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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探究
李红
【期刊名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20)2
【摘要】社会政策的目标是为全体市民提供福利,包括有偿性福利和无偿性福利.以及对社会边缘人群(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进行补偿的公共资源再次分配的过程,其目标原则是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使得妇女在出生和就业等方面处于被边缘和被剥夺的境地,对此,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分析现存不平等性别制度的特点,探究把社会性别平等理论镶嵌在社会政策之中的有效策略.【总页数】6页(P46-51)
【作者】李红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天津,30038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3.68
【相关文献】
1.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J], 段塔丽
2.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 [J], 刘秀红
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生育保险政策反思——以泉州市生育保险政策为例 [J], 孙琼如
4.社会性别视角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探究 [J], 刘廷廷
5.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女性福利政策：反思与前瞻 [J], 黄丹;倪锡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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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澎
作者机构：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当代亚太
页码： 53-57页
主题词： 中日妇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职业女性;男女平等;日本女性;知识女性;女子教育;贤妻良母
摘要： 中日两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深受禁锢，处于极低的社会地位。
两国女性的觉醒始于近代。
在２０世纪的这１００年来，她们没有一天不在反思历史和社会加在她们身上的不平等，没有一天不在为自身的发展，为男女平等的实现及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努力着。
本文试图...。
当代日本妇女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关于“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问题，总理府2000年《男女共同参画舆论调查》表明赞成这一想法的占25.0%，不赞同的有48.3%，男性赞同的比例和女性不赞成的比例较高。
在日本妇女的工作观问题上，赞同女性没有工作的占4.1%，赞同妇女“结婚前拥有工作”的占7.8%，认为女性“在生孩子前有工作好”的占10.4%，赞成女性“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人占37.6%，赞同“即便有了孩子也要继续工作”的占33.1%、比平成7年的调查上升了2.9个百分点。
女性赞同“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比例较高。
现在持“即便结婚也要继续工作”的想法的女性人数呈上升趋势。
但男性很多表示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希望妻子能留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在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上男性的意识表现得较为落后。
据2000年4月29日《朝日新闻》报导，1999年10月1日枥木县“创造有利于女性劳动研究会”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修改实施半年后，县内民间企业中除去农林水产的10人以上的6639家企业的一千家进行了调查。
有6成的女性认为管理职务和男性从业人员的意识没有发生变化，而持此观点的男性还不到一半。
由此看出男女意识之间存在差距。
目前性别分工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状况距《消除对妇女歧视条约》的目标和《内罗毕战略》》的实施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三）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1、婚恋观和家庭观当今日本社会传统的婚姻观弱化，结婚观的多样化呈发展趋势。
传统的结婚观认为：男女想要一起生活必须得结婚，婚后妇女必须要生孩子。
结婚后的家庭模式是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做贤妻良母。
过去妇女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认为结婚可以提高经济水平和地位。
现在日本社会持这一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婚姻观逐步让位为以个人幸福为本位的婚姻观。
日本年轻女性在择偶时虽不能完全摆脱现实、功利的影响，但追求个人幸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仍然是大多数日本女性的婚姻模式。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胡澎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的国民也饱尝了战争带来的苦痛。
对日本女性而言，战争不仅使她们生活在贫困线上，也由于她们的父亲、丈夫、恋人、兄弟、儿子在那场不义的战争中为天皇充当炮灰，战争对她们的伤害是伴随一生的。
当时日本妇女是如何卷入战争的？在战争体制下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全力支持战争？支持战争的后果以及给日本女性自身又带来了什么？这些疑问始终困绕着笔者。
现在，那场给中日两国交往历史留下沉痛一页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体验过那场战争以及直接参与战争的人正相继离世，硝烟和炮火、屠杀和反抗似乎都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
然而，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彻底追究战争的责任，考察战争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在当前的和平环境中并未过时，对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进行研究也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研究在日本妇女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对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的研究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空白点。
70年代以来受西方史学界影响，作为日本史学的一个分支日本妇女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战时体制下被称为“后方”的日本国内妇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相关书籍。
不少学者在对战时体制研究时对战争进行反思，承担作为日本国民所应付有的战争责任，使得70年代末日本学术界对战时体制下妇女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研究妇女，“把妇女确立为历史的主体，必须把她们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去认识，基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产生这些行动的可能性。
”1本篇论文力图将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放到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试图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日本国民精神构造层面上寻找原因，以揭示日本妇女与那场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
