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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经历了快速发展和繁荣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
以下是中国经济学黄金时代的几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机会。
经济学家们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
中国经济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中国经济学家在各类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演讲逐渐增多，中国的经济学杂志也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还被国际学术机构和政府邀请参与国际合作和政策咨询，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经济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从丰富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模型。
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和挑战，中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如“共享发展”、“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等。
这些理论和政策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给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和多样化，需要经济学家们结合实践和理论，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
虽然中国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经济学家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学术竞争，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叶航*容提要：经济学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研究式，而每一次“综合〞那么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
这种以“革命〞与“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创新模式，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本文首次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和第四次综合的概念，并对第四次革命、尤其是第四次综合的容进展了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的阐述。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开展方向和趋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开展的理论创新思潮。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经济学理论假设分析式技术工具经验证据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每一块基石都发出了挑战。
经济学在未来的开展，势必要求理论的建构与经验检验、行为数据搜集以与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展开对话。
赫伯特•金迪斯序言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开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自强、旭昆，1996〕。
其中，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式，而每一次“综合〞那么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
这种以式“革命〞与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开展的一般规律〔库恩，*叶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主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和神经与行为经济学实验室〔NBEL〕学术委员会主席。
E-mail:yehang@china ，通讯地址：浙江杭州浙大路38号，：31002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批准号：13AZD061〕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06JJD79003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批准号：11JHQ002〕的资助。
陈经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思考陈经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观点和建议。
陈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他指出，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挑战。
为了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陈经建议加强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同时，他还强调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陈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还应包括推动可持续发展。
他指出，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陈经建议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陈经还强调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人民谋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陈经建议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的覆盖率和质量，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陈经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首先，他主张加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支持。
其次，他强调了深化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时，他还建议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体系。
陈经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思考，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全局和人民福祉的关注。
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继续借鉴陈经的思想，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环。
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报告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现象上看中国经济这次下来，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出口。
从大幅度的20%多的增长变成负的。
2009年1月份数字还要可怕，是整个出口锐减。
春节提前，17个工作日，去掉这个因素，减的很凶。
但是想出口的问题，我们就要问它是决策面还是非决策面。
美国出了问题，它在收缩，而且美国最近有消息说经济危机以后储蓄率开始上升，这对美国长期来说是好事情，短期来看对中国经济是坏事情。
最近我们还要防止他们的保护主义倾向，美国人要买美国货，都会带来对中国出口进一步的影响。
美国经济受损，这是一个非决策面，这个情况短期拿它没办法，一方面要等美国经济回来，目前来看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是负的。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跟1998年情况不同，这次是核心区出了问题，不是边缘区东亚区出了问题。
当核心区收缩的时候，我们对外依存度很高，中国经济有可能被拉进去。
但是还有思路，我们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反省。
我们尽量不要恶化目前的局面，特别不要有贸易保护主义态度。
除此之外要反省一下。
因为我们高度的依赖外部，这个不只是世界把我们拉进去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体制、决策的问题。
因为高度依赖出口也是我国过去多年选择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可控的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我相信在这一次危机当中也要考虑。
拿这条线来看，我们外汇储备，1993年基本在212亿美元。
到2003、2004年成为拐点，冲上来，2004年我们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1547亿美元，2008年为25616亿美元。
到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
此前中国企业普遍认为外汇是好东西，给国家创汇，这认识没有错。
但是外汇上涨过快，表明里面有很多不平衡的因素，因为外汇每年涨，首先来自于经常性顺差。
我们顺差就是外国的逆差。
中国要就业，工人要上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外汇上扬的这条线咄咄逼人，那么下一步就要问这条线怎么上来的。
浅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经济学当前发展的主要瓶颈，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中国经济学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必须做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从而详细的论述了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性原则和最佳选择；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瓶颈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哈佛的教科书、留洋的学者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西方经济体系？要想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研究经济学不应当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我们研究经济学应当是为了更加的了解社会和影响社会。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5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国富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真正的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进行研究，这门学科一直都是以改造社会、了解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作为研究宗旨的，小到人民日常的消费、投资以及就业的选择，大到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方针，都是这门学科的研究的范畴，这在《国富论》中也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科是学院派的风格，在这所大学中的绝大多数的经济学教授都是不会学而优则仕的，因此当这所大学的卢卡斯教授来我国的某大学进行讲座时，就有人问到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是不是都只注重理论研究上的完美而对于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不注重时，他回答道：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对个人选择以及政府政策的后果由充分了解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将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作为研究目的的。
