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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最新版3篇）篇1 目录一、引言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1.五四运动至建国前2.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3.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4.改革开放至今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特点1.政治因素的影响2.文学流派的发展与变迁3.文学奖项的设立与影响4.作家与文学评论家的角色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贡献1.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2.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人才3.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五、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不足与展望1.不足之处2.展望未来发展篇1正文一、引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是一段充满变革、发展与挑战的历程。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逐步走向现代化。
本文将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特点、贡献以及不足与展望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1）五四运动至建国前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标志着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
在这一时期，众多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如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建国后，我国文学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文学制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强调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创作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也有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诞生。
（3）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文学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逐渐多元化，各种文学流派和作品层出不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样，文学奖项的设立以及作家、文学评论家的角色日益明确，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繁荣发展。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特点（1）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
从五四运动至建国后，再到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文学流派的发展与变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如新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
当代文学概念的历史特征：一、政治性：具有政治性的文化形态：文艺为政治服务——“五个一过程”二、组织化：组织化文化体制的确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统一性：文学艺术精神高度统一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和孕育形成的母体。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的。
还有，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与发展，还离不开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的滋养和对外国文学长处的学习借鉴。
当代文学成就第一、题材内容不断扩大，无限广阔第二、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姿多彩第三、表现形式与手法日益多样化第四、形成了一支层次丰富、老中青结合的作家队伍当代文学分期1、三分法：A：1949——1978为第一阶段，以工农兵文学思潮为主。
B：1978——1989：第二阶段，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仍带有强烈的共名化特征。
C：90年代——至今：第三阶段，文学进入无名化时期。
2、三分法：A：1949——1966：十七年文学。
B：1966——1976：文革文学。
C：1978——至今：新时期文学。
3、二分法：A：1949 ——1976“前二十七年”和1976—今“社会主义新时期4、四分法：A：1949——1966：十七年文学。
B：1966——1976：文革文学。
C：1978——1989：80年代文学。
D：90年代——至今：文学的无名化阶段十七年的文学：总的倾向是还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主义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谱遍存在，以及民族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
表现在文学上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在文学的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知识分子，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
当代文学的各个时期发展概况创作上：多数作家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的政治目的性和功利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刘巍
【期刊名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4)002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70年的时间里已完成了80部之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无可推卸地成为了文学史编撰的先导与模本,既是对前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该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兼容了"人本"、"激情"等学科化特色;
确立了文学史的体制化和话语权威;提供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评的标准;也留给我们
一些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当下时势与学术主流之间的困惑与挑战.
【总页数】4页(P26-29)
【作者】刘巍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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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肩负的使命演变摘要：文学是与时代、社会和生活紧密联系的。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呼应时局变化，勇于肩负起时代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它将会很好地阐释文学的题中之义，即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历史关怀。
;政治意识;人文性;演变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7-0000-01中国当代文学在60多年的沧桑演进中，受到历史、现实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整体走向和过程充满了曲折和不稳定性。
在审视这一门学科时，要结合时代、逻辑来进行思路的展开。
它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诞生，适应文学变革的需要，正视并且践行自己的社会职责。
它的发展，既有共同的时代影响，共同的创作风貌，又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显示出不相同的阶段性特征。
它是一个时代的镜像，是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负有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职责，但在特定的状况下，会被赋予那个情境所需的责任，承担与以往不同的使命。
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文革时，达到了顶峰。
这一现象的形成，与中国当代文学所形成的特殊环境有关。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
社会政治的这种变革，并不一定导致文学内在形态的变化。
但是，在一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文学对于政治的工具性地位的主张又支配着文学界的情况下，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也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剧烈错动，发生了文学的“转折”。
”1］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必须选择的手段之一。
“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
”2］点，它指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制定了关于文学的一系列规范性纲要和具体细则。
文学活动开始趋向于一体化、政治化、体制化。
于是，文学肩负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努力呼应时局的变化，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进而向社会政治生活倾斜。
文学体制一体化名词解释
