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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NGO比较分析及对我国NGO发展的启示作者：张俏来源：《速读·下旬》2015年第10期摘要：NGO组织对于推动一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而我国NGO组织目前的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亟需一套解决的措施和依据。
因为NGO组织源起于西方，并在西方社会蓬勃发展，而美国又是当今世界上NGO组织最发达的国家之一，NGO组织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本文就旨在对中美NGO的发展情况、运行现状及成因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美国NGO组织的运营环境和管理体制等，并针对我国NGO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的、有价值的、可操作的建议和措施，以帮助我国第三部门、NGO组织健康持续的发展，提高我国的公共管理水平。
关键词：NGO;美国NGO;中国NGO;启示Abstract：NGO in promoting a country`s political democracy，economic prosperity，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plays a huge role.And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GO in China at present is in urgent need of a set of measures to solve .Because NGO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nd flourish in the western society.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today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owing NGO， NGO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merican society.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Chinese NGO and American NGO in development and running status and cause;analys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American NGO.and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NGO in China ，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and valuable ，operabl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in order to hel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sector， the NGO in our country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Key words：NGO; American NGO; Chinese NGO; Inspiration一、NGO的概念界定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
［摘要］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一些显现的、潜在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中西方慈善组织在发展上的差距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基、运作模式和机制、政府与组织之间的地位关系等有关。
解决社会慈善核心价值观缺失问题，克服因缺乏制度支持而导致运作随意性消极性的缺陷，调整政府与组织之间的不协调性关系是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以“扬弃”之态和“包容”之心汲取发达国家的慈善理念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效率提高和功能发挥。
［关键词］慈善组织；差异比较；有益启示［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７２（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０１－０６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慈善组织黄家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文法学院，上海201600）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发挥它在应对社会风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轻政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等、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事业，慈善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一面旗帜。
发生在2008年的一场空前地震灾难不仅激发了国民的慈善热情，而且出现了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捐助行动，慈善组织的社会作用日益显现。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运作中存在的一些显现的或潜在的问题又不同程度地暴露凸现出来，它既反映了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发展滞后的事实，又传递出加强慈善组织建设以克服自身缺陷的迫切要求。
在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慈善事业比较中，需要对我国慈善组织的形成基础、运作模式、地位关系等进行反思并在分析差距汲取经验克服缺陷过程中加强制度化建设。
一、中西方慈善组织的形成基础比较文化与环境是影响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中西方慈善组织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与不同的慈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浅谈我国NGO组织发展的若干问题1. 中国的历史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长时期处于中央集权和帝国时期，而西方社会长期处于领主制社会。
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上三代分封制相类似。
领主制社会产生民主思想，所以中国在先秦时期有一个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个百家争鸣的现象奠定了这以后的中国主体思想，即稳固的儒家思想。
中央集权和帝国社会人们没有公民的概念，只有百姓的概念。
老百姓这个概念到目前，无论是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还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形容“人民”的主要名词。
在说到人民的时候，无论是人们口头上还是媒体报道中，出现“公民”、“纳税人”的时候简直是凤毛麟角。