目前社会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模型得出的，而表述者和决策者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约束的条件下做出的最佳的选择，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最佳的选择。
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经济学家们个人的局限性，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是不是就是现实社会中的表述决策者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这点他们是保证不了的。
而且即便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不同的国家、社会甚至是决策者也都会导致最重要约束条件的不同。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尽管经济在复苏，但现在的问题可能制约着中国未来更长时间复苏和进入下一轮稳定增长的状态。
从周期上看下一轮增长，应该是2012年到2013年，调整期必须要完成他的任务。
第一，我们过去的繁荣建立在出口高增长和投资高增长之上。
这个高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的高增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产能，特别是制造业，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制造业，产能非常大。
这一次保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把这些落后的产能淘汰，而有时候反而是逆调整，就是技术水平不高的钢材卖不出高价，需求量不大，技术含量高的钢材卖不到好价，没有需求，这就是一个逆调整。
保增长已经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第一个效应就是我们还是继续过度依赖于投资，投资依然带来产能的扩张，产能扩张就会带来麻烦。
国家现在重视了，对六个行业进行了结构调整。
我认为产能过剩问题，不是明年会显现，而是后年，未来好多年中国最大的一个压迫经济的力量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过去有两个方法解决: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来消化产品。
担心出口这架马车歇下来之后，中国投资增加产能，以后就会很麻烦，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危机。
所以现在一定要通过调整结构，通过让投资适当的放慢，来减少产能过剩的压力。
第二，资产泡沫问题。
2009年的GDP总量增长大概是1.6万亿，我们2009年的信贷增长是10万亿。
这就意味着我们信贷扩张的产出效应是很低的，但产生另外一个效应很高，就是资产泡沫，预计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稳定了之后还是会拉高的。
过去的八年，2001-2008年，中国信贷总投放量新增的是20.1万亿，同期GDP增长是20.4万亿，有多少信贷创了造多少GDP。
2009年我们还是按照多少信贷创造多少GDP，GDP应该增长35%，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增长只有8%。
我们实体经济，整个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并没有10万亿，但我们投放了10万亿。
实际可能要6万亿，我们多出了4万亿，多出的4万亿最终的结果不是选择通货膨胀，就是选择资产泡沫，所以资产泡沫对未来发展是很危险的。
演讲人：ＢｅｒｔＨｏｆｍａｎ（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我想更多地介绍一下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２００５年我给大家分析过一些类似的挑战，但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一年之后许多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更加新奇了。
首先我想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和这个论坛主题直接相关的内容，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和世界。
今天我听到了很多惊讶的数字，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年均增长速度是１０％，中国出口增长达到了２９％，这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平均增长率，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如果用购买力评价来衡量是２５％，仅落后于美国，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是２１％，这是很重要的数字。
同时中国的贫穷降低了三分之一，世界经济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表现得不错：虽然２００１年不太好，但２００２年比较好，２００３年也有很多方面得到了改善，２００４年世界经济按照购买力评价增长了５．２％，这是２０年中从来没有的速度，２００６年是５．１％，也是很高的一个速度了，当然和中国没法比，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发展中国家增长也比较快，但是这是世界的重要历史记录了，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
欧洲、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严格，ＷＴＯ的条件谈得非常苛刻，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来说，我们知道，这可以使中国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因为他必须进一步开放，中国和世界都会从中获益，当然也会面临一些挑战，这里我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如何获得平衡的增长，这既包括中国也包括世界；第二，如何使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如何减少不平等，更加平等地分享财富，也就是说使更多的人分享财富，而不是把增长平均分配。
我们知道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加工业增长非常快，加工业已成为中国增长的发动机，所占的比例很高，投资的比例也很高。
我们看一下其它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韩国、马来西亚在９０年代或者是日本的情况，他们的投资比率在那时候也是很高的，因为他们的加工业在经济体中的比率很高。
加工业会比其它行业的增长带来更多资本的需求。
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中国经济学的难堪和痛苦引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世界各地都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些痛苦的时刻。
本文将讨论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难堪和痛苦，同时探讨其中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的起步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主导学术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学在一段时间内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
经济改革开放与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然而，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了许多困境。
首先，中国经济学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受到了政治的干扰和扭曲。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学术研究中常常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并注意不触及政治敏感领域。
其次，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数据收集和统计体系并不健全，这给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同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接纳程度相对较低，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些局限性。
此外，中国经济学在学科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学家受到政治限制，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比较有限。
这种局面限制了中国经济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地位。
“屠龙术”和中国经济学的困境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屠龙术”的现象。
所谓“屠龙术”，指的是经济学家们对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进行过度简化和操纵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限制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屠龙术”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在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往往需要寻求政治认可和学术声誉。
《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的读后感《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是作者王汪洋所著的一本书。
这本书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革历程，通过详细回顾和分析，展示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挑战。
读完这本书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以及经济学家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解析和独到见解。
作者通过详细的案例和数据，深入剖析了中国改革的原因、动力和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问题。
