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任　放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学术史角度全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

他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①,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

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②,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力作。

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③,致使该学术领域呈现清冷格局。

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专力研治此项课题者不多,刊行的论文数量亦有限,研究水平略显单薄。

(二)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

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

他们的研究论著褪去了·168·①②③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57年1期;〔日〕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

《国际汉学》总第27期，2021年第2期| 62明清变革与中国道路——沟口雄三的思想世界□ 何鹏举摘 要：沟口雄三坚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进行他的中国研究。

他给近代中国的变革道路找到了其历史基体的根源，那就是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及社会变迁。

而成熟于清末的乡治空间一方面推动了王朝体制的解体，一方面又给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度带来了困境。

沟口既不是文化本质主义者，也不是中国特殊论者。

儒教社会主义对于他而言并非一种理论，而恰恰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沟口始终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中国问题，他也期待中国能够以参与创造新的人类普遍原理的精神，创造新的基体，开展新的思想和社会变革实践。

关键词：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 明清变革 乡治空间中图分类号：K3 doi: 10.19326/ki.2095-9257.2021.02.010(1)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36—138頁。

(2) 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東京：青土社，2012年，第294、305頁。

关于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可参见何鹏举：《重读竹内好：中国道路如何成为“作为方法的亚洲”》，《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0—56页。

(3) 伊東貴之：《解説――伝統中国の復権、そして中国的近代を尋ねて》，载溝口雄三《中国思想のエッセンスⅡ　東往西来》，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第245—247頁。

(4) 葛兆光：《“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载《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提到沟口雄三（1932—2010），恐怕许多人都会联想到由他提出的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中国。

在与此命题同名的专著中，沟口批判了日本盛行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并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们说：真正自由的中国学，无论其形式如何，都不是将目的置于中国或研究者自身内部，也就是说目的不能在中国或研究者自身里消化，而应当是一种将目的超越中国本身的中国学。

刘凤云：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刘凤云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刘凤云都市文化主要是指那些有都市建筑和都市居民特征的文化。

在都市文化丰富的内涵中，作为都市居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人，其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权利和义务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及其都市文化的特质。

在封建社会，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地域毗邻的国家，同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古老的中国堪称东方文化的中心，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建国的日本，不但接受了中国的一整套封建制度，承袭了中国农本商末的儒家文化和统治思想，而且，其最初的都市形态也是唐文化的代表长安城的简单模拟。

然而，异国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并不排除其自身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性。

日本在进入战国（１２～１５世纪）后，便逐渐形成了以武士为中心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伴随着武士由乡村迁往城市的兵农分离的过程，日本在１７、１８世纪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都市时代”。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街市繁盛、商贾聚集”的城镇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

本文拟分析、比较这一时期两国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以探讨两国都市文化的差异。

一１７、１８世纪，无论是明清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被称作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发达，商人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都市文化的主体。

这种变化，在中国则表现为士商渗透、亦儒亦贾的社会结构的新组合，在日本则为以商人为代表的都市自治共同体取得幕藩封建统治末端的地位，即由商人町年寄、町名主直接管辖的町人町（市民町）的出现。

町，在这里是指日本都市的行政区划而言。

但町人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它是由幕藩政府所扶植，并与幕藩封建体制融为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常，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文化结构与文化发展状况的特殊性。

在日本德川时代（１６０７～１８６７），都市的主要形态为“城下町”。

明代绅士阶层的经济特权摘要：绅士阶层作为官僚队伍的后补力量，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

绅士既可以充当官民之中介，又可以弥补官治之不足，统治者赋予绅士以特权，对其进行笼络利用，便成为一种必要。

在赋予绅士的特权中，尤以关乎其生存的经济特权为重。

关键词：明代；绅士；经济特权绅士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个特殊的存在，具体来说，他们具有秀才以上的功名或一定的职衔，介于官僚与平民百姓之间，与官与民都不尽相同，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

