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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选举严重者应获罪
佚名
【期刊名称】《农家致富》
【年(卷),期】2010(000)022
【摘要】【案例】某村举行第一轮村民委员会选举时。
原村主任周某比另一位村主任候选人陈某少了200多张选票．犯罪嫌疑人王某便请人伪造该村选举委员会印章和选票．在第二轮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时。
趁工作人员不备．将其伪造选票夹在正式选票中投入票箱．致使村委会主任选举工作受到了很大破坏，
【总页数】1页(P54-5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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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关于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如何处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法[2001]299号](https://img.taocdn.com/s1/m/ba6e8fdd8ad63186bceb19e8b8f67c1cfad6ee95.png)
公安部关于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如何处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正文：---------------------------------------------------------------------------------------------------------------------------------------------------- 公安部关于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如何处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法[2001]299号2001年12月31日）辽宁省公安厅：你厅《关于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问题如何处理的请示》(辽公明发(2001)115号)收悉。
现批复如下：一、近年来，农村一些地方在进行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由于种种原因，在选举会场出现辱骂、摔东西、推搡、动手打人等扰乱现场秩序，使选举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过激行为，甚至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
为此，公安部于1999年发出了《关于妥善处理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发生的治安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9)47号)，明确规定了对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治安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出警和采取强制措施，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慎用和善用警力，讲究工作方法，慎用警械和强制措施。
二、由于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扰乱选举会场秩序的，不宜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的“选举”是指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情节严重的，也不宜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
三、对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发生的过激行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安机关不能简单地以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为由立案处理。
对事出有因，且违法行为较轻的，应当从避免激化矛盾出发，以说服教育为主，一般不要给予治安处罚；对无理取闹，在选举时实施殴打他人、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等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集确实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人分别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等规定予以处罚；对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情节，依照《刑法》的相应条款立案侦查。
破坏选举罪的认定与处罚
佚名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03(000)001
【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
定(试行)》规定: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编造选举结果
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破坏选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
【总页数】1页(P47)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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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破坏选举案感想
对于衡阳破坏选举案，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
选举是一种民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选举权利和机会。
破坏选举行为严重侵犯了这种权利和机会，不仅损害了公平竞选的原则，还动摇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破坏选举案的发生意味着存在着一些人或势力想要通过非法手段干扰和操控选举结果，以谋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
这种行为是对民主制度的公然挑战，也是对广大选民权益
的背叛。
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让人们对政治体制产生了疑虑和不信任。
同时，衡阳破坏选举案也暴露了相关监管机构在选举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
监管
机构应该加强对选举过程的监督和执法，确保选举的公正和透明。
同时，对于破坏选
举行为应该坚决打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
作为普通公民，我认为我们应该增强选举意识，重视选举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积极参
与选举活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倡导和推进选举制度的完善和改革，使其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
总的来说，衡阳破坏选举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保卫选举权益的重要性，呼
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维护选举的公正和透明，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
作者： 樊鸽佳
作者机构： 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出版物刊名：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页码： 70-73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期
主题词： 村委会选举 刑事立法 破坏村委会选举罪
摘要：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是实现村民民主权利、财产权利保护的前提。
但转型和发展期的我国农村，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现象屡有发生，不仅对村民利益造成伤害，而且经常会引发相关恶性案件，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行法律对该类行为制裁不力，刑事法网不严。
应将情节严重的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入罪予以惩治。
本案村民破坏选举是否构成犯罪?案情：2001年11月，某村举行第一轮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原村主任周某比另一位村主任候选人陈某少了200多张选票。
犯罪嫌疑人张某(系周某亲戚)得知后，便请人伪造了该村选举委员会的印章和500张选票，在第二轮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时，趁工作人员不备，将其伪造的500张选票夹在正式选票中投入票箱，致使该村委会主任选举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分歧意见：对本案张某行为的定性和处理存在以下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选举罪。
