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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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工业的行程和发展(1927-1949)第一节鸦片战争后中国买办资本工业的演变及特点一、甲午战争后官办工业情况二、这一时期官僚资本变化的特点1、隶属关系开始分散2、官僚资本的投放重点开始由工业向银行金融业的转移(1)银行社会功能的扩展(2)银行资本的高额利润第二节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社会经济背景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体系的发展过程1、十年内战促进了官僚资本的形成(1)名目繁多的税赋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从发行公债中捞到实惠2、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有了进一步发展3、日本投降后经济势力更加膨胀三、四大家族对金融业的控制1、对“四行两局”的控制2、实行币制改革(1)实行法币政策的内外原因(2)实行币制改革的情况(3)法币政策实行的结果第三节四大家族控制下的官僚资本工业一、十年内战时期的官僚资本工业二、抗战时期的官僚资本工业1、抗日战争开始,工矿企业的大规模内迁2、战时内地工业的发展3、战时内地工业的作用和特点(1)官僚资本工业的比重明显增加(2)部分改变了工业布局极端不合理的状况(3)重工业比重有了明显增加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官僚资本工业第四节中国官僚资本工业的特点一、中国官僚资本工业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明显的反映了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利的相结合,政治强制与经济掠夺相结合,国家官营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中国官僚资本工业是以银行为支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中国官僚资本工业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五章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1927-1949)第一节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的一般情况一、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二、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1、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的目的2、新民主主义工业的组成3、新民主主义工业发展的概况(1)十年内战时期的苏区工业(2)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的工业(3)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工业的发展第二节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一、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历史地位1、保护了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2、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国营工业的发展,有力的支持了政府的财政,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3、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业准备了物质和精神条件4、管理新民主主义工业的主要经验和教训(1)发展新民主主义工业(2)新民主主义国营工业的领导体制(3)注意思想教育,开展劳动竞赛(4)逐渐懂得了经济核算。
浅析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摘要: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过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使其以买办起家。
而金融垄断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是最先开始着手的方面。
后四大家族又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关键字:四大家族,内战,买办,金融垄断,工商业垄断以蒋介石为首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组成的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是从战争中开始的,它以买办起家,通过增加赋税、发行公债、举借外债等措施增加资产;依靠其政治、军事上的独裁,进行法币改革,逐渐形成以四行两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再利用其自身雄厚的金融势力,独占工业、商业等市场,谋取巨大利润,创造巨额暴利。
一、以内战和买办起家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是与战争分不开的,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上台后,随着内战的频繁发生,军费开支不断扩大,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军费支出共达32亿元。
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包括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
其一,国民政府将增加赋税作为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征收的赋税种类繁多,中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关税、盐税、统税等,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田赋和营业税。
国民政府的中央税收政策主要是以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四大家族财富为目的,“1928年关税占41%,1932年上升至51.75%,盐税收入从1927年至1936年,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而统税是国民政府首创的税目,主要针对工业产品而征收的货物税。
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项合计占其中央财政收入的64.6%,到1937年上升至77.3%。
”[1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田赋预征制,使得预征范围从几年扩大到几十年。
其二,发行公债也作为国民政府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大家族”真相所谓“四大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
图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所谓“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
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从财富的数量,还是从财富的性质,我们都无法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聚资敛财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
整整60年以前,即1947—48年,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也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
他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
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亿美元,那么这“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显然说不过去。
陈伯达的著述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数据是靠不住的。
而且,从这些人身后的萧条来看,也足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多财产。
先看宋美龄。
据其外甥女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
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
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祖国大陆方面保存。
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民国四大家族是哪四个家族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
的?
