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摘要：墨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哲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墨家恩想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兼爱的伦理道德思想。
二是提出了“类”，“故”，“理”的形式逻辑体系，填补了中国哲学在逻辑方面的空白。
随着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传统文化的崛起，墨家思想必然会被重新审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墨子兼爱非攻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同为“显学”，在学术思想上孔墨两人的地位也是不相上下。
可是，自汉武帝时，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各个朝代的正统思想。
在各个时期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墨家思想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几乎成了“绝学”。
造成墨家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坏境的原因，但墨家思想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
墨子自称“贱人”作为一位平民思想家，他站在普通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了小生产者平民阶级的利益，提出了许多更为实用和进步的思想。
他在宇宙学，数学，工程学等方面也都很有造诣，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然作为先秦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最大，取得的成就最高。
杨向奎曾先生说过：“没有墨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残缺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西方黑格尔等哲学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偏重伦理，更多的是一些道德箴言，而真正的哲学思想必然包含着要么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要么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对于思辨领域里的逻辑思想却提出的很少，虽然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但在形式逻辑方面，儒，道都没有涉及。
只有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提出了具有逻辑意义的“类”、“故”、“理”，填补了中国传统哲学在逻辑方面的空白。
而在伦理道德领域，墨子也公开反对儒家的仁爱，开出了自己解决社会治乱的药方“兼爱”，而“兼爱”也是墨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墨家的全部学说，是墨家思想的精髓。
一．墨家的逻辑思想逻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逻辑是人类认识与交往的必要工具，是探求真理，驳斥谬误的辅助方法。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这个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思想，中国古代把逻辑叫做“辩学”或“名学”。
中国古代逻辑的确立就是以《墨经》为标志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家逻辑思想独树一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奠定了基础。
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类”，“故”，“理”这三个逻辑范畴。
特别是为了确立“以说出故”的演绎推论逻辑，在《大取》篇中指出了“类”“故”，“理”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
”墨家认为在论证推理的过程中，“类”，“故”，“理”三者是立论的依据，不明确类，故，理就必然会遇到麻烦，凡属错误的推论，一般都是因为“不察故”“不知类”或是“不明理”造成的。
所以墨家常常在揭露错误推论中的逻辑错误时指出“予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因此，虽然后来墨家逻辑体系庞大，概念众多，提出了获得正确知识所应遵守的准则“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和“或，假，效，辟，侔，援，推”对事物，言论，判断，推理的方法。
但是要了解墨家的逻辑思想，就必须首先了解“类，故，理”这三个基本范畴的逻辑意义。
“类”既事物的类别。
墨家把逻辑的推论以至整个的立论都是建立在“类”的同异基础之上的。
在墨家看来，只有明确了“类”的同异，才能明确“故”和“理”的同异。
不论归纳还是演绎都离不开“知类”。
《墨经》还对“类”的同异和标准做了明确的论述，“有以同，类同也。
”“有不同，不类也”《经上》。
这就肯定了类同必须“有以同”。
同类既是同法，同类也就是同理。
异类必须“有不同”。
还指出：“马与牛不类，牛有角，马无角，是不类也”。
不同类，所以异类不比，不能相互比较。
墨家在分类时依据的属性必须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这样的分类才能真正明确“理”和“故”，也才能真正达到“知类”的目的。
所以，“理”是类的本质或规律，“类”则是“理”的客观基础。
知类也就是为了明理。
“故”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原因，是理由。
是一个结论所以发生前提的总和。
《经上》的第一条就对“故”下了明确的定义：“故，所得而后成业。
”应当说明的是，墨家在应用“以说出故”的推论形式中，其“故”一般指的是充分必要条件，并不是那种充分而不必要的条件。
而且，墨家又把“故”分为“小故”和“大故”，规定“大故”必然包含“小故”，“大故”不仅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小故”即不分原因相当于必要条件。
“小故”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经说上》。
没有这个“故”，不知道这个“故”“立辞”，判断，推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理”有标准，根据之意，也有统统本质，一般规律的意思。
《经说下》曾说道：“论诽之可不可之理，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
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
这就是说评价对与不对，不在评价的内容有多少，而在于是否真的有道理，是否真的符合客观事实之理。
这个“理”即道理，事物之理，也就是客观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墨家的“理”也就是他们说的“法”，“理”在推论中式立辞的根据，是联系“故”与“辞”的基本依据，只有通过“理”才能知道“故”与“辞”的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
所以说“理”在推论中相当于大前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所以“立辞”不能不明“理”。
这三个概念是墨家逻辑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重要概念，由他可以进一步认识了解其他墨家逻辑思想。
墨家逻辑概念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
但不管怎么说，墨家逻辑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在辩论中能克敌制胜，他是在辩论中探求事物的真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不单要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还要与各家各学派进行激烈的辩论，要想弘扬自己的学说，就要在辩论中能战胜其他各家，所以墨家逻辑是为辩论制定的，他认为在辩论中能制胜的，合乎逻辑的就是真理，是正确的。