理由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一种依法进行的选举活动，张某伪造选票并夹带进票箱的行为属于破坏选举的行为之一，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对象虽然不是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但从选举的重要性和破坏该选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来看，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应纳入我国《刑法》破坏选举罪打击的范畴，以维护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况且，村民委员会的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某些行政管理工作时(如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的管理等)，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所以，妨害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也构成破坏选举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理由是：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人民团体，张某伪造的村选举委员会印章属于人民团体的印章，故其行为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要求破坏选举的对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不包括村民委员会委员。
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使当前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适用类推，以破坏选举罪对此类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因此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破坏选举罪。
同时，村选举委员会不属于人民团体，张某行为也不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心得体会-衡阳破坏选举案感想作为一个人民的代表，选举是实现民主、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然而，当我听到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
选举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方式之一。
然而，有人为了个人私利和权力欲望，不惜以破坏选举的方式为自己谋私利。
这种行为是对人民选举权的侵犯，更是对民主制度的嘲弄和践踏。
破坏选举案的发生不仅影响了选民的选择权利，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和道德底线。
一个没有信任基础和公正选举的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稳定，也无法为人民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
对于破坏选举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监督和维护选举的行动中去。
要加强法律意识，提高选民的法律素养，以便更好地保护选举的公正性和民主性。
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选举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提高其职业道德和公正执法意识。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得到充分保障。
衡阳破坏选举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维护选举的公正和民主。
我们应该共同呼吁，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建立完善的选举制度，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行使我们的权力，参与到选举中去，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选举是我们实现民主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珍惜和维护这个权利。
只有通过选举，我们才能为自己和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之，衡阳破坏选举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加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维护选举的公正和民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的社会。
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能不受刑事处罚吗？
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这既是对自1954年城市设立居民委员会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经验的总结及其重要作用的认可，也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性质和功能进行重新界定和结构调整的需要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这一规定，确认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使之成为了重要的宪法关系主体；奠定了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的宪法基础，从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存在和有关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宪法依据。
这一宪法规定，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助于城乡基层社区社会秩序的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心得：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一、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社会危害性讨论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需要先厘清认定犯罪的标准。
刑法随时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适用界域，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刑法所规制的犯罪均为公民极度不能容忍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该行为或者肆意破坏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或者践踏社会公序良俗或者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国家的利益，威胁政权的稳定。
总而言之，某个行为之所以被规制为犯罪，本质是因为行为的反社会性即社会危害性。
但是并非所有反社会性的行为均为犯罪，只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构成犯罪。
应当适时变化刑法罪名，实现刑法的自我生长。
立法者若要将某类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必须先证明该行为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此才能正当的被刑法立法吸收，纳入刑事立法的内容。
而如何证成某种行为已经达到刑法要求的犯罪标准，可参见两位知名学者关于犯罪概念的有代表性的解读。
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一书中关于何种行为可以界定为犯罪，从刑法的功能目的角度将犯罪解读为私法领域不能解决的违法行为，即“刑罚的预防功能适用于私法之赔偿功能（强制履行、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所不能及的领域，以限制不法行为。
”随后，他采用例举法罗列了哪些行为因为私法无法救济而必须要求国家将其纳入刑法所调整的犯罪内容。
“a如在盗窃等犯罪情况下，强制赔偿对于大多数无资产的犯罪人而言是无效的；b如在杀人、性强制等情况下，私法的赔偿是不能对法律的被破坏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c如果法秩序赋予被侵害的法益以特别高的价值，因此，应以特别坚决的方式对不法侵害者进行责难；d 如果不法侵害行为频繁，特定犯罪激增（如假冒伪劣食品、高利贷等），唤醒人们通过严厉的刑罚与之抗衡。
”，将李斯特关于犯罪的解读归纳为某一历史环境下，私法不能调整的严重危害社会共同利益或秩序价值的行为，其中严重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违法行为侵犯法益的高价值、行为的频繁性、损害的不可恢复性。
李斯特对犯罪的(标准)社会危害性把握不足之处在于只强调私法的调整缺陷，忽略了国家行政公法调整的缺陷问题。
如果说李斯特系从正面的角度解释犯罪的准入标准，那么韩忠谟先生在《刑法原理》一书中关于犯罪的界定则是从反面的角度，他从慎刑的观念出发认为：1、某种不法行为，斟酌情势，如果只要认定为违法，进行社会警告或民事赔偿即可达镇压效果，不宜适用刑事制裁；2、某种行为应受公力制裁，因情势所必须，如果只要通过行政法规上各项秩序罚、惩戒罚、强制罚即可适当处置的，不宜认为刑事责任；3、其他不法行为依据犯罪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区分，行政犯为行政便宜而创设犯罪，应当注意行政政策的变化审慎用之，自然犯属当然犯罪。
将韩忠谟先生对犯罪的界定概括为刑法的补充保障功能，当其他法律不能约束某类行为发生时，刑法才从后台走向前台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对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掌握，李斯特的功能目的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设置犯罪是为了更好的预防犯罪，故而把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必须是在该行为对公民、社会、国家利益的损害已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需要通过强制性的刑法介入以防止同种行为的发生情况下。
