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来华定居犹太人的几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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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中国城市接纳犹太难民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图为正在晾晒衣服的犹太妇女。
尽管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德迅速再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希特勒还曾试图扶持蒋介石政府,比如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只是希特勒最后发现对方实在难堪大事,才转而与日本结盟。
二战期间,就犹太难民问题,中国又与德国发生了联系。
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
为什么上海会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风港,王健认为,主要是上海的特殊性:上海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犹太难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一是因为上海租界的开放性,一是上海没有反犹传统,上海市民对他们比较友好,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上海有犹太社团和世界其他犹太救济组织的帮助。
”王健解释道。
位于上海的犹太难民收容所中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在领餐。
但是,除了上海外,还有很多中国口岸城市也接纳了不少犹太难民,如天津、哈尔滨、青岛、威海、昆明、成都、香港、大连等,这是以往鲜为人知的。
这些接纳犹太难民的口岸城市中,最为主要的是天津、青岛、哈尔滨和香港。
在二战之前,天津也有犹太社区。
到了二战期间,根据王健的观察,犹太难民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来到天津。
1940年7月以前,因为上海当时已经有太多难民,谋生比较困难,所以许多犹太人通过上海中转北上前往天津。
而在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后,一些犹太难民通过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和青岛等地。
根据《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1939年12月,已经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者获准在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而持许可证抵达的有56人。
最后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在200到300人间,他们虽然都参加了天津希伯来协会,但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犹太移民协会,并吸收了几乎所有为逃离纳粹暴力而来到天津的犹太人。
Vol. 32 No. 2Mar. 2019第32卷第2期2019年3月韦务职占菽*李祐学报Journal of Qingdao Technical College青岛档案馆馆藏史料中的来华在青犹太人活动(1928—1948年)钩沉莫玉梅,贺小悦(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520)摘要:从国内的犹太研究来看,研究对象主要是上海和哈尔滨两地的来华犹太人,对在青犹太人少有论及。
但是,在青犹太人是近代来华犹太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青岛档案馆馆藏 史料为研究在青犹太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料,结合近代青岛历史,可以揭示出1928—1948年犹 太人在青岛的生活状况。
关键词:青岛;犹太人;馆藏史料中图分类号:K3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698(2019)02-0081-06在中国的犹太学术研究中,来华犹太人研究 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
就现有学术论著来看,学 者们对在华犹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封、上海、香港、天津、哈尔滨、大连等城市中的犹太人及其 社团的活动,对在青岛的来华犹太人研究非常有 限。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房建昌是国内学者中对在青犹太人关注最多的人之一。
1997年,他在《本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一文中介绍了在青犹太人的来历、人数、去向、与哈尔滨犹太社团的关系、 在青犹太人参与的第三届远东大会的报告内容及犹太人在青的主要谋生手段。
在《近代中国犹太 教会堂及祈祷所考》⑵中,房建昌略微提到日本人1939年夏实地调查的关于青岛犹太教堂和青岛 犹太社团等相关信息。
在《民国时期德国在华外交机构、宗教势力及侨民情况》⑷中,他根据日本 史料提出:截止至1943年10月1日,在青岛的犹太人有29人。
此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光 在研究近代来华犹太人时也稍稍提及了在青犹太 人的一些具体情况。
例如,《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与发展》⑷提到建国 前在青定居犹太人的来源、人数、组织、主要谋生 手段;《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⑸详细讨论了上海、香港及台湾的犹太人离去和回归的原因,偶尔 提到青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华犹太人状况简述徐 新 近现代犹太民族在华散居史始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的19世纪后半叶。
在不到100年时间,有大约4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先后来到中国,其中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则是来避难。
上海、香港、天津、哈尔滨相继成为来华犹太人寄居生活的主要城市。
祖籍巴格达和孟买的犹太人于19世纪50年代率先来到上海经商,到20世纪初这批犹太人已在上海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富有富足的犹太社区。
原籍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犹太人由于那里出现的迫害和革命,于20世纪初来到哈尔演、天津等地谋生。
其人数增长迅速,到1920年仅在哈尔滨一地生活的犹太人便在12000人以上,使哈尔滨一举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寄居地。
二次大战期间,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约有2万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造成了历史上犹太人来华的最大一次浪潮。
尽管在二战结束和现代以色列国成立后绝大部分在华的犹太人已先后离去,但是到50年代中期仍有近千名犹太人滞留在我国境内。
这些犹太人的基本状况如何是目前研究犹太人在华散居史学者关心的一个课题。
笔者在近年对犹太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1998年访美时在胡佛研究中心档案馆见到一批涉及当时(1955—1959年)生活在上海、天津、哈尔滨犹太人的资料。
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犹太人在中国基本状况的了解,现根据这批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对50年代后期我国境内犹太人的情况作一勾勒。