公民、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野蛮侵犯，这就使人们根本无法感受到公民、纳税人所应该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因此无从培养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有了NGO，公民的声音与政府的决策就会经常产生冲突。
在集权制社会中，百姓是不允许与政府决策有冲突的。
所以，即使有了NGO，也必须卵翼于政府之下，或者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目前我国的群众组织，如妇联、科协、消协以及很多行业协会等，无不是以准政府的形象存在的。
这样的NGO也就没了NGO的实质。
2. 传统文化的因素长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和帝国时代，在我国，儒家思想都是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虽然是非常优秀的思想，但是它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儒家思想对人们参与社会活动制定了很多规范，简单地说，就是要经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道德修养的培养。
古人有话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反映了古人对参与社会活动的消极态度。
如何使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课题。
中国人即使到了国外，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十分强烈地保留着。
据报道，国外的唐人街地区的脏乱差是有名的，这里居住着甚至已经移民几代的中国人，但是还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思想；在美国，是无条件退所买的商品的，很多中国移民就利用这一点，作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中国出境游的目的国也多有中文告示，提醒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比较摘要:面临我国强大的公民社会领域的崛起和公民自治意识的觉醒,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阻碍了民主化发展的进程。
迫切需要科学的非政府组织理论指导,通过比较中西方的发展差异,积极借鉴西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理论体系,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比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市民的自治意识逐渐觉醒,民主化建设受到极大的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广泛参与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公共决策过程,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公众参与力量,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和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作用难以发挥,不利于我国的民主建设。
通过比较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差异中看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足,我们应积极吸收外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验教训,指导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1、比较中西方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必要性随着国际上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活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已经申请到了联合国理事会的咨商地位,它们不仅对联合国决议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扮演着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无法替代的拾遗补缺和社会监督的双重职能。
当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追求和平发展的每一个进步都无法摆脱世界的整体的和平和发展,而全球所有新生事物的演变发展无不会在开放的中国有所反映。
社会组织问题也不例外。
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集权政治体系提出重大的挑战。
通过比较中西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的差异,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不足之处,积极借鉴国外有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逐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理论体系,指导社会组织的建设,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进程。
2、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差异2.1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国家的公民自治思想由来已久,早期韦伯、洛克、托克维尔、黑格尔等关于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杰出贡献都奠定了公民社会发展和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基督教提倡的人文关怀和献身精神深刻的影响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更多的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在理论思想的指引,基层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股第三方力量,代表广泛的基层民众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西方的公民社会不断成熟发展。
中外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差异中外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差异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
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
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基于这一观点来比较中外民间非营利组织，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关系的不同。
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官民二重性”，一方面，其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为广大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它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管理方面。