有学者认为：士绅“这个集团曾在中国明清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处于中国社会结构中关键的一环上。

”[1]费正清甚至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

”[2]统治者赋予绅士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权威力量——绅士阶层，绅士制度走向成熟，成为维护和实现地方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

就本文而言，主要探讨绅士的经济特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廪禄廪禄，即国家给予官员的俸禄和士子的学资。

对官员来说，在任上享有俸禄是国家为其发放的工资。

致仕之后，一般情况下，俸禄亦随之停止发放，但在致仕官员清贫的情况下，国家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永乐十九年下诏，致仕官员“若无子嗣，孤独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成化二十二年诏：在京文职，以礼致仕者，……其中廉贫不能自存、众所共知者，有司岁给米四石。

”[3]此外，皇帝对一些有功勋之人，还会给以特恩：“大臣致仕，或给驿还乡，或命有司、岁拨人夫、月给食米有差。

其尤宠异者或赐敕、或加赐白金文绮、或又官其子孙，皆特恩云。

”[4]然而从定例来看，特恩只能是一部分高品级的官员享有。

至于丁忧、侍亲，属于请假之流，可以依然享有俸禄。

生员廪禄，一是廪食银，一是膳夫银：“洪武初，令师生廪食月米六斗。

后复令日米一升。

鱼肉盐酰之类、皆官给之。

十五年，令廪馔月米一石。

”“弘治三年奏准，膳夫每名岁出柴薪银四两、以备会馔之用。

第３８卷第４期 许昌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ＵＣ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４，２０１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４作者简介：王大建（１９５４—），女，山东莱阳人，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谷川道雄王大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济南山东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性人物，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

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１９７０年又与川胜义雄先生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继承了京都学派前辈的优良传统，又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关键词：谷川道雄；京都学派；豪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２６－０８ 谷川道雄（１９２５—２０１３）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性人物。

他与川胜义雄先生推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术界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将日本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其影响至今不衰。

一谷川道雄先生１９２５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

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业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化学工业污染而产生了一种病，就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町也由此而知名。

谷川先生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中学，后入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现大阪大学）文科求学。

１９４５年４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７月，谷川先生被征召入伍，８月，在兵营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第二年，重新回到学校。

东方论坛2013年第1期朱子学自江户时代起就一直对日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日本学者对东洋哲学的研究也千丝万缕地和朱子学联系起来，至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东洋哲学研究，还一直把对朱子学的研究作为很重要内容研究，这都与江户时代对朱子学的重视有关。

下面我就具体分析早稻田大学土田健次郎教授深入研究的江户时期的朱子学。

一、日本江户时期对朱子学的接受朱子学正式流传日本的时期，在一般的日本思想史中被认为始于江户时代。

然而江户时代前，博士家已将朱子学的注释纳入了经书注解中，室町时代的禅僧中也已出现对朱子学的“理”的理解。

问题在于江户时代之前和江户时代接受朱子学的范围不同。

在镰仓时代，朱子学的经书注释本传入日本，其内容为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学者及僧侣所引用。

室町时代的禅僧门对朱子学的理解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从桃源瑞仙《百衲奥》及柏舟宗赵《周易抄》等的“抄物（以日语假名撰写的经书注解书）”中即可看出。

但《百衲奥》等著作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仅限于朱子学之理，而朱子学修养论的实践则不见于其中。

[1](P120)进入江户时代后，使儒学独立于佛教外的呼声逐渐高涨。

一般作为最初只儒者被提起的基石藤原惺窝。

惺窝原本为僧侣，虽被称为朱子学者，但其很难被认定为纯粹的朱子学者，从其思想乃朱子学与其他思想之交汇融合处，可见明末林兆恩的三教一致论的影响。

惺窝的弟子林罗山出仕于德川幕府并使儒学的权威得到提高，但罗山亦是以丰富的学识为将军提供综合性的学术启蒙而称著。

[2](P10)林罗山依当时的惯例削发为僧，而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则是中江藤树。