一体化:所谓文学体制是指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场域，是文学的观念、思想、语言、形式等审美形式背后的复杂的制度性因素。
当代文学体制的一体化即这一时期的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都是高度一体化、组织化的。
“文学一体化”指的是:文学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作的规范化。
首先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其次对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总结，把解放区主流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今后发展的范例。
第三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文联。
其中，中国作家协会最为重要。
文学体制一体化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可以不用多了解，但是一定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个词语。
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它是相对于“现代文学”而言的。
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定义特指194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大陆文学”。
但从整体上看，它是由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所构成，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陆文学为主体，是迄今仍处在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学。
四分法：第一时期（1949年—1966年），建国初的十七年，习惯称为“十七年文学”，初步形成当代文学格局。
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
第二时期（1966年—1976年），为“文革”十年，是极左路线猖獗时期，称为“文革文学”。
把社会主义“十七年”甚至五四文学的传统和成绩破坏殆尽，形成了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
第三时期（1978年—1989年），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即当代文学繁荣发展时期，也称“80年代文学”或者“新时期文学”。
特别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之后，该时期文学思潮涌动频繁，文学事业不仅朝气蓬勃，且发展迅速。
第四时期（90年代——至今），文学的“无名化”“大众化”时期。
其“无名”特征体现在：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代表市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迅速崛起，多种文学形式走向并存，表达出多元化、多向度的价值取向。
1、90年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贾平凹的《废都》风波、王硕现象王朔现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界、影视界、评论界、出版界共同掀起了“王朔热”，其创作的“痞子文学”诸小说中塑造出一个“顽主”形象系列，以调侃、嘲谑、反叛权威、亵渎神圣、拆解理想与崇高为主要特征，以反文化的姿态公然背离传统价值体系，体现了90年代文学的芜杂与多面性。
2、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大丰收（第三次长篇小说高潮）：9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日趋多样，精神价值追求多元化，读者需求和市场对长篇小说需求猛增，作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小说的题材形态更加广泛。
如何理解一体化？所谓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在我的理解中，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第4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
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
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
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
第三，“一体化”所指称的再一方面，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
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
在这一涵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
首先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用“一体化”来说明50至70年代的文学时，“一体化”有时会被看做是一种固定、静态的现象。
在过去写作的一些当代文学史（当然也包括我参加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中，也总会给读者提供静态的历史情境。
翻开这些文学史的第一页，通常就会以确定的语句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宣告了“当代文学”的开端，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强调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两个文学时期之间的“断裂”，即一种新质的文学的诞生。
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转折的必然，它的正当和合乎规律。
论当代文学体制化体制化指的是包括某种规则、习惯、意识和氛围的环境。
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外后，人们本能的反映是想在新的体制内寻找旧的体制拘束。
人类这种固有的守旧性是非常可怕的，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举个例子说，儒家思想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化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它对中国的影响是如容置疑的，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了，也就是说，在中国它已经是不可磨灭的了。
当然，在这里说的并不仅仅指的是思想，我想重点谈的是当代文学的体制化。
而文学当然也有尤其特殊的内涵，文学体制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组织制度意义出发的，具体表示文学的组织制度化。
这种组织制度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特点。
另一种是指文学自身的体制化。
这种体制化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表现形式、文学的审美观念、文学创作方法等发展形成的文学特有的审美价值系统。
这是文学自身的表现系统，标志着文学的自觉与稳定。
这种意义的文学体制化是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说到文学的话，那就不得不提与文学有关的几个名词，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所以当代文学的体制化也绝对分不开这几个方面。
文学体制化的核心是国家的组织制度，而这种组织制度所代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强制力量。
这种强制力量有无形的精神力量，如意识形态权威的影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也有有形的物质力量，如文学生产的体制化。
同时，作家个体人格构成的主观因素与这些客观因素相互纠结，最终促成了作家向体制化文学写作的转型。
无论是沈从文写作的终止、巴金积极向意识形态写作的靠拢、何其芳在政治文学之间的困惑、还是丁玲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坚守，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群体，随着时代氛围的变化，自我的文学观念、审美风格发生了变化和转型。
他们文学命运的变化是建国前后文学发展的共同现象，故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探讨的文学现象。
文学体制化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最终完成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
文学体制化的核心是国家的组织制度，而这种组织制度所代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强制力量。
这种强制力量有无形的精神力量，如意识形态权威的影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也有有形的物质力量，如文学生产的体制化。
同时，作家个体人格构成的主观因素与这些客观因素相互纠结，最终促成了作家向体制化文学写作的转型，也就是说作家也开始向体制化方面转型了。
在促成作家转型体制化的原因和力量中，作协有着重要的力量，作协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作家的协会，它在作家中的权威性也是无容置疑的。
“文革”结束后，“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关系中的阶级属性淡去，而“专业属性”突出。
虽然意识形态功能减弱，但“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却保存下来，成为作协的主要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茅盾首次以作协主席身份讲话时，就特别提到作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辅导业余作者：“我们的专业文学工作者数目不大，大概几千，业余的却大得多啰！我想大概上百万吧。
无论工厂、农村、机关，都有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他们要求提高写作水平。
”这样作协的作用和权威性就是在那是建立起来的。
作协的存在使得一些作家缺少自我创作型，在“师傅带徒弟”的影响下，缺少了创新意识。
同时在作协的权威性的笼罩下，作家缺乏了自由创作、自由发表言论的意识，作家纯文学的作品也越来越少了。
在者在文学体制化的影响下，作品也不免与体制化沾上边了。