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而西方国家对本国社团的管理一般实行注册制、登记制管理，只要符合政府规定的关于组织资产、会员数量、发展规模等一系列标准，就可以到相应的政府部门注册，经审查即获得合法地位，此后非营利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由本组织自行负责，出现问题则视情况提交司法部门解决。
西方国家中社团的成立指标一般包括组织资产、会员数量及构成、固定办公机构、明确的组织章程、具体的行为法人等。
以德国为例，德国没有专门从事民间组织的行政管理机关。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一样，成立注册到警署办理程序性手续。
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比较简单，基本的条件是：人数7人以上、不违反宪法、有章程、明确解散后财产的归属，达到这些条件，即可获得法律登记。
与之相比，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在标准上除了上述几项标准外，还包括必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作为本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彼此之间是业务指导、负责的关系，被一些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戏称为“找婆家”。
在民政部于1998年10月25日颁布并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民政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双重领导：一方面，民政部负责社团的登记工作；另一方面，业务主管单位，即政府部门负责对社团日常活动的指导、监督。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概念差异与中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研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非营利组织以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宗旨和活动领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西方非营利组织在概念和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西方非营利组织概念差异的探讨，进一步研究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现状，以期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西方非营利组织概念差异1. 组织形式中西方非营利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西方非营利组织通常以基金会、慈善机构、NGO等形式存在，其管理结构相对独立，运作灵活，注重民主决策。
而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非营利组织往往与政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组织形式多样，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其管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受政府监管较多，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低。
2. 宗旨和活动领域中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和活动领域也存在一定差异。
西方非营利组织在宗旨上更加注重社会慈善、环境保护、人权保障等领域，活动多样化，独立性强。
而中国非营利组织大多以公益慈善、教育、医疗卫生等为宗旨，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活动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
3. 资金来源中西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也存在一定差异。
西方非营利组织通常依靠捐赠、基金会、政府补助等方式获取资金，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
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多依赖政府拨款、企业捐赠等途径，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制约。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1. 财务透明度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透明度相对较低。
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公开程度不高，财务管理情况不够透明，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这不利于社会公众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也不利于吸引更多的捐赠和支持。
2. 资金管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由于资金来源相对单一，自主筹款能力不足，部分非营利组织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存在一定的滥用和浪费现象。
由于财务管理人才短缺，财务管理水平不高，导致资金利用效率较低。
我国发展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研究当前我国存在着发展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可能性，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我国政府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作为其有益的补充，两者之间的合作存在着现实的基础。
1、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公共机构都有相同的公共价值目标。
在为社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一共同目标上，双方是共同的、不冲突的。
任何一方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都会直接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多样性、质量和效率。
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根本理念定位是公众满意。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治理的价值目标，其最终利益是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保障他们的公共利益，同时又必须尊重个人、少数人、小集体的合法利益，谋求公共政策的公益目标与最大多数集体成员的私人利益相一致。
从社会角度来看，普通公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
公众要求政务公开，以便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
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强烈的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为充分的代表自己的利益。