基本状况 50年代对于在华犹太人而言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如其说是犹太人在华生活的继续,不如说是犹太人在华生活的止息更为贴切,因为对于多数在华的犹太人来说,等待获得或希望拿到去其他国家,特别是有亲友生活国家的签证已成为他们的最主要目标。
因此,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每年均有千余名犹太人在获得签证后离去。
到了50年代中期,在华的犹太人总数已不足1000人。
资料表明,1955年至1959年期间,离开人数的比例每年都在25%以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导致了大量华人归侨回到中国。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问题成为一项紧迫的研究课题。
第一步是确定归侨的规模和分布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大约有数十万人因为政治动荡和种族压力而选择回到中国。
这些归侨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如厦门、深圳、广州等地。
为了有效安置这些归侨,需要评估他们的具体情况,如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等。
第二步是提供基本的住房和生活保障。
归侨的大多数人失去了在印尼的财产和资产,因此他们需要住房和生活基本保障。
国家可以提供一些低收入住房项目,确保他们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为了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可以给予一些经济支持,比如提供创业贷款或培训机会。
第三步是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由于在印尼长期生活,归侨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不熟悉。
国家可以组织一些培训和教育活动,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可以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与中国人民建立联系和友谊。
第四步是促进归侨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国家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鼓励归侨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可以通过建设一些产业园区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归侨创业者。
可以促进归侨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展经济活动。
第五步是加强归侨的社会保障。
国家可以建立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为归侨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可以鼓励归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国家对印尼归侨的安置研究应该从多个方面出发,包括确定规模和分布、提供基本住房和生活保障、帮助适应社会和文化环境、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以及加强社会保障。
这样才能有效地安置印尼归侨,使他们能够在中国融入和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规定的补充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日期】1988.08.28•【文号】国办发[1988]47号•【施行日期】1988.08.28•【效力等级】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时效性】失效•【主题分类】国际科技合作正文*注:本篇法规已被《关于来华定居工作专家工作安排及待遇等问题的规定》(发布日期:1994年11月21日实施日期:1995年1月1日)废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规定的补充通知(1988年8月28日国办发(1988)47号)为适当解决部分来华定居专家反映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经有关部门研究,国务院同意对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办发〔1988〕6号)作一些修订和补充,现通知如下:一、来华定居专家在第一次确定临时工资后,其职务的聘任、晋升和工资的调整,同国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对来华定居专家,在按照现行规定发给生活津贴的基础上,根据其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增发一定的生活津贴(人民币)。
增发的标准为:担任教授及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每月一百元;担任副教授及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每月八十元;担任其他职务的人员,每月五十元。
三、来华定居专家根据国家规定退休后,以其工资为基础计发的退休金,仍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生活津贴,按其退休前实际领取生活津贴数额的85%发给。
四、来华定居专家由于某种情况遇到特殊困难时,专家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应从实际出发,采取临时性补助办法或其他措施及时给予帮助。
五、来华定居专家中从台湾、港澳出国留学毕业的人员,可按照对回国留学人员择优资助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办法,申请科研资助经费。
六、本通知自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88〕6号文件和本通知的规定。
作者: 龚方震
作者机构: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
页码: 63-67页
主题词: 开封犹太人;汉代说;公元前;文字;犹太教;中国;潘光旦;希伯来语;17世纪;突厥语
摘要: <正> 中国现在没有犹太教,也不存在犹太民族。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的情况,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本文仅就某些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或尚未注意到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犹太人来华的年代 历来有周代说、汉代说和唐代说三种意见,事实上周代说、汉代说都不能成立。
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
潘光;周国建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7(000)006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在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不能刻意归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因素.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他们的主要组织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顺利开展工作.同时,香港的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当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犹太人又回到了内地,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积极参与当地的新一轮发展热潮.