藤树虽被认为是日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朱子学史 少 博（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政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摘　要：朱子学正式流传日本的时期，在一般的日本思想史中被认为始于江户时代；然其实际上远在江户时代之前，就已经传入日本。

而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特色体现在，在处于繁盛状态的佛教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情况下，为使儒学成为独立于佛教之外的存在，试图在强调三纲五常的同时确立起新的修养论。

论述1.论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经济上掠夺中国中国财富，文化上麻痹中国民众。

列强的侵略，使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①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通过不平等条约，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赔款。

列强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话公开抢劫中国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②政治控制。

控制中国内政，《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些公使并非普通的外交官：操纵中国外交，列强侵略中国，总是军事侵略伴着外交讹诈并行，然后取得利益后再“一体均沾”；享有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大权；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扶植、收买代理人。

③经济掠夺。

控制中国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对华倾销商品，对华资本输出，操纵中国命脉。

④文化渗透。

宗教渗透和侵略，一些外国传教士一直充当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他们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数月的间谍侦查活动，刺探收集军事情报，并鼓吹对中国进行侵略；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西方教会中一部分人利用传教和传播西学的名义为外国列强侵华制造舆论；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者又炮制了所谓的“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

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得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部分地区甚至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2.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未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他们瓜分中国的图谋并未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①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

瓜分中国，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是外国列强的共同心愿，但是彼此之间又有许多纠葛、矛盾，甚至可能爆发战争。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7页。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

20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974年，《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注：《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

）；1975年，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对于日本的明清绅士研究状况，日本学者已有过系统评述（注：参见重田德：《乡绅の历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乡绅观の系谱》，《人文研究》22—4，1971年；森正夫：《いゎゅゐ“乡绅的土地所有”论をめぐって》，《历史评论》304，1975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乡绅论にっぃて》（1）、（2）、（3），《历史评论》308、312、314，1975-1976年；檀上宽：《明清乡绅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にっぃ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齐藤史范：《明清时代の乡绅お关する学说史的检讨》，《史丛》40，1987年。

），但国内迄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评介。

本人不揣简陋，拟作尝试，或许对我们今后开展此项研究有所裨益。

一何谓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一词本身的指属认识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与绅衿、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持有不同意见（注：参见拙文《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5期。

）。

收稿日期:2004-12-17　作者简介:衷海燕(1975-),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史.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衷海燕(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42)摘　要: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

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士绅;乡绅;地方精英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5)02-0126-05一、士绅论:“整体论述”到“社区史”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拥有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

历来学术界对于“士绅”的定义也有各种不同看法。

通常认为,士绅包括具有各级科举功名以及拥有或曾经拥有过各类官职者,其成员主要来自于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各级功名者;其二是通过捐纳、捐输等途径获得监生或各类官职者。

如刘翠溶即认为凡与科举、捐纳、仕宦有关的人士,大致可属于学者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时习称的绅士阶层范围[1]。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内学者就已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主要代表人物如吴晗、费孝通、潘光旦等[2]。

吴晗将官僚、士大夫与绅士视为异名同体的政治人物,他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

”由于过分强调绅士与官僚身份的一致性,他很少论及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控制的关系。

费孝通则认为绅士是士,官僚是士大夫,身份并不一样。

他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国家主权很难通过直接派遣官吏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只到县一级为止,而县以下的广阔空间则存在着一些自治性组织。

223条中国古代史专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中国古代史专业是培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本文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提供优秀论文题目200余个，其中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专业。

