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罗诸家胆大心细——丁四新教授《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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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楚竹本《周易》的发现,拨开了易学史上的诸多谜团,澄清了易学史上的诸多问题。
从楚竹本《周易》所揭示的内涵来看,楚竹书《周易》中所运用的卦画符号是数字卦与符号卦日趋统一的又一典型例证;楚竹书《周易》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经文中出现的多种类型的特殊符号;楚竹书《周易》的另一特点,是经文中“匚”符号的发现及其所引起的种种认识和推测;楚竹书《周易》中的有经无传,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周易》经传所产生的时代问题。
这可以在与今本《易》之相互比较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和优劣问题。
标签:竹本《易》;基本特点;今本《易》对楚竹书《周易》的研究,是近几年易学界颇为热门的话题。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是该馆于1994年从香港文物市场上所购得,所藏总量为1200余支、3.5万余字。
其内容涉及到哲学(易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以及文字学等。
从种类上讲,这批楚竹书多达近百种,但能与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十种。
从简的文字内容所涉及的史事来看,多与战国的楚国有关,有的就是楚国的文学作品;并经碳十四的测定,当为战国时代的简。
马承源先生经多方面推断,这批简乃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①关于楚竹书《周易》的基本情况,据濮茅左先生在简《周易》的“说明”中所云:“楚竹书《周易》总58简,涉及34卦内容,共1806字,其中合文3、重文8、又25个卦画。
完整竹简两端平齐,长44厘米,宽0.6厘米,厚0.12厘米左右,三道编绳”,“一支完整的竹简一般书写44字左右。
书体谨严工整,大小一致,字距基本相同,每卦所占简数,或二或三。
全书抄完后曾作了校对,如抄者在第54简中发现了漏字,并将漏字补在两字的空隙间”,“楚竹书《周易》无易传内容”。
②一、楚竹书《周易》的基本特点综观楚竹书《周易》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易学发展演变到战国时代的背景,总结出楚竹书《周易》所具有的几个显著特点。
1.楚竹书《周易》中所运用的卦画符号,是数字卦与符号卦日趋统一的又一典型例证数字易卦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里程,至西周晚期《易经》一书创成之后,数字易卦才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周易》哲学以“生生”本体论为根基,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价值论承诺,以“中道”的认识论方式构建起一套完备的生命哲学体系。
《周易》自古即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被公认为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头活水,但其何以获得如此地位的内在学理依据却是暗而不彰,故“解易之书最多”,却分而为“两派六宗”,且“相互攻驳”,以至在当下学界演化出“丁四新问题”。
此问题源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四新于2011年首届“羑里论坛”提交的论文《出土<周易>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此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对《易经》这本书的解释转变为哲学性的?这是我们的麻烦。
”因为将《周易》进行哲学性解读,这是当代人的理性思维能够理解《易经》的唯一进路,也是《易经》能够成为群经之首的学理依据。
而回答此问题的前提性问题就是:“《周易》原来到底是什么著作,或者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书?”如果《周易》仅仅是一本卜筮之书,那就意味着无法对之进行哲学解读,也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哲学解读,但如此的结果就使《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中华文化怎么可能建基于一种卜筮学之上呢?所以丁四新有意义地提出:“我们要训解《周易》,把它重新变成经学,一种‘训故(旨意)举大谊(义)’,一种充满义理之趣的经学”,而这又“确实困难大极了”。
“丁四新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但并不是无解的问题。
《易》学发展到当代,“丁四新问题”早已有人做出了回答,只是此回答湮没于民间而尚未进入当代学人的研究视域之中。
为消除当代《易》学研究中的这一视域盲区,本文就根据鞠曦的“形而中论”哲学来解读《周易》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所内含的完备体系。
回答“丁四新问题”的关键是《周易》是否具有自在的“义理之趣”,从而可以让我们进行“训解”,并“把它重新变成经学”。
如果《周易》没有自在的“义理之趣”,没有自在的(内化的)哲学理论体系,我们现代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言说出一套可以归属于《周易》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所以本文根据鞠曦的“形而中论”对《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并不是在《周易》的文本之外另造一个西化的,或是当代化的理论体系而强加于《周易》文本之上,而是将内在于《周易》之中的自在的哲学体系提取(外化)出来,使现代理性思维可以理解《周易》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周易》哲学何以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释读--以楚竹书为参照
《周易》释读八则--以楚竹书为参照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公布之后,学界同仁已经发表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但对<周易>经文的释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以楚竹书本为参照,对经文的八条卦爻辞作了释读,讨论了易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意见,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见解.这对我们一步一步逐渐接近卦爻辞的本义,或许不无裨益.