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做了些什么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按照她们的主要生活空间可大致分为两部分：生活在日本国内的日本妇女和生活在日本以外的日本妇女。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作者：胡澎发布时间：2005-01-17 17:31:00“贤妻良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
它有时代表一种女性形象，有时又代表一种思想。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内涵对它有不同的阐述。
有时它被当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又被看作是封建的、腐朽的，是妇女解放的极大阻碍。
本文研究的近代日本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似乎与儒教对妇女的要求—“妇德”、“节妇”、“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是一脉相承的。
传统观点认为贤妻良母思想是漫长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梏，代表“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
但我们知道一个词汇从诞生起内涵和外延就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将“贤妻良母”这一词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而应将其放到它产生的时代，特别是分析它在当时时代的意义，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
日本“新女性”这一词汇诞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女性而言的，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批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
“新女性”与“贤妻良母”是两个既相互关连，又互为矛盾，有时又相当对立的词汇，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为代表的两种思想蕴涵了什么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一、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的。
在贤妻良母思想诞生之前，妇女一直是被忽视、被压迫的一个性别，她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决定的。
明治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
如《女大学宝箱》（一般称《女大学》）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作为妻子和儿媳的道德，强调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侍。
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妻子和媳妇的角色上，江户时期妇女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20世纪日本女性文学：女性的觉醒与解放
牛水莲
【期刊名称】《职大学报》
【年(卷),期】2010(000)001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思想潮流影响推动下,日本女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用她们手中的笔唱出女性的悲欢喜乐.樋口一叶、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表现女性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宫本百合子等女作家大胆表现女性追求性爱、婚姻自由、工作自由、离婚自由等;20世纪的80、90年代,日本女性对婚姻、家庭和生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她们的作品中大量涉及了生育之性与"家族制的崩溃"、"家庭制的解体"等文学主题.她们对生育之"性"充满厌恶,即对"母性"充满反感,对家庭制的解体表现出无奈,同时她们又在构建新的"家庭".
【总页数】4页(P49-52)
【作者】牛水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47.5
【相关文献】
1.觉醒·探求·解放——女性文学视角下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J], 赵静;孙瑜
2.女性意识觉醒之心路--浅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 [J], 高明霞;张焕
3.女性意识表层的觉醒--论20世纪初的女性文学 [J], 彭彩云
4.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与女性解放 [J], 段金花
5.战火中女性的新觉醒--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 [J], 王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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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4期 1997年10月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王 政 提要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一方面她们不满足于对一些现象的描述,而是注重深入探究特定现象的意义,并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
另一方面她们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以探究社会历史变迁与妇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这一研究理论和方法值得国内在妇女研究中吸收和借鉴。
关键词 妇女研究 社会性别 社会历史变迁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产生于70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
二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既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息息相通。
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学者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
限于作者的语言能力,本文仅介绍近年来英美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学术成果。
本文将把这个介绍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读者理解近期学术成果的思想理论背景,并进一步探索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前景。
自80年代中叶以来,女权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早期的许多著述力图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且有把妇女受压迫的经历和原因作单一的理解的倾向,也就是把妇女的受压迫普遍化,似乎不管何时何地何种状况,妇女是普遍受到相同的性别压迫的。
当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反映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状况时,当第三世界妇女(包括身处第一世界内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妇女)以自己的经历对普遍性的模式挑战时,各种思潮也促使女权主义学者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妇女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和现实。
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力地揭示了“普遍论”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后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