希望各位需求者能够学以致用！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16、明清时期浙江沿海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17、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18、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19、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20、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从宋代司法职业化的趋向说起21、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22、论西周时期的“南国”23、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24、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25、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26、“山人”与晚明政局27、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28、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29、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30、寻找最初的“仁”对先秦“仁”观念形成过程的文化考察31、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32、异地高考的历史参照:清代异地科举考试政策探论33、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34、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35、秦汉律所见“质钱”考辨36、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37、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38、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39、《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40、明清北京休闲空间格局研究41、《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42、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43、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44、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45、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46、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47、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48、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49、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50、“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51、曹操与原始道教52、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53、“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54、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55、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56、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57、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58、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59、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60、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61、从清代新疆屯垦政策角度谈屯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天山北路东部屯垦为中心62、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63、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64、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65、《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66、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67、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68、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69、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70、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71、“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72、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73、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74、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75、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76、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77、“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78、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79、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80、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81、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82、清朝皇帝的中国观83、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84、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85、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86、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87、“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88、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89、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90、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91、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92、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93、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94、“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95、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96、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97、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98、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99、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100、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101、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102、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103、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104、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105、官制、语言与司法——清代刑部满汉官权力之消长106、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107、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108、论拓跋鲜卑之得名109、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110、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111、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112、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113、从军事城堡到塞北都会——1429—1929年张家口城市性质的嬗变114、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115、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116、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117、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118、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119、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120、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121、也论先秦时代的司寇122、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123、《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124、宋代妇女奁产所有权探析及其意义125、清朝《状式条例》研究126、“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127、秦汉时期的“夜作”128、汉代女性的工作129、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130、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131、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132、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征133、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134、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135、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136、现代性抑或中国性历法在明末以来的法律命运137、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138、《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139、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140、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141、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142、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43、东汉的豪族与吏治144、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145、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146、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147、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148、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149、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150、何谓“唐宋变革”151、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152、北魏直勤考153、疾病与唐蕃战争154、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155、“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156、盛世叩阍: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157、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158、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159、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160、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161、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162、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163、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164、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165、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166、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67、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168、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169、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170、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171、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172、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173、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174、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75、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176、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177、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178、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179、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80、“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181、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82、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183、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184、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185、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186、西周时期“里”的性质187、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188、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189、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190、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191、试论金人的“中国观”192、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19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194、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195、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196、“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197、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198、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199、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00、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201、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202、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203、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204、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205、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206、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207、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208、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209、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210、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211、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212、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213、明代太仓州的设置214、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215、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216、利玛窦研究三十年217、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218、“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219、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220、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221、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222、两汉童蒙教育223、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

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37 | 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 吕　超摘 要：本文梳理宫崎市定著述活动早期提出的“素朴民族”和“文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思路，用实证的方法证明该学说渊源自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论著，并将此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阐明该学说在学术外衣下隐藏着合理化侵略战争的思想实质。

关键词：宫崎市定 二元文明论 伊本·赫勒敦中图分类号：K207.8 doi: 10.19326/ki.2095-9257.2021.01.007*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宫崎市定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批准号：19DWWJ03）的阶段性成果。

(1) 1940年，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Haneda Tōru ，1882—1955）负责策划出版“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宫崎市定所著《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为该丛书的第四册。

之后该书被收录于《亚洲史论考（上）》《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东洋史》中。

(2) 比如在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前言》（上卷）中，即有大段文字对宫崎市定的论说进行相当激烈的批判。

同时应该注意，该选集出版于1963年，其《前言》中批判宫崎市定的言论难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前言》（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3) 宫崎市定著，张学锋、马云超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 ，1901—1995）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西亚史、东西交通史和亚洲史，著作等身。

特别是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史构想，并在此宏大视野下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

然而，宫崎市定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有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

清末明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选题原因；通过研究清末明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以更好的培养我们健全的文化心态。

截至日本开国前，日本人仍对中国充满仰慕之情。

但到了近代日本的中国近代观却发生变化，此变化从1862年日本开国后幕府第一次向清朝派遣“千岁丸”考察船开始的。

然而通过这次对上海的考察，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中国这个“文化母国”敬仰和崇拜。

以及同中亚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幕末明治初期日本思想界“日清提携论”的思想基础和源泉。