2、在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趋势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现代政府的权力，一方面要向下级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分权，另一方面又要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机构或者国际组织中去。
这种政府公共权力的转移为追求公共目标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国应当开始放开公共服务的治理边界，在那些管的太多又管不好的领域主动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治理的格局。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治理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资源互补势必形成两者之间合作的动力。
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则是积聚双方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必须将其大力发展的原因。
中西方ＮＧＯ差异比较一、题目：中西方ＮＧＯ结构的差异比较分析：ＮＧＯ在中西方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机构的性质和功能。
1. 中西方ＮＧＯ的定义和类型差异中西方在ＮＧＯ的定义和类型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西方的ＮＧＯ更加重视服务社会、制定政策、倡导公益等方面，而中国的ＮＧＯ则更加注重对于少数弱势群体的援助和救助。
2. 中西方ＮＧＯ的基础组织结构差异西方的ＮＧＯ组织形式比较多样化，包括协会、基金会、社团、协会等等。
而中国的ＮＧＯ在组织形式上主要以非营利机构和社会团体为主。
3. 中西方ＮＧＯ的管理和监督体系差异西方的ＮＧＯ监管机制相对完善，包括吸引资金、税收政策、媒体与公众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而中国的ＮＧＯ则受到政府的较为严格的监管，并存在许多限制性的政策措施。
4. 中西方ＮＧＯ的伦理和文化差异西方的ＮＧＯ更加注重公益性质、社会责任以及道德规范。
而中国的ＮＧＯ则更加注重社会公益工作的实际效果和作用，以及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
5. 中西方ＮＧＯ的国际化差异西方的ＮＧＯ更加注重跨国合作、规模化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化战略。
而中国的ＮＧＯ则更加重视和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和沟通，尤其是在政策和项目安排上。
二、案例分析：1. 案例一：美国华人义工组织美国华人义工组织在美国民间社会中处于较高的地位，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不常见的。
美国华人义工组织以个人志愿者为基础，通过社交网络和社区活动等方式已经成为美国民间社会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它在政府、企业和公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案例二：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慈善联合会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全国性慈善组织之一，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开展全国性慈善活动，管理和分配慈善捐助资金等。
中国慈善联合会与西方的慈善组织在组织性质、募捐方式、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3. 案例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组织，旨在保护全球最需要帮助的儿童。
内容摘要：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是一种非赢利性、非政府、自愿自治的正规化民间公益组织，在现代社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但中国本土化NGO同西方NGO存在着诸多差别。
为构建中国本土NGO理论，我们必须对它们之间差异有明确了解，这主要可以从二者先天自发获得的社会公共管理权限、同国家政权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它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度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关键词：NGO 差异比较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之简称NGO，通常情况下，人们多将其认定为一种非赢利性、非政府、自愿自治的正规化民间公益组织。
自20世纪90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已开始“大社会、小政府”的模式转型，正逐步向“以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的权力多元化和民主化趋势过渡。
NGO作为一种非赢利性、非政府、自愿自治的正规化民间公益组织，在这种大氛围下便具有了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NGO主要特征包含如下几点：非政府性。
它是一类独立自主，大多无需政府直接管理指导的民间组织；非赢利性。
它本身不以任何赢利为目标，其大多数经费来源于社会集资、募捐和政府拨款，尽管有时也从事某些经济活动，但这类经济活动获取的收益将被严格划拨给与宗旨相关活动之中；公益性。
由于NGO处在国家同民众之间的中间地位，就必会时常关注一些跟国家和社会民众利益均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扶贫、教育等；自身权力的弱势性。
本来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它们不大可能具有人们所说的行政权力。
但随着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日益兴起，NGO在中间地带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加之某些政府机关逐步将权力下放给它们，这样无形中就获得了相应行政权力。
不过它们毕竟仅是民间团体，故除那些取得国家行政授权的NGO外，大部分均无法同行政机关相提并论。
不过，任何概念都仅为语境（Context）化的概念，一切理念与制度都必然具有特定时空维度和典型本土化色彩。
美国学者派勒（Gray Peller）指出，“企图固定一个表述的意义必然导致无限的逆行，意义最终是不确定的。
”尽管到了今天，不仅民主、人权、法治一类观念早为中国人民所熟知，NGO话语也已广泛进入到日常社会生活各大领域，使得中国从一个凭亿万中小自耕农为主体的生存单元，由自上而下率而统之的专制体系一路向“以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的现代文明社会进行着质变。
但倘若我们死板地按照西方建立在国家同社会完全相对立、分离模式上的NGO概念来度量中国的此类组织，那么中国很可能不存在或基本上不存在NGO。
毕竟中国的社会中间维持力量―NGO同西方相比，有着巨大差别，例如国内的共青团组织和大量事业单位，它们的成立往往不受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约束，直接划归党政机关领导，其内部工作人员的聘用甚至还要参加相关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这就明显同NGO的非政府性大相径庭。
