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的判定标准是什么？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属于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巨大、社会恶劣影响程度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法纪的，会依法核准其死刑。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的判定标准。

人们普遍知道死刑的判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决定的，但是人们不知道最高人民法院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死刑，不知道判定死刑的具体步骤，甚至对死刑这个刑罚也是一知半解的，下面为大家说明一下死刑的概念，以及最高人们法院如何判定死刑。

▲一、死刑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生命刑，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

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在当地犯了严重罪行。

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谋杀”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

《刑法修正案》9中：执行死刑条件由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等发生重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如杀人，勒索绑架，抢劫，强奸，等危害国家刑法都有可能会执行死刑。

以上就是对死刑，这种刑罚的详细解释，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二、判定标准最高院坚持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同时，依法开展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促进因民间纠纷激化导致犯罪的案件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谅解协议，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四条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未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十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贪官为何容易激起民愤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12年第11期文本刊记者舒炜俗话说，治乱用重典、杀贪平民愤。

明朝正德五年的秋天，也就是1510年，北京城出了件大事，巨贪刘瑾将被凌迟！行刑那天，万人空巷，北京城内老幼争相一睹刘瑾死状，事后，不少人还争着将刘瑾的一片片肉拿回家“食之解恨”。

2008年9月19日，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

这条消息于当天傍晚时分逐渐传开，郴州人开始了全城狂欢，人流、车流堵塞了街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庆贺曾锦春落马”。

曾锦春的贪腐罪恶比之刘瑾，级别和危害都不同，但民众对贪官的愤恨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贪宫的最终下场，正是全民围观其被惩的高潮，人们也一直钟爱这种高潮。

于是，真要揪出了贪官，人们往往会矛头一致，对其口诛笔伐之后，更寄望在他身上留下几个枪眼，即使用注射死刑也被会被人批评是“让贪官享受了‘特权”’。

—部仇贪史如果说，中国的贪宫非要寻一个“开山鼻祖”来供奉的话，那么，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就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了。

羊舌鲋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贪官。

他在任职期间，“渎货无餍”、“邀宠窃官”、“卖法纵贪”，成了第一个被以“墨”罪论处、杀头示众的人。

上下千年，民间对贪墨者无不是恨得牙痒痒，总是希望能除之而后快，让其“以死谢罪”。

苏州大学法学院周永坤教授认为，古代政府往往对贪宫污吏保持法律上的高压，维持社会管理机构的权威和政权的正当性，以慰民意，安民心。

因此，历代王朝对官吏犯罪法律的惩罚是重于常人的，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比盗窃为重。

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并服苦刑。

不少封建帝王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大多不赦贪官。

在中华法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几乎占全律的一半，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对官吏职务犯罪的重视程度。

惩治官吏职务犯罪与唐代的兴衰息息相关，唐前期严于治吏，带来了盛世和繁荣，伴随着后期法纪废弛的，则是吏治的败坏，最终积累、爆发为一场充斥着赤裸裸杀贪情结的黄巢起义。

论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案件一：张金柱案件摘要：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将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则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张金柱被判死刑。

直到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该案则成了所谓“舆论杀人”的典型。

正文：张金柱为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以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

1997年8月24日21时40分，张金柱驾驶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

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

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

事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

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

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

关键词：张金柱媒体舆论司法判决一：张金柱事件如何传播1、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2、国内多家媒体对此案件进行转发报道，其中包括《北京青年报》、《新闻人物报》等多家知名报社，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舆论风潮；3、《南方周末》于1997年12月12日对张金柱事件进行了报道，名为《郑州惊天大血案开审》；4、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于10月13日播出了对此案件的调查，激起全国人民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5、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

二：张金柱事件中舆论是否影响司法审判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

在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大肆宣扬“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观念。

其中《大河报》就张金柱案发出全国首篇报道，在标题中就将肇事者肇事行为界定为“狂逃”，并在行文中使用了“令人发指”等多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词语，这些词语给报道加上了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使读者在阅读本篇报道时对张金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偏差。

我国死刑存废问题之我见摘要：死刑，作为现代刑罚体系中最古老的刑罚方法，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称为生命刑，又称极刑。

从两百年前贝卡利亚首倡废除死刑以来，在世界围，有关死刑废除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而在我国，死刑制度源远流长，沿袭了数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惩戒、教育、预防犯罪等功能。

本文通过对死刑存在的价值分析，以及结合我国的国情，认为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关键词：死刑存废国情死刑(death penalty)又称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容的刑罚。

也正是因为它严厉得近乎残酷的惩处方式，使得几百年来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我国的死刑制度（一）我国历史上的死刑制度中国是世界围保留死刑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在1997年通过的现行刑法中还规定着68种可以适用的死刑。

但是在全球围，近年来，呼吁废除死刑的声音越来越大。

全世界尚保留死刑的国家约为40个，其中约有10个国家在近几十年来没有真正执行过死刑，在其余约30个国家中，约有一半的国家对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

