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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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李廷玉简介
李廷玉(1837-1895),字叔山,号文山,汉族,湖南常德人。
清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湖南巡抚、北洋大臣等职。
他在政治、军事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被誉为“湖南巨贾”、“湖南一枝花”。
李廷玉早年在湖南学习,后考入福建船政学堂。
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福建、广东两省的提学使、道台等职。
后来,他调任湖南巡抚,成功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北洋大臣,主持了北洋海军的建设,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廷玉不仅在政治上有出色的表现,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他率领湖南军队多次作战,取得了多次胜利。
他还在北洋海军的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和建议,使得北洋海军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之一。
李廷玉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尊敬的人物。
李鸿章:晚清政治家与改革者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桐,字子黻,号少荃,晚号仪叟,安徽合肥人,是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参与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但颇具争议的地位。
一、早年经历李鸿章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清朝的进士。
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学习了书法、诗词等。
1840年,他考中秀才,之后进入国子监学习。
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投笔从戎,加入了林则徐领导的抵抗英军的行列。
1847年,他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二、政治生涯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晚清时期的一场自救运动,旨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强国富民。
李鸿章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主张自强,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
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
他还推动修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平煤矿等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2.中法战争中法战争是晚清时期的一场对外战争。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
他主张和谈,认为战争对中国不利。
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使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3.中日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时期的一场重要战争。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指挥北洋水师与作战。
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给。
三、历史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但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的一生,既有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功绩,也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污点。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
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与挫折,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洋务运动功臣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世人多称“李中堂”。
道光1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
187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历史学家对1861年至1895年间人们所从事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所谓“洋务”事业的历史概括。
对洋务运动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
今天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林则徐、魏源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蹉跎20年,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付诸实施,直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才开始发起以图谋富强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在朝中有奕 、文祥等人,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而经营时间最长、兴办洋务事业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李鸿章,*/ 在十九世纪,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
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朝廷的大臣和皇帝,都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并且视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即使魏源在《海角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还不能摆脱传统华夷之别的看法。
以上种种表明,那时候的中国,不但技术落后,而且思想落后。
而两次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美梦。
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了增强中国国力,发展中国国内经济,并使中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李鸿章,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封建官员,选择了第一种方法,并和他的一些同伴们为中国近代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后来洋务运动在甲午黄海的一片炮火中破产,以中国战败结束,但是它的历史积极作用是不可以否定的。
北洋军阀要解释北洋军阀,必须先解释北洋大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
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加“钦差”名义,按惯例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督海防和其他“洋务”。
历史上,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8年,专办清政府外交,兴办北洋海军,经办洋务,权力炙手可热,他的继任者袁世凯也同样,以至于北洋大臣的地位远高于同级的南洋大臣。
军阀是指拥兵割据一方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北洋军阀就是由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
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就任大总统,进一步培植党羽,扩大势力,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是为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由新文化运动引起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国民革命运动爆发等,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北洋军阀时期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持续16年,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和军阀割据混战时期(1916——1928)两阶段。