而韩忠谟先生从刑法补充性功能出发，认为将某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基本标准是民事行政法律对该违法行为已经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这类行为才能归之为犯罪。
另外，考虑到犯罪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时代性特点，我们还需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将社会基本价值如道德、伦理、公众利益等归为评价社会危害的法益要素。
结合上述两位学者的犯罪观点，将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准认定归为以下几个方面：1、违法行为侵犯法益的严重性，即违法行为系对国家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社会公众利益如社会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严重侵害，另外包括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不可恢复性破坏。
2、违法行为具有频繁高发性，公众对刑罚适用具有高期待性。
3、对于违法行为动用非刑法规则充分干预并不能有效预防该类行为的发生。
考虑到上述对标准的讨论仍停留在抽象的概括性的描述上，只是辨明刑法规制某类行为为犯罪的技术性方法，要真正识别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因而，讨论是否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犯罪范畴，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概念性演绎，而是要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立足普通人的公正观念客观地考察这一具体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不得不用刑法进行规制的程度。
首先，当前贿选已经严重破坏村委会选举的正当性，侵犯的法益具有极高价值。
根据201X年XX县第八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分析，被调查的村民凡是竞选村长主任的无不以请客吃饭、送烟送钱的方式进行贿选，某些人甚至以暴力或暴力威胁方式让竞争者退出选举。
此时，贿选所侵害的是基层农民的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层的民主权利，其所侵犯的法益关系到我国九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
另外，贿选不仅仅侵犯农民的宪法性权利，而且影响了国家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在“乡政村治”行政模式之下，农村虽然只是自治性组织却承担着较多的国家政治任务，因而，村委会选举被破坏直接对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产生危害，将其列入刑法调整范围系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
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侵犯的法益具有极高的价值，此种行为高度频发亟需要严厉的刑罚手段予以介入。
其次，因为其他法律强制性手段对当前破坏农村选举行为已失去约束力，刑法迫切需要介入。
当前对农村选举的规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处罚局限于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二百五十六条对破坏选举的行为，仅规定选举无效的结果。
这样的处罚手段，面对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村候选人花费几十万、上百万贿选的情形，处罚的力度已无法达到预防贿选的效果。
仅仅几百元的罚款或者拘留几天的处罚，违法成本极度低廉，低成本违法加剧了破坏选举行为的发生。
因而，将破坏农村选举行为纳入刑法犯罪的内容是社会所需、形势所迫。
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一）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法益保护具有等同性破坏村委会选举系对村民自治这一宪法制度的破坏，村民自治背后的利益是村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如于建嵘教授所述，“在中国历史上，乡村政治的基本单元是家庭，个人不是政治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当今中国乡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体为主体，村民以‘个人’这一身份进入乡村政治领域的。
这种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委员会界定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权利无疑是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因而，当村民选举成为我国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时，村民拥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的选举权即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农村并非属于国家政治的范围，村民委员会不是政治组织，因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权利不等同于宪法意义上的选举权，不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
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只关注了政治组织的形式结构，而没有看到政治组织的功能目的。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村民连自身农村事务都不能当家作主，谈何对国家的当家作主。
另外，从村民委员会的功能出发，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如此，村民委员会的功能远远高于仅仅对农村集体事务的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层延伸。
因而，从村委会履行的职责内容来看，它不是与国家分立的一种自治性组织，更多的是国家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村委会积极履行着国家职能的情况下，将村民选举权利界定为基本的政治权利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
破坏选举罪所保护的法益内容是公民的选举权利和国家的选举制度，这里的选举权利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是政治组织合法性的法律来源。
而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其实质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而先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论及了村委会选举从其目的而言亦为村民参与国家社会管理的一种途径，因此，在法益内容上，村委会民主选举权与人大选举权实质上具有相同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能舍小取大，排斥对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的刑法保护。
没有基层民主的政治民主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
因而，如果要切实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就有必要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纳入破坏选举罪范畴。
（二）破坏村委会选举纳入破坏选举罪的具体设想解决了破坏村委会选举罪纳入破坏选举罪的正当性问题，这只是刑法理论方面的分析，在具体层面上，还必须解决法律规范问题。
无论何种民主选举制度，其程序设计应当具有高度相似性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罪责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参考破坏选举罪的犯罪构成设计。
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破坏选举行为包括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行为。
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10章对破坏选举行为规定为：（1）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2）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以上内容显示，两种破坏选举的行为构成基本一致，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的刑法规制完全可以参考破坏选举罪。
另外，对立案管辖和立案标准，作为同属于侵害民主权利犯罪的破坏村委会选举罪，可以参考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如此，在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破坏选举罪中增加“破坏村委会(居委会)选举”的有关内容，条文可修改为“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法律规定的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