作者对于各个领域的分析都具有专业性和深度，无论是国企改革、农村经济改革还是金融改革，都给出了有力的论证和建议。
这不仅让我对中国改革产生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增强了我对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历程中的作用的认同。
其次，这本书的价值也在于它关注和探讨了改革背后的一些隐忧和问题。
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赞美改革的成果，而是客观地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这种关注不仅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现实情况，也让我明白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也应该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对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通过对各位经济学家的回忆和采访，呈现了他们在改革历程中的角色和贡献。
他们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先驱者和推动者，更是改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他们的智慧、坚持和勇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经验借鉴。
同时，书中也展现了经济学家在改革过程中的不易和承担的压力。
他们常常需要面对政策制定者的困惑和舆论的质疑，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断为改革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思考，这为我树立了榜样。
第四，这本书通过经济学家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作者以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使得整个改革历程更加具体和可感知。
浅谈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包括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化、创新驱动和全球化。
以下是对这些特征的详细分析。
首先，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
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例如调整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
此外，政府还通过国有企业的存在和重要性，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
政府的干预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加稳定和可控，但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市场扭曲问题。
其次，市场化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自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逐渐放开了经济和贸易领域的自由度，引入了市场机制。
市场化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和发展。
通过放开价格、实施产权保护、建立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措施，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完善。
然而，市场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收入分配不均、市场垄断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第三，创新驱动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
中国意识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大了对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投入，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
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也在中国崛起。
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品牌密集型转型。
最后，全球化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特征。
中国经济的融入全球市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都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体现。
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也使得中国面临更多国际竞争和挑战。
总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包括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化、创新驱动和全球化。
这些特征相互影响和协调，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然而，这些特征也面临许多挑战，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持续研究和探索，以应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
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1德怀特·帕金斯2著贾拥民3译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迁受到多股力量的推动，如果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力量，那么我们就可以一举数得：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度将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外界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同时有了“中国经验”，肯定有助于在更大尺度上进行的关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比较研究。
对于本刊的读者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你不积极关注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不会看到这篇文章。
认识到理解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有效的研究计划，以保证人们能够搞清楚塑形中国经济的那些力量究竟是什么。
如果对高收入的后工业国家中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经济学研究议程没有清楚的认识，不了解这些因素对这些国家经济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的影响，那么要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计划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美国，以及发展水平与美国类似的国家中，推动经济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学者有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工业革命在英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但是，到了19世纪末，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已经基本上从最前沿的研究议程中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再加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挑战，才使这些问题又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但这也只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很快，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又重新回到了微观经济效率、收入分配和歧视、宏观经济稳定等问题上来。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经济发展理论似乎又经历了一个复兴阶段，不过这一次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如何构造包括了内生技术的增长模型上，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是因为最先进的技术对高收入国家有着重大利益。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那些试图确定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和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但是这类研究得到的成果远远不能满足指导实际政策的要求。
事实上，从这类研究中得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可能是相当离谱的，比如说有些研究重新强调了资本形成和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制定的研究议程已经对这些国家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使在西方接受训练的学者能够发挥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如果这些限制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的时候。
这种局限性在中国的学术训练中也同样存在，但是性质并不一样。
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中，研究生阶段现代经济学教学质量已经得到了迅速提升，其中许多课程都深受西方的教学方式的影响，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应该的。
但是，这些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因此他们最关注的议题必定是与中国人、中国的决策者有关的问题。
在美国，最好的应用研究的工作通常都是由最关注美国根本政策问题、最深切地了解美国体制的美国学者来完成的；同样，在中国接受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必须高度关注中国的各种根本政策问题、深入体察解决这些政策问题的体制框架。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越来越愿意接受对现1英文标题“The challenge China's economy poses for Chinese economists”，原载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002) 412–418。
――译者注。
2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译者注。