【总页数】10页(P130-139)
【作者】潘光;周国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上海200020;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上海20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18
【相关文献】
1.二战后美国的在华军事选择 [J], 林红
2.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 [J], 毛远臻
3.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从《基辅怨》到《犹太人的改宗》 [J], 李慧源
4.在华经营失败的犹太巨商—小安诺德兄弟——上海犹太人研究之五 [J], 唐培吉
5.解译战后美国犹太人的沉默:辛西娅·奥兹克的《披肩》 [J], 陈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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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正文:----------------------------------------------------------------------------------------------------------------------------------------------------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发[1984]177号1984年12月17日)旅外华侨和外籍华人科技专家、学者来华定居工作,是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科委、外交部关于加强引进人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有关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不完全适用,需要修订补充。
为了引进从事应用技术的专家来华定居工作,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现将国家科委制订的《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摘录)根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对来华定居专家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等问题,作如下规定:一、适用范围1.《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下达后,回国定居工作的华侨科技专家、学者,回大陆定居工作的台湾科技专家、学者和回内地定居工作的港澳科技专家、学者,来华定居工作的外籍华人及其他外籍科技专家、学者。
2.一九六六年以来经国务院、中央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回国、回大陆或来华定居工作并经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认可的科技专家、学者。
二、定居工作的范围(略)三、来去自由1.允许来华定居工作的专家再出境定居。
对工作几年后又要求出境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的,可以停薪留职。
2.允许来华定居工作的专家工作一段时间后,申请自费出境学习、进修,半年内工资照发。
来华犹太人基本情况和上海犹太遗址特色建筑调研一、来华犹太人基本情况在古代,就有大批犹太人来到中国居住,并在开封等地建立起犹太社团。
从1840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犹太人来华又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十年里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是19世纪未叶以后数十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次是1933-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
1945-1949年间,来华犹太人大多离开了中国。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一些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犹太人离开中国归因于他们“害怕”共产主义。
事实上,这三个群体的离开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寻求家园和团聚的需求;有的因为失去了在华经营的有利条件;也有的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的恶化。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仍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犹太人仍然留在中国大陆,直到文革爆发,包括在华犹太人在内的外侨几乎全部离去,而他们陆续离开中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在同一时期,香港的犹太社团继续存在,并获得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务实的人们纷纷前来中国寻找机遇。
犹太民族也高度重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带来的机遇。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活跃在中国各地,犹太社团正在许多沿海城市逐渐形成,稳步发展。
从1970年代末以来,犹太人来华主要有三波。
第一波发生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一些犹太人到中国经商、旅游,但在中国长期居住、工作的还是少数,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图发展的更少。
第二波发生在90年代中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它导致以色列外交官、企业家和学者纷纷来华。
以色列人在来华犹太人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进入新世纪,来华犹太人数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形成了第三波。
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以入世为标志加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二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日趋猖獗,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显得不安全,而中国则相对稳定和繁荣。
犹太教与现代社会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定居文化影响与宗教认同的挑战犹太教与现代社会: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定居、文化影响与宗教认同的挑战近代以来,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定居、文化影响以及宗教认同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犹太教与现代社会的相互作用与发展。
本文将探讨犹太教在全球各地定居的情况,犹太人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在认同犹太教信仰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一、犹太人的全球定居与散居1.犹太人的历史与散居现象犹太人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中东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广泛的散居现象。
犹太人的定居分布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地。
这种散居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为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传播奠定了基础。
2.犹太人在欧洲的定居与文化影响犹太人在欧洲地区的定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以经商和金融为主要职业,并逐渐形成了犹太人的独特文化。