而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无疑是彰显了作品在体制化阴影下的无奈，虽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帜下，人人要求民主，明面上谁也不会承认有这种制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的确存在着，影响的作家、作品，对作品、作家的体制化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文学体制化的完成是一个综合的运作过程，它首先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及控制程度。
文学体制化有一个过程，它的形成和完成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诉求有着密切关系。
左翼文学的功利诉求为体制化文学确立了基础，随着左翼政权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客观政治环境中的最终确立，文学体制化也随之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裹挟着权威意识形态的强大动力，文学逐步完成了系统的政治体制化建构。
文学政治体制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始于1942年并相继开展的延安解放区及其他解放区的文学体制化是体制化的开端；始于1944年在国统区展开的对“讲话”的学习与讨论是第二个阶段，始于1949年建国后开展的对全体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文学体制化的第三阶段。
至此，文学体制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文学被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任务，这个任务是文学唯一而且重要的任务。
文学政治体制化在文学功能层面形成的规范对作家写作构成了强制性的约束。
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生存环境，对文学审美实现与否可以成为判定某个社会环境文学规范是否实现的尺度。
文学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它从个体创作进入社会性的文化大生产环节，并最终通过市场获得传播，完成读者接受，这是一个文学生产的完整过程。
就普通的创作而言，创作出自作家的自我审美实现的需要；对于优秀作品来说，不止于作家自我情绪的审美实现，还具有对超越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价值及形式美的探索。
而解放区文学及建国之后的文学，对文学政治功利价值的高度强调显然抑制了文学自身的特性，文学的工具性抑制了文学审美系统的实现。
正是这种文学工具论的局限，忽略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审美价值。
文学可以通过其审美价值感染人，影响人的内心世界，但文学并不具有实际的社会功能。
文学不是工具，文学工具性是对文学的拔高，对文学工具性的不断强化是与文学逐步走向体制化一体的。
延安讲话之后的革命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此对文学的存在状态进行研究，不能忽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
借助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较为合理地阐释文学工具论的形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有关文学的社会学分析中，提出“场”的概念，研究文学生存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
布氏指出：“只有对文学场的生成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生成法则，生成法则是作品和写作的源泉。
”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服从文学自身法则的独立领域。
这种独立与否是通过代表社会政治结构的权力场与代表文学结构的文学场之间的控制程度所决定的，也就是文学生产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社会条件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约、经济生产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他认为不同的社会条件对于文学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场。
具有自主性的文学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形成文学的自身法则；而缺乏自主性的文学场，则易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利于文学自身法则的发展。
布氏强调独立文学场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首先，是作家群体的出现。
从文学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具有一定人文科学和修辞学教育，但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和社会保护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艺术的追求，被推向了文学道路。
其次是作家对艺术独立价值的追求：“文学世界作为场而发挥作用，作家的道德义愤在反抗权力场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反抗促使作家的独立逐步得以实现。
……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既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以控制的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接受处于它的功能的内在逻辑中的指令。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主的文学场。
与当权者及其价值观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本系统的理解和尊敬。
作家的创作不服从于权力和市场的需要，而只服从于艺术自身的需要。
他们反对与世俗妥协的实用艺术，也反对依附权力的官方艺术，追求道德自由和文学创新。
这样的文学场倾向于按照独立和有等级差别的两个区分原则组建，这就是保留给生产者的纯生产和满足广大公众需求的大生产之间的根本对立。
统一的文学场主要由纯文学的生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文学大生产组成。
就现代中国作家而言，由于封建帝制的解体，知识分子传统的“仕进”之路被悬置，他们普遍面临着生存价值的重新定位。
现实的生存需要和他们的人文教育背景，使他们选择了文学道路。
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新文坛，多种思潮并存的文化多元状态形成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形成了相对自主的文学场。
如京派与海派以及通俗文学的并立。
即便是左翼文学生产，在30年代初期走的也是政治与市场混杂的道路。
并且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作为权力场的政治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先锋文学。
这种文学场随着30年代国民党政权图书审查制度的推行，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文学场的社会条件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作家创作、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渠道并未彻底改变，因而文学场自身形成的稳定性及作家创作的积习和惯例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制度的超越。
而40至5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及国家文学，文学场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是社会政治的附属，政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观念。
40年代末期，解放区文学日益占有“文学场”的主动权，且这种主动权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得任何形式的文艺审美自主性的寻求，不可避免地构成对政治权威的挑战。
解放区文学改变了此前的文学场的内部构成，40年代的文学场，解放区文学作为权力场的象征资本，构成了文学场的中心，文学场内部的冲突，不再是纯文学生产与文学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文学生产与政治权力场之间的矛盾。
建国前，文学出版基本上是民间意义的。
民营的出版公司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经营，文学生产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纯艺术生产与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相对而言还是属于相对自主状态下的文学生产内部矛盾。
建国后，文学作品的生产、出版和发行及流通被纳入为国家文化生产的一部分。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适时地为出版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了有力措施，在较短时期内对旧中国落后的出版业进行了清理、整顿和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全民所有制的出版机构。
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立和成长，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委员会，中央发布的出版工作指示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显然新中国的出版政策，集中于对民营或私营出版业的公有制改造。
根据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国家对大约1000多家大规模的民营私有出版单位进行收编或实行联营，或对其出版物进行监督和治理。
1952年底，国营出版社已成为出版事业的主体，此时私营出版商还有356家。
1954年开始有步骤地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底，对全国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至此，私营出版业被彻底根除，文学生产被完全体制化。
由于解放后民间的文学生产场被体制化，文学创作对于美学价值探索的纯艺术生产及满足读者阅读需要的文学大生产的结构体系被改变，作品的完成与否取决于政治体制化文学机构的认可，并不借助于读者的阅读。