3贾拥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行政策的各种严厉批评了，这是一个大趋势，因此，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质量也将继续上升。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在中国本土接受训练的经济学家，而是针对那些在西方接受训练（或接受过西方式的学术训练）、同时又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学者，不管他们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在中国之外（我指的主要是美国）接受学术训练并对中国经济有兴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不同。
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在严格的学术训练过程中得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计量经济学技术转化为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真正有用的东西。
我怀疑很多人――比如说我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一些同事，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展宏图了――世界是普遍的，中国只是其中一个特例。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不妨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30年前，我曾经在位于汉城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工作。
在我就职之前，该研究院成立还不到一年，我去之后设法帮助它吸纳了来自美国和德国的12位训练有素的、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这相当于当时韩国本土所有经济学博士数量的3倍。
这12位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大部分都与韩国实际问题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不是与自己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有关，就是受当时美国学者正在对美国经济进行的研究的启发。
当时的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后来成了该国的副总理，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即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对于理解韩国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
事实上，他之所以要邀请我和比我更资深的两位同事每年夏天去韩国，是想要我们帮助年轻的韩国经济学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更有用的领域。
这位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邀请我们去韩国，并不是要我们诊断韩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只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想要说的东西，借我们这些哈佛教授的口说出来，他的手下会更听得进去一些。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更大层面的问题了。
在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理论是最优先的，其次是强大的计量技术，对大量国家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比如说“新增长理论”――也有较高的地位。
应用研究虽然也受到尊重，但它们都专注于美国经济中的问题。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在美国，经济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研究美国经济之前，通常都已经拥有了大量与塑形了美国经济的各种制度有关的知识。
但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对有关的制度比较问题往往关注得比较少；而且，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就可能会被称为“地区专家”。
因此，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工作无非就是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试探利用哪种计量技术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显著关系。
另外一些研究则把发展中国家经济作为某些关于金融危机或其他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模型中的促发因素，但它们强调的是模型本身的创造性，而不是对危机或经济失衡的理解。
当然，上面这些研究确实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模型、增加我们对诸如教育水平与工人生产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知识。
但是，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并不能得到多少与支配着经济的那些关键问题有关的东西。
中国经济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哪些方面符合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个景象？从经济上看，中国（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而这在高收入后工业化国家中早就结束了。
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已经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而且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过程将在哪里结束。
在美国，我们有非常熟练的几百位经济学家在分析如何使本来已经很高效的资本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率一点。
而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如何创建一个金融体系并使它们运行良好。
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优点，同时尽是避免其弱点，但绝对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因为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问题（big issue）。
在将来的某一天，或许会有数以万计的训练有素的中国经济学家，分别去研究一个小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去探究边际税率很小的变动将对储蓄和税收产生什么影响，或者会去讨论经济萧条对汽车轮胎需求的冲击。
但是，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家们需要集中关注的是结构性变革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大问题。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尤其令人振奋。
这是因为，中国是大国，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世界意义上的大事件。
而且，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短时期内的变化更大，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而且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而发生的。
那么，这些大问题究竟是什么？经济学家又应该如何表述这些问题呢？在此，我先举几个例子，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位经济学家如果想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话，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研究取向。
（1）最有意思的结构性变迁问题之一是城市化问题，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1。
中国在1979年以前的城市化模式与其它国家并不相同，而且在这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他国家城市化的模式。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户籍制度有效性的下降，迅速地减少政府控制城市化模式的能力，不过政府的控制能力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人均收入的增加，即是城市化的原因，也是城市化的后果。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从道路、住宅到电力，对城市化的步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以何种速度迁移到城市、一般人将迁往哪些城市、到达目的城市后生活条件又将如何。
在这方面，住房政策有深远的影响。
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对进入城市的人的住房问题视而不见，听任贫民窟包围城市，这正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马尼拉、圣保罗、香港等地的情形。
另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屋体系，新加坡、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
如果中国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工程，并建造出足够多的物美价廉的公寓，那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迁移到城市。
如果城市生活太有吸引力，那么结果可能是大量失业人口和就业不足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最终大城市将会变成所谓的“黄金贫民窟”。
2而且我们要记住，中国的城市周围并没有香港与深圳之间的那种栅栏、也没有新加坡周边的国际边界，因此要限制移民是很困难的。
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所表明的，中国要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市人口或非农人口，还有很多重要问题要解决。
在美国，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之后（即大多数人口已经转移到了城市之后）才出现的。
在中国，城市化正在进行，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和影响这个进程，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重大的挑战。
或许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中国将不得不重复美国、日本、欧洲那种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城市化程度上升的模式，但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因为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现有的比较研究仍然极为有限。
（2）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区域发展将如何继续推进。
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怎样才能发展起来，一直是中国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