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01-04-03
[作者简介] 郭镇之(1951-),女,云南昆明人,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1)03-0058-06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
□郭镇之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100024)
[内容提要] 达拉斯・斯麦兹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
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受众商品论[中图分类号] G 206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把马克思墓碑上这句著名的话献给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 ),无疑是最合适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的活动家。斯麦兹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是他,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参与并影响了呼吁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国际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一、斯麦兹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
斯麦兹1907年生于加拿大。他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受业,1928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
斯麦兹在加州伯克利接受了广博的经济学知识的教育。尽管当时在学术界,保守的经济学派占上风;但是在伯克利,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研究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斯麦兹在学校里专心研究经济史和理论史,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文件很感兴趣,认为它们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条件。美国政府对1890年经济崩溃的听证会文献和有关交通行业的文件,构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此时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时期。大萧条有助于斯麦兹形成制度经济的思想,新政对大萧条的制度性对策,则影响了他的职业走向———
毕业后的11年,斯麦兹在美国政府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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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应用社会科学的广泛经验。
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斯麦兹先后到美国政府农业部、劳工部任政策分析员,使用并评估中央统计局的统计结果,同时,他开始与报纸和邮电等交通、通讯行业的工会打交道。在农业部和劳工部,他接触到要求改良的进步党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和工会领导人。与工人的合作使他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社会政治理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获得了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行业垄断巨头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身感受到传播行业劳动力变化的过程———由于新技术的影响,传统上需要掌握特殊技能才能就业的无线电和电话工人的技术优势日渐消失,他们开始感到非熟练工种对他们的职业冲击。斯麦兹也亲身体会到这些公司中激进的和保守的两种工会之间在支持工人斗争方法上的分歧。无疑,这对他今后参与政治活动是有极大影响的。
影响斯麦兹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争议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大萧条之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1928年,他还曾投票支持过后来当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但很快便抛弃了赞同右翼的立场,而投入激进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在社会动荡中,他曾目睹国民警卫队与罢工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在进行研究生课程项目时,他采访过陷于贫困的农场移民工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反法西斯人士有过接触。他说,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首先来自阶级斗争的实践,然后才是书本知识的接触。
斯麦兹自称“新左翼经济学家”。
由于他1938年参与支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引起了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询问,从此他成为政治敏感人物。
但此举反而加强了斯麦兹的反叛精神,更坚定了他的左翼立场。许多年后,美国《信息公开法案》批准了对政府档案材料的公开,他得知,自己曾5次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调查。
1943年,斯麦兹被任命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首席经济学家,对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发表建议和意见,直到1948年。美国的1934年《通讯法》将所有与电子传播有关的行业都归并FCC管理。斯麦兹去FCC讲解传播行业劳工关系争议及其对策,并对电信费率提供咨询建议。他希望,通过加入FCC,帮助这个独立法规行政机构行使职能,影响FCC 制订和实施针对通讯和传播垄断的各项控制对策。他说,新政时期的FCC是一个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地方。在FCC,斯麦兹指导了对广播电视政策的研究。当时FCC正忙于分配电波频率,斯麦兹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从商业利益集团捍卫私营者对广播电视控制权的运动中获得很大的教益,从而影响到他后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对媒介商品化的认识不能说与他这一段的经历无关。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撰写了《对常规广播电视的经济学研究》,还为FCC经典性的《广播电视持照者的公共服务责任》(又称“蓝皮书”)撰稿。由于这些建议引起争议,最终被束之高阁。这一时期,斯麦兹的研究和建议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的左翼立场。
1948年,斯麦兹离开FCC,来到新成立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设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班,因而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的摇篮。许多知名学者曾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逗留,包括著名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 ood)、传播批判学者格伯纳(G eorge G erbner)、阿多纳(Theodor Adorno)和席勒(Herbert Schiller)。斯麦兹在传播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同时在商学系担任经济学教授。
1948～1949年,斯麦兹教授了美国第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名称为“传播经济学”。当时,由于冷战气氛严峻,也由于电子媒介日益强壮,院外活动频繁,对其进行研究十分敏感及冒险,因此,斯麦兹起初谨慎地开讲传播经济理论,而后才是传播政治经济理论。那时,他最感兴趣的却是宣传问题,特别是,大众传播如何与资本主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对共识的引导”。他的研究焦点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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