导语: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19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
瞿秋白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
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19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
瞿秋白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
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
之后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文人之一的陈伯达的在内战(解放战争中)中完成的。
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
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
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向中央进行汇报。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公曾经三次下野。
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
生活常识分享。
“官僚资本”追根溯源一、再探讨官僚资本的必要性官僚资本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概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似乎没有任何研究探讨的必要性。
其实不然,官僚资本到底是什么教材上没有明确的解释,相关的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也找不到相应的说明。
一提到官僚资本,很多人立刻就能够想到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制和排挤,所以“四大家族”成了官僚资本的代名词。
把“四大家族”看成官僚资本的代表固然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四大家族企业还有别的官僚资本吗?每个老师都对这一概念有自己的理解,有的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有的老师认为除了四大家族企业外,晚清的洋务企业也应该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另外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洋务企业连资本主义企业都算不上,更不用说官僚资本了。
作为一个一线高中历史教师经常会面临学生刨根问底式的发问,他们共同的特点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当然这是应对高考的需要)。
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一概念,我深入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官僚资本的来龙去脉。
在这里把我查阅的相关情况作一阐述以期对各位同仁有所帮助。
当然总结的也只是我个人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解,未必完全是正确,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仁海涵,批评指正。
二、官僚资本演变历程从官僚资本的演变历程来看,明显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出现到抗日战争胜利。
官僚资本一词最早提出者是瞿秋白,他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
在这一文中,他把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都看作是官僚资本。
1936 年 , 著名历史学者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所有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
所以这一阶段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也就是国家资本。
第二阶段是从抗战胜利到文革结束。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党官僚政治的日益腐化,政府内部分主管财经事务大权的官员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战争财。
中外垄断资本之比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有何不同?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一中学熊国荣(441800)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四大家族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利用国家政权,逐渐形成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那么,它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有何不同呢?一、形成发展道路不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在取得统治地位、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以后,直接利用政治特权,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持,通过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垄断性的经济掠夺活动,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它的形成发展道路,是从政治走上经济的,即先掌握国家政权,再发展成为官僚垄断资本。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生产和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并日益高度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而形成的。
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巨头操纵整个国民经济命脉,他们直接或由其代理人占据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进而控制国家政权。
这说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其形成发展道路,是由经济走向政治的,即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然后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削人民、对外扩张,赚取超额利润。
二、垄断组织的表现形式不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所采取的垄断组织形式,主要是康采恩这种垄断形式,形式比较单一。
即每一个家族以他控制的金融机关为中心,操纵其他金融机构和商业、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以组成自己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
如:宋子文家族以其掌握的中国银行为中心,控制着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广东银行、中国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商业机构和扬子电气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淮南路矿公司等工矿和交通机构,组成宋氏家族的经济体系。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其垄断组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
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摘要: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过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使其以买办起家。
而金融垄断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是最先开始着手的方面。
后四大家族又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关键字:四大家族,内战,买办,金融垄断,工商业垄断
以蒋介石为首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组成的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是从战争中开始的,它以买办起家,通过增加赋税、发行公债、举借外债等措施增加资产;依靠其政治、军事上的独裁,进行法币改革,逐渐形成以四行两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再利用其自身雄厚的金融势力,独占工业、商业等市场,谋取巨大利润,创造巨额暴利。
一、以内战和买办起家
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是与战争分不开的,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上台后,随着内战的频繁发生,军费开支不断扩大,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军费支出共达32亿元。
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包括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
其一,国民政府将增加赋税作为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征收的赋税种类繁多,中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关税、盐税、统税等,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田赋和营业税。
国民政府的中央税收政策主要是以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四大家族财富为目的,“1928年关税占41%,1932年上升至51.75%,盐税收入从1927年至1936年,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而统税是国民政府首创的税目,主要针对工业产品而征收的货物税。