在这一背景下,女权主义学者在90年代的共识是: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非历史的“根源”中;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其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
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内容提要：“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有组织地实施了性暴力，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在研究“慰安妇”问题上，性别是继历史、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视角之外的一个新的也是重要的切入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女性研究者、女性社会活动家和民间妇女团体跨越国境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采访以及由女性主导的“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使得“慰安妇”问题在性别意义上超越了国家主义的藩篱，成为一个东亚和世界的问题。
本文是从性别视角对“慰安妇”问题的探索性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日军铁蹄之下普遍设置了与日军相关联的“慰安所”（注：慰安所的设置据称是为了防止日本军人在战地实施强奸等不法行为以及性病蔓延导致战斗力下降，然而实际上未能阻止或减少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的性暴力。
），随之产生的“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数十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国家的妇女惨遭日军蹂躏。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慰安妇”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直到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证明自己就是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并与其他两名“慰安妇”幸存者以及原军人、军属和遗族等32人组成控诉团，向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给予赔偿和谢罪。
沉默了46年之久的“慰安妇”问题终于重新浮出了历史地平线。
此后，韩国、中国、东南亚诸国从前被迫做过“慰安妇”的妇女相继公开自己的姓名，并纷纷出来作证，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
此后，“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东亚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并由此而引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
一从性别视角（注：性别（Gender，也称社会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性别视角指从性别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国际观察OBSERVATION87摘要：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推进，出现了企业社会化和被雇佣者社会化的现象。
企业的雇佣制度以及家族机能的需求导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制度确立了下来，迄今为止依然影响着日本女性的职业发展，女性面临着同工不同酬，非正式就业等重重困境。
虽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来保障女性权益，鼓励女性就业，但成果仍不明显。
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观念，给女性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这一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性别分工；女性就业；主妇即使全球性别差距趋于改善，日本消除性别差距的进程仍然缓慢。
2021年12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报告中，日本的排名跌到了第120位。
女性参政人数极少是导致其排名下降的主要因素。
不仅在政治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女性地位仍然较低。
例如经济领域中女性管理层人数比例较低。
就日本而言，性别差距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长期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思想与制度。
因此，日本的男女性别分工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女性发展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日本战后男女性别分工制度的缘起社会性别分工是当代日本社会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性别规范[1]，日本的现代家庭就是以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建立的。
战前的日本实行家父长制，而家父长制有着浓厚的男尊女卑色彩，体现在《明治民法》中规定夫妇同姓，以及亲子关系中，父亲是主要的亲权人，母亲只有在父亲失踪死亡离家等不能行使亲权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亲权。
女性地位极低，在家庭中没有实权。
直至战后，日本政府仍然试图利用包含男尊女卑思想的家制度来统治国民。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低迷，失业人数增多，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醇风美俗”的家族观来治理国家。
政府也提出了“男科学，女家务”的口号，号召女性回归家庭，来缓解战后初期严峻的就业形势。
但是，日本的社会性别分工绝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形成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社会规范[2]。
性别视角下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再思考胡澎【英文标题】A Rethinking of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作者简介】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年金/性别/妇女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遗族年金”、“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婚姻、就业、生育、抚养和护理，关系到妇女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晚年生活质量。
因此，养老保险制度中与妇女相关的内容，一直是日本政界、学术界、媒体和女性国民普遍关心并激烈争论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养老金制度历经多次改革，特别是与妇女相关的内容几度修改。
本文是从性别视角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再思考。
他山之石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日本自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实现了“全民皆年金”之后，政府和国民始终保持着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出生率下降及老年人口增加，少子老龄化现象日趋加重，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过大，养老保险制度呈现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局面。
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家庭模式、就业形态均发生较大变化，妇女的生活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养老保险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之处。