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进而复辟帝制,并大肆出卖国家主权。
而袁世凯死后,就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期1、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派,三派交替控制中央政权,加上其他地方军阀,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比较大战争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2、革命党人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分别发动一系列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如革命党人为维护民主共和而发动的反张勋复辟运动、两次护法运动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等。
五大臣出洋考察名词解释五大臣出洋考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公元1905年3月),清政府特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头等专使大臣,带领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及御前大臣、参政王文韶等官员,率大小官员150余人出使日本,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府此行除了与日本朝野官员进行正式接触外,还希望了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的施政情况。
“五大臣”名单:李鸿章为首席代表,其他四大臣依次为文祥、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王文韶。
后人称这次出使为“五大臣出洋”。
李鸿章提议各国所派专使,都应该得到清廷批准。
“五大臣”去日本是李鸿章等人计划好的。
他们在临行之前,已把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名单向慈禧太后禀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没有获得任何指示。
他们一行共120多人,分乘数艘轮船,从天津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于6月11日抵达日本横滨。
留学生“游学”随员:即参赞、参谋,亦可译作随员,其职能是为国家派遣使节或出国办事时,随行担任翻译及其他工作。
“五大臣”考察回来后对考察情况颇不满意,认为考察的收获太少,于是就请求慈禧太后命令庆亲王、李鸿章、荣禄、袁世凯和孙宝琦等出洋,扩大考察范围。
由于事情紧急,慈禧太后当即准奏。
五大臣出洋考察,给外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政府在谈判中一再让步,“五大臣”也尽量迁就美方。
结果虽然最后达成了某些协定,但日本人认为是做了些小事,而且美国方面也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实际上是吃了亏。
因此,他们对“五大臣”的到来大加赞扬,说:“若能保持中立,凡所要求,我政府尽可作出让步;如果采取强硬态度,我政府断难答应。
”这次考察虽然只停留了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但五大臣给人的印象却是“兢兢业业,孜孜不倦”。
日本人由衷地承认:“虽然我们在实业上很落后,但在官吏方面却比我们先进。
”“五大臣”的风度举止,言谈话语,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有些人甚至以成为“五大臣的随从”为荣。
他们“五大臣”也对日本方面作了一番周密调查。
从盱眙走出的北洋大臣——杨士骧杨士骧(1860年—1909年),字萍石,号莲府,生于泗州招贤乡,即现在的盱眙县鲍集镇梁集村。
其祖父杨殿邦于道光26年(1846)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3年(1852年)御任后,于淮安(今楚州)南门更楼东购置一宅院。
杨士骧少年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道败落,生活十分困难。
但杨氏家风盛行勤奋读书,在他大哥杨士燮娶了吴棠次女吴述仙之后,不仅带来了丰厚的陪嫁,这个长嫂如母的榜样十分关注几个小叔子读书以求功名。
杨士骧弟兄八人个个出国留学,出了四个翰林。
杨士骧16岁成了秀才,光绪12年(1886年)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二名),入翰林院,性格素以跌宕,弹丝度曲,兴会飙举;且善画梅,如空谷幽兰,意态俱足,入仕后遂罢笔。
历任庶吉士、编修、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晚清淮安籍为官职位最高的一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元月,杨世骧到职任山东巡抚不久,即拨白银8万两,在原济南农林试验场(今山东省农科院一带)的基础上,“酌建讲堂号舍”,创办了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民国二年该学堂改名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民国十五年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1952年至1983年改称山东农学院,1983年迄今称山东农业大学。
由此可以看出,杨士骧是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的积极筹划者和直接创办者。
《山东官报》为清末山东地方政府官报,系由杨士骧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30日创办,为山东省第一家官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杨士骧实授直隶总督。
为收拢直隶文人,重新把保定莲池建成读书治学之所,同年,进士、编修出身的杨士骧下令对保定莲池加以修缮,亲题“水东楼”、“观澜”二匾,同时拨银四千八百两交给时驻保定的直隶提学使卢靖,选择在古莲池园林东北隅水东楼北原养鹿的“鹿柴”处,盖了一座二层四十二间的双层西式图书馆小楼,占地269平方尺,于1909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为直隶图书馆。
这实际上是直隶(河北)省省立最早的图书馆。
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作者: [] []一在晚清淮安籍从政为官的人中,其职位最高、爵位最显者当数封疆大吏、直隶总督杨士骧。
杨士骧(1860年-1909年),祖籍安徽泗州。
其祖殿邦于道光26年(1846年)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3年(1852年)卸任后,于淮安南门更楼东购置一宅院(今袜厂),遂定居淮安。
其父鸿弼,“婴末疾不仕”,幼年即有残疾,把一生的精力均用在培养子女上,“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
(杨士骧的侄孙是翻译泰斗杨宪益先生,先生于二00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谢世,他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诗人。
)杨宪益的父亲杨士燮,字味青,娶了他祖父的门人后来也做了漕运总督吴棠的女儿。
杨士骧的三哥杨士晟,字蔚霞、进士,官至崇明等知县;杨士骧在家排行第四;老五杨士琦,曾经是袁世凯内阁的成员,职务是“政事堂左丞”。
杨士琦(公元1862年-公元1918年)字杏城,做过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
杨士琦的儿子杨毓珣在民国间曾任山东省省长一职,娶妻为袁世凯的第四女。
杨士骧的大哥杨士燮是光绪20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做过知府、官至浙江道台,辛亥革命以后寓居上海静安寺,不久即移居天津日租界。
杨士燮也生了八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人称杨家将。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章,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杨士骧少年时,祖、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但士骧兄弟读书则益加勤奋。
他16岁成了秀才,光绪12年(1886年)中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步入仕途。
杨士骧为官,“以干练称于时”,从翰林院外放直隶通永道,不久升为按察使,又迁江西布政使。
短短十余年时间,他春风得意,成为清廷的高级官吏。
二光绪30年(1904年)12月,清廷宣布杨士骧(接替袁士凯,袁升任直隶总督)为山东巡抚。
他在任近三年,其政绩斐然,值得一书的至少有二。