在辩论中失败的，不合乎逻辑的，便是谬误，是错误的。
这是由一定道理的，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有漏洞。
首先，现代科学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许多无法用逻辑来证明的，但可以被实验科学所证明的，也可以算作整理。
不一定只有逻辑证明的，才是真理。
其次，在辩论中能获胜的一方，可能跟当时的环境，辩论人的口才，等等主管因素有关，辩输的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同理辩赢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
但不能否认墨家的墨辩所蕴涵的合理因素，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墨家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创性的制定了概念，判断，推论等思维形式的学说，他明确的揭示了这三种思维形式的联系和区别，这都在中国逻辑思维发展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必将进一步发展和弘扬。
二、墨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自秦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尊为正统思想为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在现代我们还要以儒为尊吗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不好但我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在新时代的潮流下如何选择思想何者更能满足现代发展的需要呢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阅读相关书籍的时候我对墨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为其一些深刻醒世的道理所折服这也是现代急功近利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与社会发展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有共通之处。
墨子有很多重要的文章除《兼爱》外还有《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
但他的兼爱一直贯穿在整个思想体系中。
“墨子唯兼爱是以尚同唯尚同是以非攻唯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
三“兼爱”、“非攻”与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兼爱”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主张“人类之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基督教式的博爱思想。
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显然是一种极富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
墨家倡导的兼爱思想是在批判“交相恶”的社会现状中展开的。
墨子深恶痛绝地揭露了当时“国之与国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兹孝，兄弟不和调”的残酷现实。
认为这种“交相恶”现象的产生，源于彼此间的“不相爱”，即“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人独爱其身，不爱人之身”。
而天下之人彼此皆不相爱是导致全社会“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最大祸害。
他认为，解决这个最大祸害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倡导并推行“兼相爱、交相利”，即要努力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以此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良治状态。
墨子的兼爱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民生关怀上，他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他认为只要大家都抱有一颗博爱之心，就能实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社会理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他整个社会理想的核心，他的“尚同”、“非攻”等主张都只是其兼爱思想的拓展，或是为实现兼爱理想而采取的手段。
墨子的兼爱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普通百姓对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与向往，尽管他主张的这种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没有差等的爱在专制等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仍不失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社会蓝图。
[1] 承认兼爱是在阶级社会里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却不能否认其价值和意义，比如共产主义也是在阶级社会里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但它却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壮丽事业。
当然兼爱不能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它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2] 如果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能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普遍伦理理则，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宁、祥和与美好。
二、“尚贤”与“尚同”的政治道德理想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治理的根基，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集贤良之士。
他借“古者圣王为政”之名强调要“列德而尚贤”，即在用人上要做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以此建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机制，这是一种极富现代意识的政治思想。
墨子还对他的尚贤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如就如何聚集贤良之士，他认为如果要聚集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一定要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
同样的道理，要聚集贤良之士，也应使他们富裕、显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与赞誉，更何况，贤良之士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理应受到善待。
墨子的尚贤理想说到底是幻想通过尚贤，使整个统治阶层都是具有高尚品德和杰出才能的贤良之士组成，而最高统治者国君更应是一位具有完美道德情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