作者:郑万耕 ZHENG Wan-geng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刊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221 关键词:周易楚竹书释读。
新知丨丁四新: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作者简介丨丁四新,湖北省周易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
原文载丨《江汉论坛》,2015年第1期。
摘要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
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
《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
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
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
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
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一、引言帛书《易传》六篇,在1973年12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
这六篇帛书分别为《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和《昭力》,其中《二三子》篇与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同幅,后五篇帛书同幅。
这批帛书大约抄写于高祖之后至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前194前169),当然部分篇目的撰作年代可能会早至战国末季。
帛书《周易》经传的释文现在有多种,可参看张政烺《论易丛稿》、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和拙著《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首先,与帛书《六十四卦》一样,帛书《易传》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给学界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其中以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及孔子生前是否作《易传》这两个问题最受关注。
萧洪恩:《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评介书评专辑《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周易”是我儿时生活中耳熟能详、最为神圣的词汇之一。
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正赶上国内易学界的盛事——东湖会议,自那以后,笔者就立下了研学《周易》的宏愿。
20余年来,学《易》虽时有小成,但总感心悸。
在这屯邅知困之时,我读到了丁四新教授的《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下简称《校注》)一书,蓦地让我疲顿已久的精神为之一振。
通过拜读四新教授的大作,笔者对其学问态度及校注成绩,稍有领会,现略谈一二。
第一,作者立足于经学之本原,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而这种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本身即显示其学《易》、研《易》之宏旨。
在该书《后记》中,作者直抒胸臆,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根本的经学在20世纪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个中原因,既有特定的历史情势,也有学者“滕口而说”的各种奇谈怪论,而《周易》经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作者看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一方面是因为“西化”之风异常炽烈,人们“蚁慕他山,夸煽新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片面的“革命”观念,人们谋求通过全面的“革命”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
这不但导致了“‘经学’形态之经学崩亡于二十世纪”的噩运,而且就《周易》来说,也导致其学术传绪“几近中绝”的惨状。
正是具备此等文化上的忧患意识,四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学《易》、研《易》之主旨——“立足于经学之本原”和“抒我经学之实意及真精神”的观念。
而这种信念,正是他研习《周易》、探寻经义和校注文本的动力来源。
第二,在校勘上,作者对出土楚简本和帛书本《周易》做了相对完备的资料搜集和文本鉴别工作。
根据作者所述,除了得到研究生的大力协助之外,他还藉到台湾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机会搜集资料,并先后得到不少学界友人的帮助,如侯乃峰博士的《〈周易〉文字汇校集释》由作者亲寄,郑玉姗博士的《出土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经文考释》由乃师赖贵三教授邮赐。
关于上博楚竹书的解读与研究关于上博楚竹书的解读与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我国简牍史上发现保存战国竹书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约1200余简,35000余字,其中时人自命书题达20余篇。