犹太人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犹太教的传播以及他们对当地风俗习惯和语言的融合。
3.犹太人在北美洲的定居与社会融入犹太人在北美洲的定居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以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为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逐渐成为北美洲社会的一部分,并在各个领域显露出杰出的成就。
这种社会融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宗教认同和文化传统。
二、犹太教的文化影响与挑战1.犹太教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尽管犹太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成为犹太人文化与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犹太教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在世俗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对社会公正、教育和慈善事业的重视。
2.犹太教的宗教认同与现代生活的碰撞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演变,犹太教的宗教认同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现代科技、全球化以及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传统提出了新的考验。
犹太人在坚守信仰的同时,也需要适应并回应当代社会的变革和需求。
关于近代来华定居犹太人的几个基本问题作者:黄定天文章来源:《人口学刊》2005年第9期更新时间:2008年01月09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数万名欧洲犹太人或远涉重洋,或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来到中国,定居在上海和哈尔滨,也有少量定居在天津、北京、大连、沈阳、青岛。
这些犹太人分为来华淘金和来华避难两大类型。
由于中国人民的友善和宽容,也因犹太人超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在中国安居乐业,不少人还发家致富。
就连二战期间遭受德国纳粹党迫害而被迫流亡的犹太难民也得到人道主义的救助,躲过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劫难。
他们在中国还组织了各类社团,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
这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也是20世纪人口迁移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
引言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曾经有数万名欧洲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上海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定居,这是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人口迁移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
由于这一社会现象当年并未受到重视,造成仅过去半个世纪就对许多基本问题无法弄清的窘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本文拟对来华定居犹太人的由来与去向、分布与数量、职业与组织等问题进行粗略的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一、由来与去向近代来华定居的犹太人大致可以分为来华淘金和来华避难两大类型,就时间而言,前一类型远远早于后一类型,就数量而言,后一类型则远远多于前一类型。
来华淘金这一类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早期进入上海的犹太商人。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通过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取得了在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寄居贸易的特权,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三面向海交通便利又极为富庶的上海成为英商的首选。
几年内便有10余家英美法等国颇具规模的洋行进驻上海,来自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开办的沙逊洋行就位列其中。
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大卫·沙逊是第一个进入上海的犹太人,但大卫·沙逊是近代以来上海犹太商人的领头羊则是不争的事实。
[1]另一名与沙逊齐名的英籍犹太巨商为大名鼎鼎的哈同。
哈同幼年时随归入英籍的父亲居住在印度孟买,青年时到香港谋生,翌年只身到上海找出路,受雇于沙逊洋行。
从1901年起,哈同自立门户,专门从事房地产和鸦片生意,在房地产生意中倒买倒卖,在鸦片生意中违抗法令囤积居奇,采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靠两土(土地与烟土)起家,从一贫如洗的穷小子成为沪上闻名的大亨。
除沙逊与哈同两名犹太超级巨商外,近代在上海淘金的犹太巨商还有安诺德兄弟、卡道里父子、埃兹拉家族等等。
他们的经营范围几乎涉及到中国当时的各个经济领域,甚至连军火生意也做。
而且经营地点也不局限于上海,不但在沿海、沿长江的各港口城市设有支行,还将其业务开展到伦敦、纽约、巴黎以及香港等国际大都市。
至于在上海一带淘金的中小犹太商人则数不胜数。
除上海外,来华淘金的犹太商人最集中的地点是哈尔滨。
哈尔滨的犹太商人与沙逊、哈同这样的巨商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中小工商业者却如过江之鲫,其中颇具规模的有索斯金、德里金、卡斯普、阿罗俄奇兄弟、老巴夺兄弟、卡巴尔金、斯季德尔斯基等等,主要经营范围有银行业、旅店业、面粉加工业、烟草业、木材业、毛皮业。
来华避难的犹太人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华定居犹太人的绝大多数。
这一类型的又分为来自俄苏和来自西欧的两部分。
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城镇,早期主要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营运夹杂在大批俄国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军人与神职人员中迁移而来的。
后期则多因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害怕遭受新生政权的清算,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战火迁移而来的。
无论早期或后期来华的都是只身或以家庭为单位,都不是以民族集体迁徙的方式移居而来。
来自西欧的犹太人绝大多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受德国纳粹党大规模反犹、灭犹行动迫害的难民,主要是生活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等国的犹太人。
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拒绝接纳欧洲的犹太难民,而上海却成为犹太难民的东方庇护所。
因为上海有西方列强“国中之国”的租界,而洋人几乎可以随便进入租界,甚至连护照签证这样最基本的证件都无需出示。
早期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多为乘海船而来,后期则主要走陆路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再经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而来。
据伪满洲国驻德国柏林的“公使馆”官员回忆,在1939年春至1940年5月末,经伪满洲国“公使馆”签发的犹太人入境签证就多达12000份。
[2]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华生活的各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中国,其原因与去向也各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被中国政府遣送出境的德国和奥地利籍犹太人。
因德奥两国同为二战的战败国,中国政府对旅居中国的德奥侨民的处理原则是遣送回国,德奥籍犹太人也不例外。