为了减轻和摆脱少子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务危机的巨大冲击，构建一个符合时代发展和变化需要、尊重个人权利并适合妇女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政府及民间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理论上，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福利政策，不应因加入者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日本传统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潜移默化地融于养老保险制度中，使其带有深刻的性别色彩。
因此，从性别视角来研究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但可能发现既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可能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启示——专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
会室主任胡澎
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启示——专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
所社会室主任胡澎
作者：张墨宁;
作者机构：《新华月报》编辑部;
来源：新华月报
ISSN：1001-666X
年：2017
卷：000
期：009
页码：P.109-111
页数：3
中图分类：F131.34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日本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日本社会;欲望;主任;专访;日本经济;生活态度摘要：日本经济评论家、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新书《低欲望社会》里敏锐捕捉到了日本年轻世代的普遍心理和生活态度，他们不愿意再背负风险，晚婚化、少子化，丧失物欲、成功欲，消费意愿低迷。
中国的“软世代”与他们不乏相似之处，都是不再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将奋斗、拼搏看做人生意义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唯一。
战后日本社会走过的路，中国正经历着部分相似的轨迹。
战争、女性与日本军国主义--评胡澎博士的《战时体制下的日
本妇女团体(1931-1945)》
李文
【期刊名称】《妇女研究论丛》
【年(卷),期】2006(000)002
【摘要】@@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出版界推出了许多反映二战历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书籍.在这些众多的著作中,胡澎女士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以下简称为<团体>)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鲜为人知的史实、详尽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而博得广泛赞誉.
【总页数】4页(P73-76)
【作者】李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1007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3.68
【相关文献】
1.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妇女团体的演变与启示--从官方妇女团体到妇女非营利组织[J], 胡澎
2.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佛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帮凶 [J], 宁波
3.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战后日本有关中日战争错误言行的考察 [J], 余茂辉;文道贵
4.一部警世巨著——评《日本天皇的阴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揭露及其现实意义[J], 张震久
5.《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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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著作《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序——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日本妇女问题研究，作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不仅在知识的内容上推动了对日本的认识，而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提供了认识的有效途径。
继《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之后，胡澎的新作《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给出了这样的知识与途径。
该著作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以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社会的变迁为背景，对那个时代日本妇女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团体运动、就业、参政、人权、政策法规方面的基本情况作了详细的梳理，展示给读者一幅清晰的脉络图，提供了观察日本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崭新的切入点。
社会性别研究，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门学科领域，还是一种方法。
谈社会性别，首先要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把握。
胡澎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的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利关系的一种基本形式。
”而正是由于社会性别现象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它标志着社会对男女差异的一种理解，以及它代表着社会对男女不同社会群体特征的行为方式的认知，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它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因其独立的视角构筑独特的研究方法。
顺着这个思路，作为问题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妇女运动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以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带来的时代呼唤。
自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把1975年确定为“国际妇女年”以来，在该委员
会主导下召开的历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各类专题会议，相继制定并通过了多个宣言、公约、行动纲领，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性政治保障和合作发展的舞台。
1995年由北京承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出席人数上创下了世界妇女会议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
世界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妇女问题融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所然，是时代的呼唤所致，意味着两性平等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战略。