上博竹简的发现,是学术思想中的一次大震荡,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马承源先生认为,竹简的发现意义已不亚于重建一个博物馆,饶宗颐先生认为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将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的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第二册先后于2001年u月、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了2003年学术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有200余篇,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院简帛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等各地召开了不少研讨会,有些报刊还开辟了“新出土文献研究”专栏。
学术界对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研究重点是以竹书纠正或补充传统文献,以及对竹书解读的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上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的“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使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孔子诗论》的发现,对整个先秦《诗》学批评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从孔门《诗》教到《毛诗序》的流传过程中,上博《孔子诗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
上博《孔子诗论》对后世《诗》评具有指导性;第三,上博《孔子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意义。
作者: 丁四新
作者机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战线
页码: 44-50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8期
主题词: 楚竹书;周易;卦爻辞;校札
摘要:文章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部分卦爻辞的训释作了探讨,认为:《孠》九二“ ”读作“沙”,郑本作“沚”,“沚”乃“ ”字之形讹,“ ”为“沙”字或体;《 》六三“可 ”读作“盱豫”,不读作“歌豫”,意为“妄大之豫乐”也;《钦》九三“ ”,帛本作“ ”,均当读作“腓”,今本作“股”,则疑后人有意改字所致;《钦》九三“隓”字读作“随”,帛本、今本亦作“随”,俞樾认为今本“随”字当读作“ (腿)”,说误;《楑》六五“陞宗”,“陞”即“陞(升)”字,训“登”,“宗”训“宗庙”,不训“宗主”,又本爻“ 肤”读作“噬庸”;《艮》九三“衍”,帛本、今本作“肥、夤”,三字均读作“臏”,“夤”为“臏”之通用字,训“夹脊肉”;《丰》九三“芾”,帛本、今本作“薠、沛”,三字均当读作“旆”,训“幡幔”,虞翻则云“日在云下”“不明”称“沛”,说误等。
作者: 董春
出版物刊名: 周易研究
页码: F0003-F0003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5期
主题词: 战国楚竹书;马王堆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成果;六十四卦;马承源
摘要:丁四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42万字,559页,是丁先生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之上对帛书《周易》和楚竹书《周易》所做的校注。
在版本采用上,楚竹书《周易》以濮茅左先生的《周易》释文(载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为基础,并辅以其他学者的意见,对文字进行了较大改动。
帛书《周易》则以《文物》1984年第3期所刊《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为底本,。
从简、帛、通行本比较的角度论《老子》文本演变的观念、过程和规律丁四新(430072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哲学系)上个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里,学者们讨论较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是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通行本《老子》的关系问题,这包括篇次、章次、文字、文句和思想的异同等几个方面。
其总体倾向是以帛书《老子》甲、乙本为绝对标准,来裁判《老子》诸本的是非。
在这样一种研究心态之下,难免盲目和短视,或者执一以害道,或者看不清《老子》文本发生、发展的内在观念、规律和方向,因而不能不说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和痛快一时的观点。
几年前,郭店竹简《老子》发表了,而研究的总体态势依然没有多少改变,绝大多数学者仍然以“逆时性”为研究的绝佳向度,以“复古”为无上的学问信仰,因而再一次造成了研究著作在同一观念上的大肆泛滥。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考察,尤其是通过简本、帛书本和王弼本的比较、分析,力求揭示《老子》文本演变的基本观念、法则和规律——即《老子》文本演变的内在之“道”;同时对于那些妨碍对《老子》进行深入研究的所谓学问“信仰”或“先见”,也作一次深度的思想清理和学术批评。
一、竹简《老子》三组的历时性差异及非同本略论通过其他学者和我的考察,可以肯定在战国中期,乃至更前,《老子》的存在状况当远较郭店简本三组的总和为多。
从竹简性质来看,应该把三者分析开来研究。
实际上竹简性质的不同,可能还暗含着更多的信息:《老子》的原生形态是否是分散流行,其后才有一部集结成五千言的《老子》书的?甲、乙、丙三组的文本来源是否有所不同?文本的主题或内容是否有所区别、侧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回答的。
简本《老子》分为三组,仅仅是依据它们竹简性质的不同。
除此之外,三组的书法笔迹也不一样,这说明甲、乙、丙三组分别是由三个抄手抄写的。
但是这一点很难说明文本在时间上的差异,因为书法水平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较大。
甲组和乙组简有一些类同而微异的句子,许多学者都已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