根据这一规定,近2万名德奥籍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庇护了他们多年的上海。
但相当一部分人对回国仍心有余悸,宁肯继续流亡异国他乡,这一部分人多数去了北美洲,也有少数去了澳洲和南美洲。
第二种是返回祖国的俄籍犹太人。
俄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在二战后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也有一些未入籍者成为无国籍人。
1947年时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前苏联政府允许在华苏籍侨民回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返回祖国,这中间就有大批犹太人。
也有一部分加入了苏籍的犹太人和无国际籍的犹太人对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心存疑虑不敢回国,辗转去了北美洲和澳洲,继续其流亡生涯。
第三种是去往以色列的各地犹太人。
1948年5月,以色列共和国宣告成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
当时以色列共和国还经中国政府的同意,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鼓动和吸引在中国的犹太人去以色列定居,并且发放签证,据统计,上海办事处共发放了7000份,仅1948至1949年离开上海的犹太人就有4000余人。
[3]此外还有少量波兰籍、英国籍、伊拉克籍犹太人,他们的去向也与上述3 种大体相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量掌握专业技术的犹太人经政府批准留在中国工作,后部分离境,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已寥寥无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部分生活在上海的犹太富商,在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革时期移居香港,这些人以其雄厚的资金和灵活的经营方式,为香港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二、分布与数量弄清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华的分布及其聚居地并非难事,因为依据当时的文献资料、回忆录以及建筑遗存,能够清晰地描绘出犹太人的分布轨迹。
可以确切地说,近代来华定居的犹太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哈尔滨、大连、奉天(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大城市。
其它如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等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以及新疆也有一定数量的俄籍犹太人。
这也与他们以经商和避难为主要目的,经由海路或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入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迁徙路线相吻合。
就是同一城市,他们也愿意集中居住。
有租界的城市则居住在租界内,无租界的城市则集中在几个街区,往往形成自己的小社会。
然而,想弄清在华犹太人口总数及上述各地犹太人口数量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首先因为近代以来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外祸频仍、国土沦丧,这样分裂混乱的政治局势怎么可能留下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
其次是当时城市的管理水平低下,更何况在有租界的城市又由中外两个行政当局分别管辖。
当时除上海这座最先进的城市外,大多数城市并无人口普查意识,也无科学的手段和必需的资金,当然不可能留下科学的人口统计资料。
最后,因为无论是经商或避难的犹太人都在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而随时迁徙,即从外国进入中国,又从中国再去第三国,或是在中国国内流动都很频繁,全国的犹太人口总数和各地的犹太人口数始终是一个变量。
即使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也只能反映某一时段的局部情况,也不会留下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
因此,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的研究者涉及到在华犹太人口总数及各地人口数量时,都只能依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只鳞片爪的资料估算,致使差距相当大,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各方面认同的权威性数据。
上海是来华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活在上海租界内的犹太商人及其眷属大约有700人。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原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南迁,这部分人数大约有4000人,加上从欧洲流亡来的犹太难民,估计总人数可达到3万人,[4] 这是上海犹太人口数的最高峰。
犹太人的另一个主要聚居地哈尔滨的人口统计数字更为复杂,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有多种说法。
据《滨江日报》载,1902年时有300人,[5] 而17年后的1919年达到7500人。
[6] 就历史上的最高峰而言,有从1.5—5.5万的好几种说法,几种说法之间竟差了好几倍,有的数字显然不可靠。
哈尔滨犹太人问题研究专家李述笑先生认为1926年日文报纸披露的数字2万人比较可信,[7] 笔者也同意这一推断。
为何短短的一、二年间便从7500人骤增至2万人?因为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政权溃败,俄国人大量移居哈尔滨的历史阶段。
聚居在大连和奉天(沈阳)的犹太人来源基本相同,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哈尔滨到此地经商的,另一部分是沙俄时期随军队而来的犹太军人。
这两部分人数不多,也没有留下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现能搜集到的是日本人于1940年对大连犹太人的2个调查统计数字,一个是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统计数字为170人,另一个是日本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的调查统计数字为259人(房建昌,1997)。
后者的调查统计十分精确,不但有不同性别的数字,还标明了这些犹太人的国籍。
其中无国籍者最多,约占总数的55%;其他按人数多少排列依次为:前苏联、立陶宛、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瑞士、美国;看来日本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的调查统计数字要比满铁调查部的可信得多。
同一时期,奉天(沈阳)的犹太人口数无论是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统计数字还是犹太社团的调查统计数字差别不大,约80—100人。
满铁调查部于1939年8月还对生活在北京的犹太人口进行过调查统计,其调查结果表明北京的犹太人总人口数不多,约为120人。
其中法国籍犹太人最多,依次为英籍、美籍、无国籍、苏籍。
天津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所以早就有犹太商人在此经商,但人数极少,未形成规模。
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大批俄籍犹太人从哈尔滨南下定居天津,最多时达到2500人。
1937年日本侵略华北后,人数开始下降。
青岛历史上曾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19世纪末就有少许犹太人在这里居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骤增至200多人,增长的原因与天津基本相同。
三、职业与组织依据近代来华犹太人保存下来的有关文献资料和一些回忆录,可以大体掌握犹太人在各城市的就业状况,但这些资料均不全面不系统,所以也只能勾勒一个概貌,想对各地犹太人的职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暂时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