仅在1976至1996年间，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便多达37个。

面对这些，中国关于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本文就将这一问题作浅要的讨论。

死刑作为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在西方历史中被广泛的使用着。

“《汉穆拉比法典》里规定可以直接处死的条文就有36种；古代雅典的法条中，不但对一些严重犯罪处于死刑，而且对盗窃蔬菜、水果等也与杀人等同罪。

”在中国古代，帝王既是最高权威的象征，又是法律的代名词。

他掌握着对全国人民的生杀大权。

违反了他的意志，就是违反了法律。

当时虽然有法律，但是他也只是维护帝王的一种工具，对普通的人民一种实际意义都没有。

帝王的死刑主要出发点在于预防犯罪，使用死刑的威吓作用，来起到稳定战局的作用。

死刑的恐惧性，对那些准备犯罪的分子是一种很好的防。

（二）我国现代关于死刑的制度195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全国个公安会议决议》修改意见中提到，“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药家鑫案件有感案件回顾：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

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

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药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师路钢辩称为激情杀人。

他的律师辩护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

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

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

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的代理律师许涛表示，关于民事赔偿，两家仍未达成协议，庭审中，本案原告当庭向法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许涛也曾表示，张妙家人不在乎赔偿数额，但是认为对方的态度不积极，很难接受。

同学请愿：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一审判决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然而药家鑫的家人似乎不满这样的判决结果，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4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药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极其严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

试论如何正确看待我国限制死刑制度的改革【内容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共识，并从立法、司法等环节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围绕着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社会现实，从一些专家学者到许多平民百姓对死刑限制都众说纷纭。

限制死刑的改革重点并非仅仅是人权化的延伸，而是更加具有“双刃剑”性质的民心。

民众如何看待和理解对死刑的限制，才正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以来，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共识，并从立法、司法等环节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行”少杀、慎杀”，将死刑审核权回收，到《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减少13个经济型非暴力犯罪死刑，加大死缓适用等。

修改后的死刑制度，更加“以人为本”，重视了人权。

然而围绕着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社会现实，从一些专家学者到许多平民百姓对死刑限制都众说纷纭。

特别是李昌奎案件，民众对法院做出的死缓判决普遍认为不合理，呈现出一片“喊杀”声，民愤成为影响判决的重要因素。

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死刑限制和如何限制的广泛争论。

所以限制死刑的改革重点并非仅仅是人权化的延伸，而是更加具有“双刃剑”性质的民心。

民众如何看待和理解死刑的限制，才正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事情。

一、如何看待大众对限制死刑的高度关注限制死刑之所以能触动大众的神经，无非是在目前中国国情基础之上引发而来的。

一是死刑制度的改革对真正应该接受死刑的人是否依然具有有效的震慑力；二是死刑制度的改革是否会引发钱权交易；三是民众对于限制死刑的意义普遍认识不足。

实际上所谓对于死刑改革的争论，是对中国目前法律政策，法律监管和法律现实的一种不信任，是对我国法律部门缺乏必要的公信力的一种焦虑。

假使限制死刑后，出现一些无法得到民众认同和理解或者缺乏说服力的法律裁决案件，那么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二、限制死刑是必然的（一）限制死刑的相对合理性。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刑罚裁量司法独立性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

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民愤的界定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

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

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

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

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

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

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

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

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

杀害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一案被告人刘祥军、陈晶一审宣判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被枪杀暨刘祥军故意杀人、原同江市公安局政委陈晶滥用职权、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非法储存爆炸物、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1年2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驳回被告人刘祥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刘祥军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和目的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以及刘具有自首情节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驳回了被告人陈晶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陈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容留吸毒罪的无罪辩护意见。

判决支持了受害人诉讼代理人赵学强律师的全部代理意见。

判决结论部分：一、被告人刘祥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权利终身；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有期徒刑八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晶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处；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十年。

三、被告人刘祥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67587、05元。

附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震惊全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被害案暨刘祥军故意杀人、原同江市公安局政委陈静滥用职权、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一案，今天公开审理。

我受受害人孙巍亲属的委托和北京赵学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受害人的刑事诉讼代理人和受害人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依法维护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对受害人孙巍不幸被害英年早逝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孙巍的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对杀害孙巍的凶手表示极大的愤概，同时也对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对律师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

佘祥林案佘祥林，又名杨玉欧，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人。

1994年1月2日，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

同年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后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和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1998年9月22日，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

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

2005年9月2日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

1真相大白佘祥林2005年3月28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居民张在玉她突然回家了！她的归家，让当地人目瞪口呆——这表明其丈夫佘祥林杀妻案被判刑15年是错案。

据介绍，张在玉2005年42岁。

1994年1月20日，张在玉因和丈夫佘祥林吵架而失踪。

同年4月，该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后，被认定是张在玉，经有关部门检测，女尸的年龄、体征、死亡日期与张在玉吻合。

因此佘祥林被公安机关当作重点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

据张在玉说，她吵架后离家出走，一路乞讨到了山东，并与山东一男子“结婚”，育有一子。

2005年3月31日，与张在玉一起回娘家的就有她的现任“丈夫”和儿子。

[1]得知张在玉归家后，京山县公安局、京山县人民法院立即调查核实，确认张在玉当年系离家出走，当年在该镇吕冲村发现的女尸不是她。

荆门市委对该案高度重视，责成有关部门立即依法纠错。

2005年3月29日晚上，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撤销当年京山县人民法院及该法院作出的两审判决，将该案发回京山县人民法院重审，京山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尚在沙洋监狱服刑的佘祥林变更强制措施。

京山县人民法院将依程序重审该案，京山县公安局决定就当年发现的无名女尸重新展开侦查。

2005年4月13日上午9时，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佘祥林故意杀人案，10时30分，审判长宣布佘祥林杀人罪不成立，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