全球性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妇女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使我们注意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所导致的问题，以及各个文化传统差异所带来的妇女问题的复杂和多样性。
日本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发展受到上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推动，作为联合国成员以及国际妇女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日本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正式置身于国际妇女问题的解决和研究大潮中。
日本的国际参与是积极主动的。
如胡澎特别着笔的日本“母亲大会”，就是在国际母亲大会感召下成立的，它几十年的活动历程对日本社会的和平运动以及多元化民主化的推动发挥了积极的贡献。
开放的日本在70年代受到美国女性学研究的影响，以女性学研究为目的的非实体研究团体、实体研究机构、大学教育课程以及社会讲座等相继设立，逐渐形成和巩固了日本女性学的研究基础。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书店一览其研究成果的风采，其中包括女性史、女性思想史、女性文学、妇女人权与参政、妇女就业与社会保障、亚洲妇女研究等著作均有其独当一面的位置。
战后日本妇女问题研究之所以有较快的发展，从外部条件看，国际活动的参与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是日本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研究的内在推
动力。
日本1960年开始实施“所得倍增计划”，1968年其经济总量即已达到了世界第二位；1964年召开的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召开的大阪世博会，增添了这个快速上升的工业化国家的自信心；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泡沫景气和90年代初期的破灭以及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与社会不安后，日本徘徊在后工业化的迷路之中。
日本妇女问题研究是认识和分析这个过程的一个切入点，而一旦切入，就会带给我们更多领域问题的思考。
70年代至90年代初，妇女参与的社会运动日趋活跃，虽然运动不同目的各异，但都带有共性，即走向发达社会的特征和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发挥主体作用的特征。
因而胡彭将运动的路径以对抗型的、要求型的和建设型的阶梯发展特点予以分类，这个顺序基本上也勾画了一个走向小康社会逐渐实现和谐的基本步伐。
妇女通过这些运动提出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为推动社会机制的调整发挥作用。
如胡澎在著作中列举的以家庭主妇为基本成员的“生活者运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9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社会的新问题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如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养老金问题、促进生育和养老服务问题、教育问题，以及为刺激经济导致的过度公共投资和环境问题、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问题等。
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经济政策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调整，作为大社会的各项制度也在此期间加速了修改或制定，这种变化给与妇女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胡澎在著作中分别从性别视角下的就业、性别视角下的保险制度等方面着重作了介绍，指出处在社会调整、转折期的日本妇女在获得平等参与等法律、政
策保护的同时，又面临因社会变动带来的家庭、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问题。
日本社会面对的是一个综合结构困境，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好，政策缺乏整合性，更缺少财政后盾的保证，因此，在社会的基本层面，政策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政策的落实也缺乏监督机制。
上述这些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问题同时也给女性运动和女性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对于大多数陌生日本的人来说，也许对日本妇女地位的印象已经基本定格，战前的日本“男人顶了一个天，女人只占半个地”，而战后的日本虽然“男主外女主内”，但距离“半边天”的社会地位相距甚远，日本社会仍旧属于男性。
胡彭所列举的妇女团体运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
从日本妇女运动发展的轨迹和方式看，日本自战后以来妇女运动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它们是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步展开的。
日本妇女运动以及因运动而催生的女性学研究有时时常走在法制的前面，它本身甚至催生了相关法律的诞生，《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性别歧视问题在日本仍旧留下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并不只是一般民众的意识，他还是整个民族的意识和无意识，因而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传统的印记。
例如，1991年由韩国妇女勇敢的“人证”而曝光的“慰安妇”问题，展示给世人的是日本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半个世纪的沉默和政治家对事实的否认与歪曲；又如，1946年修改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虽然承认对人权的保障，并特别在第二十四条规定两性婚姻自由，以示对个人平等的尊重，但是，同为社会成员的男女之平等机会和待遇问题，却是在1999年6月颁布的《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之后才在法律上得以基本保障
的。
任何一种有效的法律，都需要与生活在其下的那些人的观念形成基本协调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之上，法律的概念、价值判断和技术性差异体现在人们的认识与实践之中。
因此，保护共同参与家庭和社会权利的这部法律，它的确立与愿望的实现之间必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个路程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与新的法制正相匹配的文化条件。
妇女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可以归类于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而从性别研究中观察社会、从社会研究中认识性别的研究方法，则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析范畴。
社会学关于妇女问题领域的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的尝试和运用，胡澎则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方法完成了这本著作。
如她所说，“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为我们认识两性的性别角色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给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内容。
如今，社会性别的概念已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方法论逐渐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
这本书是胡澎运用这个方法观察、分析和研究日本妇女现状以及日本性别平等政策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我期待她在这次尝试的铺垫之后，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成熟的方法把更加系统的研究成果再次贡献给读者。
李薇
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