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闻传播专题——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变迁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1972年，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指的是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41年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被颠覆，议程设置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本文从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环境受众参与一、“议程设置”的理论背景“议程设置”概念源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

在该书中，李普曼将柏拉图“洞穴人”的思想引申，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的基础”。

①在此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受众所认识的世界是由媒介参与构建的虚拟世界，这肯定了媒介影响受众的力量。

然而，“议程设置”仍是一个模糊的、还未成型的概念，但早期思想已经萌芽。

在40多年以后，1963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该书的一些论述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成型打下了基础。

书中提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②这一论述堪称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经典表述，并几乎被所有涉及议程设置理论的论著所引证。

但科恩的论述还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正式提出“议程设置”这一具体概念并予以证实的，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

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媒体的报道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并在1972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这一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

该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传播领域中重要的理论之一，通过设定议题的优先级和频率来影响公众的关注和看法。

本文首先介绍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然后探讨了其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中的应用，以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接着分析了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局限性。

结论部分指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新闻传播的重要性，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并强调了其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

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不仅能够引导公众舆论，还能够塑造社会议题的关注度和讨论方式，因此对新闻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议程设置理论可以进一步结合新技术和多元化传播平台，拓展其应用范围，提升新闻传播效果。

【关键词】议程设置理论、新闻传播、应用、基本概念、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局限性、重要性、发展方向、价值、意义。

1. 引言1.1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是指将议程设置理论运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帮助新闻机构和媒体更好地引导公众关注的焦点，塑造舆论导向。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通过选择报道哪些事件、如何报道事件以及报道的角度，可以影响公众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

在新闻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能够帮助媒体更好地控制社会话题的热点，引导公众对重要事件和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

2. 正文2.1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某些议题、产生观点和主题，并将其置于公众视野中，从而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度和重要性。

这一理论最早由麦可·麦考姆斯和默里·克伦特西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被认为是对传播过程中议题选择和强调的一种理论范式。

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媒体的议题选择、议题的呈现方式和议题之间的相关性。

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某些议题，比如突发事件、社会问题或政治事件，将这些议题放在公众视野的前沿，从而引导公众关注和思考。

媒体还会通过呈现方式如标题、摘要、图片等方式来呈现议题，进一步影响公众对议题的看法。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

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

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

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作者：魏玲芳来源：《新闻世界》2009年第02期【摘要】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在“第四媒体”——网络媒体出现后受到了质疑。

在网络媒体中，“议程设置”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关键词】网络时代议程设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议程设置”理论展现了大众媒介影响社会的一种普遍而有效的方式，因此，该理论始终是传播理论领域里的主导概念之一。

但是，在网络等新媒体出现以后，议程设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有学者甚至发出“新媒体正令大众传播走向终结”的预警，并指出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诸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需要彻底修正。

一、理论背景介绍“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四个方面：1、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受众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议程设置理论主要观点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学》最早提出该思想。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即麦库姆斯和肖的早期研究，通常又叫教堂山研究，发现了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2021第06期 / 总第412期332020年11月，康巴汉子丁真从寂寂无名到成为顶流网红，这过程仅用了20多天。

本文将结合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来解读丁真的走红过程。

一、议程设置理论概述“议程设置”这一理论假说， 最初来自上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所提出的“拟态环境”。

在他看来，我们的行为是对大众传媒报道活动所营造的“拟态环境”的一种反应，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实际情况，而不是对现实所处的真实环境做出反应，这一思想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出发点。

在此之后，美国传播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 肖通过总统竞选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证实了这一假设。

基于此，1972年，他们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正式诞生的标志。

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二、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发展（一）传播主体上：由单一走向多元传统媒体环境下，由于传播资源、传播技术的限制，传播主体主要是专业的传媒机构、组织，呈现种类单一化的特质。

但在新媒体环境中，互联网的出现给公众提供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新的交流空间，使得作为互联网使用者的传统受众一跃成为同样掌握传播手段和渠道的主体，新的技术手段则赋予普通受众内容生产的权利。

在这种传播环境中，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是以专业的传媒机构、组织为主导，而可以是任何一个网络用户，因此议程设置的权利从集中走向分散，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

（二）传播机制上：打破传统媒体一元设置新媒体时代的新型传播机制打破了过去由媒体主导的一元设置。

人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就某一事件在网络社会上“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态度，“公众议题”如何影响“媒介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真实的环境中，某个事件刺激、吸引到个体——个体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上传到互联网中，形成议题，此时，议程雏形形成——之后个体在相关的社群内进行讨论，热度提高，进而构成较为完整的议程——随着热度节节攀升，在更多的社群内进行传播，议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事件的热度和关注度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各路媒体、各个网络意见领袖等进行报道、传播、扩散，整合构建议题，事件得到进一步的发酵——最后引发社会共鸣，成为社会热点事件。

议程设置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变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适用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依然适用于网络媒体？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会发生变化。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以具体事例来验证这一观点，研究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传播中的不同影响。

网络媒体中的议程设置现象以“芙蓉姐姐”现象为例，“芙蓉姐姐”借助网络平台，生产和传播自己的各种信息吸引公众眼球，从而使这些信息具备了“显著性”，逐渐成为大众议题，并提上了大众的“议事日程”。

