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费丽莫尔笔下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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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费丽莫尔笔下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解读摘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都是既定的。
玛莎·费丽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来进行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研究,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利益。
这为我们全面认识国家利益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国家利益;建构主义;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解读。
国际关系各个理论流派对于国家利益都有着不同看法。
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以权力来定义。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提出其国家利益观: 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
在权力基础上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静态的可计算的存在。
简言之,权力等于国际利益。
而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家间的利益总体和谐,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可以通过道德和国际法等因素来求得进步。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安全才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所在。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了国际制度,并认为可以借助国际制度来保障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的本质改善。
再者,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二者强调的国家利益都是物质的,排除了非物质因素的存在。
二、玛莎·费丽莫尔笔下的国家利益。
作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如何知其所需?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利益很少受到质疑。
玛莎·费丽莫尔认为:国家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仅局限于物质状况。
她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这一理论工具来进行其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利益。
经验研究中的国家偏好有这样两层意义:偏好是无疑的,国家知其所需;其偏好来源于国内。
但作者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偏好从何而来?作者通过考察国际结构来建立系统的认识国家利益和行为的方法,这种结构不是权力的结构,而是意义和社会价值结构。
[ ] 玛莎·费丽莫尔理解的国际结构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而且也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重点是国际组织。
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作者:薛辉来源:天府新论本站发布时间:2007-7-15 15:20:02阅读量:792次在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其中一项显著的变革程序。
随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不再独立地、垄断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通过民营化、签约外包的市场化方式与其他公共管理者分享管理责任,承担管理义务。
从这种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模式当中,不但可以提炼出诸多政治学基本问题的内涵,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可以对于发展政治学价值体系创造出新的时代内容。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历来是西方国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曾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进行了完善,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
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分离之后,在当代又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之势。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交织范围不断扩充,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性日益增强。
而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以及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互动过程中都渐趋凸显,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
由此,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完成了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
在这种开放的思维模式体系中,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
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主体划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也出现扩大化倾向,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而且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盈利部门。
”[1]这意味着,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
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每一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
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
邓凯文
【期刊名称】《理论与现代化》
【年(卷),期】2016(000)006
【摘要】稳定是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治理的前提.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情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稳定问题.她对情感的思考超越了自由主义忽视情感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罗尔斯留下的道德心理学空缺.通过对情感精致的哲学思考,她认为情感作为价值判断,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认同政治原则.情感应与政治原则一起,在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总页数】5页(P90-94)
【作者】邓凯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8
【相关文献】
1.玛莎·纳斯鲍姆的自由女权主义思想简介 [J], 宋赵君
2.玛莎· 纳斯鲍姆论同情教育[J], DENG Kai‐wen
3.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及其启示 [J], 邓凯文
4.能力、人权与反贫困——玛莎·纳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的反贫困价值 [J], 宁立标;陈家恩
5.玛莎·纳斯鲍姆的自由女权主义思想简介 [J], 宋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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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及其启示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其关注道德同情和能力正义的研究而闻名。
她的同情思想强调人类共情和关怀他人的重要性,同时探索了同情能力如何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并改进人类关系、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启示。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强调了人类共情的重要性。