其一,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胶州湾事件”和“曹州教案”。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评李鸿章•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评李鸿章•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孙中山评李鸿章•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评李鸿章•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评李鸿章•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评李鸿章•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孙中山评李鸿章•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杨士骧与李鸿章作者: [] []杨士骧(1860-1909年),字萍石,号莲府(莲甫),生于淮安,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直隶通永道、直隶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
光绪三十三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
直隶是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在清代,直隶总督位居各省总督之首,特别是自同治九年(1870年),清政府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大臣,命直督兼任北洋大臣,其地位更显突出。
从庚子年到光绪三十三年,短短七八年间,杨士骧春风得意,演绎了从一名普通僚属到朝中一品大员的蜕变,一时炙手可热,位极人臣。
其实杨士骧能登上如此显位与李鸿章的提拔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字少荃,合肥人,道光进士,先后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
1873年清廷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依清制,岁时朝会,汉员列满员下,但光绪年间,李鸿章受任文华殿大学士,始列满员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之上。
李鸿章“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说起中国近代史,便不能不谈到李鸿章。
”杨士骧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因“母忧归里”(旧时称父母之丧为“丁忧”。
清代制度,官吏丁忧,须离职守制)。
之后,杨士骧投入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幕府,深得李瀚章信任。
庚子年,李鸿章奉任两广总督,他以前幕友大多失散,得知杨士骧和其五弟杨士琦熟悉广东情形,就把他们招入幕下。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进京议和,杨士骧也随同赴京。
杨出身翰林,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重要奏章全由他誊写。
杨士骧足智多谋,被誉为李鸿章手下继薛福成之后的“小诸葛”。
他向李献计献策,参与机密,和议中出力颇多。
我国大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按:杨士骧是杨宪益的四叔祖)曾讲过一个杨士骧早年受李鸿章赏识提拔的故事: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十一国公使团议和,公使团拟了个“和约”大纲,除“禁运军火、严惩祸首、刻碑谢罪”等内容外,还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四十年偿清。
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清代官名。
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
清朝末年官职设立于1870年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
清末办理北部中国洋务的钦差大臣。
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工部尚书毛昶熙上奏认为,这是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无统辖地方之责,地方官不肯协助造成的。
经总理衙门议复,同治帝批准,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颁给钦差大臣关防。
职掌承继三口通商大臣,又有所扩大。
除对外交涉、通商、海防事务,还负责办理招商、电报、煤矿、铁路以及训练北洋海陆军、统辖海关关税等事务。
第一任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专此责28年之久。
王文韶、荣禄、袁世凯也先后任职。
北洋军北洋军,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为了弥补战争损失着手建立一批新式陆军,先是由胡燏棻Hu Yufen 在天津小站训练十营定武军,1895年10月,胡调任津芦铁路督办,由袁世凯继任新建陆军督办,接手定武军,后改名新编陆军,主要军官由袁世凯亲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部组成。
1902年改名常备军,计划辖左右两镇,后扩编为三镇。
1904年加入全国新军改编(计划全国36镇),常备军扩编为六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镇至陆军第六镇。
原则属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称北洋六镇,也称北洋军。
1916年袁世凯病故后因群龙无首分裂成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
清政府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所依靠的湘军和淮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腐朽不堪。
为了支撑危局,清政府于1894年冬天任命淮系官僚胡燏棻到小站训练新式陆军。
1895年,清政府派袁世凯接统这支军队,旧例兼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节制,这就是北洋军建立的开始。
北洋军按照德国的营制和操典进行训练,与旧式军队不同。
北洋军阀就是随着北洋军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的。
为了控制北洋军,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注重搜罗党羽,拼凑班底。
其中最终要的有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被称为“北洋三杰” 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构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的骨干。
1898年,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出卖维新派,换得西太后和荣禄的信任,袁世凯和北洋军初露头角。
1899年和1900年,袁世凯又依靠北洋军镇压山东义和团,得到中外反动派的赏识。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后,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利用职权,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到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练成,兵力六、七万人。
随着北洋军的扩张,袁世凯和他的亲信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军阀。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的实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一方面迫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另一方面又迫使革命党人妥协。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从此开始建立起北洋军阀对中国长达17年的反动统治。
1913年,用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建立并巩固了专制独裁统治,北洋军阀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1915年复辟帝制失败,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分为直、皖、奉三系,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已。