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项合计占其中央财政收入的64.6%,到1937年上升至77.3%。
”[1]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田赋预征制,使得预征范围从几年扩大到几十年。
其二,发行公债也作为国民政府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1927年至1931年的五年内,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债额达10亿元以上。
公债发行由银行承购,承购时不按公债的票面价值购买,一般只按5到7折,而公债的年利一般为6厘到8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价值十足支付。
四大家族的银行作为公债利益的垄断者,通过承购公债,获得惊人
利润。
“1927年至1931年间,国民政府发行十亿零五千八百万元的公债券,实收额只有五亿三千多万元,四大家族公债折扣净得五亿二千多万元。
”[2]公债的发行,是以关税、盐税、统税作担保,因此,内债发行越多,租税增加越多,四大家族获得的暴利就越多。
其三,举借外债是国民党政府筹措军费的又一重要手段。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不仅承诺偿清历届反动政府的外债,还不断向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从国民党政府自成立到抗日战争开始为止,共借14种外债,主要包括1931年“美麦借款”、1933年“棉麦借款”,1933年“航空密约”等。
另外,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与买办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内战,主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他们不仅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还为其提供大批军火,而四大家族则充当帝国主义军火的大买办。
因此,每年国民政府进行国际贸易,其中回扣主要由四大家族垄断,仅佣金每年便可达数千万元。
二、垄断金融
垄断金融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也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
蒋介石在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巩固南京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江浙财阀的大力支持,从而懂得掌握国家金融的重要性,这也使金融垄断成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最先进行的方面。
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以短期金融公债抵充的形式,将2000万作为资本,建立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拥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以及经募国债等特权。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又通过发行金融公债,将资本增加到1亿元。
从当时来看,中央银行的资本在全国银行资本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由发展过程中来看,从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宋子文,到第二任总裁孔祥熙这一趋势,可见四大家族一直掌握着中央银行的大权。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加强,四大家族依靠其政治上的特权,通过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不断扩张垄断势力,加紧搜刮,吞并民族资本,残酷的榨取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得中央银行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同时规定“中国”为经理国际汇兑的专业银行,“交通”为经理实业投资的专业银行,不让两大银行再经理国库,使得中央银行成为四大家族独占全国金融的大本营,奠定了其垄断全国金融的基础。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
1927年,中国银行股本已增至1976万元,股票大多数在商人手中,官股只剩余5万元,交通银行也大致是这种状况。
在蒋介石上台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这两家银行,以加入官股的名义进行改组。
“于1927年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至上海,定该行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又于1928年将交通银行迁至上海,定该行资本为10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200万元。
”[3]1935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白银政策引起中国金融危机,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其中3000
万元拨给中央银行增资,2500万元拨给中国银行增资,1000万元拨给交通银行增资。
至此,四大家族通过依靠国家政权,只用公债预约券的形式夺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中国最大银行的主宰权。
1933年,蒋介石政府又设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又将其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资产增至1000万元,该行作为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主要掌握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
四大家族还特设两个金融机构,即1930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和1935年设立的中央信托局,这两个机构再加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垄断的核心机构。
另外,四大家族还对小四行、北四行、南四行,采取以补助、入股、收买股票,兼任各行职位或高官厚禄等手段,控制其商业和钱庄,形成官商合办或四大家族商办的形式。
到1935年末,官办银行2566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由此说明四大家族在全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已经确立。
法币改革是四大家族进一步垄断金融的重要环节。
“193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发行权,集中保管准备金,确定法币对外汇率,其目的是借用此次改革将白银国有,仅90天收回白银3万余元” [4];1948年8月,因首次币值改革造成物价飞涨,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以金元券取代法币,并在《金元券发行办法》中规定“凡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者都须向中央银行或委托其他官营银行,按黄金每两200元,白银每两3元,银元每枚2元兑换为金元券,违者将予没收或判刑。
”[5]仅两月时间,搜刮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3300余万枚,美钞、港币数千万元,合计共值美金约为2亿元。
由此可见,四大家族从法币改革中获得巨额收入,进一步确立其垄断金融的地位。
三、垄断工商业
四大家族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在商业上,四大家族通过设立大规模的商业机构,垄断全国主要商品贸易和进口贸易。
在商品贸易上,将内外债、外汇、黄金、商品囤积等投机手段用作商业垄断的方式,宋家在米业、棉业和百货业组织了极其庞大的商业托拉斯;孔家的祥记商行遍布各大重要城市;1936年后,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的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出口买卖。
在垄断进口物质上,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旗下的孚中公司垄断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并独家经营美国13家公司产品;孔祥熙的杨子建业公司,独家经营美国60余家工厂产品;陈立夫的太平洋兴业公司和美国23家公司有着经销合同。
四大家族不仅成为美国产品在中国倾销的总买办,而且其在商业获得的垄断利润也是无法估计的。
在工业上,四大家族通过设立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机构,采取加资、合股、接管、
国营等方式,抢夺和吞并民族资本工业,进行工业独占活动;他们还通过没收北洋军阀官股的办法吞并官僚资本工业。
据抗战初期统计,由四大家族控制的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三大系统合计,工矿企业共16个单位,但到抗战后期,已增至105个单位,包括工、矿、电三大类,抗战胜利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茶公司、中蚕公司三大公司垄断了工业市场,最终取得巨额暴利。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与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透露着帝国主义附庸的买办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对国难当头的社会经济起着极为消极和腐朽的作用。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拓和发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
索引:
[1]《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霞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P43
[2]《中国金融通史》,张国辉,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P202
[3]《中国经济史》,侯家驹,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P89
[4]《中国近代经济史》,于素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44
[5]《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