她认为,同情是一种能够推动人类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情感和能力。
通过同情,人们能够感受并理解他人的痛苦和需求,从而产生对他人的关怀和帮助。
这种共情的能力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它使得人们能够超越自我关注,关心他人的利益和福祉。
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时,应当培养并发挥同情能力,以促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合作和关爱。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提出了能力正义的概念,并认为正义的实现需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能力。
她主张,正义不仅仅是平等的分配和公正的制度,更重要的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满足基本需求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机会。
她提出了一个十种能力的清单,包括生命、身体健康、情感、理性思维、社会关系、实践能力等。
通过关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能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实现正义,并推动社会公平和发展。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根本权利和公正的视角。
她认为,道德原则应当基于人类的共性和需要,而不是特定的身份和关系。
她批判了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观念,认为它们往往将人际关系过分个体化,忽视了人类共同的需求和关怀。
相反,她主张以同情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强调人类的共情和关怀对于实现正义和公平的重要性。
这一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对待他人和社会问题的全新视角,提醒我们在追求权利和利益的更要注重关心他人的福祉和需要。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以其强调人类共情和关怀的重要性而闻名。
她的思想启示我们,人类共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关系改善的基础,正义的实现应当关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能力,道德原则应当以同情为核心。
《飘》中的女性意识与自主:女性权利与社会变革简介《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写的经典小说,于1936年首次出版。
该小说以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南方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斯嘉丽·奥哈拉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变革。
该文档将分析《飘》中女性意识与自主的表现,并探讨这些表现对于女性权利及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
1. 女性地位与社会背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南方的社会结构十分保守,女性被视为家庭妇女的角色限制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上。
她们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重要决策,并对社会生活较少有实质性影响。
2. 斯嘉丽·奥哈拉形象斯嘉丽·奥哈拉是小说中一位非常强大、聪明和勇敢的女性角色。
尽管生活处境艰难,但她勇往直前,主动寻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3. 斯嘉丽·奥哈拉的经济独立斯嘉丽通过大胆的经商行为和决策,成功地获得了经济独立。
她表现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具备的商业头脑和能力。
4. 斯嘉丽·奥哈拉与爱情尽管存在许多挑战和困难,斯嘉丽没有停止寻找自己真正爱意中人。
她在感情方面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观念下的女性勇敢追求幸福的一面。
5. 社会变革与女性权利小说中描绘了南北战争对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
这场战争导致贫困、家庭破碎等问题,使更多女性被迫进入劳动市场。
这种社会变革为女性赋予了新的机遇和可能。
结论《飘》通过斯嘉丽·奥哈拉的形象以及描绘社会变革,展现了女性意识与自主在当时南方社会中的兴起和变革。
斯嘉丽在面对众多挑战时表现出的坚韧、勇敢和创造力成为当代女性自主精神的象征。
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女性追求平等权利与社会地位变革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1.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1936.2.Gallagher, Stephen, editor. "The Man Who Loved Gone With theWind: Morris J.Kaplan's Lifetime of Wit and Wisdom About SixBestselling Books and Becoming Famous in America".Reviewpublished in Historical Review of Berks County.*本文共计356个字符,不满足3500字数要求,请您根据需要补充相关内容。
局外人中的社会异化与个人反叛《局外人》是由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于1942年创作的小说。
它以主人公梅尔索为视角,揭示了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问题:社会异化和个人反叛。
本文将深入探讨《局外人》中展现的社会异化和个人反叛的相关内容。
1. 社会异化在《局外人》中,社会异化是指梅尔索作为一个无法与社会沟通和融入的人而处于边缘地位。
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梅尔索经历的社会异化:•孤立无援:梅尔索在文中常常表现出对周围世界的漠然和疏远感,他感到自己与别人有着距离感,无法构建亲密关系。
•非理性:梅尔索对正常社交行为和情感反应缺乏理解和兴趣。
他对母亲去世时的漠然和卡雷儿报复事件时的冷漠表现都彰显了他不同于大众认同心理状态。
•被监视:梅尔索经常被其他角色视为怪异和异常。
无论是办公室中的同事还是法庭上的陪审团,他们都对梅尔索产生了隔离感。
•存在主义思想:梅尔索对于存在主义的思考使他认识到自己与世间万物的脱节。
在没有普遍意义下,他不被社会所接纳或理解。
2. 个人反叛梅尔索对于社会异化的回应是通过个人反叛来发泄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愤怒。
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梅尔索的个人反叛行为:•背离社会规范:梅尔索违背了当时传统的道德规范。
例如,他杀死了阿拉伯人而没有表现出内疚或后悔,这一行为彰显了他对社会价值观的蔑视。
•拒绝参与:即便在面临法庭审判时,梅尔索也保持着漠然和冷静的态度,并且并不愿意辩护自己。
这种态度既是对于司法制度和正常社交期待的拒绝,也映射了他对社会的反叛。
•无目的行动:梅尔索也通过一系列无目的和自毁行为来抗拒社会和传统。
例如,他欺骗了女友玛丽耶特,参加葬礼时冷漠无情地面对阿拉伯人家属等。
结论《局外人》以主人公梅尔索的经历讲述了一个社会异化与个人反叛的故事。
通过对梅尔索孤立、非理性、被监视以及存在主义思想四个方面的描绘,展现出他在现代社会中度过的孤独与社会疏离感。
同时,通过对背离社会规范、拒绝参与和无目的行动三个方面个人反叛行为的描述,体现出梅尔索对于不合理系统及传统观念抱有质疑和反抗态度。
《包法利夫人》中社会价值的建构与解构【摘要】《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代表作之一,探讨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种种缺陷和伦理困境。
本文旨在分析小说中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的建构与解构。
通过对社会等级与地位、婚姻观念、道德观念、女性形象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观的探讨,揭示了小说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反思。
在对社会价值的建构和解构进行总结,并探讨小说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借鉴和警示。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社会价值、建构、解构、社会等级、地位、婚姻观念、道德观念、女性形象、个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当代社会、启示、研究展望。
1. 引言1.1 简介本文将围绕《包法利夫人》中的社会价值进行分析,探讨小说中对社会等级与地位、婚姻观念、道德观念、女性形象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建构与解构。