另一个“无名小卒”胡戈仅以一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而名噪一时，之后他又推出《春运帝国》、《鸟笼山剿匪记》等恶搞片来娱乐网民，也受到了网民热捧，胡戈同样给大众设置了“精彩的议程”。

以上事例表明，在网络媒体时代，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拥有制造大事件的权利，都可以成为潮流的引领者。

因为新兴的网络媒体给了他们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并且自己就是编辑就是把关人。

传统媒体一直在严格把关，在为受众设置“议事日程”，而网络媒体改变了议程设置的主体，在这里受众也可以成为“议题”的设置者。

1.网民成为议题设置者在网络的议程设置中，公众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吸引和影响其他网络受众，并在共同的认知中逐渐形成大致相似的看法，从而赋予这一事件以重要性和显著性，形成网络议题。

网络的开放性、便捷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这样的媒体上发布、接收以及交流信息。

在这里，网民被赋予了更大的表达权，他们可以就各自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和评判在网络上设置议程、反映社会议题。

此外，设置网络议题的网民不再受到某些限制或是把关，在网络时代，网民就是“把关人”。

这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因为在传统媒体中，信息的发布与刊载要受到编辑的层层把关，以及要符合媒体的宣传政策等等。

网络媒体的自由性、开放性，决定了它的受众可以自己设置议程。

2.网络受众参与议题讨论，互动性加强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与自由性使受众很方便地参与到网络议题的设置中来，并且，随时随地进行议题讨论，把个人对于议题的观点即时传送出去。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以网红papi酱为例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

在这个时代，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的工具，而是一个互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上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海量的信息。

同时，这个平台也给广告、推销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通过对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政治决策等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会上的共识性话题以及新闻报道中的话题制定机制的一种理论体系。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它通过媒介的选择、内容呈现、优先排序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从而进而影响政治决策。

而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被完全颠覆。

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性质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影响力也从传统媒体向个人媒体转化。

网红Papi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她的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她的短视频中涉及的话题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成为社会共识性话题，从而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和政治关注。

这也证明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媒体也能够对公共议程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内容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使媒体无法像过去那样掌控信息流。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选择性意识非常强，他们会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被媒体硬性安排的话题。

在这种环境下，议程设置更多地变成了一个对话和博弈的过程，而不再是单向的命令。

除此之外，新媒体环境下的各项数码技术也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快地利用这些话题影响公共决策。

总的来说，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单一的控制者到多种形式的影响力，从单向的命令到双向的博弈，从纯粹的媒体力量到媒体与技术的结合，这些变化都对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形成和议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方法与展望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信息传播和媒介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以及未来展望。

我们将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核心思想进行概述，以明确其在当代信息传播环境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将详细介绍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网络议程的识别、测量和分析等方面，以及这些方法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我们将展望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挑战，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通过本文的阐述，我们期望能够加深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理解，推动其在媒介研究中的进一步发展。

二、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概述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是传统议程设置理论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与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麦库姆斯和肖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以来，该理论一直被视为媒体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机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网络议程设置理论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主张，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平台，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

网络议程设置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网络用户的议程感知以及网络社区的议程互动等。

网络媒体通过选择、强调和解释新闻和信息，为公众设定关注的重点和议题；网络用户则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选择性地接触和解读网络媒体传递的议程；网络社区则成为用户之间交流和讨论的平台，进一步塑造和扩散议程。

与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相比，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和挑战。

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更加复杂和多元，包括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博客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增加了议程设置的难度。

网络用户的议程感知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和解读信息，这对议程设置的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络社区的议程互动更加活跃和开放，用户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可以迅速扩散和放大议程的影响力，这对议程设置的控制和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我国宣传实践中的应用】》摘要。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它为媒体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提供了依据。

本文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梳理，叙述了该理论的来源、发展历程和决定其效果发挥的基本条件。

最后结合实际谈了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新闻媒体宣传实践中的应用关键词：议程设置;传播效果;应用一、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968年美国学者麦克姆斯与肖对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显著的当前公众们热议的话题。

公众对话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与大众媒体报道的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麦克姆斯与肖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到1972年他们就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种直接探讨媒介如何引导公共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的理论假设。

议程设置理论的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

据台湾学者张锦华分析，这里包含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面，媒介所安排的议题顺序一般会影响公众考虑这个问题的顺序；在显著性层面，媒介赋予议题的意义（包括给予的版面位置或节目中的时间先后）一般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过程议程设置理论之所以被人们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加以接受，主要原因在于该理论会随着现实环境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的研究发展出新的面向来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多维研究视野中。

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理论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研究学者发现媒介议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即理论刚提出时的观点。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作者：狄欣然来源：《今传媒》2024年第07期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由媒介主导到受众主导、由重视内容分析到重视受众分析的现代化转向。

本文通过阐述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梳理，总结议程设置的主要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启示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时代；理论转向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7-0032-04一、引言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强调媒体对人们认知与判断的影响。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介技术和平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已经转变为互动式多向传播，信息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议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对公共议题的影响，还涵盖了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

随着网络媒体的广泛运用，议程设置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该理论、正确看待其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Theory）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20世纪20年代，政治家瓦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1972年，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对“议程设置”的概念作出了系统阐释，即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也就是说，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注意”和“兴趣”，而对这种“注意”和“兴趣”的安排构成了“议程”[1]。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且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