而这些藩十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又使他们滋生了对中国的轻蔑。

产生轻蔑心理的最根本原因是，仍在于“圣贤之国”的士子们不仅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持一种草率的态度，也未能真正理解本国的传统文化。

“君臣不得其道”以致达到“内有强戝威逼，外受制于洋人”的地步。

可以说这种轻蔑心理是产生于认同中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轻蔑。

在当时来看应不带有恶意。

然而这种思想动向的恶性发展，却变成了日后日本国内“清韩改造论”和“大陆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在日本近代化此两种思潮于上述“日清提携论”此消彼长构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底流。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能再给日本带来文明学习的榜样，相反对日本来说只是一种教训。

而日本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使日本渴求近代化的思想更加急迫。

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在如何回应西方挑战进行自我更新方面的想法是颇具特色的。

福泽谕吉（1835---1901）的《文学论概略》《劝学篇》等著作中的“文明论”思想对日本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文明论”虽为日本近代化设计了一条以西方文明为目标的一元化发展模式但是他未将西方文明看的完美无缺，而只是将其视为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从而使日本的近代化发展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赶超西方文明的发展空间。

福泽谕吉为日本国民指出的现转国家之“气风”次改国家之“政令法律”最后才改善人民的“衣食住居”。

这种先难后易的改革方案却能减少改革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是改革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

增井经夫的《大清帝国》（讲谈社·学术文库），讲谈社，2002年版。

这是日本老一辈著名清史专家增井经夫（原金泽大学教授），在他1974年讲谈社出版的《清帝国》（《中国历史》第七卷）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缩编而成的简明通俗的清代通史文库本，已成为日本学习清史的入门书。

共分十章，该书共471页，简明扼要，也是日本学者个人写作清代通史的代表作。

目录如下：
序章清代的概观：①时代的性格，②社会的状况，③文化的特色。

第一章明清交替的背景：①华夷变态，②满族的抬头与明朝的崩坏，③明代的遗产，④明朝的遗老。

第二章清朝的盛大：①统合的贯彻，②三藩之乱，③康熙的治世，④雍正时代，⑤乾隆朝的繁荣。

第三章清代社会的转机：①统治的弛缓，②白莲教徒之乱，③银经济的定着，④国际关系的转机，
⑤广东十三行。

第四章鸦片战争：①中国的近代，②鸦片贸易，③战争的深入，④南京条约，⑤亚罗战争。

第五章太平天国：①近代的思维与行动，②拜上帝会，③太平天国的发展，④太平天国的评价，⑤太平天国的没落。

第六章清代的社会经济：①社会经济的基调，②通货与商人，③银经济的展开，④商人的活跃，⑤会馆与公所。

第七章清代的学术：①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②清代的思想，③清代的史学，④清代诸学。

第八章清代的文艺：①清代文学，②清代美术，③清代建筑，④清代的文房用具。

终章清代270年的概括。

①中国史上的清代，②世界史上的清代。

附参考文献、年表、索引和山根幸夫的解说。

作者： 王先明
作者机构： 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42-47页
主题词： 近代社会;近代绅士;封建社会;绅权;资产阶级;史学界;阶层;平民;封建官府;地方自治
摘要： <正>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

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

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

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

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

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

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

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制度
李盈昊
【期刊名称】《法商论坛》
【年(卷),期】2010(000)002
【摘要】中国过去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绅士"阶层.所谓绅士,是指中国历史上围绕帝王皇权以科举制度为基础而造就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介乎官僚与民众之间,所以有这广泛的群众基础,恰恰是这个群体的广泛性与特殊性才使其成为推动社会稳定与进步的主力军.
【总页数】2页(P107-108)
【作者】李盈昊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绅士在传统乡村社会自治中的作用
2.晚清政府职能萎缩与绅士基层"自治"
3.明清绅士自治初探
4.论中国古代绅士与现代“准绅士”
5.法律史学界绅士自治研究的局限性及其破解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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