示。
杜诗的创作往往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相应的脉络和灵感。
比如，在他的《南歌子》中，他借鉴了诗经中《召南》中的描述，写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
这句诗句摘自《召南•荡》篇，它描绘了荡舟入寇的景象，被杜甫用于描述壮士去往险恶的边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军民情怀。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诗经对杜诗的传承可从更深入地角度来分析。
诗经虽是中国古代集体创作的典范，但是它的每一首诗歌都体现了公共的思想、价值和传统。
这些思想和传统，在恰当的情境下，也成为了杜诗的创作材料。
比如，在杜甫的《春夜喜雨》中，他借鉴了诗经中《小雅•南有喜事》的叙事方式，写出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此外，还有《将进酒》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也是对诗经中“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经典描述的进一步发扬和借鉴。
综上所述，杜诗和诗经之间的传承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描述和评述。
无论是杜诗对诗经的借鉴，还是诗经对杜诗的口耳相承，都展现了古代中国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博大性。
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文化的传承关系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对于我们探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