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被赶下台,1927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北洋军阀对中国17年的统治结束。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晚清变局丛谈编者按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仿照欧洲国际关系体制来处理对外交涉事务。
相对于以往的“朝贡体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一个专职外交机构,未能将事权完全统一,许多外交权力仍掌握在封疆大吏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所谓的“北洋系”,即得名于此。
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与清末民初政治紧密相联的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
而清王朝的覆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却大有干系,这种历史的讽刺,的确令人深思。
清政府力图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事情的原委,不能不从中国传统观念说起。
中国向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的“蛮、狄、夷、戎”,中国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
在这种“宗藩”关系中,中国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蛮夷”、“涵养四方”的责任,藩属国要到中国来朝贡,藩属国立新王也要经中国皇帝册封。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专职外交机构。
在传统关系中,对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
总之,当时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
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
“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
传统的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
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
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北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
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
在清政府的观念里,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
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訢等于1861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訢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奕訢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5口增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3口。
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成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
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若依朝廷本意,连总理衙门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当时把“夷务”与“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观念,或者说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的确立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初即由苏抚或江督兼任,因此苏抚或江督在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设置之初则是专职,专办洋务兼筹海防,而直隶总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说此时直隶总督与外交无缘。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地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
例如,从1861年到1869年这9年间,清政府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十余个条约,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参与了其中9个条约的谈判签约,并且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
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
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
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
这些规定或曰惯例,使三口通商大臣实际深深参与国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专任,因此与直隶总督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
曾经参与天津教案处理、对直隶总督曾国藩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间的矛盾有切身感受的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于1870年10月上折,认为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办理对外交涉的通商大臣,彼此难以协调,因而奏请“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
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裁撤专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
这一改变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的积弊,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其工作重心亦从“省防”转为“海防”、“洋务”,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
直隶的府城是保定,三口通商大臣衙署在天津,为解决这一矛盾,上谕规定“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直隶总督在天津、保定间轮驻,但可“长驻津郡”,“如天津遇有要件”更可不必回省城保定,明确规定直督驻天津优先于驻保定,为直督处理“海防”重于“省防”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保证。
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恰恰此前不久,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因此成为直督兼通商大臣第一人。
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外交活动。
就体制上的承属系统而言,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南北洋大臣只是地方上办理外交的代表,为总理衙门所统属,受总理衙门之命主持对外重大交涉,但实际上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却常常是代替总理衙门,成为国家外交的总代表。
在李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办理每一件事几乎都要向他通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他在天津的官衙渐渐成了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交部,外国人与他打交道越来越多,反之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地位。
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北洋大臣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
本应承属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固然有李的个人原因,更有体制原因。
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镇。
而就南北洋“分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设约20年,再加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