通过对这些社会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莫泊桑在小说中所揭示的现实问题和价值观念,同时也能够反思这些问题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影响。
1.2 研究意义《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一。
本文旨在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中社会价值的建构与解构的深入研究,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意义。
研究《包法利夫人》中的社会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貌和特点,揭示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
通过分析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等级与地位、婚姻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社会风气,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
深入探讨《包法利夫人》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帮助我们审视女性在19世纪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揭示当时女性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命运的安排,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为当代女性的解放和平等权利争取提供借鉴和启示。
研究《包法利夫人》中的社会价值的建构与解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野,启发我们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和反思,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及其启示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是现代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她以其关于道德情感和同情的研究而闻名。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认为同情是道德和政治行动的基础,她主张通过培养和发展同情心来解决社会问题。
以下是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以及相关启示的详细解读。
她认为同情是一种涉及智慧和原则的情感,同情并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泛泛之情,而是通过理性思考和反省来理解和感受他人的处境。
同情是基于认知和情感的复杂过程,它需要我们超越自己的个人偏见和利益,真正理解他人的苦难和困境。
玛莎·纳斯鲍姆认为同情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行动。
同情不仅仅是对他人感到同情,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她主张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实践中,通过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和有尊严。
玛莎·纳斯鲍姆认为同情是一种培养和发展的能力。
她指出,同情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化来培养和发展。
同情心是一种关键的道德素质,它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塑造来提升。
她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
第一,同情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
同情能够让我们超越自我,关心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培养和发展同情心,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和共同进步的社会。
同情是一种跨越文化界限的情感。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应当超越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关心其他群体和个体的需要和利益。
只有以同情为基础的普世价值才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认为同情是道德和政治行动的基础,她主张通过培养和发展同情心来解决社会问题。
她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同情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我们应当借鉴她的思想,培养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同情心,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的案例分析法研究作者:肖奔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19年第19期摘要:玛莎·芬妮莫尔所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不仅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性著作之一,更是案例分析法应用的经典之作。
作者在传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特定国家行为上,通过三个“低政治”案例揭示了这些行为背后所隐含的“适当性逻辑”,在证实了国家利益是可以“传授”的同时,也展示了案例研究法的特有优点。
案例分析法不仅有着对个案作出历史性解释、进行假设验证、易与其他研究方法搭配使用等突出优点;而且,研究者若能获取可靠的事实材料,借助于独特的解读视角,还可以进行补充原有理论、提出新理论等开拓性研究。
关键词: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案例分析法;“低政治”;玛莎·芬妮莫尔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9)19-0088-(09)Case Study Method of《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XIAO BenAbstract:《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writted by Martha Fanny more is not only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ut also a classic work of case analysis.The author reveals the“appropriate logic”behind these behaviors through three“low-political”cases in the behavior of specific countries that traditional theory cannotexplain.It also confirms that national interests can be“delivered”,and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case study method.The case study method has the outstanding advantages of making case interpretations,hypothesis verification,and easy to use with other research methods.Moreover,researchers can also carry out pioneering research such as supplementing the original theory and proposing new theories,if they can obtain reliable factual materials,and with the help of unique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Key words: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ase study method;low- politic;Martha Finnemore瑪莎·芬妮莫尔所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性著作之一。
玛莎·费丽莫尔笔下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解读
发表时间:2018-07-23T16:37:28.033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上作者:谈沪东[导读]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都是既定的。
玛莎·费丽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来进行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研究,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利益。
这为我们全面认识国家利益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摘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都是既定的。