为了既能对本土NGO的进程与机制形成本土立场上的理解，又能对NGO特有禀赋形成中国人自己应有之批判意识，使“中国本土NGO特色”得以明确和定型，我们便必须将中西方NGO之差异进行比较，从而真正领悟到中国本土氛围对NGO理论带来变革的可能性。
从先天自发获得的社会公共管理权限进行比较先天自发获得的社会公共管理权限，即并非从国家公权力手中取得的，而是由自身组织成立伊始的职能中就获得的一种权力。
在通常情况下，NGO权力不能与政府同日而语，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氛围较浓厚，各类NGO如行业协会等不但可以管理许多公共性事务，甚至还能对国家经济政策施加巨大影响力来保护行业利益。
可中国是个公权力极其强大的国家，民主制度还很不健全，事无巨细均由政府包办，故我们的NGO似乎难有所作为，更谈不上通过正规立法、司法和行政程序来左右国家政策。
也即是说，从表面上看，中国NGO权力的弱势性倾向更加明显。
但是，社会学告诉我们，人们通过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在经历了无数次社会角色的失调和冲突后（社会角色，指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规范与行为模式。
社会角色失调则是指人们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产生矛盾，遇到障碍甚至失败的现象；社会角色冲突是指由于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不同类型角色规范存在着各种不同要求，诸如角色利益对立、角色期望发生差别或人们并未严格依照角色要求行事，而引起人们扮演具体社会角色的矛盾与冲突），彼此间会产生出一种社会生活的共识和预期，这使得除国家外社会也必然会诞生相关的自发行政机制和权力行使者。
现代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是相当松散的。
即便在中国这种行政权力及同国家行政权力紧密联系的完整社会组织网络异常强大的国家，控制力也是有限的。
故而倘若我们将传统以血缘关系、宗族、地域及农村风俗建立的社团，甚至一些地下不公开、被取缔的社团（如农村秘密结社）等也视作中国本土化NGO，从它们的民间权威入手，就不难得出中国NGO拥有极高的、自发获得的社会公共管理权限。
沈从文老先生曾谈到，“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戎卒屯丁。
”族长或头领式的权威崇拜和“能人效应”是中国传统NGO权力的真实写照，就在这种人治背景下人们便理所当然认同了本土化NGO所具有的自发权力。
这种社会自发权力的强大甚至迫使国家权力和执政党的伦理威权亦只得通过改弦更张后的部分变通或自我贬低方式才能进入民间社会的底层，即一种“活法”（Living law）。
因此就根本而言，在先天自发获得的社会公共管理权限上，中国的NGO还是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我们决不可偏重于西方NGO的形式而忽视了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对东方NGO社会基础和运作方式的影响。
从同国家政权的联系紧密程度进行比较NGO的一大特征便是其非政府性，强调它同政府有着巨大区别。
但中国本土化NGO往往同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西方国家也存在不少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的NGO，如德国的歌德学院便带有很大“官办”色彩，常常以国家之名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教育资金援助。
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从总体上说，中国本土化NGO同国家政权的联系更加紧密。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建立起现代国家上最大的成就乃是在乡土中国成功设立了现代国家基层组织。
不过这些基层组织和其他大部分NGO,都只是一类“官办社团”或“准官办社团”。
尽管从1998年开始中国就明确规定党政权力机关的现任领导人不得兼任各类民办组织和民办非赢利企业组织的领导，在上海等发达地区还开始了较大规模的NGO改革。
但能够获得官方认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NGO，其编制都由政府决定，工作人员具备公务员身份或指明了享受哪一级别公务员待遇，一样设有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并且其一般工作人员可以在党政机关和NGO之间自由调动，那种国家级的NGO领导人任命有时还要惊动国家高级行政机关。
当然这种本土化NGO同国家政权的亲密接触也有着NGO自身企图谋求更多合法性因素和权力资源、模仿完善的政府机关运作等原因。
再加上我国一些NGO在创立伊始就未按规范严格操作，继承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弊病，可以说，中国本土化NGO的浓厚国家色彩性是由于自身缺陷以及NGO同国家政权经过长期博弈后得到的结果（即达到一种同时利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一起去牟求公共资源的效果，而并非是仅仅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在服从于党和政府领导的情况下它也要考虑自身的集团利益）。
对此，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放在笼子中的领域”（the caged sector）和“被吸纳的领域”（the incorporated sector）。
从双方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度进行比较非赢利性同样是NGO的一大特征。
NGO本身并不以任何赢利为目标，人们是基于一定的公众意识、利他精神、责任理念、合作法则及个人喜好（自由、自愿、追求生命的理想与价值）基础之上的自觉努力维系在一起的。
尽管随时代的发展，为了能筹措到更多资金来实现其宗旨，有愈来愈多的NGO纷纷开始仿效公司、企业等赢利组织，希望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达到自身资本的增值，或许这也可算作NGO的一种未来模式演化倾向。
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NGO多设有市场、筹资和发展等部门，其设在发达世界大城市的总部，与跨国公司总部酷似，它们一些领导人的年收入甚至可同跨国公司的经理相当。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度上，中国本土化NGO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NGO在中国还是一个较陌生的名词，它还刚刚起步。
可在西方国家，NGO已经有了很长发展历程，各类配套规章制度和法律也较为健全，它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能限于同其宗旨有关的方面。
而中国本土NGO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家并未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其本身也带有摸索的性质，缺乏一系列完整健全的相关内部规章制度。
当然最初本土NGO或许也依靠多方等筹措谋求更多活动经费，取得更大经济独立人格和政治自主权，但“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了获取资金和社会资源，在相应内外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它们就完全有可能去做同自身使命相悖离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牟取利益。
再加之我国还有少数地方政府对NGO（如各种行业协会）的导向是课以税收并鼓励其兴办赢利性经济实体，这便更使得它们非赢利性大为淡化，如果长期下去，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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