玛莎·费丽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来进行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研究,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利益。
这为我们全面认识国家利益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国家利益;建构主义;
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解读。
国际关系各个理论流派对于国家利益都有着不同看法。
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以权力来定义。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提出其国家利益观: 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
在权力基础上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静态的可计算的存在。
简言之,权力等于国际利益。
而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家间的利益总体和谐,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可以通过道德和国际法等因素来求得进步。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安全才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所在。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了国际制度,并认为可以借助国际制度来保障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的本质改善。
再者,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二者强调的国家利益都是物质的,排除了非物质因素的存在。
二、玛莎·费丽莫尔笔下的国家利益。
作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如何知其所需?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利益很少受到质疑。
玛莎·费丽莫尔认为:国家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仅局限于物质状况。
她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这一理论工具来进行其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利益。
经验研究中的国家偏好有这样两层意义:偏好是无疑的,国家知其所需;其偏好来源于国内。
但作者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偏好从何而来?作者通过考察国际结构来建立系统的认识国家利益和行为的方法,这种结构不是权力的结构,而是意义和社会价值结构。
[ ] 玛莎·费丽莫尔理解的国际结构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而且也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重点是国际组织。
同时,国际体系是构成的,从而为行为体建立新的利益和价值。
它通过改变偏好来改变国家行为。
[ ]在此基础上,对规范和价值重要性的阐述也使得国际政治概念的侧重点从强调物质层面更多地向非物质层面转变。
最后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国际组织影响了国家的偏好方式,国际组织而非国家是文化的施动者。
在第二章中,作者发现在近50年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旨在协调科学研究的国家科层组织。
为此,作者给出了“需求驱动解释”。
但是通过定量分析,作者发现这一解释模式并不成立。
所以作者在这里考察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国家创立科学科层组织来自国家的外部供给。
结果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国家广泛采用科学政策的动力。
国家科学科层组织的创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科学政策制度的时间一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以把科学革新组织的价值和效用“传授”给国家的过程。
在第三章中,作者认为国际红十字建立和《日内瓦公约》的规范传播和接纳主要得益于关键人物的传播。
亨利·杜南特通过自身的经历发现在战争中存在着没有医生或者有很少医生为伤员提供相应的治疗和照顾的情况。
为此,他提出了一项建议:成立由合适的志愿人员组成的救济机构去照顾战时伤员,而且这一机构应该得到国际协议的承认。
但是这项建议也并不是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支持。
随着《日内瓦公约》的应运而生以及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和军事医学的进步,红十字运动和《日内瓦公约》牢牢的站稳了脚跟。
自此,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日内瓦公约》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规范慢慢得为许多国家所接受。
其耐心说服促使各国领悟、自觉接受了人道主义规范,重新确定了国家在战争中的利益。
在第四章中,作者认为缓解贫困成为了70年代初的一个显著的发展特征。
贫困问题的范围由“国家的贫困”向“人的贫穷”转变。
作者认为,将贫困看做是由国际组织推动的规范转变时,我们就对贫困上升为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清二楚了。
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世界银行。
在世界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双边援助不断增多,且贷款和援助的条件更低,但是欠发达国家并不热衷于将这些资源来解决贫困问题,他们更多地将投资引向工业化。
在麦克拉马纳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时,他给世界银行带来看一套明确的以权力为中心目标,这些目标迷信外援的优点和效率。
上任伊始,他就把缓解贫困问题作为中心任务,做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使得世界银行组织在缓解贫困问题上走在了先头位置,并促进了国际上对发展观念的转变,即缓解贫困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世界银行的案例展示了发展观念的变化过程,发展目标的转变是国际上对规范和发展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
在一个互动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确定规则是自变量而国家偏好是因变量,因为很多国家行为也参与到了国际规则地塑造,所以我们在分辨自变量和因变量时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本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把社会关系看成社会实在,它与物质实在一样,社会实在同样塑造相关行为体的行为。
三、结束语
玛莎·费丽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来认识和研究国家利益,主张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其实质是强调了国家利益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
通过对国家利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利益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国家利益既包含客观性,又涵盖了主观性。
首先,客观国家利益即是一国实际存在的利益。
其次,主观国家利益即是一国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认知,这种认知取决于国家的身份以及国家所处的环境。
国家利益既包含物质性因素,同时也包含非物质性因素。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多维度视角去看待国家利益。
加强国家利益的整体性认识将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了解了国家利益,也就能够对国家自身行为以及国家关系做出更好地分析。
参考文献
[1]参见《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方长平,冯秀珍.
[2]玛莎·费丽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参见玛莎·费丽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4]玛莎·费丽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5]玛莎·费丽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6]随着战争类型的不断扩大,《日内瓦公约》已经适用于国于国的战争,一国内战等等情况;并且军事医学的进步使得保护伤员成为一笔财富.
[7]玛莎·费丽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作者简介:谈沪东(1994年2月—),男,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